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代诗文中马少游形象的凸显及其原因

韩 元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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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之所以能够了解马少游的事迹，完全是因为他的从兄马援。范晔《后汉书·马援传》载，马援在凯旋之后的庆功宴上，从容而感慨地说道：

“吾从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泽车，御款段马，为郡掾史，守坟墓，乡里称善人，斯可矣。致求盈余，但自苦耳。’当吾在浪泊、西里间，虏未灭之时，下潦上雾，毒气重蒸，仰视飞鸢跕跕墯水中，卧念少游平生时语，何可得也！”［1］（P838）

以上便是有关马少游的全部记载。笔者以马少游的被忽视和被发现为线索，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以此提供一个了解宋人内心世界的窗口。

一、马少游形象在宋代之前的沉默

马少游认为“致求盈余，但自苦耳”，这既符合儒家“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思想，又与道家“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的思想相似。根于儒家思想而又兼合道家之义，这使得他很可能被文人称引。而事实上，马少游在宋以前却很少被提及，关键在于其“守坟墓，乡里称善人”。这种家族意味浓厚的乡居生活与道家思想有很大的冲突，“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在庄子看来并不是“逍遥”的，道家追求的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此外，马少游的思想与佛教也不太吻合。所以，喜欢道家和佛理的文人对马少游的认同度并不高，在魏晋、六朝的诗文中，马少游都没有被人称引。

到了唐代，人们大都追求一种积极高昂的人生。杜甫《后出塞五首（其一）》曰：“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战伐有功业，焉能守旧丘！”韩愈《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曰：“高爵尚可求，无为守一乡”，鲜明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特征。因此，马少游“守坟墓”的理念在积极用世的盛唐时代也不被人重视。中晚唐各种政治斗争和战乱，使文人们疲于奔波，外界的纷扰没有给诗人们更多内心审视的机缘，马少游那种甘于淡泊的操守并不能被他们毫无保留地接受和实践。

唐代诗文中提及马少游的篇目极少，仅有刘禹锡《经伏波神祠》：“一以功名累，翻思马少游”，但诗中的主要人物却是马援。虽然李商隐等人的少数作品中（如《为濮阳公祭太常崔丞文》）出现了马少游的身影，但其形象并不清晰。总之，唐代诗文中的马少游形象既不够广泛，也不够深入。

二、马少游形象在宋代诗文中的凸显

宋代较早吟咏马少游的是王安石，《次韵酬朱昌叔五首（其三）》曰：“已知轩昂真吾累，且可追随马少游。”此时马少游的形象逐渐变得清晰起来，这是和刘禹锡诗作最大的不同。马少游的名字屡被苏轼提及。这种现象也被同时代的人们察觉，如在《蛩溪诗话》中，东坡云：“何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为少游。”“大夫行役家人怨，应念归乡马少游。”“雪堂亦有思归曲，为谢平生马少游。”黄彻说“以其可喜，不直押韵也。”［2］（P59）这种强调就非常 明确地 指向了 马少游的思想。黄彻的这一发现被转载于宋代阮阅《诗话总龟》，可见这在当时是被人们关注和认可的。

提及苏轼，再看到“少游”二字时，读者会很自然地联想到“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少游（秦观）。事实上，秦观字少游，正是效仿马少游的结果。陈师道《秦少游字序》载：秦子曰：“往吾少时，如杜牧之强志盛气……于是字以‘太虚’以导吾志，今吾年至而虑易，不待蹈险而悔及之。愿还四方之事，归老邑里，如马少游。于是字以‘少游’，以识吾过。”［3］（P333）

以“少游”为字，这更加说明了马少游及其思想在当时受到了充分重视。仅以有影响力的文人而言，如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李纲、刘克庄等，他们对马少游大都屡加称引。如黄庭坚的“老夫多病蛮 江 上，颇 忆平 生 马少 游”［4］（P403）；“我 老 倦 多故，心期马少游”等。又如，李纲《次昭武展省祖茔焚黄因会宗族二首（其一）》曰：“自嗟慷慨据鞍客，不及当年马少游”，“省祖茔”、“会宗族”与马少游的观念完全吻合。李纲在《与秦相公第八书别副》中又说道：“舍弟三人，仲不事事，常慕马少游之为人。”李纲称自己被“悯笑”，与诗中的“自嗟”都是一个意思，马少游的乡居生活明显地成为了他们倾慕的对象。宋以前和宋代对马少游的称引频率存在如此巨大的差别，不禁使我们追问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宋人在开拓诗歌领域时会加大使用读书中得来的材料，但这终究是普遍的现象。马少游的特殊性究竟何在？

三、马少游思想与宋人内敛心境的契合

黄庭坚《薄薄酒二章》序言曰：“以予观赵君之言，近乎知足不辱，有马少游之余风。”符合知足不辱的，不止马少游一人，例如，诸葛亮希望自己“苟全性命”、“不求闻达”，陶渊明也说过“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但黄庭坚为何在此只列举了马少游一人？笔者认为，首先在于马少游思想的凝练性与单一性。诸葛亮、陶渊明最被人关注的地方，并不是知足不辱。在后人眼中，诸葛亮的功业和智慧要远远超过其所谓的“澹泊”；陶渊明“真醇”、“天然”的诗文，不但展现了他高超的艺术水平，而且包括了形、影、神之类形而上的哲学思辨，所以人们对他的关注就不局限于知足不辱一方面了。

视线的转移给了马少游被关注的机会，但更为重要的是，马少游“乡里”二字在不断地召唤着那些有着叶落归根情怀的人们，苏轼“坟墓在万里”的哀叹，表达的正是这种情感。苏轼、秦观对性命的思考显然比“待蹈险而悔之”的李斯、陆机等人更为深刻。在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士大夫积极投身于功业的信念受到了不小的冲击，他们不再有唐人那种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迈气概。相反，他们的心境变得内敛。与此相应，宋人对“心性”二字十分重视，这从他们解读儒家经典的方式中就可以看出，所以他们在处世态度上也自然会称赞马少游一类淡泊而笃实的人物。

钱穆先生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道：“许多伟大人物，其伟大处，则正因其能无所表现而见。”［5］（P87）钱先生所举人物至少还有一些“表现”，而马少游几乎无任何“表现”可言，但他仅有的四十一字的言论包含了中国人纯朴丰厚的文化底藴和心理认同，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尤其是他的不尚功业、守护自我、乐善好群、自然处世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宋人的内心追求，这才是他在宋代被发现和被宣扬的内在原因。

［1］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黄彻.蛩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3］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4］傅璇琮.全宋诗［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5］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三联书店，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