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期不断解放思想的逻辑与价值

孙自胜

（淮南师范学院 政法系，安徽 淮南 232038；上海大学 社科学院，上海 200444）

论新时期不断解放思想的逻辑与价值

孙自胜

（淮南师范学院 政法系，安徽 淮南 232038；上海大学 社科学院，上海 200444）

新时期，从真理标准大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到“以人为本”的逻辑演进，使人们克服了对理论的崇拜、意识形态的崇拜和GDP神话，彰显了不断解放思想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以人为本；不断解放思想

新时期，在中国思想理论界掀起的几次思想解放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真理标准大讨论、“三个有利于”标准与“以人为本”，是新时期思想解放的三个里程碑。尽管每一次思想解放发生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解决的难题也有所不同，但它们并不是孤立的，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标志着人们对改革开放逐渐深入的理论反思。

一、真理的标准与理论的崇拜

究竟什么是标准？《辞海》把“标准”规定为“衡量事物的准则”，又引申为“榜样；规范”[1]之意。凡物都有一个标准问题，没有标准则无法认识和衡量此物为何物。标准一旦被规定，就会有一定的参照性和稳定性，但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当事物发展到一定限度，就会要求制定新的标准。新的标准总在一般意义上要高于旧的标准。任何标准都是由人制定并且是为了人的更好发展制定的，标准的客观化和科学化标识着社会实践的发展和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而客观化和科学化的标准需要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不断解放思想才能达到。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真理标准问题是一个已经很明了的哲学基本常识。马克思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2]503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为我们解决理论上升为真理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在《实践论》中也明确地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3]284那为什么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们又重新对实践和真理的关系问题做一番讨论呢？这主要由于人们在计划经济年代用教条主义的思维理解真理，而丢掉了实践这一评判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错误的真理标准观反映在现实中，曾一度表现为对领袖言论的过度依赖。从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性来看，对任何一种事物和现象如果要迷信，就会表现出盲目崇拜的征兆。对一件事物的崇拜，从一定意义上说不一定是坏事，黑格尔曾说过：“崇拜是一种精神与精神的交契”[4]，表达的是对英雄崇拜的赞赏。但局限在崇拜的阀域中也易走向盲从，直至言听计从，而在文革结束后期出现的“两个凡是”，就是典型的领袖言行盲从，属于一种对感性理论的崇拜。

对理论的崇拜容易使理论僵化，使之失去实现彻底性的要求，也失去了科学地回答和解决现实提出的各种基本问题的能力，只有以实践为检验标准的理论，才有可能达到真理的层面，才是比较彻底的理论。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曾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2]11所以，理论只有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经过实践的不断检验，不断发展更新，才会达到真理性的认识，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

理论一旦形成，便有一定的稳定性和保守性。理论的这一特点往往使理论滞后于社会实践，只有经过实践不断检验更新的理论，才能消解理论长期积淀的保守性，使理论重新站在实践的肩膀之上。实践的现实性决定了理论必须要不断深化才能但当指导者的重任。在新时期，对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复归，摒除了以“两个凡是”为绝对权威的观念，把正确认识事物的标准从人们的头脑中拉到现实中来，既使实践获得了解放，也使理论得到了发展，实现了从对感性理论的崇拜向以实践作为检验认识标准的转变。这一转变，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标准从“天国”回归到现实中来，回归到真理的本真状态。在实践中，实践标准的确立，重新开启了人们的行动自由和话语自由之路，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可以做了，不敢想的事情可以想了，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精神动力，破除了思想上的枷锁。

二、“三个有利于”与意识形态崇拜

从人类认识发展过程来看，思想的解放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正确认识的形成和错误认识的纠正都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理论的完善在于在实践中不断有新的理论来丰富。毛泽东曾说过，人类认识发展的全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3]296所以，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仍要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进一步厘清和纠正认识的不足，使人们的认识越来越接近于客观的真实。

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判定改革开放的得失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问题。长期以来，由于把“计划经济”、政治上“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等思想观念作为衡量社会主义的标准，并以此来对抗资本主义，导致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一直处于认识不清的状态中。邓小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文中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5]63可见，在新时代，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重新认识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才能走出一条适合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

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卷1990年版对传统社会主义的界定上，计划经济被列为七大基本特征之四。可见，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姓社”和“姓资”的判断标准之一。而事实是，计划经济是否必然为判断社会主义的标准，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明确的论断。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判断，比较一般的说法是马克思首先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6]即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这里马克思主要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所有制上不同于以往社会，而与“传统观念决裂”显然说的是要与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决裂，并没有论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等具体问题。最早提出计划经济的是列宁。根据“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状况，列宁在给美国电子技术专家查理·普·施泰因梅茨的复信中说：“深信资本主义必不可免地要被新的社会制度所代替，这种新制度将对经济实行有计划的调节，并且在全国电气化的基础上保证全体人民群众的物质福利”。[7]但列宁所说的 “计划经济”，是在俄国特殊情况下提出的，因此它并不具有普遍意义。直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宣布自己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建成了的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这时，计划经济才成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具有了普遍意义。①参见高放2007年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中《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看社会主义史上有三次飞跃》一文关于计划经济发展过程的论述。

在我国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中，由于长期受“左”的观念的束缚，计划经济的特殊性要求一度被遮蔽了。随着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加深，如果仍然囿于计划经济这一特征来考量中国社会的发展，必然滞后于现实的实践运动。由此，邓小平明确提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372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实质上是从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重新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

“三个有利于”的提出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和模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和根本差异，而是在新的社会环境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再认识，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计划经济年代，单纯从意识形态标准出发，凡事都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结果是大大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停留在原苏联的层面。“三个有利于”的提出，破解了“姓社”这一虚幻的“意识形态”崇拜，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马克思曾对意识形态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和分析。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观念形态，占据了物质生产资料的统治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资料的生产，但脱离了阶级性、客观性和人民性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虚假的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再用“姓社”还是“姓资”来评判社会主义建设的得失，已经丧失了其现实意义，不可避免地陷入了自我虚幻状态。

三、“以人为本”与GDP神话

进入21世纪的中国社会，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温饱问题，实现了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转轨。但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过度重视经济指标、GDP的增长，也出现了在社会层面的贫富差距增大、新的矛盾涌现的问题，在资源层面上出现大量资源浪费、受污染乃至枯竭的环境问题。这些状况给社会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导致人们产生了“社会的发展最终是为了什么”的困惑。从经济层面上看，注重经济效益和GDP的增长，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并没有违背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在实践中出现的负面社会效应，又明确显示了单纯依靠GDP发展的局限性。

GDP是按市场价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简称，它是衡量一国经济是否增长的重要指标，GDP的增长标志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实践中，GDP增长为社会带来了巨量财富，但在经济效益得以显现的时候，人们为了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效益，往往会过度追逐GDP增长，甚至会产生过度依赖GDP实现经济增长的“GDP神话”。在这种情况下，GDP增长理论就违背了其指导GDP增长的初衷，导致出现过度关注物质利益的取得，而忽视了人自身的真正需求和全面发展的情况。

为了应对出现的经济增长与人的发展相偏离的现象，在党的十六届三次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笔者认为，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首要目的就是打破当前的“GDP神话”，把改革开放拉回到关注人自身上来。通常意义上，“以人为本”的“人”常常和两个概念相对应，一个是与“神”相对，一个是与“物”相对。现实中，片面强调经济的发展、GDP的增长，而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和生存环境的和谐，实质上就是以“物”为本的狭隘观念指导所致。

在中外历史上，“以人为本”的理念很早就被提了出来。如中国古代典籍《列子·天端》上讲到“天地万物，唯人为贵”，古希腊时期，普罗泰戈拉也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等，都表达了重视人、重视人的的作用的思想，体现了人在自然界中的特殊地位。马克思认为：“人们的社会历史始终只是他们的个体发展的历史”。[8]个体生存和发展的状况，代表着每一时代社会发展的程度。在市场经济下，人类已经从自然经济时代的人群共同体生存状态向个人的独立生存状态转化，这标志着人类发展的巨大进步，但这种“独立生存状态”必须要摆脱狭隘的“经济人”角色，才算得上真正的成立，因为“一个人只有把他所创造的社会总体的实践能力变成自己可以利用的能力，把他人创造的社会共同财富变成自己可以享用的财富，……才能真正独立，成为独立的个人”。[9]

“以人为本”具有其鲜明的时代内涵。胡锦涛同志指出：“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10]可见，“以人为本”主要涵盖了“以什么人为本”、“以人的什么为本”的问题。所以，“以人为本”的提出，破解了以GDP增长这一经济指标来指导社会发展的单一发展模式，同时实现了在人的独立性诉求下转向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四、不断解放思想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真理标准大讨论、“三个有利于”与 “以人为本”，是新时期引领中国社会深刻变革过程中三次思想解放的标杆，是“思想冲破牢笼”的三个显著标志。从这一系列思想发展的链条中，展示的是不断解放思想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

（一）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以人为本”，彰显了我国近三十年来社会发展的理论变迁，使每一次思想解放都能准确应对出现的新的实践问题，从根本上观照着社会的梯级发展历程。社会的每一次重大转型，都离不开正确理论的指导。在经历了“文革”之后，中国社会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时期，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激活了人们对社会发展的整体反思，成为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先声，标志着我国由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性回归。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心，计划经济成为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引领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新世纪，随着社会物质财富不断丰富，民主法制不断推进，同时面临着利益需要重组、社会需要保障的问题，“以人为本”为核心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人的发展更高诉求提供了理论支撑。每一次思想解放都针对深层次的社会发展矛盾，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带来了改革开放的大发展。

（二）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以人为本”，大大深化了人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走向成熟。缘于新中国成立以后的30年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追问，这种追问将贯穿着改革开放的总过程。从实践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再到“以人为本”，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在实践中不断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探索前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是着眼于生产力不断发展，敢于直面狭隘意识形态挑战的，向世界全面开放的社会主义；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更是以广大人民群众为本，立足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

（三）从真理标准大讨论到“以人为本”，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理念不断展开与跃升的过程，是指导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走向科学发展的过程。社会的发展根本上是为了人的发展，从实践标准，“三个有利于”到“以人为本”的理论升华，展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人的生存和交往的持续关注。实践标准摆脱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思维，转向以日常社会生活为基础评价和认识自身的合理性，使人们立足实践，立足现实思考自身的发展，实现了从“政治人”向“现实的人”的复归。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竞争性、平等性和开放性为特征的经济，以“三个有利于”标准衡量人们工作的得失，实际上就是衡量个人在社会实践中的生存与发展能力问题，它消解了传统意义上以姓“社”、姓“资”为标准对人的的政治考量，建立起以经济为基础，以市场为纽带，彰显人的个性和人的独立性的衡量机制。但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利益的追逐和相互竞争的必然性，使个人在发展中容易陷入 “货币拜物教”的樊笼，所以，上述个人独立性的实现只是马克思所说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1]阶段。“以人为本”的提出，是对社会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它完善着对人自身发展的认识，确立了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主体地位，使中国社会在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征途上进入了“初级阶段”。

总之，从真理标准大讨论、“三个有利于”到“以人为本”的逻辑演进，体现了在时代变迁中需要不断解放思想，体现了对人自身认识要不断深化，也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不断提高。

[1]《辞海》编委会编.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3635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毛泽东选集（第 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84

[4]转引自贺麟.论英雄崇拜[J].战国策，1941，（17）

[5]邓小平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45，52

[7]列宁全集（第4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42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32

[9]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95

[10]胡锦涛.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

[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

On logical evolution of standards of practice，three benefits and people first

SUN Zi-sheng

In the new era ，from Practice standards， three benefits and people first logic of evolution，people overcome the theory of worship， the worship of ideology and myth of GDP， which shows the importance of social development by emancipating the m ind highlights.

standards of practice；three advantages；peop le first；continue to emancipate the m ind

D616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009-9530（2012）01-0010-04

2011-10-24

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科基金项目（2011sk380）

孙自胜（1971-），男，安徽寿县人，淮南师范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上海大学社科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