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50余次降半旗内幕

王晓

西哈努克在北京逝世后受到高规格的吊唁，天安门、新华门、外交部及其灵柩经过的首都机场均下半旗志哀，这是中国18年来首次为外国人降半旗。

“这一次吊唁的规格比较高，很多人甚至不很理解。”天安门国旗班原班长赵新风对本刊记者分析，这首先是出于“老朋友”这一历史定位，“其次，西哈努克不同于胡志明、金日成等‘老朋友，他长期居住在北京，和中国关系也更为密切”。赵新风于1989年至1993年在国旗班工作。在此期间，曾为徐向前、聂荣臻两位元帅下半旗志哀。

西哈努克被称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18年前，上一个受到降半旗待遇的金日成，与胡志明一样都被称为“中国人民的亲密战友”。

1950年任弼时逝世，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降半旗，1953年斯大林去世，第一次为外国领导人下半旗志哀。据不完全统计，至今中国为本国领导人下半旗30次，为外国领导人下半旗17次。

国旗该为谁降，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下称“国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执政党的一项重要政治考量。60年多来，五星红旗都为谁降过，其中又有怎样的深意？

吊唁那些“老朋友”

1969年之前为外国人降半旗的频率较高，1969年之后大为下降

对外国人的吊唁，规格最高的应属苏联领袖斯大林。斯大林于1953年3月5日逝世，3月6日，中国政府发布公告，自1953年3月7日起至3月9日在全国下半旗志哀。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吊唁电文中，称斯大林为“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

1954年3月5日，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全国各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再次下半旗纪念，充分显示了对社会主义“老大哥”的尊重。

此后，以1969年为界，中国为外国人下半旗的频率和范围均有明显变化。

1969年9月9日为越南主席胡志明下半旗及之前，下半旗的频率较高，以1953年为起点，16年间共发生过12次；其范围绝大多数为“我国各地下半旗”，即“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委员会和各省辖市人民委员会所在地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学校、人民团体和停泊在港口内的我国轮船”。

这一期间，除斯大林外，中国还曾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刚果首任总理卢蒙巴等人下半旗志哀。不难发现，这些领导人所在国家当时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

而在1969年10月19日为索马里共和国总统舍马克下半旗后，为外国领导人下半旗的频率大幅降低。其范围也不再是“全国各地”，而主要为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和外交部。

“外国领导人去世后是否要下半旗，主要由外交部礼宾司总抓。”原外交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告诉本刊记者，“一般来说，相关工作人员先是口头上商量，然后写成报告向中央请示是否要下半旗志哀、在什么范围内下半旗以及要派什么人吊唁等等。比如这次西哈努克去世，报告应该是由礼宾司来写，而悼词可能由亚洲司负责。”

在《国旗法》出台之前，为哪位外国人降半旗志哀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意识形态以及国际政治环境，从斯大林到胡志明，受到降半旗待遇的大都是与中国亲近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随着意识形态淡出国家政治，降半旗需要有明晰的法律制度。

下半旗的级别

钱学森算不算有杰出贡献的人？特别重大伤亡事件有没有遇难人数限制？

1990年出台的《国旗法》，对下半旗做了相关规定。

最早倡议《国旗法》立法的是江苏省如皋市丝毯艺术博物馆馆长李玉坤。

1988年，李玉坤刚刚当选全国人大代表。6月，他跟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到美国参加培训。这两个月里，李玉坤发现，美国几乎满大街都飘着星条旗。国庆前夕，李玉坤回国后竟难找到一面五星红旗。很快，他写下《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唤起人民的国家观念，尽快制定张挂国旗具体办法的建议》，寄往全国人大常委会。

两个月后，李玉坤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寄来的信函。信中附有国务院有关部门请示制定《国旗法》的报告。报告中肯定了李玉坤的建议，称我国目前并没有悬挂国旗的法律依据，建议国务院法制局、全国人大和政协草拟悬挂国旗的法律或办法。

随信附上的有关资料还显示，1950年上半年，政协第六小组就起草过关于国旗升挂办法和国歌演奏办法的草案，由当时国务院秘书长林伯渠交给毛泽东请求批示。1950年9月7日，毛澤东批了“同意”两个字，但不知什么原因，两天后，他又在“同意”二字旁边画了个叉，在后面写上“缓办”。

1989年，时任国务院法制局局长孙琬钟接到任务，启动制定《国旗法》的工作。

孙琬钟对本刊记者回忆，当时他们四五个人组成了一个班子，一方面向机关、学校等部门了解过去悬挂国旗的做法和经验，听取他们对制定《国旗法》的意见，另一方面组织人去了解国外有关国旗的规定。

“我们当时的工作做得很细致，甚至连升旗的台子都做成模型，拿到国务院审议过。”孙琬钟透露。

1990年6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国旗法》。

在这部“做得很细致”的法律中，对“下半旗”的规定却显得有些宽泛。《国旗法》第十四条规定，除国家主要领导人逝世后下半旗外，还有三种适用情况：一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二是对世界和平或者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三是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

“在起草这部法律之前，我们习惯的做法是对国家主要领导人降半旗。”孙琬钟介绍说，“这次起草的时候把这些做了一个明确规定，具体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以及政协主席。至于加入外国领导人，则是为了体现我们的国际主义精神。”

20余年后回看《国旗法》，孙琬钟认为，在这些规定上，确实可以做得再细致些。“比如什么是有杰出贡献的人？像钱学森这样的算不算？什么算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有没有确切的遇难人数限制？在程序上，该由哪些部门申报，又该由哪些部门监督？”

“半旗政治”

为刘少奇补降半旗

“用降国旗来向逝者志哀是很郑重、很高规格的事，不是可以随意决定的。”孙琬钟告诉本刊记者。《国旗法》规定，下半旗由国务院决定，下半旗的日期和场所，则由国家成立的治丧机构或者国务院决定。

赵新风记得，1990年他在国旗班时曾接到任务，为徐向前下半旗志哀。“下半旗是在追悼会当天。任务会先下到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由他们通知到部队，最后通知到我们国旗班，我们接到任务基本是下半旗的前一天了。当时为徐向前下半旗的范围是天安门广场、新华门等处。”

此前，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领导人逝世时，均举国哀悼。除降半旗外，还要在规定时间内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80年5月17日，治丧委员会发布通告，为国家主席刘少奇举行追悼大会。同日，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刘早在1969年病逝，于1980年平反并恢复名誉。

与刘少奇境况相反的是中共中央原副主席康生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谢富治。

1972年3月26日，谢富治去世后，天安门、新华门等处下半旗志哀。在经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审定、由周恩来宣读的悼词中，对谢富治之死，认为“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大损失”。但在3月29日的追悼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出席。

1975年，康生去世后，全国各地降半旗志哀。《人民日报》也用大篇幅报道和吊唁。

然而，盖棺并未定论。这些称号在1980年均被撤销，二人被开除党籍，骨灰迁出八宝山革命公墓。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逝世。当日治丧委员会发布公告，从发布之日起到追悼大会举行之日止，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和我驻外使领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下半旗志哀。25日追悼日，全国党政军机关，各边境口岸、海、空港口，企业、事业、学校等单位，我驻外使领馆、新华社香港分社、新华社澳门分社下半旗志哀。

这样高规格的吊唁与邓小平对党和国家历史发展中的特殊功绩相称。

而2008年8月20日，华国锋去世后并未下半旗志哀。

“华国锋去世的时候已经不在职了。是不是不在职的领导人就不下半旗？”孙琬钟分析说，如果对《国旗法》进行完善，在这些问题上可以进一步细化，“法贵在行，立法之后，就要严格按照法律来实施。”

下半旗的尊严

国旗为民众而降更能体现它的尊严

下半旗志哀，在近400年来已经成为一种国际惯例，意味着国家意义上的哀悼。将旗帜上升至杆顶，再缓缓下降的方式，是要为“看不见的死亡之旗”留出位置。这片简单的留白和看似象征性的仪式，彰显着对死者生命的高度尊重。

為普通人降半旗很早就被提出。

1998年洪灾过后，就有学者提出，应当为洪灾中的死难者下半旗志哀。在这场灾难中，死亡人数高达3656人。而根据《国旗法》第14条第2款规定，发生特别重大伤亡的不幸事件或者严重自然灾害造成重大伤亡时，可以下半旗志哀。

1999年5月12日，天安门广场降半旗，向在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牺牲的3名中国新闻工作者志哀。这是中国首次为普通民众降半旗。

2005年，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提出，应该为重大灾难中的普通民众下半旗志哀。他的文章主要在网络传播，偶尔能通过内参的形式反映上去。

2008年汶川地震几天后，胡星斗再一次在网上发文章，提出《关于四川大地震的民生建议》，其中包括下半旗志哀。与此同时，《国旗法》的倡议者李玉坤、国旗班原班长赵新风也按捺不住了。

“那段时间，我们接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赵新风说，“当时有些地方已经自行降旗了，我们告诉他们降旗不能自行其事，必须等国务院通知。后来有媒体问到我关于这件事的态度，我说降半旗有法可依，也是民心所向，应该降。我们也通过一些渠道往国务院反映过。”

彼时，亦有新华社记者采访到李玉坤，询问他关于降半旗的意见。“该降！”李玉坤毫不犹豫。最终，记者综合这些意见，写好内参，交了上去。

“全国哀悼日”前一天，赵新风等人才接到要降半旗的通知。由于这一次要在全国范围内降半旗，很多地方并不知道半旗该如何降。于是，工作人员紧急在国旗网上发通知，把降半旗的细则公布出来。

2008年汶川地震是共和国首次为普通的灾难逝者降半旗。此后为悼念玉树地震、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中的遇难者，全国和驻外使领馆皆下半旗志哀。

“2008年是一个进步。以后可以有个内部条例规范一下，比如超过100人遇难以上的灾难就可以降半旗。”胡星斗认为，这样至少可以从形式上体现对个体的尊重，体现普通国民生命的重要性，“有人说是不是五星红旗频繁降下就没有尊严了。我恰恰认为，国旗为民众而降才更能体现它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