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元杂剧历史剧的艺术审美特色

丁合林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试论元杂剧历史剧的艺术审美特色

丁合林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元杂剧历史剧具有鲜明的虚构意识。它重视心理的描写和感情的抒发，借“史”写“心”的心史剧特征明显。剧中多敷演历史上的英雄或特立独行者之事迹，形成尚奇的审美旨趣。与其内容相适应，剧作展现的是以阳刚、疏放为主的美学风格。

元杂剧历史剧；虚构意识；心史剧；尚奇；阳刚

元杂剧历史剧不仅数量众多，而且佳作如林。除了享誉剧坛的“五大历史剧”（《单刀会》《赵氏孤儿》《梧桐雨》《汉宫秋》《渑池会》）之外，还有《楚昭王》《介子推》《西蜀梦》《剪发待宾》《冻苏秦》《追韩信》《风云会》《薛仁贵》等脍炙人口的传世名作。这些历史剧千姿百态，争奇斗艳，但其艺术追求上却有共通之处。总的来说，元杂剧历史剧的艺术审美特色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鲜明的虚构意识，心史剧的审美品性，尚奇的审美旨趣，阳刚、疏放为主的审美风格。

一、鲜明的虚构意识

元杂剧历史剧继承了宋代戏剧“多虚少实”的艺术观念，在题材上多采自历史传说而不是史书正传，即使取材于史书正传的也多加以虚构增饰。不少历史剧被剧作家借以表现他们的观念和情感，对史实的信守下降到次要的地位。从元代杂剧作家的作品中很少能看出作家有追求历史真实的意图。可以说，他们利用历史材料只是为了表现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现实。

元杂剧历史剧之所以具有鲜明的虚构性，当然有宋代说话和古人咏史诗的传统影响，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还有时代所赋予的因素。元代的许多杂剧作家，大抵是门第卑微、职位不振的知识分子。他们把目光投向社会现实，对各种社会矛盾做出有力的剖析，同时他们也从历史上寻求寄托，只不过他们的这种历史回顾往往是对失去的、或在当时很难实现的“理想”的向往，也表现了现实状况与他们的理想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艺术创造的注意力，往往不在重视对史实的精细观察和把握，而是通过某些史实、传说所提供的一些人物、情节的“原型”和现成的“框架”，作为他们表现主体精神的凭借和依托，于是“历史”逐渐失去它们原有的面貌与个性，却为作家主体感情的表达，提供了一条可以有许多自由发挥的途径。任何一个历史题材，一旦进入当代剧作家的创作视野，势必受到当代意识的观照。历史剧作家是当代人，他们只能以当代的感悟来观察历史，这样的历史只能是“改造”过的历史，而非最原始的历史。历史剧只能在折射中反映历史的特性，决定了其真实性是只是相对的、大打折扣的。

元杂剧历史剧的结构都是“一本四折外加一楔子”，较大地制约了它反映生活的容量，同时也影响了历史题材真实性约束的程度。这种结构是短制而非长篇，使历史剧的容量颇小，而较难反映宏大而又延续久长的历史事件，故在元代历史剧中，几乎看不到内容丰厚的剧作，常以历史事件的某个片断加以抒写，对历史事实大量压缩，基本枝干固然有，而血肉多失，较难反映出历史的真实面貌。体制本身的局限，使得剧作家在创作时也难以计较历史的真实问题，而以达到抒写目的为旨归。随之，历史真实的约束程度也便减轻了。

史料不等于历史，即使把对一个事件的完整记载写成历史剧，也不意味着就能产生一部真实的历史剧，恰恰相反，能使人产生真实感的作品，往往就是那些掺杂着大量虚构的作品。著名戏剧家张庚从创作的角度谈到了历史剧的虚构问题时说：“写作历史剧对历史事实既有删减就必须有所增益，因此就要有虚构。为了更集中、更典型化，虚构是不可避免的。”［1］286完全按照史传事实，是难以构成一部情节生动的大众化的戏剧的。这种将史实与虚构故事相结合，大处为虚，细节逼真，故事非真，品性从实，正合乎历史剧虚实相生的辩证法。中国戏曲中历史题材的创作，多数并不在乎史实，故事不妨杜撰，不妨附会，强调的是作品“境界”的完整性，追求的是人物的神似而非形似。而且这“似”也仍只是作者心中之模样，而非史书所记述的形象。

二、心史剧的审美品性

在创作艺术方面，元杂剧历史剧以“史”写“心”的审美特征较为突出，元杂剧作家在历史剧创作中处理史实时，存在着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包括历史剧在内的整个元杂剧创作，都存在重情感结构而轻情节结构的现象，这使剧作家将历史事实的再现作为历史剧创作的第二任务，对历史事实的态度更是以笔写意：以历史的外在“事实”来表现作家内部的心理“事实”，将历史事实纳入心理感受的范畴，并使之成为心理的构成部分。以史写心的结果是，历史剧即作家的“心史剧”［2］。

元代文人既流露出反抗元蒙统治的情绪，又希望晋身于仕途，他们在矛盾与痛苦的心态下生活，也在矛盾与痛苦的心态中创作。纠缠于两难情结的表白，很难灌注全力于历史故事情节本身的叙述。王国维指出：“元剧关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当日未尝重视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袭，或草草为之。……然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3］99意境即外化了的心态，元杂剧普遍不重视关目安排，而重以曲词表现心态。《冻苏秦》中的苏秦，其性格内涵和作者表现出来的道德评价，已于史籍中的记载相去甚远，作者完全摒弃了作为历史人物的苏秦朝秦暮楚、权机多变、追逐名利的原型性格，而将戏剧表现的重心移向人物所历遭的不幸，突出了封建社会“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的残酷社会现实。这时的苏秦，是作者的自况，他把自己全部的悲哀和不幸、全部的蹉跎和失落都客体化为了具体的形象，虽未提到对社会的批判抨击，而批判抨击之意早已寓于字里行间，胸中的块垒由此而得到相对的发抒和平复。关汉卿的《单刀会》，描写关羽应东吴鲁肃之邀渡江赴宴的故事，但作者实际关注的却不是那个布满刀光剑影的处处暗藏杀机的赴宴过程，而是着重渲染关羽谈笑向敌、成竹在胸的浩然英气。剧中的关羽形象依靠作者的主观激情得以激活，作者则借着关羽形象的创造与完成而经历了一次精神对平凡人生的超越。

元杂剧历史剧安排结构是从剧作者情绪抒发的需要出发，心态决定下的情绪结构重于情节结构。元代剧作者“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3］98作者写的是历史剧，着眼点却在摹写“时代之情状”，及抒发由此而激发的“胸中之感想”。很多情况下，剧作者是自说自话，表达切身的时代体验，与观众的交流较少，不甚注意剧作引人入胜的感染力。他们把一腔苦水和怨愤倾泄而出，只注意倾吐的快意，无暇顾及表达的方式或者不把它当作一个重要的方面来考虑。从这个意义上说，元杂剧历史剧的作者主要是自娱，写自己对这个时代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写自己内心深处的隐秘，只不过给它穿上一件历史的外衣。揭开历史的衣冠，看到的是重重包裹下伤痕累累的心。如果按照现代的某种有关“历史剧”的界定，到元人历史剧中去寻觅“历史”，寻找对历史人物的再现，肯定收获甚微。我们从中发现的，更多是剧作产生时代的感情、心理的“历史”。

三、尚奇的审美旨趣

元杂剧在当时又被人们称为“传奇”，取其事奇而得传远之意。钟嗣成《录鬼簿》著录元代杂剧作家与作品，分类标目题云：“前辈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元末人陶宗仪云：“稗官废而传奇作，传奇作而戏曲继。金季国初，乐府犹宋词之流，传奇犹宋戏曲之变，世传谓之杂剧。”［4］370明初朱有燉《元宫词》云：“《尸谏灵公》演传奇，一朝传到九重知。奉宣赍与中书省，诸路都教唱此词。”可见明初人也习称杂剧为“传奇”。“传奇”一词的最初含义，约略同于“志怪”。“传”者，志也、记也；“奇”者，怪也。所以，“传奇”即记述奇人奇事［5］6。元杂剧记述奇人奇事的特性在历史剧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又有自身的特点。

中国史籍浩瀚，人物繁多，事件的复杂更是千头万绪。在创作中，并不是任何历史人物或事件都能成为历史剧题材的。历史剧的主角，要么是帝王将相等主宰历史发展而名垂青史的大人物，如周公、伊尹、伍子胥、蔺相如、刘邦、韩信、刘备、诸葛亮、李隆基等；或者是身份平凡却留下显赫事迹的奇人雅士，如豫让、程婴、陶侃之母、陈抟、陈琳等。发生在这些人物身上的事情也具有传奇色彩。《追韩信》敷演韩信由一氓流而成为大元帅的发迹史，《梧桐雨》演绎帝王后妃之间的爱情，《赵氏孤儿》展现血腥的屠杀和复仇故事。《剪发待宾》中的陶母为了给儿子陶侃赎回“信”字，毅然剪发出售，用所得之钱来招待贵宾，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奇行。这些人物事件都充满传奇色彩，令人好奇而愿闻其事愿知其人。好奇喜怪，是人类的本能之一。奇异的能引发观众好奇心的人和事是历史剧作者选材时的重要标准之一。

元杂剧历史剧往往通过传奇性情节和浪漫故事来对奇人加以描写，这种刻划人物的方法比较容易突出人物形象和吸引读者与观众。但历史上许多人物的性格都有一定程度的定型，历史剧的作者在构思时必然受其既成形象的制约，可以说剧作家的改动一般是细枝末节的小手术，面目全非的改动观众则难以接受。所以他们就不能放开手脚大刀阔斧地创造形象，只能“带着镣铐跳舞”，作局部的变动。有时为了突破这种限制，历史剧作家就运用典型化手法，发挥想象，以虚构的手段凸现剧中主角。《赵氏孤儿》中把奸臣的恶毒全集中在屠岸贾的身上，把忠义之事全算在程婴和公孙杵臼二人头上，无所不用其极。同样，在有关诸葛亮的几部历史剧中，所有智慧的光环都罩在他的头上。通过典型化的手段，奇人奇事更是变本加厉，愈传愈奇了。而这正是历史剧吸引观众的魅力之所在。

四、阳刚、疏放为主的美学风格

明代剧作家孟称舜在编选元杂剧时，以作品风格为准则，借鉴宋代柳词和苏词的不同风格分类法，以“宛转绵丽”和“慷慨豪放”为标准进行分类，将所搜集到的元杂剧分别归入《柳枝集》和《酹江集》。这是较早的有意识地对于元杂剧从风格学角度进行的划分。对我们定性元杂剧历史剧的风格特别具有启发意义。

历史剧常常敷演国家大事、政治斗争、战场厮杀，主角基本上都是男人，故元杂剧历史剧绝大部分为末本戏，旦本戏绝少。由正末主唱，一方面是对封建社会由男性主宰的恒常状态的反映，另一方面也是配合历史剧风格的需要。历史剧具有豪迈壮阔的气势，抒发奔放激越的情感，笔力刚健遒劲，境界雄奇浑厚，往往给观众以壮美的审美风格。正如姚鼐《复鲁挈非书》所描述：“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如火，如金镠铁；其于人也，如凭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6］就具体剧目论，在元代的历史剧中，以《赵氏孤儿》为代表，笔墨浓重地宣扬了百死不辞的复仇精神；以三国戏为代表，色调繁富地渲染了强悍豪壮的英雄气概；以《汉宫秋》、《梧桐雨》为代表，旁敲侧击地烘托出了汉族在民族斗争中败亡的景象，基调哀婉，引人深思，却也不失悲壮。元代历史剧的基本精神就是不断地通过历史事件和历史形象，在观众群中提醒着亡国之痛，煽动着复仇之志，渲染着强梁之气。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以后中国戏剧领域里历史剧的创作习惯。一般地说，中国历代的历史剧大多以豪壮、阳刚为基本风格，偶尔也有绵细、阴柔之作，但即便是这种作品，往往也能引出长长一声浩叹，取得并不细柔的审美效果。诚然，前代的爱情故事，久远的风流传闻，也有借来作为戏剧题材的，它们的风格往往止于哀怨轻婉。

历史作为一个巨大的文本，每一个历史剧作家都是它的阅读者和阐释者，历史也因阐释者的不同而丰富多彩、意蕴深广。历史剧作家受现实生活的触动与激发，却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历史，他虽然在建构历史文本，但目的是表达干预现实的心态。元杂剧历史剧作家根据创作的需要，在笔下自由地驱遣历史，快意地抒发感情、驰骋想象。不同于婚爱剧的浪漫，公案剧的求实，神仙道化剧的荒诞，元杂剧历史剧则顺乎自然，不加雕琢，怎么尽兴怎么唱，怎么方便怎么写。所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在元杂剧作家笔下无不深深打上个人情感的烙印，他们摹写古代人物时一随己意，全是要以他人之酒杯浇自家胸中之块垒。剧作家所写的事件，不过是他们借以抒发自己情感的载体；他们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尤其是儒士，干脆就是他们自身影像的对象化投射。也就是说，元代历史剧作家笔下的历史人物，已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有很大的距离，甚至其中少数人物已完全是剧作家的艺术创造：其姓名用的是历史人物之姓名，其所经历的事件和所表现的人物精神面貌却属于元代某一剧作家。这种疏放的风格比较适于历史剧的格调，即景抒情，随意排渲，境界开阔汪洋。

［1］张庚.张庚戏剧论文集［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

［2］幺书仪.以史写心的元人历史剧［J］.文学评论，1989（2）：116－123.

［3］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4］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二十七［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

［5］李剑国.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6］姚鼐.惜抱轩文集：卷六［M］.清嘉庆三年增修本.

On the Artistic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Historical Drama in the Yuan Dynasty

DING He－lin

（College of Literature，Hebei University，Baoding，Hebei 071002，China）

The historical drama in the Yuan Dynasty is born with distinctively fictive consciousness.It pays attention to description of mind and expression of feeling，possess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eart history drama.These dramas always show the contribution of hero and the eccentric in the history，forming the aesthetic taste of advocating strangeness.According to their contents，these dramas mostly display the masculine and unbridled aesthetic style.

the historical drama in the Yuan Dynasty；fictive consciousness；heart history drama；advocating strangeness；masculinity

I207.37

A

1005－6378（2012）04－0091－04

2012－02－19

丁合林（1972－），男，河南开封人，河北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元明清近代文学。

［责任编辑 周云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