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悦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5)
两汉之际,不仅史学在不断发展,思想界也经历了由汉初黄老勃兴,百家解禁到武帝独尊儒术,随后儒家思想逐渐占统治地位的变化,《史》、《汉》分别作为西汉和东汉史家的代表之作,自然也体现了社会主流思想意识对史家乃至两汉史学发展的影响,二者之间也存在着可比较的前提,即拥有重合的叙述时代和载录史料,又存在《汉书》对《史记》史料的增删取舍。正如前辈学人所说,本文不会对于二者做价值上的优劣判断,旨在从这些异同之处窥探两汉间史学的发展变化,并为儒家思想对其产生的影响提供依据。
如前文所述,《汉书》与《史记》存在很多年代和材料重合的地方,而班固作为东汉史家,又以自己的价值观和史学取向对这些材料进行了一定的改动,或增补或删节或移动,虽然下文所依据史料主要出自《儒林》、《酷吏》、《循吏》、《货殖》四传,列举的也大多是文本中的一些细小之处,但对其加以总结比对,却能折射出两汉史学家价值取向的改变,并能明显看出儒家思想对史学发展的影响。
班固作《汉书》,增补了许多《史记》不曾收录的史料,同时也为一些人物单独列传,《史记》中董仲舒原本仅收入《儒林列传》中,未单独成传,并将其作为普通的公羊学家,仅记载有其言灾异被主父堰揭发、险些被武帝处死和公孙弘在武帝面前谗使其被外放为胶西王相两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