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德潜与赵执信诗学关系初探

陈汝洁

(淄博市桓台县地方税务局，山东淄博 256400)

沈德潜是继王士禛之后，乾隆朝前期的诗坛领袖。他论诗主格调说，与王士禛神韵说、袁枚性灵说和翁方纲肌理说并称清代四大诗说，影响巨大。在康熙诗坛的六大家中，赵执信与王士禛论诗不合，赵执信著《谈龙录》攻讦王士禛，这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深深影响了乾嘉诗坛。沈德潜与王士禛和赵执信都有交往。在对王、赵诗学之争的评判上，沈德潜明显站在王士禛一边，对赵执信《谈龙录》不以为然。但这并不妨碍沈德潜在构建其诗学理论时，吸收赵执信论诗的有益成分，以矫正王士禛的神韵说的弊端。学术界已有专门探讨沈德潜与王士禛诗学关系的文章①，但笔者尚未见探讨沈德潜与赵执信诗学异同的论文。本文即试图在王、赵之争的诗学背景下，辨析沈德潜与赵执信诗学主张上的异同，以便使人们更清晰地看出清代中期诗学和初期诗学的关联与流变。

一、沈德潜与赵执信的交往

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号归愚，江南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他在诗学上推尊王士禛，于赵执信颇多微词。沈德潜生于康熙十二年(1673)，比赵执信小11岁。赵执信在科举上少年成名，17岁中举人，康熙十八年(1679)18岁中进士;而沈德潜却科场不顺，有17次参加乡试的经历，乾隆元年(1736)参加博学鸿词考试也未能考中，至乾隆四年(1739)已是67岁高龄才考中进士。沈德潜中进士后，受到乾隆的赏识和提携，成为诗坛领袖。

其实，早在沈德潜中进士之前，他已是江南有些名气的诗人，并为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禛所知。康熙三十七年(1698)，沈德潜入叶燮之门，向他请教诗学。叶燮(1627－1703)，字星期，号己畦，浙江嘉兴人。康熙九年(1670)进士，官宝应知县，以忤上官落职。晚居吴县横山，世称横山先生。著有诗学理论著作《原诗》及诗文集等。康熙四十一年(1702)，叶燮将自己和弟子沈德潜等人的诗文寄给王士禛，王士禛回书称赏叶氏诗文并提及沈德潜。康熙四十五年(1706)，沈德潜坐馆于尤珍(1647－1721)家。尤珍为王士禛友人尤侗(1618－1704)之子，与王士禛来往较为密切。王士禛晚年在致尤珍的信中曾问及沈德潜，并有“横山门下尚有诗人”之语。当时沈德潜磴蹭科场，坐馆为生，蒙诗坛盟主询问，以致有“野夫承下询”的惶恐与感激。王士禛卒后，沈德潜曾为诗以志哀挽。［1］(P230)

赵执信罢官后，曾五游苏州，最后一次为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雍正二年(1724)，居苏州达4年之久。赵执信游历苏州期间，结交了不少江南文人，如与沈德潜同出叶燮门下的李果等。②现存赵执信诗文集中于沈德潜只字未提，现在也没有发现二人曾会面的确切材料，但沈德潜中进士后，他与赵执信有函件往来还是有确证的。沈德潜乾隆四年(1739)己未中进士，距赵执信康熙十八年(1679)己未中进士恰好60年。是年，赵执信曾与沈德潜、袁枚等新贵遥认同年。阮葵生《茶馀客话》卷2、戴璐《藤荫杂记》卷1及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2都曾记此事。《乡园忆旧录》卷2云:

沈归愚、袁子才俱乾隆戊午、己未联捷进士。是时，益都赵秋谷先生尚健在。秋谷康熙戊午举人，己未进士，与新举人(按:应为进士)会先后同年。沈归愚赠以诗云“后先己未亦同年”。归愚犹接渔洋、秋谷之芳徽，其负海内盛名不虚。③

上文中所说沈德潜赠赵执信诗，为《简赵秋谷先生》2首，存沈德潜20卷本《归愚诗钞》卷17，今录于下:

年少才华擅艺林，八旬忘却鬓霜侵。早投簪紱功名簿，高卧云山岁月深。世外渔樵肝胆地，寰中花鸟短长吟。秋风铜狄思前事，眼底何人识此心。

匠门楼阁着神仙，(先生来吴，每寓匠门书屋。)载酒逍遥任醉眠。月夜听筝红烛院，风前觅句绿杨船。吴都硕果俱往矣，鲁殿灵光独岿然。御李倘能随杖履，后先己未亦同年。(先生系前己未。)［2］(P336)

赵执信乾隆四年(1739)与沈德潜遥认同年或有其事，但沈德潜的《简赵秋谷先生》二首也许不是作于乾隆四年，而是作于乾隆六年(1741)赵执信80岁时。因为这两首诗在沈德潜14卷本《归愚诗钞》卷7题为《赵秋谷先生八十》，加之诗中也有“八旬忘却鬓霜侵”之句。乾隆四年赵执信78岁，年近80，举成数而言，说80也是可以的。但这两首诗极有可能是沈德潜乾隆六年为赵执信贺80大寿而作。④沈氏在第二首中注云:“先生来吴，每寓匠门书屋。”匠门书屋是张大受的斋名。张大受(1660－1723)，字日容，号拙斋。长洲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官至贵州学政。著有《匠门书屋文集》30卷。赵执信《饴山诗集》卷9《涓流集》有《酬张孝廉日容(大受)招同竹垞及吴中诸名士宴集河上新斋见赠二首》，表明赵执信确实与张大受有交往。沈德潜与张大受是同乡，二人有交往，张大受曾称赞沈德潜的《拟古乐府》“古调不弹，此伯牙琴弦也”。［3］(P2101)又，张大受的外甥顾禄百曾为沈德潜记室⑤，所以沈德潜知道赵执信与张大受交往的底里。沈德潜在诗中推尊赵执信在当时诗坛上是“鲁殿灵光独岿然”，这符合当时诗坛的实际情况。此时成名于康熙诗坛的诗人如朱彝尊、王士禛、查慎行等已相继过世，确实是惟有赵执信岿然独存。赵执信身后，黄叔琳为其撰《墓表》，沈德潜书丹。

连续爆炸、沸溢喷溅是储罐火灾的主要危险特征，现行的隔离保护、冷却降温等扑救方法和措施不能从根本上予以防止。火灾扑救过程中，这两种危险特征的潜在性对消防人员生命构成严重威胁，也会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心理负担，直接影响灭火工作。

从现存文献来看，沈德潜与赵执信虽有交往，但交往并不密切。

二、《清诗别裁集》选评赵执信诗失误辨析

沈德潜一生编选过《古诗源》、《唐诗宗》、《杜诗偶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宋金三家诗选》、《清诗别裁集》(原名《国朝诗别裁集》)等7种诗选，其中以《唐诗别裁集》和《清诗别裁集》影响最大。《清诗别裁集》是沈德潜对清前期诗歌的一次较大规模的筛选和汇总，此书先后有3种版本:一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广东刻本，32卷、补遗4卷;二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教忠堂重订本，32卷，修订了初刻本的诸多失误;三是乾隆二十六年(1761)御定本，32卷，删除了钱谦益等“贰臣”、钱名世等罹罪之人以及部分明遗民的作品。在这3种版本中，教忠堂本是最符合沈德潜本意的版本，故笔者在本文中涉及《清诗别裁集》的文字即采用此种版本。⑥

《清诗别裁集》的编排顺序大致“以科目之先后为次，无科目者，约以辈行之先后为次”［4］(P4)。从全书中来看，入选诗人的次第及选诗数量关乎诗人在沈德潜心目中的位次。沈德潜在诗学上推尊王士禛，故王士禛列该书第4卷卷首，选诗47首，是全书中入选作品最多的人。赵执信在书中列第13卷卷首，选诗15首。全书选诗在16首以上的有29人，这样，赵执信在沈德潜心目中的排名约在30名左右，这与赵执信的创作实绩应在清初诗坛的地位还是有偏差的。稍后，无锡刘执玉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编选《国朝六家诗钞》，赵执信列六家之一，即便是加入“江东三家”中的钱谦益、吴梅村，赵执信在清初诗坛上的地位似乎也应在10名左右。⑦可见刘执玉对赵执信的定位较沈德潜更为准确。

赵执信晚年删订其平生所作诗歌为《因园集》，共计13卷，这一版本有丁际隆抄本，收入《四库全书》。乾隆十七年(1752)，赵氏后人刊刻赵执信的诗集为《饴山诗集》，诗19卷，诗馀1卷。家刻本《饴山诗集》与四库本《因园集》相比，除去分卷不同外，后者删除了173首诗作。这些被删诗歌，大多是赵执信诗作中的讽喻现实之作，几乎是赵执信诗歌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清诗别裁集》所选的赵执信15首诗作，均在《饴山诗集》和《因园集》中，但文字差异较大，有些甚至整句不一致。如《彭蠡湖》末句，《清诗别裁集》作“明当接匡君，举手为我招”;《饴山诗集》与《因园集》均作“我但唱小海，君其歌大招”。再如，《无风溯江崇朝十里忽得午风快然成咏》末句，《清诗别裁集》作“通塞自有时，结念毋欲速”;《饴山诗集》与《因园集》均作“濯发洧槃流，何心诮旸谷”。而《村舍》一诗颈联，《清诗别裁集》作“扶衰地有君臣药，劝酒庭馀姊妹花”;《饴山诗集》与《因园集》均作“催风笋作底头竹，倾日葵开卫足花”。从这些较大的差异可以断定，沈德潜编选《清诗别裁集》所据赵执信诗集版本既不是赵氏家刻本《饴山诗集》，也不同于四库本《因园集》，而是别一种抄本。这也正可印证《四库全书总目》所说“其(赵执信)诗集流传颇夥，诸本往往不同”［5］(P2356)之语。

尽管沈德潜在教忠堂本《清诗别裁集序》中说“初番刻本，校对欠精，错误良多，甚有评语移入他篇者，兹既一一改正”，［4］(P2)但从该书所选赵执信诗作来看，仍有数处明显的校勘失误。如《弃妇辞》“十走一回顾”句中，“走”字应是“步”字，形近致讹。又如《泛海言怀》“潜通元气游”句中，“通”应为“随”之讹，沈德潜在此诗后的评语即作“‘潜随元气游’十字”云云，“随”字即不误，故诗中“通”字定为校勘失误。又如《咏江岸拒霜花》“霜裛风翻袅袅枝”句中，“霜”字应作“露”字，因为此诗下一句为“可怜闲淡与霜宜”也有“霜”字，赵执信作诗定会避开。当然，这些讹误除“随”字外，或为沈德潜所据底本之误，但刊书未能校勘底本失误，编者是难辞其咎的。

《清诗别裁集》所选的15首赵执信诗作，有12首末尾有沈德潜的评注语，加上诗人小传后的两条评注语，共有14条。沈氏这14条评注语中3条有错误。今作辨讹于下:其一，诗人小传后第二条云:“兹所录者半属《观海集》中之作，馀略见云。”［4］(P222)而该书所选15首诗，其中选自《观海集》的仅有4首，而选自《鼓枻集》的则有7首;剩馀4首，选自《还山集》2首、《葑溪集》《红叶山楼集》各1首。故“兹所录者半属《观海集》中之作”，不合事实，应是“兹所录者半属《鼓枻集》中之作”。其二，《村舍》诗末注云:“此寓居吴中南园时作。”［4］(P224)《村舍》诗出自《饴山诗集》卷11《红叶山楼集上》，是赵执信康熙四十八年(1709)在家乡源泉别墅红叶山楼所作，并非寓居苏州之作。沈氏此注显系失考。其三，《寄洪昉思》诗末注云:“昉思成《长生殿传奇》，于国恤时演之，宫赞在座，御史弹劾去官，事后以诗寄之。但比之董庭兰，未免视为门下士也。”［4］(P224)康熙二十八年(1689)，赵执信因国恤期间观演《长生殿》，被礼科给事中黄六鸿弹劾罢官，《康熙起居注》对此有明确记载，［6］(P1906)故“御史”应为“给事中”。

由上述不难看出，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关于赵执信的部分，有定位不准、校勘不精、评注失实之弊。

三、沈德潜与赵执信诗学之异同

康熙四十八年(1709)，赵执信作《谈龙录》，对王士禛嘲诮百端，标志着王、赵交恶公开化。此后，这一事件成为人们不断提及的话题。沈德潜在涉及王、赵之争的评述上，明显倾向王士禛。他在为友人田同之写的诗序中有这样的记述:

小山薑尝谓余曰:“前三四十年，无朝野内外，言诗者必以新城、德州为归。今獧薄后生，置德州不议，而思集矢新城以快口吻，甚有著为论说以排之者。而排之者即曩日手摹心追之人，是世道人心之忧也。”余曰:“昔孔子论乐，首辨雅郑。新城之诗，雅宗也。今之排新城者，句佻字艳，以求工为靡曼淫哇之辞，则彼之竭心殚力以蕲胜于前民者，适为孔子所放而已。先生守而不变，是先生之定力也。于纷纭者曷怪焉?［7］(P1716)

田同之(1677－1756)，字彦威，号在田，又号小山薑，山东德州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举人，官国子监学正。著有《小山薑先生集》。田同之是康熙年间著名诗人田雯(1635－1704)之孙，其《西圃诗说》1卷，宗奉王士禛诗学，论诗惟唐是法，贬抑宋诗。沈德潜在这篇序言的开头说:“乙卯夏，余之京师，以诗作合，得交于德州小山薑田先生。”［7］(P1715)可知沈德潜与田同之初交于雍正十三年(1735)夏。沈德潜在《序》中记述田同之之言，称“獧薄后生”“著为论说”攻讦王士禛，此“獧薄后生”定指赵执信，“论说”即是《谈龙录》。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24收录田同之诗作两首，其中一首为《与畹叔编修论诗因属其选裁本朝风雅以挽颓波》，诗中云:“山薑花谢蚕尾倾，野狐怪鸟齐争鸣;泛泛东流视安德，狺狺众口嗥新城。”［4］(P429)被田同之骂作“野狐怪鸟”的也应是赵执信。有沈德潜案语可证:“彦威为山薑之孙，而笃信谨守乃在新城王公。有攻新城学术者，几欲拼命与争。《论诗》一篇，其宗旨也。不直赵秋谷宫赞，故大声疾呼论之。”［4］(P429)田同之对赵执信如此抨击，除去他维护王士禛诗学以外，还有一个非学术因素，那就是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曾指摘其祖父田雯的诗作。赵执信《谈龙录》云:

德州田侍郎纶霞(雯)，行视河工，至高家堰，得诗三十绝句。南士和者数人。余适过之，亦以见属。余固辞，客怪之，余曰:“是诗即我之作，亦君作也。”客曰:“何也?”曰:“徒言河上风景，征引故实，夸多斗靡而已。孰为守土?孰为奉使?孰为过客?孰为居人?且三十首重复多矣，不如分之诸子。”客怃然而退。［8］(P535)

赵执信在文中指摘田雯诗作“诗中无人”，只是些典故的堆砌而已。在上引沈德潜《序》及田同之诗中，田同之都视其祖父诗作成就堪比肩王士禛，因此，《谈龙录》中的这则指摘应该是赵执信招致田同之强烈不满的重要原因。田同之所说的“今獧薄后生，置德州不议”，无非是想表达他对赵执信的批评是出于维护王士禛诗学的公心，其中并无个人恩怨。其实，正是田同之的这种强调，反而使人觉得他对赵执信的激烈批评有着为其祖父回护的这种非学术因素。赵执信在《谈龙录》中曾说，能与王士禛并称大家的是朱彝尊，“他人高自位置，强颜耳”。［8］(P540)赵执信文中所说的“高自位置”者，指的是宋荦。宋荦(1634－1713)曾让邵长蘅(1637－1704)将他和王士禛的诗作编选刊刻为《二家诗钞》，赵执信认为宋荦诗歌成就不能与王士禛并称，故讥刺他“高自位置”、“强颜”。田同之视其祖父诗歌成就甚高，认为当时“无朝野内外，言诗者必以新城、德州为归”。赵执信《谈龙录》中的这句话，肯定也令田同之很不自在。雍正九年(1731)，赵执信在为他的好友冯廷櫆(1649－1700)所写《冯舍人遗诗序》中有这样的话:“忆余交先生(指冯廷櫆)来，五十年中，所见崇高赫奕震耀一世者，指不胜屈，皆与荒烟腐草倏焉变灭。即渔洋、田(雯)、谢(重辉)声华，亦浸销减。所谓‘十子’及并时名辈，无复有知其仿佛者。”［9］(P381)冯廷櫆、田雯、谢重辉都是德州人，田、谢均是康熙“金台十子”的成员，赵执信在文中揄扬冯廷櫆、贬抑田雯和谢重辉的言论，恐怕对田同之刺激尤深。沈德潜《序》中所记田同之说赵执信于王士禛“即曩日手摹心追之人”，赵氏攻讦王士禛“是世道人心之忧也”，试图给赵执信以“负恩背义”的道德批判。然而，田同之对赵执信的这种道德批判，显得攻击性强而学理性差，也不见得公允。沈德潜将田同之的言论写入《序》中，显然他是认同田氏之言的。接下来，沈德潜说赵执信的诗作“句佻字艳，以求工为靡曼淫哇之辞”，这是受了王应奎的影响。王应奎在《柳南随笔》中曾说:“某宗伯(钱谦益)诗法受之于程孟阳，而授之于冯定远。两家才气颇小，笔亦未甚爽健，纤佻之处，亦间有之，未能如宗伯之雄厚博大也。然孟阳之神韵，定远之细腻，宗伯亦有所不如。盖两家是诗人之诗，而宗伯是文人之诗。吾邑之诗有钱、冯两派。余尝序外弟许曰滉诗，谓:‘魁杰之才，肆而好尽，此又学钱而失之;轻俊之徒，巧而近纤，此又学冯而失之。’长洲沈确士德潜深以为知言。”［10］(P18－19)王应奎所谓“长洲沈确士德潜深以为知言”，是指沈德潜为王应奎《柳南诗草》所作序言中引述了王应奎序许曰滉诗的这句话。［11］(P1330)冯班的诗作确有“纤佻之处”，赵执信私淑冯班突出表现在服膺其诗论上，赵氏尤其倾心冯班《钝吟杂录》中的《严氏纠谬》部分，籍此与王士禛立异;但在诗歌创作风格上，赵执信与冯班的差别还是蛮大的。综观赵执信的诗作，效法冯班的“纤佻”之作不能说没有，但绝非赵氏诗歌的主流。所以，沈德潜在《小山薑诗序》中评赵执信诗作“句佻字艳”、“靡曼淫哇”是不准确的。

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中对赵执信的诗歌创作也颇有指摘。他评价赵执信的诗作“诗品奔放有馀，不取酝酿”［4］(P222)，还说:“七言律少首尾完善者。传其佳句云:‘客舍三千两鸡狗，岛人五百一头颅。’刻意求新，终非雅音也。”［4］(P222)沈德潜思想上颇近中庸，在诗学上尚格调、崇盛唐、宗和平敦厚，所以他指摘赵执信诗作“奔放有馀”、“终非雅音”。沈德潜的这些观点，影响到后来的朱庭珍等人。针对沈德潜的观点，著名清诗研究家严迪昌先生在《清诗史》中曾予以辩驳:“清中叶以后，沈德潜的‘诗品奔放有馀，不取酝酿’之评经常成为轻蔑秋谷诗的标签，动辄以‘却无馀味’、‘殊少含蓄酝酿之功’等语来表明‘不及阮亭处处典雅大方’。此种以圆论方、风马牛式的诗歌批评除了表现一种习惯势力外，无助于诗史真相的认识。至于说秋谷诗‘往往有句无篇，绝少完璧，无可观也’，只能证实朱庭珍《筱园诗话》的观念陈腐、偏见自障。”［12］(P647)乾隆三十二年(1767)，沈德潜在为刘执玉编选的《国朝六家诗抄》所作序言中虽也有“秋谷抱负异才，高而不诡”之语，但此时已是95岁高龄的沈德潜所作的这篇序言略嫌敷衍，这一评语完全袭用吴雯为赵氏所作《并门集序》。

沈德潜对于赵执信著《谈龙录》攻讦王士禛也不以为然。他在《清诗别裁集》卷4中说:“渔洋少岁，即见重于牧斋尚书，后学殖日富，声望日高，宇内尊为诗坛圭臬，突过黄初，终其身无异辞。身后多毛举其失，互相弹射，而赵秋谷宫赞著《谈龙录》以诋諆之，恐未足以服渔洋心也。”⑧在同书卷13又说:“(赵执信)生平服虞山冯氏定远，称私淑弟子。而于渔洋王氏，著《谈龙录》以贬之。然责人斯无难，未必服渔洋之心也。”［4］(P222)可见在评判王、赵诗学之争上，沈德潜与田同之都站在王士禛一边。

王士禛作为康熙诗坛盟主，其神韵说风靡天下，影响深远。神韵说是康熙朝主流诗学理论，赵执信在王渔洋晚年与之论争，大胆质疑神韵说的合理性，指摘神韵说的弊端，为人们理性地重新审视神韵说这一诗学理论提供了契机。清代诗学在王士禛以后，到乾隆朝逐渐出现了格调说、性灵说、肌理说多说并存的局面，与赵执信著《谈龙录》最早打破神韵说一统天下的局面大有关系。沈德潜作为后起的诗坛领袖，在改造明代人格调说基础上，吸纳神韵说合理成分，使之成为一种新的诗学理论，试图以之取代王士禛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在吸纳神韵说合理成分的同时，也必定着力修正和弥补神韵说的弊端。这样，《谈龙录》所指出的王士禛神韵诗学的弊端就理所当然为沈德潜所参考。沈德潜在论诗上与王士禛最明显的差异就是王士禛在一定程度上轻视杜甫的诗学史意义、鄙薄白居易诗作;而沈德潜则非常重视杜甫和白居易。王士禛晚年选订《唐贤三昧集》，借以阐释其诗学主张。此书以王维、孟浩然为宗，将杜诗排除在外。而沈德潜选编《唐诗别裁集》就刻意突出杜甫的诗学功绩，以矫正《唐贤三昧集》的偏颇。赵执信在《谈龙录》中就曾指出王士禛在诗学上轻杜贬白不可取，是书云:

阮翁酷不喜少陵，特不敢显攻之，每举杨大年“村夫子”之目以语客。又薄乐天而深恶罗昭谏。余谓昭谏无论已，乐天《秦中吟》《新乐府》而可薄，是绝《小雅》也。若少陵有听之千古矣，余何容置喙。［8］(P537)

赵执信重视诗歌的社会功用，他从“文以载道”、“诗以观风”的角度推崇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乐府》，认为白居易的这些诗作继承了《诗经·小雅》的现实主义传统，鄙薄白居易的这些诗就是放弃了《诗经》的这些优秀传统。杜甫在赵执信心目中更是可垂诸千古的伟大诗人。沈德潜在论及杜甫和白居易时与赵执信颇为同调，如他曾说:“夫学诗而废杜陵，犹学文而废《左》《史》，学书而废右军，虽有成就，岂能免傍门曲径之诮耶?”［13］(P1834)又说:“白乐天诗，能道尽古今道理，人以率易少之。然《讽喻》一卷，使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亦风之遗意也。”⑨沈德潜对白居易的评价简直就是赵执信言论的翻版，这也足以看出赵执信在诗学上对沈德潜是有一定影响的。

在此附带一提沈德潜弟子王鸣盛(1722－1797)对赵执信的评价。王鸣盛是沈德潜弟子中以学问鸣世的著名学者，他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为赵执信《饴山文集》作序，在这篇序言中，王鸣盛认为赵执信的文章“卓然为一大宗，必传于后无疑也”，并说赵氏“博学高文，视宋(琬)、王(士禛)、田(雯)，殆有过之，无不及焉”［14］(P358－359)。王鸣盛的这篇序言，强调了赵执信学问的渊博，正可回应乾嘉时期阮元讥讽“秋谷不读书”和翁方纲说他“腹俭”。⑩

发生于康熙年间的王、赵诗学之争，在乾嘉诗坛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崛起于乾嘉诗坛的沈德潜、袁枚、翁方纲等领袖人物，无不对此事件做出过评述，而在诸人的褒贬之间，流露出的是评述者的诗学主张。于是，剖析他们的褒与贬，也就成为观察乾嘉诗坛于康熙诗坛因与变的一个视角。

［注 释］

①如，王炜《格调对神韵的兼容——从＜清诗别裁集＞选王士禛诗看沈德潜的“格调说”》，《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段少华《浅论王士祯与沈德潜的诗学思想之异同——以两人的诗歌选本＜古诗选＞和＜古诗源＞为例》，《西昌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陈岸峰《神韵、格调及性灵的会通》，《沈德潜诗学研究》第二章，齐鲁书社2011年版，第46－59页。

②赵执信《饴山诗集》卷13《浮家集》有《赠李客山》诗一首，为康熙六十年(1721)在苏州作。赵蔚芝、刘聿鑫《赵执信诗集笺注》(黄河出版社2002年版)第1258页注云:“李客山，生平不详。”并言赵执信诗中称李客山为李生，“似为求教于作者之后进”。其实，李客山就是长洲隐士李果。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3:“李果，字硕夫，号客山，又曰在亭，晚更号悔庐。长洲人。家贫，年十四弃童子试，入官舍俑书养其大母。及长以文誉应督抚之聘，为掌奏记。为人特立独行，有古烈士风。……最后客扬州巡盐李煦……煦遇之厚。然馆修外，不妄取。煦败籍没，追欠帑，多所牵连，果独获免。然自是遂杜门不复应聘，以卖文为活，瓮餐屡竭，晏如也。……卒于乾隆十五年，年七十三。事具蒋恭棐《传》。著《在亭丛稿》十二卷、《咏归亭诗钞》八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351－352页)王利器《李士桢李煦父子年谱》全文引蒋恭棐《李果传》，介绍李果生平甚详。是书引李果与赵执信相关诗两首，今录于下:《过赵丈秋谷》:“僦屋欣相近，往来无定期。谈当新月上，坐对落花迟。乍止忘忧物(时方止酒)，当吟《感遇》诗。东山高卧意，惟有白云知。”又《过饴山池亭》:“野人结想属烟霞，爱此林庐坐日斜。犹似去年寒食后，一池春水醉桃花。”(北京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页)以此知赵执信游吴时与李果居所甚近，相交甚稔。另，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29亦选录李果诗13首。

③王培荀《乡园忆旧录》卷二，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120页。阮葵生《茶馀客话》、戴璐《藤荫杂记》关于此事的记述，李森文《赵执信年谱》已采录，齐鲁书社1988年版，第81页。

④赵执信门人毕海珖曾代杨慎思作《祝赵秋谷先生八十寿》一诗，见毕海珖《涧堂诗草》，《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第32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7页。

⑤袁枚《随园诗话》卷10:“苏州顾禄百，张匠门先生外孙也。晚年不遇，为归愚先生权记室。凡先生酬应之作，皆顾捉刀。”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31页。

⑥关于《清诗别裁集》的版本，参见王宏林《沈德潜诗学思想研究》第五章第一节《＜清诗别裁集＞版本流变》，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138页。

⑦从近年来影响较大的几部文学史著作如严迪昌《清诗史》、刘世南《清诗流派史》对赵执信的重视来看，似乎也能印证赵执信在清初诗坛列10名左右的地位。

⑧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卷4，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教忠堂刻本，第61页。关于《谈龙录》的作期，赵执信《谈龙录序》明确写明为“康熙己丑夏六月”，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六月，在王士禛生前。沈德潜于此提出“王士禛身后说”，实为疏误。

⑨沈德潜《说诗晬语》卷上，《沈德潜诗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39页。梁章钜《退庵随笔》卷21云:“王渔洋力戒人看《长庆集》，此渔洋一家之论，后学且不必理会他。”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97年影印文瑞楼本，第547页。田同之在对待白居易问题上宗王士禛而异于沈德潜。《西圃说诗》云:“神韵超妙者绝，气力雄浑者胜，元轻白俗，皆其病也。然病轻犹其小疵，病俗实为大忌，故渔洋谓初学者不可读乐天诗。”《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54页。

⑩阮元《广陵诗事》卷5:“秋谷不读书，空疏多舛。”广陵书社2005年版，第61页。梁章钜《退庵随笔》卷21:“自赵秋谷有‘朱贪多，王爱好’之说，后人多资为口实。苏斋(翁方纲)师尝言:‘汝自腹俭耳，朱何尝贪多;汝自不要好耳，王何尝爱好。’实为棒喝。”江苏广陵古籍刊行社1997年影印文瑞楼本，第547页。

［1］沈德潜.王新城尚书寄书尤沧湄宫赞书中垂问鄙人云横山门下尚有诗人不胜今昔之感末并述去官之由云与横山同受某公中伤此新城病中口授语也感赋四章末章兼志哀挽［A］.沈德潜诗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沈德潜.沈德潜诗文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沈德潜.沈归愚自订年谱(“康熙四十一年”条)［A］.沈德潜诗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4］沈德潜.清诗别裁集(影印教忠堂刻本)［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7.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康熙起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7］沈德潜.小山薑诗序［A］.沈德潜诗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8］赵执信.谈龙录［A］.赵执信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3.

［9］赵执信.赵执信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3.

［10］王应奎.柳南随笔［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沈德潜.王东溆柳南诗草序［A］.沈德潜诗文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2］严迪昌.清诗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13］沈德潜.顾南千诗序［A］.沈德潜诗文集［C］.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14］王鸣盛.饴山文集序［A］.赵执信全集［M］.济南:齐鲁书社，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