菲尔摩的格语法体系解析

陈忠平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菲尔摩的格语法体系解析

陈忠平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菲尔摩的格语法是在生成语法框架下提出的但又不同于生成语法的句法理论。菲尔摩《“格”辨》一文中格、格框架以及深层格等核心概念的提出以及格语法体系的建构，显示菲尔摩创建格语法的目的在于以语义功能角度定义的格为基础来追求语法描写中语义与句法的融合，进而实现对乔姆斯基转换语法的修正；格语法的意义在于开启句法语义的系统研究。

格；格框架；格语法；转换语法

格语法是菲尔摩（Charles C.Fillmore）在20世纪60年代末提出的一种句法分析理论，其理论要旨主要体现在1968年发表的《“格”辨》一文中。文中菲尔摩通过重新定义格概念初步建立了格语法体系，确立了不同于当时转换语法的研究路向。格语法的问世，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激起了学者对句法语义问题的研究兴趣，对其后的理论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翻译等方面的研究具有较重要的参考价值。目前学界还很少对格语法进行较完整的解析，国内较早评介格语法的有胡明扬和杨成凯，二者对学界了解格语法体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但是，他们对菲尔摩构建格语法的主旨缺少比较深入的分析，对格语法产生的背景和格语法后期的变化也没有做出必要的说明。要阐明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菲尔摩格语法体系及其变化进行更为全面深入的解析。

一 格语法的基本概念

菲尔摩撰写《“格”辨》一文，构建格语法体系，正是在以乔姆斯基为代表的转换生成学派稳步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在语言形式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上，该派认为“意义作为语法描写的基础相对来说没有用处”[1]，主张语法理论必须抛开意义而以纯形式化为基础，这就是有名的“语法自主观”。在后来的准理论时期，语义内容虽然被转换生成学派纳入进来，但是这部分内容仅限于对句法结构中的深层结构或D-结构进行语义解释，语义和句法仍然是两个独立的组块。

菲尔摩创立的格语法总体上仍属“在生成语法的总框架内设计的一种语法分析方法”[2]。它沿用了转换语法中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概念，同样实行深层结构到表层结构的转换操作，但格语法与生成语法的不同在于它试图在语法描写中将语义与句法融合起来，并借此来推动句法共性研究。为了实现这一目的，菲尔摩选择了传统语法中的格为突破口，尝试构建自己独特的语法体系，这也是“格语法”名称的由来。传统语法中，格一般被视为依附于名词的区别性标记，表示句中带该标记的名词与句子其它部分之间具有某种可识别的语法或语义联系。《“格”辨》中，菲尔摩受到格林伯格（Greenberg）关于格用法跨语言比较论述的启发，察觉到格的语义功能在有格或无格语言中的普遍性特征，因此摈弃了传统的观点，对格进行了全新的定义。他认为格是一种“底层句法-语义关系”[3]21，又称“格关系”，格的表现方式则称为“格形式”。《“格”辨》中菲尔摩明确列出了施事格、工具格、与格、使成格、处所格和客体格共6种格，并表示还可以增加其它格。《“格”辨》发表之后，格的数目的确有所变化。例如，菲尔摩在分析格语法的问题一文中讨论了8种格[4]，后来格又一度减少到5种。不仅格的数目难以确定，其名称前后也有不同，《“格”辨》中的格在名称上比较接近传统的格，但随后格名称逐渐摆脱了传统格的影响，“语义上更加透明，不易与传统的格名称混淆”[5]，且目前在语义分析中仍广为应用。

格语法将格关系视为语法理论中的基元概念。在菲尔摩看来，从语义功能上定义的格不管其表现形式如何，是“一组具有普遍性的，也许是人类内在的概念，反映人类对生活中发生的各类事件所作的判断”[3]24，可以进行跨语言比较。基于这样一种观点，菲尔摩将其引入到句子深层结构中，提出句子“在底层是由动词和一个或多个名词短语构成，且每一个名词短语与动词都处于特定的格关系中”[3]20。因此，格在格语法中也就自然被称为深层格，其语义功能确立了它在格语法中的基础地位，对此菲尔摩也反复予以说明。他多次使用“语义深层结构”、“深层结构的‘最深层’”、“更深的深层结构”、“小句结构最深层”等术语论述格关系，目的就是将格关系定位于格语法体系中的语义深层结构，以区别于转换生成语法中的深层结构，而后者菲尔摩认为只是“位于经验上可发现的语义深层结构和可直接观察的表层结构之间”，与音位一样“属于一个人为的中间分析层次”，“其属性多涉及语法学家的方法论问题而无关语言本质”[3]88。显然，格语法中的深层结构不同于生成语法中由词库经一系列推导过程而产生的深层结构，这样的差异可以视为格语法和生成语法的最大分歧。

格语法中，由一个语句所含所有格关系组合而成的格框架也是一个重要概念。格语法认为，格框架在深层结构表现为语句表达的命题，而完整的深层结构则包括命题与情态。菲尔摩在《“格”辨》中重点论述了作为命题的格框架。依照他的论述，若语句中主动词使用run，则存在格框架[____施事格]；若主动词使用give，则格框架为[____客体格+与格+施事格]。菲尔摩认为，根据各种不同类型的格框架可以确立起一些具有普遍性的语句类型，而动词也可以进入到不同格框架而划分出各种类别。这样的分析思路，类似于配价语法中对动词的配价分析。但是，菲尔摩也意识到格框架和动词分类的复杂性。例如，动词open会因句法表现不同而进入到以下不同的格框架：[____客体格+工具格+施事格]，[____客体格 +工具格]，[____客体格]等。为解决这一问题，菲尔摩在格框架中通过增加选择项将上述不同格框架整合起来，那么open原来可以进入的多个格框架就可以统一表述为[____客体格（工具格）（施事格）]。菲尔摩进一步认为，格语法可以通过采用类似的格框架以及在转换过程中产生句子主语的方法减少词库中的语义描写量[3]29。也就是说，尽管动词open在不同语句中句法表现不一，但语义上它仍然可以得到统一的描写，因此词库中无需将它列为不同词条来进行语义解释。这一点，也是格语法与生成语法不同的地方。

二 格语法的表征体系

格框架的确立为格语法的表征体系奠定了基础。格语法沿用当时生成语法的转换思路，初步说明了句子深层结构到表层形式的实现过程及其表征方法。格语法中，每一种格在深层结构均被表征为“K+名词词组”，其中K为各种格的统一标记形式，该形式在不同语言中实现途径不一，英语中它是通过不同的介词来实现的。另外，如前所述，语句中由不同深层格组成的格框架构成句子的命题成分P，P最后与情态M相结合，这样就组成了一个语句的语义深层结构。例如，对于句子John gave the books tomy brother来说，其深层结构中的P可以表征为：[give[O[[K[φ]][NP[the book]]]][D[[K[to]][NP[my brother]]]][A[[K[by]][NP[John]]]]]。该部分语义深层结构要经过一系列的转换机制才能成为句子的表层结构，深层格也才能转换为表层格形式。《“格”辨》中提到的转换机制主要有表层格形式的选择、动词信息记录、主语化、宾语化、词序调整及名词化[3]32。

格语法转换机制显示，语义深层结构向表层结构转换时，与句子表层结构中的主语、宾语等的语法关系紧密。菲尔摩认为，英语中每个语句都必须具有主语这一语法关系，因此他在《“格”辨》中首先讨论的也是深层格向表层句子主语转换的关系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条有名的主语选择规则，即“若（深层结构中）有施事格，则施事格为主语；若没有施事格但有工具格，则工具格为主语；若既没有施事格也没有工具格，则客体格为主语。”[3]33依据该规则，上述深层结构中能做表层主语的首选对象是施事格。英语中，深层格向表层格转换的途径主要是语序和前置词，那么该施事格要成为句子的表层主语还需经过主语前置、格标记删除等多个转换步骤。本文限于篇幅，对各类转换机制不一一介绍。

格语法表征体系是菲尔摩构建格语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惜的是，该表征体系在《“格”辨》一文中提出之后未得到进一步完善，而《“格”辨》中提到的话题/说明、量化以及状语的表征等问题，菲尔摩也无力解决。因此，尚在构建中的格语法体系遭遇外界的质疑就在所难免了。

三 格语法的问题及其后期的认知转向

《“格”辩》发表后格语法遭遇了各种质疑。首先，如何确立一组具有普遍性的格成为摆在格语法面前的一道难题。哈德斯顿（Huddleston）从格的分类原则和标准两方面对格语法提出批评。他认为，依照菲尔摩对格的划分，下面（1）、（2）中的名词短语John和the snow分别属于与格和客体格，但实际上它们二者应划归为同一类型的格，这是因为对格的认定应基于名词短语和动词之间的格关系，而不应受到事物本身属性的影响[6]。

（1）John died.

（2）The snowmelted.

菲尔摩虽然对上述质疑做了回应，在格的确立方面也进行了细致的思索和探讨，但仍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分类标准。

其次，深层结构的取舍是格语法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菲尔摩虽然沿袭了转换语法的分析思路，但在格语法体系建构中，他试图撇开句法深层结构而确立语义深层结构，这一做法受到了安德逊（Anderson）等人的强烈批评。安德逊捍卫句法深层结构的合理性，认为只有该结构才是一个为语义解释规则提供输入的合适层级。在他看来，下面两句中thewall由句法位置不同而产生的意义差别，应归结为深层结构中的不同语义解释，即（3）中的the wall可给予部分性解读（partitive interpretation），（4）中的thewall因做宾语则应给予整体性解读（holistic interpretation）[7]。

（3）John smeared painton thewall.

（4）John smeared thewallwith paint.

另外，前文提到的格语法的表征体系也是菲尔摩要面对的一个难题。所有这些问题，菲尔摩一直未能在格语法体系中提出解决办法，最终导致了格语法日渐式微的命运。

针对外界的质疑，菲尔摩主要是在1977年《再论“格”辩》（下文简称《再论》）中给予回应。该文中，菲尔摩承认格语法理论存在许多不足，并坦言对于格的定义和分类问题也无法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过，他也指出自己将在语法关系理论和语义理论中对格的作用给出新的解释。为此，菲尔摩在《再论》中提出了一个关于意义的新口号——“意义与场景关联”[8]59。关于该口号中的场景概念，菲尔摩早在《再论》之前已做了一番论述，它“包括现实的视觉场景，也包括从文化、社会机构、个人体验中抽离出来的各种标准场景”[9]，后一类场景更多地与人类通过认知活动建立的各种概念性图式相通，现在它们和语言的意义关联起来，代表了意义研究的一种新路向。显然，这里的新口号继承了格语法中对格的来源的论述，突出了语言的意义与人类生活体验之间的紧密联系，这与当时盛行的将意义视为语言形式与客观世界之间对应关系的客观主义语义学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对比。

为了破解格语法的困局，菲尔摩提出，格的概念从语义角度来看关涉语句的语义本质，从语法角度来说则有助于说明句子成分的句法功能。但是，语法理论要实现更充分的解释，还需要一个新的层面来说明为什么话语中的某些成分会充当主语、宾语等核心语法关系。这一问题的提出，标志着菲尔摩开始脱离转换语法的分析思路，向语言系统之外寻求解释。为了解答上述问题，菲尔摩基于卡茨句子三种功能理论[10]提出了考察语句功能的第四个维度：定位和视角[8]60。《再论》中菲尔摩重点论述了视角，它是相对场景而言的，说话人基于视角可以将场景信息区分为“视角内”和“视角外”内容，即对场景内容进行“信息的视角化组织”[8]60-61。《再论》虽然试图在意义场景观中为格理论找到一席之地，但却重点关注场景、视角和句子语法关系这三者之间的连接互动。显然，这种新的研究思路突出人的认知能力与语法功能之间的紧密联系，将语言研究引向了认知路向，原来格语法中较微观的语义格分析已不再处于重要地位。

实际上，在菲尔摩的意义口号提出之前，也就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正值第二代认知科学兴起，学者们多用框架、图式等概念来谈论知识表征。在这种背景之下，菲尔摩开始关注语言的意义及其理解问题，并将语言系统与场景、框架等概念联系起来，逐步创立框架语义学。回顾菲尔摩从格语法到框架语义学的这种研究转型，可以发现，菲尔摩在《再论》中提出意义新口号，实质上是要以框架语义学的思路来破解格语法留下的困局，只是这种新思路不再以完善格语法体系为目的，而是要试图发掘并阐述人类认知能力在语言编码中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再论》一文进一步明确了菲尔摩语言研究的认知路向。

四 格语法的理论贡献

格语法虽然在《“格”辨》之后没有得到进一步完善，但它从重新定义传统语法中的格出发，探索建立一种句法分析的新模式，试图发现一个语义上可以证明的普遍句法理论，因此代表了一种不同于乔姆斯基“语法自主观”的理论取向。这种努力在转换语法处于逐步上升的时期，显示了菲尔摩独特的洞察力，极大地丰富了句法研究。格语法以一组基于人类生活体验的格概念对句子的意义进行描写，“直觉上更符合说话人对各类事件的判断”[8]61，这种将意义和句法相融合的思路，可视为语言研究认知取向的萌芽,而从语义功能角度定义的格也成为后来句义研究中“语义角色”的滥觞。在格语法后期，当菲尔摩试图破解格语法困局时，格语法中的这种认知萌芽又进一步发展，最终导致了菲尔摩框架语义学中的认知转向。

格语法对词汇语义研究也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按照格语法的论述，命题中的深层格形成格框架，动词因进入不同格框架而形成不同类别，这与几乎同时期文德勒（Vendler）关于动词分类的研究相比，代表了一种更为精细化的研究方向，也因此推动了动词配价研究。

综上所述，格语法虽然只是菲尔摩的一个初创成果，但它的影响不容忽视。它以语义功能上定义的格为起点，试图对转换语法提出修正，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句法理论。尽管其创立的格语法体系还不尽完美，或者说只留下一个残局，但是，“在所有学科的各个发展阶段，寻找重要的概念和分类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学科领域的初创阶段尤其如此”[11]，格语法就正是语言研究历程中的这样一个颇具开创性的组成部分，它将意义和句法相结合的研究思路，为后来的研究者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1]Chomsky，N.Syntactic Structures[M].Mouton deGruyter,1957:101.

[2]戴维·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M].沈家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50.

[3]菲尔摩，C.The case for case[M]//E.Bach&R.Harms(eds.).Universals in Linguistic Theory.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8:1-88.

[4]菲尔摩，C.Some problems for case grammar[M]//R.O’Brien(ed.).Reportof the 22nd Annual Roundtable Meeting on Linguisticsand Language Studies.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1971:38-53.

[5]Blake，B.Case[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01:62.

[6]Huddleston，R.Some remarks on case-grammar[J].Linguistic Inquiry,1970,1(4):501-511.

[7]Anderson，S.On the role of deep structure in semantic interpretation[J].Foundationsof Language,1971,7（3）:389-392.

[8]菲尔摩，C.The Case for Case Reopened[M]//P.Cole&J.Sadock（eds.）.Syntax and Semantics（Vol.8）:GrammaticalRelations.New York:AcademicPress,1977:59-81.

[9]菲尔摩，C.An alternative to checklist theories ofmeaning[M]//C.Cogen,H.Thompson,G.Thurgood,K.Whistler,J.Wright（eds.）.Proceedings of the First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5:123-131.

[10]Katz，J.Semantic Theory[M].New York:Harper&Row,1972:113.

[11]Sanders，G.,Wirth，J.R.Discourse,Pragmatics,and Linguistic Form[M]//J.R.Wirth（ed.）.Beyond the Sentence:Discourse and Sentential Form.Ann Arbor:Karoma Publishers,1985:1-19.

Exploring Fillmore’sCaseGrammar

CHEN Zhong-ping
（Collegeof Foreign Languages,Hunan NormalUniversity,Changsha 410081,China）

Though proposed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ransformationalgrammar,Fillmore’s case grammar differs from itinmanyways.A close look at the key notions in The Case for Case and the framework of case grammar shows that Fillmore’s purpose in formulating case grammar is to combine semantics and syntax in grammar description based on semantically defined cases and hence give amodification to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The significance of casegrammar lies in itsattemptatsystematic integration ofsyntaxand semantics.

case;case frame;casegrammar;transformationalgrammar

H04

A

1674-9014（2012）04-0122-04

2012-02-07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菲尔摩语义理论发展研究”（11WLH38）。

陈忠平，男，湖南慈利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认知语义学和认知语法。

刘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