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信到恐惧：由高新技术事故引发的思考

葛勇义

(安徽财经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安徽 蚌埠 233030)

2011年，日本和中国分别出现了两件与高技术相关的重要事件，引起公众广泛的关注。发生在日本的大地震，不仅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的人生财产的损害，危机过后人们的视角更集中于对于泄露的核反应堆的处理之上。地震的灾难演变为人类对技术的恐惧(当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技术，而是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核能技术)。而“7·23”中国高铁事故，则直接将人们的目光牵引至技术本身，以及对技术的控制方面。自然本身拥有强大的力量，在这次地震中显露无疑。人们应对危机理应表现出来的更强大的力量，却处于相对值得怀疑的地步。核电站的事故，将公众的意见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阵营，分别拥护和反对核电站的继续运转与建设，而高铁事故，也孕育了类似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事件，导致世界范围的两种不同意见的同时出现，这是意料之外的，也是意料之中的。

所谓意料之外，指的是在这个科技领航的时代，技术的负面效应虽然层出不穷，但依然无法与技术给我们带来的福祉相匹敌，人们已经习惯于高新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又一个惊喜，从而满足我们一个接一个的欲望。这时候出现普遍的反对的声音，不能说不出乎意料了。而所谓意料之中，在于这次事故毕竟将人们从沉睡中，从对高新科技的一味迷恋中催醒。通过这两个事件，人们又想起“科技是一把双刃剑”这个警告，想到这个问题其实从来都没有过得到合理的解释与解决。本文的目的，是藉两次事故发生的契机，对历来人们关于技术的思考结果做一个简单的整理，让技术之思考的历史成为一面我们观望技术的镜子，从而尽量使得人们不那么经常地处于意料之外，不再经历从自信到恐惧的巨大心理动荡。本文的逻辑，是通过分析技术引发恐惧的深层次原因，分别论述人们关于技术的态度、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技术的控制等主要观点。

一、关于技术的态度

关于这两次事故的影响，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直接经济上的损失、身体上的损伤、家庭的残缺以及环境的被破坏等等。从历史的角度说，这些都可能是短暂的，并且是局部的，毕竟这只是一个特定的时空内发生的事件，随着时间推移将会被遗忘。唯一持久且广泛的影响，可能莫过于这场事故给人们(不仅指事故的直接经历者)，带来的心灵上的各种震撼。而种种震撼当中，最突出的大概便是人们对于事故直接的或可能的后果所产生的恐惧。

这种恐惧来自何处？当然来自对其后果的一种认识。一旦人们认识到事故所产生的后果超出人们的控制范围并具有毁掉包括自身在内的一切的力量之时，人们便会自然地产生恐惧的心理。核能的力量，不仅通过核电站的形式，更主要的是已经通过日本本土上曾经爆炸过的两颗原子弹得到了证实。人们相信这种力量的作用，但却长期以来一直自信地借助这种力量来发展自身。直到人们认为这种力量已经变得不那么易于掌控之时，意识到这种力量可能伤害到人类自身的时候，方才深深地感到恐惧。机车的残骸、死难者的遗容和亲属的悲痛，莫不显示在技术时代，生命的脆弱。这种可以预料到的随时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加重了人们对于技术、对于未来的恐惧。马利坦已经预见，原子科技的发展，使人们意识到科技可能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灾难，使人们不由得产生恐惧心理 。[1]这种从自信到恐惧的心理的变化不是没有理由的，从技术哲学的角度说，这种变化是对于技术的心理态度的转变，是从一种叫“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向“技术悲观主义”的态度的转变。

何谓技术乐观主义？起初是指人们对于技术所持有的一种态度，现代才发展为一种广泛的思潮，其“实质是‘技术崇拜’或‘技术救世主义’，其基本特征就是把技术理想化、绝对化或神圣化，视技术进步为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和根本动力”。[2](P14)技术乐观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有其自身的历史。随着自然哲学的诞生，相应地就产生了对于技术的态度。如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就把人类的制造活动分为“教化技艺”与“构造技艺”两种，认为techne是使得人类生活变得美好的一种手段。欧洲启蒙运动之后，自然科学的急速发展，更使得这种态度趋于普遍。如培根、霍布斯、笛卡尔、圣西门等人盛赞技术的作用，培根则有“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20世纪以来，类似的乐观主义态度不断被人们所采纳，尤其在知识分子中，科技的乐观主义态度成为时代的主流。譬如，哲学家卡普，曾经就将技术看作是人类骨骼和器官的向外的延长和投影。在其看来，技术的本质其实是人类自我拯救的手段。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系统阐述了“后工业社会”概念及理论，在以所有制和科学技术为轴心混合发展的后工业社会里，创造业让位于服务业，专家与白领的作用日益突出，知识及信息的价值越来越大。

从技术乐观主义的发展史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这种乐观主义经历了从技艺(techne)乐观主义到技术乐观主义再到科学技术乐观主义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从对直观的技术手段的推崇发展到对于抽象的科学知识的信仰，所以说，唯科学主义思潮也发端于技术乐观主义，是技术乐观主义的一个变体。另外，随着技术的发展，其负面效应也逐渐引起人们注意，但受技术乐观主义的影响，但却没有得到大多数人足够的重视，比如哲学家卡恩曾经就持有这样的观点：生态问题不过是杞人忧天，因为相对于地球而言，可供开发的空间其实还很大。将来，随着更高的技术的出现，人们完全可以对现有的资源、能源以及尚未发现的资源和能源进行加工和利用，由此可以解决技术的负面效应。赞同核能利用的人们，也基于同样一种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即技术不能解决的问题在将来一定可以被解决，随着人类对于核科学以及核技术的进一步认识，人们完全可以控制它可能造成的负作用，社会依然会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继续进步和发展。技术曾经的贡献，给人类带来了理所应当的强大自信。

不错，的确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按照辩证法的观点，核技术就是如此不断发展的；但人们有没有考虑过，这种“试错式的”发展模式潜在的后果却是以毁灭人类作为代价的。我们要承担的风险是不是太大？大到难以承受的地步！有一部分人如此提问，因此有了另外一种关于技术的态度：技术悲观主义。按照词典的解释，技术悲观主义也是反技术主义，认为技术的发展史违背人类本性的，它的成长意味着人类的倒退和灾难。[3](P216)乐观与悲观本是对立的两面，互为条件而存在，因此，技术悲观主义的历史与技术乐观主义的历史几乎一样的长。

与乐观主义起源于西方不同的是，技术悲观主义首先见于以强调“形而上”之思为专长的中国古代社会。庄子曾云：有机械必有机事，有机事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他首先看到的是技术对精神的负面影响，进而联想到对社会产生的破坏作用。欧洲中世纪对于新兴自然科学的抨击与压制，也应当出于同样的思维方式，只不过在这里“道”变成了“上帝”。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悲观主义发端于启蒙运动之后，卢梭一马当先对科学技术发出挑战，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建立于技术的发生之时，因此人类应该抛弃技术、回归野蛮时代，这种思想具有典型的浪漫主义色彩，因而并不被崇尚理性的现代人普遍接受，人们依然沉浸于技术乐观主义之中。随着技术的负面相应愈来愈显著，更多的人开始理性地思考这个问题。20世纪开始，胡塞尔发现了科学的危机，海德格尔思考技术的“座架”本质，斯本格勒早在20世纪初就勾勒出了西方世界的没落；阿多诺提出启蒙的辩证法；马尔库塞则揭示了这个由虚假需要操纵的“单面社会”。随着上述哲学家的思考，现实中出现了人口膨胀、地球表面和大气污染以及能源短缺等问题，使得类似的技术悲观主义思潮一时间占据了意识的主导地位。例如，60年代卡逊的《寂静的春天》一书的出版，就描述了农药等现代技术给人们带来的危险。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则严厉地批判了西方对经济增长的狂热追求，并预言全球问题可能导致社会的崩溃。

总之，不管具体形式如何，在技术悲观主义看来，一方面，高速发展的现代技术对地球的利用方式已经造成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匮乏，同时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不可形容的危险，然而，这是无法克服避免的；另一方面，技术的推崇甚至导致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从科学技术领域扩散至包括政治、经济甚至人类生活在内的所有社会领域，“技术发展逐渐朝向剥夺人的自由的全面技术官僚化和技术综合体”。[4]如此，人类社会最终面临的不是发展与进步，而是作茧自缚或毁灭。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寄希望于卢梭曾经提出的方案，回归至没有遭受技术“污染”的人类纯正时代。当然，这是不太可能实现的。因此有学者指出，技术悲观主义这种现代忧患意识，“是一种主动的、有意识的反思，是在理性引导下的、对人类未来精神家园的呵护”。[5]从上面的简述中可以看出，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产生于对技术后果的认识，虽然态度截然不同，但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它们都关注技术是否能被控制这个事实。日本核电站事故发生之后，出现的全球范围的关于核能技术的两种对立的态度，即根植于此；国内高铁事故之后，政府及公众舆论中出现的两种不同声音，也是建立在这个事实基础之上。而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不能绕过技术是什么这样一个形而上学的古老问题，也就是技术的本质的问题。因为，在不知道技术究竟为何物、是如何形成的情况下，就无法洞察它的形成机制、无法了解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在这种情形下，直接讨论对它的控制问题，未免有点操之过急了。

二、技术与社会的关系

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不仅都关注技术是否能够被控制这个事实，而且它们对这个问题的解答思路也是相同的，只不过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前者认为，技术造成的灾难性后果，自有新的技术去解决；后者基本赞同这个观点，但走得更远了点：那么新技术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如何得以解决呢？万一无法在恰当的时候出现最新的技术，人们只能束手无策，任由灾难发展吗？

事实上，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却有着一个共同的基础，“技术乐观主义与技术悲观主义一样，都陷入‘一元线性历史观’的窠臼”。[2](P17)他们只看到了技术本身的力量，却忽略了技术是由人发明创造及运用的这个事实，仅仅就技术而论技术。这种逻辑思路，在技术哲学中被称作“技术决定论”。

“技术决定论”是上世纪20年代由美国学者凡伯伦首先提出的，按照权威的解释，技术决定论是“通常指强调技术的自主性和独立性，认为技术能直接主宰社会命运的一种思想。技术决定论把技术看成是人类无法控制的力量，技术的状况和作用不会因为其他社会因素的 制约而变更；相反，社会制度的性质、社会活动的秩序和人类生活的质量，都单向地、惟一地决定于技术的发展，受技术的制约”。[3](P225)技术决定论两个最为核心的信条在于，意识强调技术的自主性，技术本身具有的内在发展逻辑决定着整个社会的变迁状况，而是认为这个社会制度的变化或社会的发展都被技术的变化和发展所主宰。奥格本曾经认为，技术发展的逻辑可以用来说明整个人类历史的演变，也就是说，社会形态或制度变化的最终原因取决于技术的演变。他认为，技术的变化导致经济的变化，而经济的变化又导致社会制度的变化。与其类似的是，埃吕尔在《技术的社会》和《技术的规则》两部著作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即技术处于自我决定的本性，它可以自我增长和扩张，它能导致社会的变革；技术是自主的，不受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在技术与人的关系上，技术会选择人，但人不能选择技术，所以，在自我决定的技术面前，人类缺乏自主性。[6](P216)迈耶尔也认为所有的事物都被自主性的技术规范、甚至连社会人都逐渐被归结为可计量、可制作、功能化东西。最后的结果便是在技术面前，人丧失了个性、自由而走向被技术同一化的结局。[7]当代著名的技术哲学家温纳则认为，与人类盲目的自信相反的是，在这个世界上，不是技术适应人类的需求，相反却是人类不得不迎合技术发展的需求，这就是著名的“反向适应”的概念。当然，从技术对社会作用的大小来说，技术决定论有“强的”和“弱的”技术决定论之分，前者推崇技术人工物，而后者却推崇技术专家，推崇技术规则；从表现形式来说，有“技术自主论”、“媒体决定论”和“技术统治论”三种不同的名词，这被看作技术决定论的三重“面孔”。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或社会形成论源于知识社会学。经历了从知识社会学到科学知识社会学至技术社会学的变化过程，约于上世纪80年代在欧洲出现并形成统一的范式。与技术决定论强调技术的“自主性”相反，它恰恰反对技术具有的“自主性”。

技术的社会建构论主要有三种理论方法：第一，社会建构主义方法。采用这种方法的人们认为，技术上的成功未必只是技术的问题，也可能是相应的环境所造成的。第二，技术的系统理论。在这种理论看来，技术研究不单是技术专家的事务，整个生产和社会、政治以及经济的环境都可能决定技术的成败。因此，技术不能就技术本身来考察，而应该纳入一个更大的背景之中。第三，行动者网络理论。法国的技术学家卡隆用“行动者”作为核心概念来解释科技与其相关者构成的社会，更加强调一种双向的互动关系：技术与社会不应该被视为单纯的两极，它们事实上组建了一个相互渗透的网络。不存在着外部的与内部的(即社会的/技术的)二元对立与区分。与形而上学的技术哲学不同的是，上述三种理论方法都强调突破技术这个“无缝之网”，要求从技术的内部研究技术发展的过程。在他们看来，技术的自然因素不能够单独地决定技术的命运，作为背景的社会因素才能够说明技术的发展轨迹的成因。

综上所述，技术决定论者将技术看作是社会变迁的唯一变量，认为技术的变迁是导致社会变迁的最根本的原因；与此相反，在技术的社会建构者看来，社会因素与技术因素相比较，有着相同或更高的作用。从技术决定论看，技术发展是一种“线性模式”，而在建构论者看来，技术发展遵循的是“多向模式”。技术人工制品的意义是由相关社会群体赋予的，人工制品是社会群体“磋商”的结果。技术是一个社会范畴、社会行动和社会过程。

在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上，技术决定论意识到了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这点是正确的，但却走了极端。由于人类依靠技术获得了巨大胜利，在摆脱自然的奴役、征服自然的同时，也改变和征服了社会，因此出现了技术可以决定社会的这种幻想，这是产生技术乐观主义的思想根源。随着技术的力量日趋强大，以致技术的结果往往与人们的目的相背离之时，技术改变和控制社会的希望不免落空，对此现象反思的结果导致另外一个极端，认为一切技术都建构于社会力量，受控于社会各因素的整体作用，从而否定了技术的能动性质。对于这种观点，著名技术哲学家陈昌曙先生早已指出其逻辑历史中存在的错误。在他看来，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虽有可取之处，但是社会在建构技术的同时，不能不考虑技术本身的因素。相反，从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因为，“技术对社会的建构作用，包括技术造就了不同的历史时代……所有这些时代都不是社会建构出来的，都是技术决定的”。[8]在他看来，就技术的决定论和建构论二者而言，任何一个极端可能都是不符合事实的。技术的自然因素虽然很重要，但社会性总是无法摆脱其自然属性而独立存在，因此，“社会之所以要建构技术从根本上取决于技术的作用和意义，如果技术对社会历史没有很重大的作用，就必然会去建构别的什么东西”。[8]

由此，从逻辑的角度看，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应当以技术决定论为基础，而技术决定论当时技术社会建构理论得以成立的前提，二者不可独立存在和发生作用。当下的技术-社会关系的确立，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只看见一个方面，势必无法合理地解释技术社会的整体意义。那么，在这个技术-社会关系构建的现实中，如何把握技术，使技术的结果与社会的目的得到有效的统一，成为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这实质上涉及的是一个技术的控制问题，事实上，“从卢梭开始，一直到现在，控制技术的负面效应问题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在技术哲学界，继技术无政府主义、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之后，更是出现了一种新的技术理念——技术控制主义”。[9]

三、技术的控制

“生物的基因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随着人类的出现，这一进化过程发生了逆转。人类通过改变环境来适应自己的基因，而不再是改变自身的基因去适应环境”。[10](P5)这里，改变环境所使用的工具，就是今天意义上的技术手段。改变环境，首先意味着在人与环境的对象性关系中，不仅要控制对象，也要控制人们使用的工具。使技术作用的后果更大限度地与技术使用者的目的相吻合。从这项工作的历史发展来看，人类并不是全然成功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技术不很发达，技术失控的后果也不是很严重，只是涉及到个人或人类社会的局部，相比之下，现代社会技术失控的后果就要严重得多。技术失控的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将会危及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破坏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11]

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从表面来看，“关键问题似乎在于，在技术变革和使之成为必需的社会变革之间，存在一个时间差。造成这个时间差的原因在于：技术变革能提高生产率和生活水平，所以很受欢迎，且很快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也就易遭到抵制”。[10](P7)其实我们还可以向下进一步地思考，技术变革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社会变革的深层次原因又是什么？无论如何还原，技术的变革无法脱离技术本身，社会变革无法摆脱人的因素。所以，技术与技术的使用者是技术-社会活动不可被还原的两种现象学残余物。因此，对技术和技术的使用者的理解和说明，能够帮助我们了解上述的困境。

按照陈昌曙教授所提供的思路，技术和技术的使用者分别象征着技术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技术的自然属性导致技术决定论的存在，而技术的社会属性必然关注于技术的社会建构问题，因其主要通过技术使用者而表现。那么，要做到对技术的控制，一方面要从对技术本身加以控制，这需要关于技术的科学知识。另一方面，也应当对技术使用者本身加以限制，这需要政治、伦理、法律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而这两种知识的区别与不可调协的性质，必然使得对于如何控制技术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建立在技术决定论基础上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们，相信科学知识的发展必能解决技术运用中的一切问题，也包括造成的社会问题；同样建立在技术决定论基础上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对于技术的科学知识的把握程度还是有很大怀疑的。而社会建构论的拥趸者，几乎都持有技术乐观主义的态度，因为他们相信技术本身只是更加强大的社会力量下的一个被动的产品。即便存在一些悲观主义的技术的社会建构论者，他们所担忧的也是技术使用者所依赖的社会政治制度、法律思想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缺乏。

相应地，对技术的控制主要是从这样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从自然属性入手，注重技术的自然科学知识。二是从社会属性入手，关注技术的政治、技术的伦理、技术的立法、人们的思想观念方面等等。当然，这些方面可以同时进行，而且相互之间有融会贯通的可能。例如，在注重技术的科学知识的同时，必然表现出某种专家治国的倾向，而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又离不开技术制造者和传播者们的技术知识。具体的技术控制的尝试大致有下面几种实践。

(一)基于自然科学知识的科技的控制功能

传统上技术始终被看做是科学知识的应用，事实上，现代技术的确如此。因此，通过对科学知识的全面掌握，是解决技术不良后果的最基本途径之一，这是技术乐观主义的解决途径。在历史上，马克思曾经就提出利用科学技术来控制技术负面效应的设想。基于温和的技术决定论的立场，陈昌曙教授也认为技术具有克服技术负面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实现对技术控制的能力。他曾经用技术的生态价值为例，说明技术在生态方面同时具有建设和破坏的作用。通过这种途径达到技术的控制，这种控制活动就应当贯穿于技术的发明、创新、使用及管理等整个环节。考察科学知识对技术后果的充实程度、技术技能对技术的完善程度以及技术的扩散和使用中的各种科技知识的储备情况，是技术控制的最基本的保障条件。

然而，仅仅做到这些还远远不够，一方面，科学知识并不就作为技术产生的前提而存在，尤其在当代，技术往往作为科学理论的前导而出现，因此，现有的科学知识难以对出现什么样的技术以及技术所达到的程度做出正确的预测，正是基于此点，技术悲观主义应运而生。另一方面，由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方法论即认识论上的差别，科学知识只能解决技术的“自然属性”层面上的问题，对于技术使用者赋予的技术的“社会属性”层面上问题还缺乏必要的解释能力。对技术实现控制，目的是消除技术后果对人类社会的不良影响，所以，只实现对技术本身的掌控也是不能达到目标的，同时还需要对技术的“社会属性”所涉及的内容加以有效控制。

(二)基于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技术控制

1.明确的技术伦理责任。技术伦理责任的明确，可以防范技术的使用者由于不道德的因素而导致的对技术的有意不控制。技术的使用，为的是实现某种事先确定的利益。利益的多样性难免导致某些技术使用者为了满足部分私利而采取故意不控制的方式，任由技术朝向不合理的方向发展或产生作用。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有必要对技术的运用采取“应当”与“不应当”的规范伦理学上的条件约束。技术创新最能直接体现技术使用与技术控制的关系，技术创新本身是“指人类对技术的扬弃的时间过程，技术创新实践的理论和现实层面都面临着需要解决的伦理问题”。[12]希波克拉底誓言可以说是这一方面的先驱。汤因比曾经指出，“在军事方面，现在严重的挑战也不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理问题了。我们掌握的毁灭性技术虽然可能变得精致，但它们却几乎不能再提高一步了。因为我们已经拥有彻底毁灭自然界和人类世界的能力。所以，原子物理的物质秘密对人类的科学思想提出的挑战已演变为对整个人类道德的挑战”。[13]

2.完善的技术法律制度。伦理道德的作用，更多地依赖于个人的自觉自愿。誓言可以立下，也可以被轻易背叛。而由于违反伦理规则导致的技术后果，不仅不能被有效控制，甚至出现正反馈扩大的倾向，最终使整个社会的技术伦理观念淡化。因此，某种强力的外在约束，也是实现技术控制的必要手段。这主要通过针对技术的发明、扩散和使用的立法而实现的。

3.健全的技术民主政治。法律的设立，由立法者实行。为了保证立法者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利益，有必要完善技术的民主政治。通过民主的政治行动，关于技术的法律，才有可能成为不仅仅是代表少数一部分人利益的法律，从而减少该技术造成不良社会后果的可能性。费恩伯格、温纳和伯格曼等人都是技术民主政治的倡导者和辩护者。

4.正确的社会发展观念。技术的民主化，同时也标志着民众对于技术的根本看法，也折射出人民对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观念。经济利益并不代表一切利益，也未必是一切利益中的最重要部分。同样，经济发展这种特殊性也不能概括为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的程度并不必然地标志一个社会的发展高度。反之，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势必导致技术的“列维坦”化，从人们手中驯服的工具演化为食人的怪兽。因此，有一个正确的社会发展观念，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全社会控制技术的成本，使技术的控制不至于成为空泛的谈论对象。

上述这几种控制技术的路径，都是从技术外部进行的，“分析这些社会手段，我们会发现，它所控制的直接对象并不是技术，而是人。这样，问题就转入到人的层面。因此，要控制技术，最终还得控制人”，[14]这或许已经成为技术关注者们的一种共识。

四、结束语

2011年发生的两件与高科技有关的大事故，逼迫人们对技术的作用以及人类自己对技术的态度做深刻的反思：不仅从技术的运用中滋生的人类的自信心遭受严重的打击，甚至也出现对技术的恐惧心理。然而，通过对看待技术的不同态度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底层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形式，进而可以发现对技术的控制的能力，并不是简单的由不同的态度所决定的。鉴于技术活动及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全面掌握和了解技术以及人类的知识，是控制技术的唯一可能途径。任何一种片面的立场，对于解决技术的负作用，对于达到对技术的控制，都是无济于事的。

[参考文献]

[1]赵建军.技术悲观主义思潮的当代解读[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8):117.

[2]徐奉臻.梳理与反思:技术乐观主义思潮[J].学术交流,2000(6).

[3]中国大百科全书编委会.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Z].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4]E·舒尔曼.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李小兵等译)[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81.

[5]赵建军.追问技术悲观主义[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1.168.

[6]陈昌曙.技术哲学引论[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

[7]晏如松,张红.技术的决定论和社会建构论[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0):34.

[8]陈昌曙,罗茜.为技术决定论辩护[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9):96.

[9]盛国荣.技术与控制：一个技术时代难以回避的问题[J].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23.

[10]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吴象婴等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1]朱忠孝,张庆芳.代达罗斯神话:技术的社会控制[J].广西社会科学，2008(3):48.

[12]易显飞,黎昔柒.论技术创新实践的伦理规约[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7.

[13]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22.

[14]盛国荣. 控制技术的手段-技术的抑或社会的[J].科技成果纵横，2007(3):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