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宣言”
——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一种读法

张长青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系， 江苏 连云港 222006)

【文学】

“弱者的宣言”
——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一种读法

张长青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初等教育系， 江苏 连云港 222006)

北美新移民文学作为新移民文学中的重要一支，有着较为独特的文学叙事上的特征，具体体现为对北美新移民生存压力、语言隔阂、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的演绎。在如何摆脱与超越弱者身份的叙事方式方面，北美新移民作家们有着自己不同的选择。这里面既有曹桂林、周励等早期作品中的那种对自我弱者身份的带有夸饰性的想象超越，也有如阎真、少君等用“独立个体”的自我表述将“弱者”身份的无形化解，更有严歌苓小说中所表达出的“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

新移民文学;弱者;想象;超越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出国潮而产生的新移民文学，在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后，已产生了众多具有标志性的作品。通常而言，新移民文学可分为欧洲、澳洲、北美三大板块。北美新移民文学作为其中的重要一支，有着较为独特的文学叙事上的特征，具体体现为对北美新移民生存压力、语言隔阂、文化差异等诸多问题的演绎。从中可以看出，在面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的强势经济、文化时，北美新移民的弱者身份被映衬得更加明显，特别是早期的北美新移民文学，弱者的身份与意识有着不同程度、不同方式的流露与表达。但任何人在内心深处都不会甘心于自我的弱者身份与弱势地位，所以在表达的同时，还可以看出新移民作家在写作中对这种弱者身份的想象性的摆脱与超越，只是在如何摆脱与超越弱者身份的方式上面，北美新移民作家们有着自我的理解与选择。这里面既有曹桂林、周励等早期作品中的那种对自我弱者身份的带有夸饰性的想象超越，也有如阎真、少君等用“独立个体”的自我表述将“弱者”身份的无形化解，更有严歌苓小说中所表达出的“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

一、弱者想象背后的“民族寓言”

回溯近三十年来北美新移民文学总体创作状况，其中很多是以个人奋斗、打拼经历为主要描写对象。在此类题材的作品中，不乏闯荡异国者成功的喜悦，也有不少曾经失败的痛苦体验。曾经红极一时的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和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其重点内容就是新移民们富有传奇与夸饰色彩的个人经历。这两部长篇小说里面都充斥着对华人新移民异域打工、创业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挫折的描绘以及对创业成功的一种炫耀，新移民的别国闯荡生涯被无限度地传奇化了。随后诸如此类题材的作品开始风起云涌、波澜壮阔，譬如薛海翔的《早安，美利坚》、陈莱的《流浪美国》等莫不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23早期的北美新移民文学，就潜藏着许多值得去解读的“民族寓言”。《早安，美利坚》中的伍迪(“无敌”的谐音)与《流浪美国》中的刘浪(“流浪”的谐音)，在他们身上都集中了一种对西方社会的征服欲望，这种征服欲望表现为他们既想在财富上战胜西方，也想在性上战胜西方。为何上述作品中的新移民内心里会与西方世界的人们有着一种隐隐的、暗暗的较量?这实际上就是中国大陆华人在美国、加拿大等西方社会，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文化心理都处于弱势的一种曲折表达，它折射出的是如上所说的华人新移民所具有的普遍性的弱者心态，正是为了摆脱自身的这种弱者心态与弱者身份他们才会摆出一副较量的姿势。在上述作品中，这种弱者心态与弱者身份却往往是以一种貌似强者的姿态被表现出来的。

《早安，美利坚》中这样一个描写很能表明作者的心迹：小说的主人公中国留学生伍迪原是美国中部山佛大学艺术系的学生，他和一个美国女子伊娃结了婚之后开始经商，在他第一笔生意以失败赔本而告终时他竟莫名其妙地患上了阳痿症，还被岳父母赶出了家门，甚至被他们用枪指着脑袋。伍迪在圣诞节期间流落在外、无家可归。但随后伍迪在律师朋友雪莱的帮助下生活出现了一线转机，并成功地做了几笔生意。他的丈夫身份才借着生意上的成功得以确立，阳痿症也奇迹般地不治而愈了。实际上这篇小说一开始就有几处伍迪与几个女子游刃有余交往周旋的描写，与他发生肉体关系的就有美国的芭芭拉、台湾的关琴、中国大陆的邝玲玲等几位女性，他在女性面前一直为自己的性能力感到骄傲，但是为什么伍迪竟会在自己的美国妻子面前变得阳痿了?表面原因似乎很简单，因为他经商失败了，因为他的妻子伊娃是美国人，他觉得在妻子面前抬不起头来。但值得深思的是，本来伍迪与伊娃夫妻之间地位应该是平等的，事实上他们却并没有平等可言。伍迪作为华人新移民在内心潜藏着这样一个意识，即他始终觉得自己低美国妻子一等。所以说，阳痿症这个隐喻使得中国人与美国人之间地位与身份差距在作家书写的潜意识中不自主地被传递了出来。与其说这个故事说出了“情爱中的平等是由财富和生理条件构成的”这样一个事实，［2］214还不如说情爱的平等是个体身份平等与否的一个影射更为直接，伍迪和伊娃的例子正好说明了财富背后隐藏的个体身份不对等的现状。

在这些表面看起来纪实性很强的新移民小说中，都存在这种华人弱者身份的书写。与弱者身份表达同步发生的是作家试图对这种弱者身份的超越，在这类小说文本中超越的趋势与结果就是将弱者变为强者，使原先的弱者在与西方强势力量的交战中最终战胜对方。这样的叙事策略背后渗透着詹明信所说的“第三世界文本”背后的“民族寓言”的影子。周励的《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就是一部中国女强人如何成长起来的自传。小说中最令女主人公自豪的地方是她这个中国女子在美国做了许多美国女子都做不了的事情。许多美国女子还在公司、工厂的底层工作，是普通的工人一族，而她却俨然已经成了商界的精英。作者在此书的代序中不无夸饰地写道：“为什么那些脖子上挂满金饰物，面似高傲，上帝又赐予一副‘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容貌的青年女性，生于斯，长于斯，然而在美国这块自己的土地上，只能争到一个给别人当秘书、收听电话，或者当售货员，替人跑腿等等廉价的‘打工饭碗’?”“而我——一个在1985年夏天闯入美国自费留学的异乡女子，虽然举目无亲，曾给美国人的家庭做过保姆，在中国餐馆端过盘子，却能在短短不到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使那些天使般的美国姑娘羡慕不已的成功：创立了自己的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3］2《早安，美利坚》的结局也是这样，伍迪后来在商界上摸爬滚打，生意越做越大，钱也越挣越多，这个时候他已经不把他的美国妻子伊娃放在眼里了，并且还和伊娃展开一场颇费周折的离婚诉讼。我们看到，在与伊娃的离婚较量中，最终胜出的是伍迪，而不是美国人伊娃。伍迪在美国“真的”成为了“无敌”。

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曾这样说：“正是由于东方学，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与行动的自由体”。［4］5东方学的存在本身也说明了东方是被西方想象与审视的对象，东西方地位不是对等的，毕竟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学”存在，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新移民们对自我的想象不正是暗合了这一点?而且，“东方主义一方面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但另一方面现代东方又积极参与了自身的东方化过程，东方主义在东方学人那里得到了日复一日的巩固”。［5］56再看看上面提及的那些小说，新移民作家在其中并没有表述出中国人真正的自我意志，因为他们所持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还是西方的标准。处于这样一个评判标准之下的他们最终还是命定似的逃不出“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宰制。于是，缺少一种自我的主体价值观念的建构、认同便也成为了这类北美新移民小说走向流俗的无法逃脱的宿命，成为了一种想象的浮夸与猎奇的表演，而这也正是许多评论家批评此类小说的原因所在。

二、独立个体的自我表述

同样是对华人新移民“弱者”身份的演绎，如果能在作品中表述出自我的意志，就会形成一种真正的超越力量。随后出现的阎真的长篇小说《曾在天涯》就是此类作品的代表。有的评论家认为《曾在天涯》“表现的是一种弱者的哲学”，［6］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在一定角度上而言，这部小说也的确演绎了西方社会中华人弱者身份这个主题。在表达与叙述的视角上，《曾在天涯》却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看点。

小说是围绕着主人公高力伟出国到加拿大最后又返回国内这样的叙述框架展开的，情节的推演发展虽然显得比较简单，但涵盖的容量和彰显的意义却非同一般。小说塑造了高力伟这个独特的留学生形象，和常见的出国留学、移民的人不一样，高力伟自始至终只想在加拿大打工挣足五万加元后回国，而不是选择在加拿大定居。做出这样的决定可以说真是有悖常理。高力伟为何如此?其根源在于他对自己的弱者身份有着无比清醒的认识，他知道自己只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个“异乡者”，不可能真正地融入或属于加拿大这片北美土地。所以，在这个多少出国人员憧憬着干一番事业的异国他乡，高力伟几乎是命定似地明了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获得成功的人，他也从不奢望着自己能够成功，也就是由弱者变成在加拿大的所谓的强者。应该说，在高力伟的身上凝聚着典型的中国传统文人的性情气质，作家阎真为高力伟设置的也是典型的文人定位，高力伟在国内学的专业是历史，而不是那些实用性很强的诸如经济学或计算机之类的专业。出国到加拿大之后，他从事的职业范围基本上逃脱不出底层的餐馆打工者的行列，文人的职业使命在加拿大唯一的体现就是用孟浪这个笔名为华文报纸写些副刊文章。异域的生存境遇或者更进一步说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使他清醒地认识到了人的渺小，更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个体人的渺小。

小说中多次出现了关于生命存在意义的思考与追问，在这些有关终极价值的思考与追问之后，高力伟表现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异质社会与文化时对自我生命与人生价值的守护。他没有被西方社会所同化，再用西方社会的价值标准去重新建构自我，并以这样的方式去实现对自我弱者身份的超越，而是坚决果断地回头，回国去寻找与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他觉得只有回到祖国才是回到自己真正的精神家园。高力伟的回国是以放弃自己的爱情和绿卡为代价的。按照通常的现实层面的理解，他是一个弱者、一个逃兵，他不是在加拿大已经毫无生存下去的可能才选择了回国，相反他是可以在加拿大一直生活下去的，他周围的那些人并没有像他那样选择回国，而是坚持在加拿大这块西方的土地上继续生活、挣扎下去。但是，如果我们也像前面提到的有的论者所说，认为这篇小说是“弱者的呻吟”，那我们就看低了高力伟的价值，也低估了《曾在天涯》的价值。往浅层次说，阎真用高力伟这个特立独行的形象将华人移民的弱者身份的叙事提升到了一个哲学思考的层面;往深层次说，这部小说表现出了作家对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人”的关注。可想而知，《曾在天涯》在国外的华人新移民圈子里面受到了众多的好评也就显得毫不为怪了。

美华网络文学作家少君笔下的众多新移民，也常常是一个个在西方社会要生存下去的现实压力下孤军奋战、努力拼搏的形象。他们虽为弱者，但不怨天尤人，对于自己当初选择出国毫不后悔。在经历了为生活奔波劳碌的痛苦磨砺之后，他们呈现出的是一种坦然面对的姿态。为了生活，一切可以从零开始。《大厨》中的大厨大吴，曾是国内著名科技大学的高材生，好不容易出了国，本想一心在美国刻苦求学，成就一番伟业，但当他在美国大学的宿舍里差点饿死，从而鬼使神差般地到地狱之门走了一回之后，他拨云见日幡然悔悟而将学位从此放到了一边，心甘情愿地在休斯顿的一家最有名的中餐馆做起了大厨。诸如大吴这样的新移民，也显现出不少新的因素，他们身上多了理性的思考以及对自我的清醒认识，没有了“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牛气冲天。其实再看看周励在小说中所说的那番话我们就会明白，美国姑娘都可以争“一个给别人当秘书、收听电话，或者当售货员，替人跑腿等等廉价的‘打工饭碗’”，那么成为了美国公民的华人新移民为何就不能去坦然接受、面对这样的“打工饭碗”?

也正是因为如此，少君笔下的大厨们也具有了不一样的存在意义：他们是一个个自由的独立个体的形象，身上已经慢慢摆脱了弱者身份的阴影而逐渐成为真正的强者。这正如有的论者所言，“少君始终不容辩说地肯定每个主体的独有价值”，因为“只有具备坚强的独立意识，超越具体的矛盾和隔阂，充分利用社会所给予的机会和资源，弱势个体才能强大，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和成功”。［7］所以，此类新移民小说有别于《早安，美利坚》、《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小说的最鲜明之处就在于，在阎真、少君等作家的叙事视野中，隐隐作祟的“弱者”身份意识被“独立个体”的自我表述无形地化解了。

三、人性层面的弱者超越

在北美新移民作家中最一意孤行地执著于“弱者”身份的书写的，怕是非严歌苓莫属了。在严歌苓的许多小说中，她最喜欢、最擅长的就是去描写弱者、表现弱者，甚至可以说她是一个地地道道、不折不扣的弱者代言人。作为美华文坛杰出的新移民作家，她的小说既反映着处于中西文化交融、汇聚点上的华人生存境遇，还揭示出他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经济、文化时的种种心理状态，尤显难能可贵的是其中还渗透整合着作家自己的生命感悟与文学理想。作为一个女性作家，严歌苓关注的弱者对象往往是一些女性，因为女性在天性中通常就被人们视为含有弱者身份的因子，而身为新移民的女性，就更是严歌苓所认为的弱者中的弱者了。

《少女小渔》就是一篇“弱者的宣言”，“弱者的宣言”是严歌苓在电影《少女小渔》获奖时发言的标题。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每个女人，在我想象，她内心深处都沉睡着一条温柔、善良、自我牺牲的小人鱼”。［8］129《少女小渔》讲述的是一个假结婚骗取绿卡的故事，故事本身的性质是低劣庸俗不登大雅之堂的，当事人的不洁动机使小渔和意大利老头撮合到了一起，是各自利益驱使他们如演戏般地生活在一起。但是，即便如这样的假戏，小渔也尽力地来演好属于自己的人生角色，她总是努力做到“任何东西经过她的手能变得好些”。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感人一幕，原先有些令人讨厌的那个意大利老头，竟也被小渔的美德所感化，逐渐丢掉以前不好的恶习，身上慢慢添了一丝高贵气质。小渔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弱者，为了拿到绿卡，只有采用假结婚的办法。但“正是小渔性格中那种善良纯真的品性涤净了弱势文化处境下的龌龊与屈辱，正因为她处处都顺应和保持着自己本心的做人尺度，并不特意向强势文化的压力轻易低头，反而能够非常容易地克服了强弱两种文化冲突给她带来的卑微感受，使她在这种畸形的境遇中得以做到不为所乱，并由她自己的行为选择展示出一种令人爱慕的人性之美。”［9］359所以说，作为弱者的小渔身上却有着精神上的伟岸，外在的身份上的卑微与内在的精神上的崇高凝聚于她这样一个弱女子身上，少女小渔竟也有着“弱者”的不尽的魅力。

为了从更深处挖掘并赋予这种弱者身份的无穷力量，严歌苓甚至将自己的目光伸向了历史，追溯到了早期移民海外的华人的身上，《扶桑》中的扶桑是19世纪90年代美国唐人街上的华人妓女，在中国国内时，她是一个下层的农家女子，曾和大公鸡拜堂到了婆家，名分上的丈夫(实际上从小说后文可知此人就是大勇)早已出国到了海外。生活中的扶桑总是有着母性仁慈般的宽恕一切、包容一切的微笑，甚至在她遭受巨大创伤时她也在心里原谅了那带给她创伤的人们。小说最动人之处是克里斯弄散了扶桑的发髻时，那铜纽扣从头发里滚出来的一幕。我们也许在小说刚开始的时候还在想着扶桑的一些笨拙之处，因为她总是记不住嫖客的名字而招致老鸨的唾骂，但在这一刻，谁又能说扶桑的记性差呢?原来扶桑在心底一直惦记着克里斯，扶桑一直在等待着克里斯。这也正是小说充满了歧义与张力的地方，扶桑的心里装着克里斯，但她最终却并没有和克里斯走到一起，而是完成了向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归，这就是与将赴刑场被绞死的大勇完婚。在克里斯为自己曾经参与强暴扶桑而忏悔得泪流满面时，扶桑“跪着，再次宽容了世界”，正如小说中严歌苓直接表白的那样，“那个跪着的扶桑之所以动人，是因为她体现了最远古的雌性对于雄性的宽恕与悲悯;弱势对强势的慷慨的宽恕”。［10］186于是，跪着的扶桑形象成为这篇小说定格在我们心中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剪影。我们也再一次从严歌苓的笔下体会到了“弱者”力量的“强大”，这种强大像是一片宽广无边的大地，能够包容一切的苦难与不幸、宽恕一切的邪恶与血腥。

严歌苓的小说一般不着力于浅层的对人物生存状态与命运的平面展现与揭示，而是着力于人物内心与灵魂的呈现与敞开，在呈现与敞开之中对那些小人物寄予最深情最沉着的同情与悲悯，从而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对这些被多舛命运折磨着的小人物身上所折射出的人性高贵处投上一道礼赞的目光。这些小人物、地位卑微者在严歌苓笔下都有着一个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弱者”。可以看出，严歌苓对弱者身份超越的基点是建立在人性——这一人类共通的情感质素——的基础之上的。人性是没有国界的，外在身份与地位处于弱势的人与处于强势的人在人性的标杆之下都是平等的。而且不独于此，在严歌苓的眼中，人就应该回到人性的本位，让人的灵魂与灵魂直接碰撞与对话，这就是她探求与认可的人的本体论。可以清楚地看到，严歌苓更为欣赏的倒是那些外弱内强型的人，这既是严歌苓频频为弱者言说的深层原因，也是严歌苓对自我文学理念与文学精神的一种自觉追求。无疑，严歌苓对华人新移民弱者身份的文学叙事在北美新移民作家中已臻于别一境界。

四、结语

无论是纪实性很强的以描摹异域生活中的奇异为能事的通俗类北美新移民小说，还是从人的生存境遇、生命本质出发探究精神理念世界的北美新移民小说，抑或是用文字直接触摸、书写人性、灵魂中高贵品质的北美新移民小说，对华人移民弱者身份意识想象与超越的叙事是这些作品的一大主题，这是北美新移民文学的一个鲜明的共性特征。真正不同的，只是他们用不同的叙事策略将这些弱者身份意识进行了不一样的书写。诚如有的论者所言，被西方屡屡误读的中国文化，在“阐释的焦虑”中难以正确书写自我文化身份，如何清晰地看待自己，既消除狂妄的“赶超”心理，又避免文化的“自卑”情结，成为清除阐释自我文化焦虑的关键。［11］192“赶超”与“自卑”情结也正是落在北美新移民作家身上的浓重的心理投影。不管新移民们从本土走向了异域，最终是否能够真正地摆脱与超越自我的弱者身份，但对华人移民弱者身份的叙事本身已成为了北美新移民作家无法轻易从中摆脱的写作构架之一。所以，借用严歌苓的话来说，北美新移民文学算得上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弱者的宣言”。

［1］ 詹明信(著)，张旭东(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陈清侨，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2］ 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纬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

［3］ 周励.曼哈顿的中国女人［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2.

［4］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5］ 赵稀方.小说香港［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6］ 陈瑞琳.风景这边独好——我看当代北美华文文坛［J］.华文文学，2003(1).

［7］ 郭媛媛.边际定位与跨越［J］.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2(2).

［8］ 严歌苓.波西米亚楼［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9］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10］严歌苓.扶桑［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

［11］王岳川.中国镜像——90年代文化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Declaration of the Weak”——An Interpretation of New North American Immigrants'Literature

ZHANG Chang-qing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Education，Lianyungang Teachers College，Lianyungang 222006，China)

As an important branch，the literature of new North American immigrants has a special literary narrative feature，which reflects the survival pressure，the language barriers，the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other problems of the new immigrants to North America.New North American immigrant writers have their own different choices on narration as to how to get rid of and surpass the identity of the weak.Among the narrations，there are imagined and exaggerated transcendence of the weak identity of themselves by Cao Guilin，Zhou Li and other early writers，there are self presentation of invisible defusing of an“independent individual”by Yan Zhen and Shao Jun，and there is“the weak generously forgiving the strong”as shown in Yan Geling's novels.

new immigrant novels;the weak;imagine;transcendence

1672-2035(2012)01-0105-04

I206.7

A

2011-11-20

张长青(1976-)，男，江苏宝应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初等教育系讲师，硕士。

【责任编辑 冯自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