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国务院发布了人口发展“十二五”规划,称十二五时期是中国人口发展的重大转折期,“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此后缓慢下行,人口抚养比在经历40多年下降后开始上升”。这番表述确认并预告了“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了家门口,人口红利即将成为一种美好的回忆。
“刘易斯拐点”是所有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时的必经之道,它跟贸易有关,跟工资有关,跟利润有关,跟物价有关。更重要的是,它跟政府与企业的主配角关系有关。
通常的论述一般会将落脚点放在计划生育及未来养老问题的讨论上。这种舶来的逻辑具有国际视野,却明显忽略了过去3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殊性。
过去这三分之一个世纪中,中国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一个增长故事?极具创造力的一个描述是“保持市场的经济联邦制”(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其解释了虽然只有经济改革唱独角戏,但财政分权及区域竞争等相关机制提高了地方政府促进经济转型的积极性,从而带动了经济增长。
这一观点具有较强的现实合理性。几乎没有人会否认,当年“人多力量大”的主张是让我们在国际贸易中一骑绝尘的重要因素。但是,劳动力比较优势并不会自动转换为所谓的“人口红利”,在计划经济的旧鸟笼中,没有招商引资来搭台和突围,人口红利或许只是传说而已。
即便按照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对增长的霸道定义来检验,这一观点也能站得住脚。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