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猛于死

王晓

编者按：

10月10日，世界精神卫生日，抑郁症再度成为关键词。

目前，抑郁症已是世界第四大疾病，预计到2020年可能将成为仅次于心脏病的第二大疾患。然而，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抑郁症患者中，只有不到10%的人接受了相关药物治疗。

上海市精神卫生研究所教授颜文伟撰文称：“抑郁症如果不治疗，30%能够挨过这一次发作，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会再次发病；30%拖成慢性，拖延终身；30%自杀身亡。”

8月22日，农历七月初六，七夕节前一天。

下午两点，看管人民日报社家属院30号楼车库的张胜像以往一样准时接班。

刚走到楼前，张胜就看到让他震惊的一幕：二单元楼下的花坛边，一個瘦削的男人赤脚躺着，脑袋耷在花坛的水泥牙子上，身上看不到任何伤口。

赶着上班的人群驻足停下，围在一旁低声议论着。几分钟后，救护车呼啸赶来。

当晚，张胜听说，男人没救活。次日，凤凰网发出消息：《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主编徐怀谦疑患抑郁症于8月22日下午2时不幸去?世。

“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的，月工资能有万八千块钱呢！”事情过去半个月后，张胜忍不住挠着后脑勺，操着一口河南话不住叹息，“噫！可惜了！那么高的工资怎么还跳楼？”

就这么互相宠着

44岁的徐怀谦死了，把妻子徐雅娟孤零零地留在这个世界上。

这个满脸福相、一直被丈夫“当闺女养”的女人，一下子崩溃了。此后几天，她日日诵经，努力用这种方式让自己平和下来。半个多月后，徐雅娟终于可以用半个小时来讲已故的丈夫，在此过程中坚持不流一滴眼泪。

徐雅娟信藏传佛教，她把丈夫的大幅彩色照片摆在客厅中央，前面点着七个白色的蜡烛，像是七盏酥油灯。灭掉一个，徐雅娟就会重新点燃。照片里的徐怀谦瘦削、谦和，冲妻子浅笑着。用一家三口的照片制成的2012年台历就放在茶几上，徐雅娟偶尔拿起，看着，对着照片笑，目光闪烁。

“你是享福的人，这些年没少享福了。”曾经的同事到家里陪她聊天解闷。徐雅娟把目光从照片上收回，使劲点着头。

徐怀谦疼妻子，在周围的朋友圈里是出了名的。“我有俩闺女，一个大闺女，一个二闺女，大闺女比二闺女还黏人。”徐怀谦生前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搞幼教的徐雅娟在丈夫看来“单纯得有点儿傻，有点儿可爱”，徐怀谦也就愿意让她这样单纯着，不染尘埃。家里分工也很明确——外面的所有事由男人担着，女人把家务活和孩子的事大包大揽。

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土庄乡徐家楼子村的徐怀谦，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顺利进了人民日报社，并一路晋升为《大地》副刊主编。徐在杂文界的建树，更是赢得过国学大师季羡林的称赞，认为其文章有事实、有根据、有论点、有文采，是优秀的杂文家。

相比丈夫事业上的成就，徐雅娟更在乎身边的这个男人出门有没有拉她的手。

“以前我们俩出门都是一前一后走，或者一个在马路这边，一个在马路那边。我总想让他像领孩子那样拉着我的手，他不好意思，觉得这样不行。”徐雅娟轻声回忆着。

徐雅娟也知道，这个不懂浪漫的丈夫其实心疼她。有一次，徐雅娟回到家，发现地上湿漉漉的，“今儿你们干什么了？怎么把地弄得这么脏？”她大喊。丈夫一脸窘状，怯生生地说，“我拖地了啊。”徐雅娟哭笑不得，以后任何家务活再也不让徐怀谦去碰。

“我们就是这样，互相宠着。”徐雅娟的目光又扫回了照片上。

“这种病，比别人想象得要凶猛”

终于有一天，徐怀谦拉起妻子的手了。彼时，他已被确诊为抑郁症。

徐雅娟执拗地要丈夫拉着她的手出门。最初，徐怀谦还不适应，到后来，不拉连自己都不习惯了。有时他一个人站在路边等妻子，一见到徐雅娟走来，马上伸出一只手等着。徐雅娟的要好姐妹时不时打趣，“哎呦，你看你们俩黏糊的，整天手拉手，24小时不带分开?的。”

“爸妈感情不好，对孩子来说是灾难；这感情太好，对孩子来说也是灾难啊！”读初中的女儿撅着嘴在一旁吃飞醋。

一家三口的“连环醋”经常吃个没完。有时三个人出门，徐怀谦在前面搂着女儿，女儿想甩开父亲，却被父亲一把按住，低声说，“你信不信，你妈现在肯定在后面耷拉着脸吃醋呢！”父女俩走着走着，回头一看，吃饱了醋的徐雅娟气急之下，索性扭头往回走了。

没人能说清楚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徐怀谦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徐怀谦自杀后，这一度成为大院里的人们热议的话题。

“和性格有关吧，但最后引爆的可能还是因为单位里的那点儿事。”报社一名和徐怀谦打过交道的同事分析，“据说前两年他们单位提拔干部，他在群众测试的时候得票是第一，他自己也觉得应该就是他了，结果最后提拔上来的是另外一个人。”

徐的一位同乡则记得，徐生前说过，“我的苦是敢想不敢说，敢说不敢写，敢写无处发。我非常佩服那些以写杂文谋生的自由撰稿人，但是我无法脱离体制，那样就得举家食粥了。”

徐怀谦所就职的人民日报社位于金台西路，占地上千公顷，办公区和家属区连在一起，内有食堂、医院等，像个独立的小社会。在这里，安静得几乎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时钟更是似乎唱走了板，比外面慢了不少。

“这种病，比别人想象得要凶猛、痛苦得多，发展速度比我预计得要快得多。”对于丈夫的病，徐雅娟不忍多说。为了丈夫，2011年，徐雅娟辞职当起了全职太太。徐怀谦的母亲也从山东老家赶来，照顾儿子。

据透露，徐怀谦曾到安定医院就诊过，但他坚持不肯用药。医生要他住院，他同意了住院，却开始绝食。最终，医院只得同意他回家。“他是要用脑子写字的人，总担心药物损伤到脑子。说到底，他还是对自己的羽毛太爱惜了。”一位同事感叹。

对抑郁症患者来说，这是一种看不见伤口的疼痛，亦会让他们觉得，活着比死更艰?难。

德国心理学家乌尔苏拉·努贝尔在《不要恐惧抑郁症》一书中指出：“所有抑郁症患者的一个特征是，他们都试图尽可能长地躲藏在‘一切正常的表象后面”，“他们巨大的自控能力和强大的意志，仍然使他们去履行每日的义务和要求，而把他们的病痛留给自己，不让身边的人有所察觉”。

自杀前一周，徐怀谦还参加了部门例会。有同事回忆，他在例会上感谢大家对他休养期间的关心和帮助。他还说，会继续编辑些稿件，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会后，他又专门到一些同事的办公室里聊天，提到有西北的朋友让他过去采访，写点东西，可以排解一下吃药看病的紧张情绪。在电梯里偶遇同事时，他说自己只是睡眠和肠胃不大好。

自杀前几天，徐怀谦还参加了一次朋友聚会，聚会上，他照样谈笑风生。

而此时，自杀就像一个躲在暗处的狙击手，早早端枪瞄准了目标，一触即发。

8月22日下午1点25分，徐怀谦从六楼纵身跃下。年迈的母亲试图拉住儿子，却没能拉?住……

意识到这是生理疾病，花了七年

患者李楠的抑郁症更多和她的童年经历有关。12岁，是她整个梦魇的开始。

这之前，李楠有个幸福的家庭。父亲在北京上班，母亲带着她和姐姐在燕郊。一家人每星期团聚一次。在李楠的记忆中，父母相敬如宾，感情甚好。

李楠12岁那年，爷爷去世了。母亲拖着两个孩子，回老家操办丧事。葬礼上，由爷爷一手带大的李楠哭得撕心裂肺。“孩子啊，你现在不要这么伤心，以后还有更伤心的事呢。”母亲把李楠揽在怀里，低声喃喃着，“妈妈不久也要走了。”

二十年后，李楠对母亲的话记忆犹新。但当时，她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处理完后事后，母亲一回燕郊，就瞒着父亲住院了。一个多月后，父亲看到病床前的卡片上写着‘胃内有肿物，待查，他一下子蒙了。那时候，母亲已经是晚期了。”李楠记得，她在医院陪母亲睡了一个晚上，次日清晨，母亲微弱地告诉她，“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树上开了一朵小红花……”

丧母后，李楠和姐姐跟父亲到了北京，一家人挤在车间的一个小屋里。悲痛欲绝的父亲每日醉生梦死，借酒浇愁。李楠试图夺下父亲的酒瓶，却被狠狠推在地上。

学校里，本地的男孩子们追在李楠后面大声喊着，“乡巴佬！乡巴佬！”李楠憋红了脸和他们对骂。此后五年，一向乐观的李楠开始变得敏感、有攻击性，甚至整夜失眠。

“我妈妈去世后，我的一切都特别不顺。”9月10日中午，北苑家园附近，李楠身穿的湖蓝色连衣裙衬得她脸色格外苍白。每说十几分钟话，她就会要求休息一下，使劲喘几口气，“如果我妈妈活着，就算我有这个基因，也可能晚发作，或者不发作。”

生活事件与身心健康的关系从上世纪30年代就引起人们关注。国内外研究显示，应激性生活事件通过改变神经内分泌等系统功能，会造成心理生理障碍，从而影响健康。更有研究进一步表明，儿童期生活事件对20岁以前发作的抑郁症有明显影响，但对以后发作的抑郁症则没有作用。

李楠上大学时，父亲得了癌症。她一次次到医院给医生塞红包，塞之前，担心对方不要，不给父亲好好动手术；塞了，又怕被别人看见，再给告到医院。

“当时惊恐极了。”李楠回忆，大概从那时起，她的抑郁症就发作了，“但我真正意識到这是生理疾病，花了七年。”

大学毕业找工作时，李楠突然觉得惊恐乏力，整日躺在床上不愿起来。找到工作后，病立马好了。之后两次感情上受挫，让她又出现了同样症状，她开始想着要杀死自己。

她眼看着刀片划过自己的肌肤，猩红色的血流出的那一刻，没有疼痛，只有“期待、兴奋”。她想象着自己的死状，觉得所有痛苦都缓解了，但家人很快发现了，把她送进医?院。

在李楠的左手腕上，一道殷红的伤疤如蜈蚣尸体般丑陋地残存着。

2001年，李楠认识了现在的老公。有时两人吵完架，她就懒懒地赖在床上不肯起来。最长的一次，她一连三个月没出家门。“不是我不想起来，是我没办法起来，四肢没有一点儿力气。整个人看上去好好的，其实是行尸走肉，是半个植物人。”

婚后，丈夫和婆婆一度不理解，认为她是性格问题，鼓励她多出门走走，建议她找感兴趣的事来做。李楠为此和丈夫吵过几次，她发现家人根本无法理解那种痛苦。

“要求抑郁症患者坚持或者让他们散散心是错误的。”心理学家乌尔苏拉·努贝尔指出，“这恰恰是捅到了他们的‘伤口上，因为他们无法拿出足够大的力量去做这些事情。”

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抑郁症防治国际委员会在1997年出版的《抑郁症教育计划》中，列出了抑郁症共同的临床表现，其中包括呆滞、身体活动缓慢、表情贫乏或缺乏，人际交流困难、木僵等。

“哪怕吃药吃死，也不能躺着等死”

2002年之后的五年时间，李楠一直没有发病，身体好到她差点儿把这件事忘了。2007年，可怕的病症再次找上门来。这时，李楠才意识到，这其实是一种生理疾病。

很快，李楠被安定医院确诊为双相抑郁症。通俗地说，单相抑郁是典型的抑郁症；双相抑郁则不但有抑郁，且同时伴有躁狂。

与单相抑郁症相比，双相障碍的临床表现更复杂，治疗更难，预后更差，自杀风险更大。对于双相抑郁症状的控制更具挑战性，因为既要快速消除抑郁症状，又要防止转躁可能；既要预防抑郁发作，又要防止转相或者变成快速循环。

按照医生开的抗抑郁药，李楠开始了第一次尝试。一段时间后，她从抑郁转成了躁?狂。

躁狂发作时，她控制着不让自己兴奋，可心就像要从嗓子里跳出来，肺就像要烧起来一样。她按捺不住地翻着通讯录，挨个给朋友们打电话，骚扰对方。有个相识六七年的朋友，因此再不和她来往。

2008年，李楠住进了安定医院，此时的她已经成了人们口中的“精神病”了。

在安定医院住院部，李楠见到过亢奋状态下四处惹事的病友；亦看到过处于木僵状态的抑郁症患者。李楠记得，“她们靠着墙边一站就是一天，甚至连眼睛都不动一下，到了该睡觉的时候，又会像木头人一般伸着僵硬的四肢走去洗脸刷牙”。

中途，丈夫带着一岁多的孩子来探视。还不大会说话的儿子见到妈妈，先是一愣，没多会儿，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坐坐”，再牵过爸爸的手说，“爸爸，坐坐”，然后自己跑到一边玩。扭头看到爸爸妈妈的手分开了，赶紧跑过来，重新让他们拉到一起。李楠记得，探视时间结束时，儿子看到大铁门要关上了，哭得撕心裂肺，一只手伸向妈妈的方向。

一个多月后，李楠出院了，但由于医生用药过猛，反将她的躁狂一下打回了抑郁。

莫名的悲伤重新笼罩住她，她突然觉得自己的人生就是躺在床上等死的过程。

李楠恢复了行尸走肉的生活。恍惚中，她发现自己的大脑、躯干和四肢失去了联系。她怕听见电话铃响、脚步声，其实她有时根本不知道自己怕什么。她甚至觉得自己就像一个被拆得支离破碎的玩偶，没办法再组装起来。她无数次想到死，但很快，她更悲哀地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力气去做死亡前的任何准备。

李楠向丈夫提出离婚，对方哭着回绝了，毕竟有孩子和那么些年的感情。

此时，孩子是李楠活下去几乎唯一的动力了。她逼着自己尝试换药，“哪怕吃药吃死，也不能躺着等死”。

试药，意味着停药。对抑郁症患者来说，这是最痛苦的时期，每一次停药，李楠都觉得心脏快要爆炸，食管到胃部一次次痉挛，觉得血液在血管里不住地沸腾……用了将近三年，试过七种药后，李楠终于找到了适合她的多罗西汀。

“很多抑郁症的人试过一两次之后发现不见效，就放弃了。”李楠一边划拉着手腕上的“蜈蚣尸体”，一边说，“为什么不再试试？没准下一种就有效呢。”

死亡笔记

“举家欢庆的日子，我却想从这个世界消失，这个我好像再也回不去的世界。已经四个月了，我已不再是我，无法控制的自我。幸福近在咫尺，却无法得到。想消失掉，却舍不得家人。我已经不能再忍受，一天也不行了。”

抑郁症发作的日子里，李楠终日靠在床上，在一个破旧的本子上写下些呓语般支离破碎的文字。有那么几次，她幻想着自己像纸屑一样飘飘洒洒地落在地上，觉得“挺美好?的”。

有时，她会在日记中提到已故的母亲。

“妈妈，你知道我为什么害怕，为什么恐惧吗？因为我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了。当恐惧袭来，抑郁症也来了。它几次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它这次会走吗？妈妈，你托个梦给我?吧！”

更多的时候，她自己对自己说话。

“4年零7个月、间歇期、重度，请你告诉我，这些恐惧、抑郁，到底来自哪儿？我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啊！你感觉一下，你不是木头，不是僵尸，不是木头，不是僵尸，不是木头，不是木头，不是木头……”

“6月5日 一会儿想放弃，一会儿又想活下去。你到底想选择哪个？疲惫感依旧，从哪儿来的疲惫感啊？真的真的好想活下去，死去的决定太艰难了。可是为什么？每次我都胜不了它？我如何做回我自己啊？”

“9月23日 不管怎么努力，也回不到那個明亮的世界了。我眼前的这个世界是这样的晦暗不清，真不想活在这个寂静岭般的世界。明明有个极为恐怖的游戏，我哭喊着不想再玩下去了，可它仍然不肯放过我。好累，好?累。”

大部分日记写在上半年，春季是李楠抑郁症发作最厉害的季节，秋冬季则会缓解些。她不厌其烦地告诉自己“不要死、不要死”，却又一再重复着“我没用，我没用”。

日记本最后的七页半，是李楠写下的遗书，她认真给丈夫、儿子、父亲、继母、姐姐留了最后的话，并公开了自己的银行卡密码。

“其实真想死的时候，根本就动不了，没有力气去死，等到有力气去死的时候，觉得似乎也可以这么继续活下去了。”李楠说，为强迫自己活下去，她小心翼翼地把刀放在伸手够不到的地方，她怕一不小心，汩汩的鲜血就会泉水般冒出来。她试图到网上买毒药，但又担心买到假药。她唯一不敢尝试的就是跳楼，她怕接触到地面一刹那的疼痛，怕自己流出灿若桃花的脑浆。一想到这些，她就毛骨悚然，“那需要太大勇气了”。

“你看我现在和你说说笑笑，似乎一切正常。如果我告诉你，我这些天又想死了，你会相信吗？”李楠合上日记本，嘴角微微有些上翘，“我目前唯一要做的就是‘活着，用所有精气神去活着，这个比死难太多了。”

那一刻，他自地狱归来

几乎和每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一样，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张进在病症发作的日子里，努力用理智遏制自己，远离电梯旁的窗口。他担心自己因瞬间冲动一跃而下。

2011年年底，张进突然放弃了长期以来骑车上下班的习惯，改坐地铁。回想起来，他认为，这恐怕是抑郁症来袭的一个信号，但在当时，他并未意识到。

2012年初，张进逐渐发病，最初的病象是失眠，后来即便吃了安眠药，还是彻夜不眠。

“就像有一个士兵把守在睡眠的城门口，当睡意来临，就用长矛捅向心脏，把睡意惊走。”张进说，那种感觉清晰得让他似乎能听到长矛撞击时“哐”的声音。

严重失眠三个月后，张进提出休假。病休期间，他到单位开过两次会。他木头般地坐在椅子上，看着大家谈笑风生，可自己却根本不想融入这个环境。会后，一位懂点儿医学的同事建议他到医院看看。

张进犹犹豫豫地到了安定医院，医生给出的诊断是，中度抑郁偏重。开了三种药：罗拉、氢溴酸西酞普兰片、三辰片。

药按时吃了，病情却没有改善。张进回忆，那段时间，总觉得大脑像灌了铅，或者像被一个无形之手攥住，像生锈一样转不动。他开始排斥一切活动，朋友发的短信不回，电话不接，有时人家直接找上门来，才打开门哼哼哈哈地应付几句。与此同时，身体也变得敏感起来。他害怕别人触碰他的皮肤，连洗澡时水打在身上，都让他难以忍受。

病愈后，张进看到安德鲁·所罗门《忧郁》一书时，感同身受。这位美国作家描述道：

“我还记得，那时我四肢僵硬地躺在床上哭泣，因为太害怕而无法起来洗澡，但同时，心里又知道洗澡其实没什么可害怕的。我在心里复述着一连串动作：起身然后把脚放到地上，站起来，走到浴室，打开浴室门，走到浴缸旁边，打开水龙头，站到水下，用肥皂抹身体，冲洗干净，站出来，擦干，走回床边。十二个步骤，对我来说就像经历耶稣的艰险历程一样困难。我用全身的力气坐起来，转身，把脚放到地上，但是之后觉得万念俱灰，害怕得又转过身躺回床上，但脚却还在地上。然后我又开始哭泣，不仅因为我没办法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事，而且还因为这样让我觉得自己愚蠢无比。”

尽管痛苦万分，张进还是给自己定下几条原则：一、不自杀；二、坚持吃药；三、得吃饭；四、得运动。

到了6月上旬，张进的病情非但没有好转，还被医生下了“重度抑郁”的判断，劝他住院，进行电击疗法。

张进不能接受电击，亦无法接受住精神病院。不得已的情况下，他接受了换一位医生的办法。这一次，医生让他停用之前的三种药，同时又开了四种药给他。一周后复诊，再次换?药。

严重的副作用随之而来：头疼、头晕、内热、震颤等等。震颤最严重的时候，他的手抖得无法用筷子把饭菜吃到嘴里；喉咙无法发声，说话像低吟，一天里说不了几句话；双腿发软，迈不开步子，走起路来觉得地高低不平，下不了楼梯；味觉失灵，嘴巴发苦。

他怕听到一切声音，他把手机调成静音，铃声会让他紧张。平时老婆下班，儿子放学后，他就把自己关在屋里。每天早上四五点钟，他醒了，就靠着床边一动不动地冥想。散步时为避免在电梯里碰见熟人，他宁可选择走路上下楼。

在儿子面前，张进努力掩饰着病症，他强打着精神听儿子汇报考试成绩，可听了，也顶多“嗯”一声；儿子把相机丢了，他再应付着“嗯”一下。外面的世界，似与他无关了。

7月27日，用药第16天，情况瞬间好转了。整个过程和发病一样不知不觉又突如其?来。

“我无意中开始摆弄手机了。”张进记得，那一天，他饶有兴致地拿起手机，翻看着里面的软件。看到“微信”时，他主动按下“注册”、“确认”，“微信”自动给通讯录上的好友发了邀请，很快，朋友们的电话打了过来，他也有兴趣接了。

“那时候你会发现，太阳的东升西落、大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一切最平常的事，都能让人满心欢喜。”张进笑了。那一刻，他自地狱归来。（文中所涉部分采访对象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