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西克实践
——认识论思想论析

许恒兵

(南京政治学院马哲教研室,江苏 南京 210003)

科西克实践
——认识论思想论析

许恒兵

(南京政治学院马哲教研室,江苏 南京 210003)

在《具体的辩证法》一著中，科西克较为系统地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本质性关联。就二者的一般性关系来看，科西克坚持实践对认识的根基性作用，认为要把握实在的本质，必须首先通过实践将其变成“为我之物”；而作为认识对象的“实在”体现为立足于实践而不断向人敞开的“具体总体”生成的过程，并构成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原则的本体论基础。此外，科西克还考察了“拜物教实践”基础上人的“虚假意识”的形成及其对实在本质的疏离，并强调通过建立“具体的辩证法”来超越虚假意识，以求达到对实在本质的把握。

科西克；实践；认识论

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范式中,人与对象的认识关系被一般性地界定为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此种理解的最大弊端在于从根本上忽视了实践对认识的根基性作用。虽然传统的理解也每每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作用,但却将其主要落实在对认识结果的实践检验上,而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原则上却是在实践之外发生的。这样一来,实践仅仅被降低为认识论的一个环节,以致背离了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思想,即“对对象、现实、感性”,要“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的根本要义。就此而言,科西克对认识与实践之本质性关联的阐释无疑体现了其在认识论上力求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范式的努力。

一、实践构造与实在本质的把握

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我们总体上可以将其概括为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

传统的反映论将认识对象看作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的直接现存物,认为认识就是对认识对象的不加任何外来成分的真实反映。而为了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便引入了实践的环节。就此而言,传统的反映论实际上将人与世界的认识关系摆在了首要的位置。对此,科西克无疑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在他看来,人与世界的实践关系才是第一位的关系,人只有首先成为实践的主体,并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构造出实在,才能在此基础上获得关于实在的认识。科西克明确指出:“为要认识自在之物,人必须把它变成为我之物；为要认识事物的不依赖于他的实在,他必须将它们诉诸于自己的实践；为要弄清事物在没有他的干涉时是怎样的,他必须干涉这些事物。认识不是沉思。对世界的沉思要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人构造着人类实在,从根本上说,他是作为实践性存在行动着,只有在这一限度内,人才能对实在有所认识。”［1］(P11)在科西克看来,即便是对自然的认识,也是建立在实践构造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人构造了一个人类世界,一个客观的社会实在,并因而能够超越它的状况、条件和假设,所以他也能把握并解释人类之外的世界,即宇宙和自然。”［1］(P89)

从理论的内在关联来看,科西克的关于实践构造是认识的前提的思想无疑是承接着康德言说的。就其本质而言,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实际上否定了那种将认识直接看作是对现成给予物的把握的非法性。他说道:“人们一向假定我们的一切知识必须符合于对象,可是,使用概念,在验前建立关于对象的某种东西以扩大我们关于对象的知识,这一切企图,按照上述假定,都终归失败了。因此,我们必须尝试一下,如果我们认定对象必须符合于我们的知识,看看在形而上学中这样做,我们会不会有更多的成就。”［2］(P17)这段话的核心要义在于,认识对象只有首先成为理性“做出来”的结果,才能成为合法的认识对象。真正的认识体现为“知性”为杂乱无章的感性表现赋予“形式”的过程,即“知性为自然界立法”。而由于知性不能与物自体“打交道”,因而其体现为不可知的领域。撇开其中的唯心主义,康德实际上以隐晦的方式表达了实践对认识的基础性作用。科西可无疑批判地继承了康德的上述思想,所不同的是,他用马克思式的“实践构造”取代了康德的“理性构造”。更为重要的是,科西克通过继承黑格尔和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的思想,将人类通过实践构造实在的过程看作是一个永无止境、不断发展的过程,从而否定了康德关于“物自体”不可知的结论。正如他所明确指出的:“辩证法探求‘物自体’。”［1］(P1)

基于实践构造对于认识的基础性作用,科西克认为认识既非是意识与实在如其所是的“符合”,也非脱离了实在的纯粹主观构造,就其本质而言,认识乃是反映与构造的辩证统一。对此,科西克指出:“唯物主义认识论,作为对社会的精神再现,抓住了实证主义和唯心主义未看到的意识的两重性。人类意识既是一种‘反映’又是一种‘投射’。它记录着,同时也建构着和谋划着。它既是反映着又是预期,既是受动的,又是能动的。既要让‘物自体’表现自身,又不附加任何东西,让事物保持自己的本原面目,这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动性。”［1］(P15)在科西克看来,人类意识兼具发现事实的功能和做出规划的功能,从根本上源自于人类实践这一“基本社会实在”。

科西克还从两个层面具体探讨了实践与认识的关系。首先,认识的最独特的特性即对原一的分割源自于实践。无疑,认识是为了透过现象把握本质,用科西克的话说,就是揭露“事物的隐匿的基础”。但是,事物的本质并不径直地显示自身,它需要人的理性的介入,对实在整体进行“分割”,形成关于对象的“概念”和“抽象”,以便理智地再现事物的本质。在科西克看来,“没有分割就没有认识。”但是,思维通过分割而趋向抽象性的特点并“不是思维本身的固有特性,而是从实践功能中承袭过来的。一切活动都是‘片面的’,因为它追求一个特殊目标,因此把实在的某些片断孤立出来当作本质,而把其余的丢在一边”。［1］(P6)

其次,实践是人类以不同方式占有世界的基础。在科西克看来,物的结构既不能直接把握,也不能通过沉思或单纯的反思来把握,而只能通过特定的活动来把握,即正是“活动为人打开了通向‘物自体’的门径”。［1］(P12)而人类活动的多样性决定了人类意识把握世界的方式的多样性,换句话说,正是实践开启了人类把握世界的多样化视角。科西克指出:“人们生活在几个世界之中,但是每个世界都有一把不同的锁。没有相应的钥匙,或者说,不改变意向性和占有实在的方式,人们就无法从一个世界转移到另一个世界。实践概念永久性地丰富了现代哲学和现代科学。”［1］(P12)科西克进一步指出,“意向性”的改变需要以在人身上造就适当的“官能”为前提,而这无疑也是建立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的,正如他所说:“人们用以揭示实在和实在意义的这些官能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历史的产物。”［1］(P12)就其功能而言,每一种占有方式都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都有其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以此认识为前提,科西克批判了实证物理主义将数学化的方式看作是唯一把握世界的方式,把数学化的世界看作是唯一真实的世界的做法,认为其一方面否认了唯物主义的基本命题,即“客观世界不可穷尽、客观世界并不能还原为知识”；另一方面则“通过把客观的人类实践历史地形成的人类主体性财富,下降为占有实在的单一模式”［1］(P14)。

在1879年所著的《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著中,马克思曾经明确阐述过实践对于认识的根基性作用,即“人们决不是首先‘处在这种对外界物的理论关系中’。正如任何动物一样,他们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说,并不‘处在’某一种关系中,而是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们是从生产开始的。)由于这一过程的重复,这些物能使人们‘满足需要’这一属性,就铭记在他们的头脑中了,人和野兽也就学会‘从理论上’把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区别开来。”［3］(P405)这段话明确说明,实践对认识的根基性作用,并不仅仅停留于其对认识真理性的检验性上,关于根本的是,实践是认识由以发生的前提和基础。毋庸置疑,科西克强调“实践构造”对于认识的根基性作用,无疑重申了马克思的实践认识论思想,它对于我们超越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范式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从抽象上升具体的方法论

在科西克看来,任何认识论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本体论的基础上的,即“每一种认识论都或者含蓄或者明确地以某种关于实在的理论为基础,以某种实在概念为先决条件”。［1］(P16)以此认识为基础,科西克首先批判了“还原论的实在概念”以及在它的基础之上的思维方式。还原论预先假定某种坚硬的实体,和一些不变的、不可进一步还原的要素,它们构成了万事万物的本质。而“当现象被还原到它的本质、它的一般规律和抽象原则时,人们就认为现象得到了解释”。［1］(P16)在科西克看来,这种方法存在着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方面,它把丰富多彩的世界单一化了,“世界的全部丰富性都被抛入了不变实体的深渊”［1］(P16)；另一方面,它彻底否定了世界的质的变化和发展,“还原论不能合理地解释新现象,不能解释质的发展。它把任何新的东西都还原为一些条件和先定前提,新的‘只不过是’一旧的”。［1］(P17)就此而言,科西克无疑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总是以为可以一劳永逸确定据以解释整个世界的“终极根据”的僭妄。

与上述批判相一致,科西克还剖析了“经济决定论”的还原论方法实质及其缺陷。在科西克看来,其缺陷体现在它一方面将人作为社会存在的丰富性仅仅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因素,即“经济”,另一方面则“把社会形态看作一个即与的事实,看作一致无内涵的外在形式,是某个因素决定其他一切因素的舞台”,从而彻底否定了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虽然“经济决定论”将“经济”动力学化,并以此来解释以其作为唯一决定基础的经济社会形态的变化发展,但这仍旧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即其仍旧“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变种”［1］(P16)。

与还原论的实在概念根本不同,科西克认为,“所谓的‘实体’,正是物的运动和运动着的物。物的运动构成一些特殊的阶段、形式和方法,对它们不能通过还原到某种实体来理解的,只能作为某种'物自体'的展示来理解”［1］(P16)。也就是说,“物自体”本身体现为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而对“物自体”的认识就是把握其不断运动和发展的原貌。对此,科西克明确指出:“对实在的解释不是将它还原为某种与它自身相异的东西,而是展示并阐明其运动的各个阶段和方面,让它自己展示自己。”［1］(P17-18)而由于“物自体”自我展示的过程本身体现为一个从抽象的具体的过程,即“事物的展开是抽象向具体的必然转化”,因此当我们把握事物的发展过程时,必须坚持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思维过程从一个生动的、混沌的、直接的整体观念出发向概念运动,向一些抽象的概念性规定运动。然而,在把这些规定概括起来,它又回到了出发点。但此刻它不再是未被理解的、生动的直接知觉整体,而是一个极大地多样化了的、被理解了的概念整体”。［1］(P18)

进一步来看,科西克认为,“物自体”本身只有首先经过实践构造转化成“为我之物”,才能被我们认识,即“实在最初不是作为直觉、研究和推论的对象(与它相反相成的另一极是存在于世界之外的超越世界的抽象的认识主体),而是作为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界域呈现在他面向,这个界域构成对实在的直接实践直觉的基础”。［1］(P1)而且,实践构造“物自体”的过程本身体现为一个不断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人类历史是连绵不断的对过去的总体化。在这个总体化过程中,人类实践对过去的各种要素进行整合,从而把它们保存下来。在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实在不仅是新事物的生产,而且也是旧事物的批判的辩证的再生产。总体化就是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是保存和再生”。［1］(P107)既然如此,科西克认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辩证方法又是建立在人类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的,正如他自己所说,“辩证法不是一种还原的方法,而是一种精神地、理智地再现社会的方法。它是在历史的人的客观活动基础上,展开和阐释社会现象的方法”。［1］(P21)

毫无疑问,科西克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阐述无疑是建立在马克思理论基础之上的。他对这一方法是对事物发展过程的揭示的定位,即通过它,“实在的所有层次和一切向度都得到了理智的再现”［1］(P19),无疑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就曾明确指出:“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把它作为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4］(P18-19)但是,在这一方法的运用所要经历的阶段划分上,科西克无疑出现了混乱,即其仅仅将其定位为理性认识阶段。他说道:“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不是从一种水平(感性的)向另一种水平(理性的)的跃迁。宁肯说,它是思维中的运动和思想的运动。”［1］(P18)但在马克思看来,抽象的规定在思维形成中导致具体的再现体现为理性认识的阶段,但它无疑要建立在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一感性认识阶段的基础上。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应该是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统一。

三、“日常思维”和“物象化意识”分析与批判

科西克实践——认识论的更为重要的贡献在于阐述了认识与实践的历史性关联,也就是说,他看到了人类意识形式本身会随着人类实践活动方式的历史性发展而不断变化。此种内在相关性表明,“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5］(P82)而就科西克的理解而言,他是通过划分实践的类型,来揭示意识的历史性内涵的。具体来说:

首先是直接功利主义的实践以及与之相应的日常思维。从文本的语境分析可知,科西克理解的这种实践大致上相当于农业社会的实践方式,在它的基础上形成的是日常思维。正如他所说:“平日的功利主义实践产生了日常思维,作为一种生存和运动的形式。”［1］(P6)在科西克看来,直接功利主义实践和与之相应的日常思维,能使人们在世界上找到可行之路,使人们感到与物相熟悉,并能处置它们。但是,这并不能使他们达到对物的实在的理解,而只能停留在实在的现象层面。按照科西克要认识“物自体”,首先必须通过实践将“物自体”变成“为我之物”的理论,“日常思维”之所以有此缺陷,从根本上是由于在农业社会,人们的实践仅仅停留在对自然对象的一般加工和选择上,因而是作为直接给予物呈现在人的面前的。正如科西克所言:“捕捉某一事物的现象,就是探究和描述物自体如何在这一现象中显示自身,又如何在其中隐藏自身。把握现象打通了达到本质的途径。没有现象,没有它的显现与暴露的活动,本质自身将是不可企及的。”［1］(P3-4)毫无疑问,这里的“显现与暴露的活动”的缺失正是古代社会构造性实践活动的缺失,它从根本上决定了现象直接作为本质呈现在人的意识当中,成为“一个虚构的亲近、熟识别、信任的世界。在这个虚构的世界中,人‘自然地’运动着,并与这世界发生日常接触”。［1］(P2)按照科西克的说法,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掩盖了事物本质的“伪具体”世界。

其次拜物教实践以及与之相应的物象化意识。从概念本身可以看出,科西克所说的拜物教实践实际上所指的是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了的实践活动方式,其最大的特征就是作为人的活动产物的社会现实客体化为外在于人的自主运转的纯粹客观过程,并由此体现为“虚假的”总体。对此,科西克指出:“在拜物教化实践中,即在操持和操控中,暴露在人面前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尽管它带有真实世界的‘坚实性’和‘功效性’”。［1］(P6)而当“社会现实”的此种自主性特征被投射到人的意识当中,并且被当作“自然特性”固定下来时,便产生了“物象化意识”,通过它,“社会实在被设想为一些互相影响的自主结构的总和或总体”,而其后果则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彻底丧失,“真实的主体(作为客观实践活动主体的人)的位置被神话化、物像化和拜物教化的主体所取代,被结构的自主运动所取代”。［1］(P38)

在科西克看来,虽然“日常思维”和“拜物教意识”所赖以形成的实践基础存在着差别,但它们却有着结果上的一致性,即仅仅只是停留在“伪具体世界”或“虚假总体”层面,而无法进至实在的本质层面,即达到“具体总体”。在科西克看来,造成此种结果的根源在于,无论是直接功利主义实践抑或拜物教实践,都是由于充分体现人的主体能动性的实践活动的缺失,正如他所说:“只要人基本上或完全被直观为总体框架中的一个客体,只要人作为人类客观——历史实践主体的根本重要性没有得到承认,社会实在就不可能被当作具体总体来认识。”［1］(P30)既然如此,为了突破“日常思维”和“拜物教意识”,必须首先揭示“实践的真实性质”［1］(P170)。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真正达到对“具体总体”的把握。科西克指出:“就实践的本质和普遍性而言,它是人的秘密的揭露:人是一种构造存在的存,是构造从而把握和解释社会——人类实在(人类的和超人类的实在,总体上的实在)的存在。”［1］(P170)

科西克基于不同的实践类型对人类意识形式的分析呈现了人类意识形式会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历史性特征。而从具体内容上来看,他对“日常思维”和“拜物教意识”的把握也基本符合了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的时代特征。但是,由于科西克对直接功利主义实践和拜物教实践的理解都是建立在以预设本真性的“实践”的前提上的,所以但其以此两种实践为基础概括和总结“日常思维”和“拜物教意识”的特征时,并未真正探寻到其由以形成的内在原因。实际上,无论是“日常思维”和“拜物教意识”,其形成并非是由于本真性的实践的缺失而造成的,它的真实根源在于一定的生产方式中的特定的实践活动方式造成的,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的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5］(P72)与此相应,对由特定的活动方式所造成的虚幻的意识的批判也不是通过复归于本真性的“实践”就可以实现的,而只能建立在生产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即“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5］(P73)。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科西克对意识形式的历史性分析并未达到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度。

［1］科西克.具体的辩证法［M］.傅小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韦卓民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On Karl Koshik's Practice-EPistemology Thoughts

XU Heng-bing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PLA N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Nanjing 210003,China)

In his Dialectics of the Concrete，Koshik systematically elaborates the essential links between knowledge and practice.He contends on the fundamentality of practice to knowledge in terms of their general relationship.In Koshik's point of view，to understand the essence of reality，it is necessary to turn the reality into“reality for me”through practice；and the“reality”as an object of knowledge is a productive process in which the reality through practices everlastingly opens to people the“totality of concretes”and it thus forms the ontological basis for the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froMabstract to concrete.In addition，Koshik examines the formation of man's“false consciousness”on basis of“fetishist practice”and the alienation of consciousness froMthe essence of reality.He upholds establishing“dialectics of concrete”to achieve the understanding of essence of reality beyond false consciousness.

Karl Koshik；practice；epistemology

B089.1

A

10.3969/j.issn.1674-8107.2012.06.009

1674-8107（2012）06-0051-05

（责任编辑：韩曦）

2012-05-10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外学者历史唯物主义观的理解史研究”（项目编号：11AZX 001）。

许恒兵（1979-），男，安徽宣城人，讲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