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现实主义看《拉维尔斯坦》的多重主题

肖婷婷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25)

从新现实主义看《拉维尔斯坦》的多重主题

肖婷婷

(哈尔滨师范大学西语学院，哈尔滨150025)

对于生长在异乡的外籍作家来说，民族身份似乎是一个永远也讨论不完的话题，《拉维尔斯坦》却为美国犹太籍作家索尔·贝娄60多年创作生涯的寻根之旅画上了个圆满的句号。小说独具匠心地以回忆录的形式展开，巧妙地将现实与回忆、叙述与评论结合在一起，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个性鲜活的拉维尔斯坦形象。在机智风趣的语言背后是贝娄对当代美国社会现实的关注。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的新时期，贝娄也反思了反犹主义的历史给犹太民族带来的难以抹去的影响。在谴责反犹主义的同时贝娄也告诫犹太同胞们不要忘记历史，警惕反犹主义抬头，呼吁人道主义同情。小说中，渊博的哲学观点、巧妙的拼贴艺术、精巧的象征手法以及尖刻的反讽特色，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新现实主义视阈，而且拓宽了贝娄的创作主题，引发读者回味和思考。

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新现实主义;主题

索尔·贝娄是当代美国著名犹太裔作家。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晃来晃去的人》开始，他就以冷嘲热讽的揶揄和冷静细致的笔触追寻着人性的本质所在。他曾三次获美国全国图书奖，一次普利策奖和犹太国粹奖。1976年，瑞典科学院以“对当代文化赋予人性的理解和精妙的分析”授予贝娄诺贝尔文学奖。这一奖项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学界的重要地位，同时也是对贝娄独特的创作手法的肯定。

《拉维尔斯坦》是贝娄创作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被学术界誉为“天鹅之歌”，是贝娄“最富有犹太性的一部小说”［1］。作品刚一出版便受到了广泛关注，随即被列入《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作品名录，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这部小说是为纪念贝娄的好友、美国当代著名学者艾伦·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的一部回忆录。在这部小说中，贝娄用他的渊博和机智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充满睿智、桀骜不驯的犹太知识分子形象。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这部作品对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塑造、破碎拼贴的叙事结构以及对象征和反讽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创作手法的借鉴，在洞悉贝娄新现实主义视阈的同时，解读作品的多重主题，从一个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部世纪之作的独特魅力，从另一个侧面领略贝娄对民族与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一、典型环境下人物自我身份的追寻

新现实主义创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它是对早些时候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艺思潮的一种“反叛”，是在“继承现实主义旧传统和从现代派和后现代派创作技巧中不断地汲取新营养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的创作模式。”［2］1新现实主义小说抛弃了传统现实主义刻意反映直观经验的特点，而继承和发扬了它“典型环境下，典型人物”的创作原则，更加注重反映现实世界的多元化特点。在《拉维尔斯坦》这部小说中，贝娄用生花之笔塑造了一个十分有感染力的传奇知识分子——拉维尔斯坦形象。借此人物塑造，贝娄也重新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进行严肃思考。

移居美国的第二代移民有别于父辈受苦受难、恪守犹太传统和犹太教规的形象。他们逃避自己原有的民族文化身份，更多着眼于物质需要，希冀通过物质财富的积累和社会地位的提升获得美国社会的尊重和认可。为了做一个“自由”的美国人，他们不仅选择抛弃民族语言和生活方式，而且抛弃本民族信仰与文化。对于那些追寻“美国梦”的中产阶级来说，孜孜以求的努力却使他们一点点脱离民族传统根基。他们最终注定被美国社会同化，不得不遭受精神上漂泊流浪的苦恼。拉维尔斯坦与回忆录叙述者齐克一样，是生活在当代美国社会里的犹太裔知识分子。典型的生活环境决定了他们是在异乡文化中不断寻找自我文化身份与归属的典型。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们的困惑，贝娄用象征的手法对犹太裔知识分子在异族文化中的尴尬处境作了诠释。在小说中，主人公拉维尔斯坦有一阵子牙齿毛病很严重，学院的医务人员劝说他植入假牙。“假牙穿过他的牙龈到牙床，再进入牙床骨……整个过程令他非常痛苦。当天晚上他在地板上走了一夜。于是他又试图把植进去的东西拔出来，谁知这比放进去还要疼。”［3］53根据韦勒克的观点，象征需要用甲事物来暗示乙事物［4］。这个“植入假牙”的象征手法暗示着犹太裔知识分子设法融入美国文化群体时所经历的艰辛。他们踯蹰于两种文化夹缝中间，不得不忍受在美国文化和犹太文化之间“晃来晃去”的痛苦。正如拉维尔斯坦所说:“作为一个犹太人，同时也是美国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你又不是。”［3］22他们不断进行着自我文化身份的思考。贝娄通过这个象征，将身处异乡文化和民族文化之间徘徊的犹太知识分子的心理状态表现得淋漓尽致。

另一方面，既然是“美国梦”，总有“醒”的一天。外族的歧视和压迫使这些犹太知识分子们清醒和警惕:齐克前妻的母亲就不满于他是个犹太人，并认为“有一个犹太人做女婿破坏了她的晚年生活”［3］160;葛利夫夫人对犹太人抱有偏见，排斥犹太人;还有以纳粹分子格里莱斯库为代表的仇犹主义者想利用齐克掩盖自己罪行的可鄙行为。这些都督促他们快点寻求出路。已过了对犹太传统离经叛道之年的拉维尔斯坦，在人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思考了很多关于自己民族归属问题，最后找到了自己的文化定位。他认为一个犹太人永远不可能背弃自己的“自然本性”［3］9，可以“永远可以拒绝被同化”［3］49。他还在弥留之际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不可能抛弃你的血统，也不可能改变你的犹太身份。”［3］172他承认自己是个“美国犹太人”［3］69。在这段时间一直陪伴在拉维尔斯坦身边的齐克也“通过注视他独特的犹太人的脸，学习到很多东西”［3］166。拉维尔斯坦帮助齐克最终认识到“回归”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性，让齐克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现实生活中的贝娄也是在美国文化和犹太文化夹缝中长大的一代，似乎受到太多来自社会和心理上的压力，他总是更多地强调自己是个美国人。贝娄60年的写作生涯也见证了他民族身份探求的全部过程。不能否认，《拉维尔斯坦》是贝娄所有写作中犹太性最强，犹太意味最浓的一部作品。通过这部作品，贝娄——一个已入耄耋之年的老作家对自己民族身份予以肯定，为自己的一生的犹太寻根之旅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同时，在这部小说中，拉维尔斯坦这个犹太知识分子形象生动地演绎了一个犹太文化身份认同的主题。在犹太文化传统几乎荡然无存的当代消费社会里，这一主题显得尤为重要。他在死前也将这一主题以“遗产”形式留给齐克去思考。贝娄这样设置，似乎有意将它继续传承下去的意味，引发读者思考。

二、破碎的结构映衬异化的世界

经历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试验派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新现实主义小说在叙事模式上有了一定变化。在叙事框架上，它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封闭线型的叙事方式，打乱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在吸收后现代片断性和零散性的同时，又能利用蒙太奇或拼贴将切碎的文学材料整合成一个整体。这种“完整性”和“碎片性”的结合可以使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审视多元的世界，增强了新现实主义文本的可读性。

《拉维尔斯坦》是一篇回忆录。贝娄通过展现主人公拉维尔斯坦在巴黎、美国寓所和医院的活动场景及人物对话保持小说的真实性和整体性，使作品能客观地再现主人公生活的现实世界。然而，小说文本常由某一触发点被叙述者的心理活动和评论打断，形成文本断裂。这些大量的回忆，独白和意识流更好地在时间上为叙述者保持叙述弹性。随着叙述者齐克记忆大门的打开，不同时刻下的不同场景纷至沓来，形成此处与彼处场景的交织。贝娄将现实与印象，真实与回忆等各自相对独立的碎片精心地拼贴在一起，将非连续的情节重新组合，突出中心，为读者呈现一个完整的犹太知识分子形象。这样不仅更能帮助读者从不同侧面了解主人公，了解拉维尔斯坦对齐克的影响，而且增强了作品回忆录特点。此外，更重要的是，这种“一点一滴拼凑起来”［3］16的效果，以及时序颠倒，断裂跳跃的叙事模式也向读者展现出当代美国社会零碎、杂乱和错位的本质。这种断裂性和移置渗透到了人们所有的思想和行动中，造成人们伦理观念的变化、价值标准的丧失以及精神的孤独绝望。

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迅速崛起，经济财富的激增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美国很快跻身于世界强国。随着美国社会中产阶级人数激增，“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出一个‘神话’，它向这个社会中的人们承诺对物质的追求能为他带来最大幸福。”［5］然而，一切都是虚无。人们并没有得到幸福，反而在物质疯狂的追求中丧失了能动性，丧失精神自由，成为物质的奴隶。贝娄敏锐地认识到现代工业文明和商业化社会给人类带来的危机，察觉到现代人精神上的压抑与生活中的孤独，并在《拉维尔斯坦》中予以揭露。

贝娄在小说中借齐克之口批判了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学校教育。“美国的科技训练是突出的，与此同时，文科教育却每况愈下，几近消亡。高科技控制着我们，并改造了世界……除了航天工程，计算机以及诸如此类的课程外，真正的教育在美国的大学里是不可能的。”［3］47齐克的妻子薇拉就是美国学校教育体系失败的范例。薇拉“有第一流的大脑”［3］103，“在混沌物理学方面是很大的权威”［3］108。她热衷于科学研究。“一天十四小时坐得笔直地读她的书和报纸”，把自己关在“乡间橱柜似的房间里”［3］98。她总是“全神贯注于她伟大的抽象思维”［3］105。薇拉具有倾倒众生的魅力，但却“缺乏情感”［3］116，她很少与丈夫交流。“薇拉把她的才智留给了物理学。温暖的家庭生活的想法，是她的一号反前提。”［17］85齐克从薇拉那里感受不到爱，最终导致两人离婚。另外，作为一名伟大的科学家，薇拉却缺乏基本的道德判断力。她明知齐克是个犹太人，还结交一些仇犹者和纳粹分子做朋友。更过分的是，她竟然还经常安排齐克与他们见面，撮合齐克“接纳”他们。与薇拉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罗莎曼。齐克称她是自己真正的妻子［3］209，她无论做什么，总是先考虑齐克的利益，在齐克重病期间，“为了救他，不管需要干什么，她都会干。”［3］195罗莎曼总是陪在齐克身边，也让齐克感受到真正的爱情。此外，主人公拉维尔斯坦虽然追求物质享受，但从不把钱看得很重［3］41。他行为乖戾，不喜欢被社会礼仪束缚。他常引用席勒的话:“活在你的世纪，但不要成为它的奴隶。”他认为“优良品行不是好迹象”［3］23，“他喜欢无伤大雅的罪行和有失检点的举止。”［3］23“他十分欣赏不合常规止的行为。”［3］23“他甚至喜欢比较反常的学生。”［3］26他控诉现代文明教育使得那些在社会阶梯上不屈不挠地向上爬的人更加排斥犹太人［3］39。通过这些人物形象的拼贴和对比，贝娄揭露了美国现代教育的畸形发展，在荒诞现实中人类道德和精神价值危机，表达了对美国当代社会发展前景的担忧。

三、犀利的话锋呼吁人道主义

关于后现代下的反讽，伊哈布·哈桑认为它有一种不确定性和多义性。“它是在探求真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心灵反映，表现为真理不断地躲避心灵，只给它留下了一种富于讽刺意味的自我意识增殖或过剩。”［6］贝娄是一位善用反讽艺术的智慧型作家。他独特的后现代反讽技巧具有意义上多重指涉的特点，它们不仅给读者留下一种“清醒”的现实感，而且能够帮助读者透过繁盛的物质表象窥探到当代荒缪的人生舞台上那一抹沉重的黑色。在《拉维尔斯坦》中，贝娄继续沿用了这一艺术手法，在批判反犹主义在二战时期为犹太民族带来的巨大痛苦和灾难的同时，也促使读者对人性进行重新思考。

“反犹主义”是1879年德国学者威廉·弥尔创造的新词，然而其历史却可以追溯到基督教兴起之时。随着基督教势力的扩大，反犹现象扩展到了全世界。历史上，犹太民族一直是多灾多难的民族。从公元135年犹太人被罗马帝国逐出巴勒斯坦一直到1946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犹太人经历了近两千年的漂泊生涯。在客居异乡的生活中，驱犹、屠犹的事件使他们一再受到重创。正如贝娄在《拉维尔斯坦》中称，“犹太人是缺乏救赎的历史见证人。”［3］172在欧洲，犹太人常常成为宗教迫害的对象、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挽救客居国经济的“摇钱树”。中世纪的欧洲对犹太人的残害使犹太人在西欧一直处于绝望边缘。十字军东征期间，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遭到屠杀。法国在12—14世纪期间为了增加财政收入曾四次驱逐又四次召回犹太人，而俄国在14—15世纪起就在法律上为犹太人设立“隔都”。反犹主义情绪一直在恶性蔓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开始”［3］167的20世纪，反犹主义现象又一次达到高峰。希特勒利用人们对犹太人长久以来的仇恨夺取政权，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集中营、毒气炉、万人坑成为犹太民族噩梦的真实写照。在《拉维尔斯坦》中，贝娄用犀利的讽刺追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勒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贝娄首先集反讽于希特勒的“伟大”:“希特勒是那些政治领袖们的梦想。他想到什么，说干就干，雷厉风行。从不手忙脚乱，从不小题大做。”［3］11这种嘲弄与事实的对照使读者欷歔于希特勒的残忍和暴力，并通过话语的非和谐因素予批判于无形之中。贝娄又用“严肃的随意性”口吻辛辣地讽刺了希特勒宏伟的政治宣言，同时也嘲弄了公众的木然态度:“希特勒说过，他一旦掌权，就要在慕尼黑的玛丽娅广场立起一排排的绞刑架，把犹太人，直到最后一个犹太人，吊死在那里。”［3］161罪恶的想法却得到很多人的普遍支持。“希望犹太人死亡的愿望被广泛集中的意见所确认和辩护，这种意见一致认为，他们的消失和灭绝将会使世界得到改善。”［3］172“人们普遍愿意接受千千万万人的被毁灭”，因为这就是“本世纪的基调”［3］162。“几乎每个人，都赞同犹太人没有权利生存。”［3］171在那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占欧洲犹太人的1/2，世界犹太人的1/3。小说中贝娄痛心地写道:“在那些日子里，大家都希望不要是犹太人，那是很大的优势。”［3］131可见，在残忍的事实面前，当代资本主义表现出来的“理性”是多么苍白与虚伪。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反犹罪行给犹太人留下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小说中，在严肃性态度和游戏性话语之间是贝娄对希特勒为代表的反犹主义惨无人道行径的声声讨伐和对国际人道主义的谴责。

学者汪汉利曾在《索尔·贝娄的犹太书写》一文中提到，“写作之初，贝娄的民族意识并不强烈，他并未刻意反映犹太人的命运。但在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之后，犹太同胞遭受的迫害让他震惊。贝娄开始反思民族历史，在《赫索格》和《赛姆勒先生的行星》等小说中，贝娄不停地观照犹太命运。”在《拉维尔斯坦》中，将这一点发展到极致。贝娄通过将“残忍的事实”和“平静的叙述”，“绝望的现实”和“人道的漠视”并置的途径，增强了反讽力度，向读者揭露反犹主义的罪恶。在叩问冷漠者良知的同时也借主人公之口唤醒犹太同胞们的心灵，增强民族凝聚力和自豪感，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四、结语

由于早期传统犹太家庭教育的影响，贝娄在作品中往往渗透出一定的犹太文化特质，再加上后期继承并发扬现实主义和实验派艺术手法，贝娄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在《拉维尔斯坦》中，他用新现实主义的艺术形式将这种风格发展到又一高度。在这部小说中，贝娄用他悲悯的情怀和人文焦虑意识对20世纪末美国社会进行重新思考，以一个“社会的历史学家”的笔法，勾勒出一幅传统道德崩溃、精神危机不断的美国社会图景，展现了美国当代社会的疯狂。此外，通过对犹太民族特殊历史际遇的回顾和反思，贝娄表现了寻找自我精神回归的心路历程，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呼吁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同胞们不要忘记历史，应该担起民族兴亡的重任，将犹太文化和传统传承下去的愿望。

［1］James Atlas，Bellow:A Biography［M］.New York:Random House，2000:598.

［2］郭继德.20世纪美国文学梦想与现实［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

［3］索尔·贝娄.拉维尔斯坦［M］.胡苏晓，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4］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M］.刘象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204.

［5］罗刚，王中忱.消费文化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9.

［6］Ihab Hassan，The Postmodern Turn:Essays in Postmodern Theory and Culture［M］.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87:170.

I106.4

A

1001－7836(2012)06－0134－03

10.3969/j.issn.1001－7836.2012.06.054

2011－11－20

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12512103)

肖婷婷(1983－)，女，黑龙江哈尔滨人，讲师，硕士研究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