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诺贝尔文学奖致敬

刘原

诺贝尔的幽灵，最近正在高密上空徘徊。当地官员准备斥资数亿打造红高粱文化，在莫言老屋一带种植万亩高粱，每亩补贴1000元。这真是神来之笔，但我总是担忧，高粱地是一块并不华美，甚至连虱子都找不到的破棉袄，有哪个游客会傻乎乎去看庄稼呢？真要弘扬红高粱文化，须将其打造成野合圣地，在田垄边竖大屏幕不分昼夜地播放姜文和巩俐的喘息——就像庐山几十年如一日播放郭凯敏和张瑜洗澡一样。作为配套设施，还要在田边矗立起一排自动售套机，抓旅游不能忘了抓计生。

除了我这类老文青之外，在过去几十年里，只怕没几个中国人知道高密这个地方。这些年间，甚至已经没什么人再读小说，感谢诺贝尔，让储藏室里一台落满灰尘的缝纫机忽然明眸皓齿起来，而且连它的产地都成了圣地。

在过往的百年间，中国基本是没多少文化的，亦从不知敬畏文化，忽然有一日幡然悔悟珍惜文化时，那一定是钱袋子作祟了。西门庆故居、孙悟空故里的勃兴，都跟GDP有关，跟四大名著毫无关系。

把小说里的情节还原成实景，我认为是很有挑战性的创举。好在莫言拿了奖，还原高粱地不算难，当年张艺谋拍电影时只花了几万元就在高密造出了100多亩红高粱。我在琢磨，要是苏童拿了这个奖，也还好办，满苏州大街小巷挂满红灯笼就是了，无非是看起来有点像红灯区，当然前提是评委们青睐的是《妻妾成群》，倘他们最推崇的是苏童的《罂粟之家》，种与不种都很犯难；余华若是拿了这奖，海盐当地要布置外景就颇困难，演皮影的，赌博的，啃树皮的，土法炼钢的，每天得雇不少人在街上游荡。张艺谋的片子真是害人。

两年前我去过襄樊，那座城市曾与南阳PK，都说诸葛亮在本城领过失业低保，后来襄樊改名襄阳，还拟建郭靖黄蓉雕像。雕像这种死物远不如高粱那种活物，缺乏生气，襄阳应该找个像黄日华的汉子，每天从城墙上跃下表演翼装飞行，以此向持袍飞向蒙古军的郭靖致敬。城楼下还须安排一群莽汉调戏少女，忽然齐刷刷抖著血淋淋的咸猪手惨叫，然后那酷似翁美玲的少女娇俏一笑：软猬甲，帮你远离一切棍棒威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一座城与一个人有多大关联，很难说得清楚。越是闭塞无名之地，越喜欢炫耀出产的名人。我外婆家的百米之外，便是梁羽生公园，我曾居住的某个南方城市甚至连梁羽生这样的腕都没有，惟有胡兰成短暂寄居过，要建也只能建个“张爱玲前夫纪念馆”。

湖南遍地是名人故居，倒不爱吹嘘，显是司空见惯。岳麓山上的众多名士坟包，都装满着一棺材一棺材的故事，我亦不觉得那些故事跟今日长沙有多大勾连。我生活在长沙，只有去年深刻感受到一个人的存在，就像高密官员感受到莫言的存在——那是去年度的大陆首富。我每次下夜班，站在一地的星光下，就会想起自己一辈子挣的钱，都不如同城这位老兄的零头，然后就想长夜痛哭一番。好在这老兄今年因股市变化跌出首富位置，我压力顿除，再也不会失眠啦。

高粱地救不了高密经济，郭靖像救不了襄阳旅游。莫言获奖后，定然有不少曾经酷爱野合的土鳖大批量买莫言小说装饰自己的书橱，而几乎看过莫言中前期所有作品的我，如今只看某类动作片。中国再出十个莫言，这依然是一个不读书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