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两极判断说开去

冯天瑜

一

中国文化的发展路径，富于特色。视角各别、价值取向有异的人们对它的判断难免见仁见智、各执一端。就西方而论，16、17世纪之交利玛窦等耶稣会士入华，对中国文化有了直接观察和评介，自此西洋人对中国文化的观感，历来呈赞扬与贬斥两极状态——

一极以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和法国重农学派魁奈为代表。伏尔泰的《风俗论》等著作，赞扬中国文明的理性精神，将康熙皇帝视作理想君王典范，中国的儒学深藏当时欧洲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及宗教宽容。伏尔泰对东方式智慧大加赞叹，并借以作为鞭笞欧洲中世纪神学蒙昧主义的“巨杖”。魁奈更多地肯定中國的制度文化，称中国的政治是合法的专制政治，中国的法律都是建立在伦理原则基础上的。魁奈有“一部《论语》可以打倒希腊七贤”的名论。德国哲学家■布尼茨、诗人哥德，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等，也属此一行列中人。

另一极则以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为代表，他们透见到中国文化发展的迟滞性。如亚当·斯密认为，中国的农耕文明早已走到极限，千百年来并无进展。黑格尔将中国称之“永无变动的单一”，认为“东方的观念的光荣在于‘唯一的个人一个实体（指专制君主——引者），一切皆隶属于它，以致任何其他个人都没有单独的存在”。又把“东亚智慧”的化身孔子视作“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