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歌行与乐府的关系
——以《文苑英华》为研究重点

王辉斌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 441053）

论歌行与乐府的关系
——以《文苑英华》为研究重点

王辉斌

（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湖北襄阳 441053）

歌行与乐府的关系既密切而又复杂。《文苑英华》中20卷歌行主要为新题乐府，20卷乐府主要为旧题乐府。这一事实表明，《文苑英华》中歌行与乐府，是同一家庭中的两位重要成员。清人冯班“歌行者，乐府之名也”的认识，也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文苑英华；歌行；乐府；比较研究

歌行与乐府的关系，是文学史上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说其复杂，是因为歌行属于诗体学的范畴，而乐府则是指一种“入乐之歌诗”，即其属于诗歌品类的范畴，二者本无可比性，但由于“入乐之歌诗”的特殊性，而使得乐府成为了一种本非为诗体的诗体。所以，将乐府诗称为一种诗体，即构成了文学史上一种极为特殊的诗体学现象。从渊源的角度讲，乐府诗始于汉武帝设立乐府机关的西汉时期，而歌行则首见于沈约《宋书·乐志四》，此后，在由唐而清的1300年（此举其成数而言）间，二者却因人们的认识不同，而使得其既分而合，又合而分。仅就分而言，为宋初李昉、宋白等人所选编之《文苑英华》，即为最具典型性的一例。《文苑英华》凡整千卷，其于卷151至卷330共收诗180卷，于卷331至350中，又收有歌行20卷。这种分类编排的事实表明，在李昉、宋白等人看来，歌行与诗似乎是一种并列平行的文体，即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如诗与赋、诗与文一般。而尤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苑英华》的180卷诗中，又收有20卷（卷192至卷211）乐府，这一实况表明，在李昉、宋白等人的认识观中，歌行与乐府也是并列平行的，即二者是两种相对独立的文体。李昉、宋白等人的这种认识，对于后世论乐府或歌行者影响甚大，如胡应麟《诗薮》、冯班《钝吟杂录》等，即皆与其关系密切，但其是否正确，却历来少有涉笔者。有鉴于此，笔者即对其做一重点考察与论析。

一、《文苑英华》所收歌行与乐府

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文苑英华》，由于是宋刊本与明刊本的一种混合物，所以于正文卷首附了一篇明人胡维新的《刻文苑英华序》，以述其原委。其中有云：“《苑》之集始于梁，而部系类，分悉宗《选》，例非嗣文，以承统乎？”此则表明，《文苑英华》的分类编排，主要是因“宗《选》”所致，也即是受萧统《文选》影响的结果。关于《文选》的选录之况，萧统《文选序》曾有所言及，即首先将文与经、子、史区别开来，继之以体为分类标准，将所选收之文，分为38大类，在每一大类中，又细分为若干小类。如诗这一大类，即被细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献诗、公宴等22小类。虽然如此，但其中却没有歌行。由此可见，《文苑英华》虽然是“而部系类，分悉宗《选》”，即沿袭了《文选》的编纂体例与分类原则，但其实则并非是“悉宗《选》”的，而是增加了歌行一类。而事实上，《文选》的38类之分并非科学，对此，黄侃《文选平点》、骆鸿凯《文选学》等已多所指出，《文苑英华》沿袭《文选》者，亦应如是。

正因为《文苑英华》是“分悉宗《选》”的，所以其将所选收的近两万篇作品，亦分为了38类。《文苑英华》中的这38类，若从今天文体学的角度言，则其实际上只为赋、诗、文三大类，即赋为一类，诗与歌行为一类，杂文以下全为一类。《文苑英华》将歌行从诗中抽出而另为一类者，其中原因，是颇具考察之必要的。或谓歌行在唐代甚为成熟发达，故《文苑英华》乃将其分为一类云云，实则不然，原因是近体诗在唐代较歌行更为成熟发达，但其却不曾被另分为一类，这一实况表明，所谓的“成熟发达”说是根本站不住脚的，虽然如此，但歌行为《文苑英华》38类之一者，则成为了一种既成的事实。

《文苑英华》中的20卷歌行，共有诗364首，其中重合者10人17首，实际为347首。而在重合的17首中，除杜甫《徒步归行》、李白《梁国吟》2首属于歌行重合外，余15首全部为诗，而在这15首诗中，属于乐府的有7首。《文苑英华》卷192至卷211共著录乐府20卷，凡1080首。这20卷乐府，是自有乐府诗总集以来，所选收乐府诗之最多者。其中，汉晋六朝隋之乐府诗为498首，有唐一代之乐府诗为582首。这一具体数量表明，李昉等人在选编20卷乐府时，是相当注重唐人的乐府诗的。而在这1080首乐府中，属于重合者为7人7首，实际为1073首。

二、《文苑英华》歌行与乐府之比较

值得注意的是，李昉、宋白等人在编选20卷的歌行与20卷的乐府时，并没有对二者进行任何文字上的定义，因之，其选录歌行或乐府的标准为何，也就不得而知。虽然如此，《文苑英华》卷192“乐府一”之下的一段文字，却颇有助于我们对此之认识。其云：“乐府共六十卷，以《艺文聚》、《初学记》、《文粹》诸人文集并耶。郭茂倩、刘次庄《乐府》参校，注下同者为一作。”［1］（P941）但这段不足40字的文字，却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一是“乐府共六十卷”，这里的“六十卷”显然为“二十卷”之误，否则“六十卷”乐府诗，与中华书局本《文苑英华》所收乐府为20卷的实况，就极不相符；二是“《艺文聚》、《文粹》”，此二书之名为省称，具体应为《艺文类聚》、《唐文粹》；三是据“郭茂倩、刘次庄《乐府》参校”云云，据此可知，此段文字的作者应为南宋周必大等人，盖因郭茂倩《乐府诗集》乃后于《文苑英华》。尽管问题不少，但其中的“以《艺文聚》、《初学记》、《文粹》诸人文集并耶”一句，却是颇值得注意的，即其表明，《文苑英华》之于乐府的选编，主要是将《艺文类聚》、《初学记》、《唐文粹》“诸人文集”之乐府诗合并的结果所致。即是说，《艺文类聚》、《初学记》、《唐文粹》“诸人文集”对于乐府诗的认识，构成了李昉、宋白等人的乐府观。

复次上海古籍出版社版《艺文类聚》，共收乐府诗2卷，即卷41“乐部一”之乐府古诗、卷42“乐部二”之乐府。卷41乐府古诗凡40题110首，除去《饮马长城窟行》、《陌上桑》、《相逢行》、《驱车上东门行》4首古辞外，计诗人24家。卷42之乐府凡71题137首，除去《长歌行》2首古辞外，计诗人39家。以此合勘卷41乐府古诗，并去其重合者，可知《艺文类聚》的2卷乐府，共选录了47位诗人的111题247首乐府诗。

徐坚《初学记》无乐府之专目，其仅在卷15“歌第四”列举了古乐府《燕歌行》、《艳歌行》、《长歌行》等32题，而无只字歌辞；姚铉《唐文粹》也选收了2卷“乐府辞”，共152首，其中的主要诗人为卢照邻、崔国辅、李颀、王维、李白、杜甫、李贺、元稹、白居易等［2］（P52）。以上所述，即为《文苑英华》卷192“乐府一”之“以《艺文聚》、《初学记》、《文粹》诸人文集并耶”的实况，即三者合计，其乐府总数为329首（含重合者）。这一数量相对于《文苑英华》的1078首乐府诗而言，可知李昉、宋白等人在编选20卷乐府时，于《艺文类聚》、《初学记》、《唐文粹》之外，乃是参考了大量的其他总集与别集的。

与20卷乐府相比，《文苑英华》中的20卷歌行之编选，则无任何文字说明，而周必大等人在校勘时，也不曾对其有任何的文字交待，因之，这20卷歌行的选录标准为何，也不得而知。虽然如此，如果将《文苑英华》的20卷歌行勘之《初学记》卷15“歌第四”之所载，可知诗题以三字题为主，且结构为××歌者，虽非古乐府，却是可目之为乐府的。此为其一。其二，如果再将《文苑英华》的20卷歌行勘之上引《艺文类聚》2卷乐府古诗与乐府，以及《唐文粹》之2卷乐府辞，又可知诗题以三字题为主，且结构为××行、××篇、××吟、××辞（词）、××引、××曲、××叹者，亦是可目之为乐府的。这样的乐府题，虽然与音乐已无必然之联系，但其属于典型的乐府诗题，则乃不言而喻，因为与××结构的歌、行、篇、吟、引、曲、叹等，乃皆具有歌辞性特点，即与之结构而成的诗题，皆符合汉乐府的命题规律，如《豫章行》之于《桃源行》等，即足可说明之。正因此，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鉴》卷一《体凡》中，即对乐府诗进行了如此定义：“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其题或曰歌，亦或曰行，或兼曰歌行。又有曰引者，曰曲者，曰谣者，曰辞者，曰篇者。有曰咏者，曰吟者，曰叹者，曰唱者，曰弄者。复有曰思者，曰怨者，曰悲若哀，曰乐者，凡此多属之乐府，然非必尽谱之于乐。”［3］（P2）此则表明，将《文苑英华》20卷歌行中的××歌、××行、××篇等，目之为乐府诗者，是完全言而有据的。

而据笔者的统计，又可知在《文苑英华》的20卷歌行中，以××歌命题者为152首，以××行命题者为68首，以××篇命题者为23首，以××词（辞）命题者为12首，以××引命题者为9首，以××谣命题者为6首，其他如以××曲、××怨、××吟、××叹命题者，则有16首，总计为286首。即是说，在《文苑英华》2卷共347首歌行之中，属于胡震亨《唐音癸鉴》卷一《体凡》所言之以××歌之类命题且可目之为乐府者，乃有286首，其数量刚好占总数347首的83%。这一数据表明，《文苑英华》20卷中的歌行，其实只有61首。而应注意的是，即使在这61首歌行中，也还有一定数量的乐府诗。以白居易为例，被李昉、宋白等人目之为歌行而实际为乐府诗者，即有《七德舞》、《新丰折臂翁》、《华原磐》、《五弦弹》、《胡旋女》、《涧底松》、《牡丹芳》、《隋堤柳》、《两朱阁》、《司天台》、《官牛》、《秦吉了》、《百炼镜》、《鸦九剑》、《西凉伎》，共15首，且均出自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4］（P52－90）类此者，另有李白、韦应物、李贺、皎然等人的10首。二者共25首，若再加上以××歌、××行命题的286首，则其总计为311首。这一具体数据表明，在《文苑英华》20卷的347首歌行中，其实际上的歌行只有不足40首，而且，这不足40首的歌行，主要是一些赠、送之作，如任华《杂言赠杜拾遗》、《杂言赠李白》，杜甫《赠裴施州》、《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李白《忆旧游赠谯郡元参军》，张谓《赠乔林》，刘禹锡《送僧仲剬东游兼寄呈灵澈上人》，李贺《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等。这类赠、送之作，虽然大都为七言，但其诗题却均非××歌、××行之类的命题结构，故其为地地道道的歌行体，乃是甚为清楚的。

三、《文苑英华》歌行与乐府的关系

从乐府诗批评史的角度进行审视，唐人最早论及歌行与乐府之关系者，当首推元稹的《乐府古题序》一文，其中有云：“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誊，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曹、刘、沈、鲍之徒，时得如此，亦复希少。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5］（P4604）元稹此文，虽然是为和刘猛、李馀乐府古题而写的一篇序，但其所言，却成为了检验新题乐府的一条标准。即在元稹看来，只要是符合“凡所歌行”而又属于“即事名篇，无复依傍”者，便为新题乐府，如杜甫的《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即是此方面的代表作。为元稹所举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4诗，既全为七言歌行，又皆为新乐府之属，故唐人乐府歌行之认识，即因此而始。由元稹的这一论述可知，不沿袭古题的歌行（这里主要指七言歌行），且又具有“即事名篇，无复依傍”之特点者，即为新题乐府。以此合勘上引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一《体凡》之所言，可知为《文苑英华》所选编的286首以××歌、××行为题的歌，不仅皆为乐府之属，而且几乎全为新题乐府（其中有少量属于旧题乐府，如朱孝廉《白雪歌》、韦应物《长安道》、辛德源《霹雳引》、皎然《风入松》、李贺《箜篌引》等）。

弄清楚了《文苑英华》20卷歌行的真实情况（即有311首乐府且为新题乐府），对于其20卷的乐府之选编，也就容易理解了。仅就《文苑英华》20卷乐府的目录言，可知其几乎全为旧题乐府，也即皆为汉魏六朝时期的古乐府诗题。为便于认识，兹将其依次抄录如下：《京洛篇》、《帝王所居篇》、《帝京篇》、《煌煌京洛行》、《新城安乐宫》、《凌云台》、《长安道》、《洛阳道》（卷192），《神仙篇》、《升仙篇》、《升天行》、《道士步虚词》、《飞龙引》、《凤箫曲》、《凤笙曲》、《阳春歌》、《金乐歌》、《白纻歌》、《美女篇》、《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月重轮》、《泛舟横大江》（卷193），《公子行》、《少年行》、《轻薄篇》（卷194），《结客少年场行》、《行行且游猎篇》、《门有车马客》、《对酒歌》、《对酒》、《对酒示申屠学士》、《湘中对酒行》、《对酒曲》、《秋日对酒》、《钱塘对酒曲》、《前有一樽酒》、《前有樽酒行》、《将进酒》、《山人劝酒》、《相劝酒》、《饮酒乐》（卷195），《侠客行》、《西游咸阳中》、《侠客控绝影》、《刘生》、《燕歌行》、《雁门太守歌》、《将军行》、《战城南》、《胡无人》（卷196），《塞上曲》、《塞下曲》、《出塞》、《塞上》、《入塞》（卷197），《度关山》、《关山曲》、《关山月》、《陇头水》、《陇头吟》、《陇西行》、《出自蓟门行》、《拟塞外征行》、《苦战行》（卷198），《从军行》、《古悔从军行》、《从军有苦乐行》（卷199），《行路难》、《蜀道难》（卷200），《巫山高》、《江南行》、《蜀国吟》、《白铜踶歌》、《襄阳行》、《大堤曲》、《襄阳歌》、《豫章行》、《东武吟》、《武陵深行》、《纪辽东》、《广陵行》（卷201），《长相思》、《有所思》、《君子有所思》、《自君之出矣》、《古别离》、《潜别离》、《远别离》、《久别离》、《长别离》、《生别离》、《别离曲》（卷202），《幸甘泉宫歌》、《棹歌》、《绍古歌》、《劳歌》、《鞠歌行》、《浩歌》、《长歌行》、《短路》、《放歌行》（卷203），《长门怨》、《长信宫》、《西宫秋怨》、《昭君怨》、《班婕妤怨》、《铜雀台》、《铜雀妓》、《湘妃怨》（卷204），《古意》、《长安古意》、《拟古》、《拟古赠陈子昂》（卷205），《飞来双白鹤》、《黄鹤》、《乌生八九子》、《乌夜啼》、《乌啼曲》、《乌啼曲赠张评事》、《乌栖曲》、《乌栖篇》、《晚栖乌》、《雉子班》、《射乌词》、《朱鹭》、《斗鸡》、《斗鸡东郊道》、《看斗鸡》、《寒食斗鸡》、《鸡鸣高树巅》、《晨鸡高树鸣》、《赋鸡鸣篇》、《鸡鸣曲》、《东飞百劳歌》、《拟古东飞百劳西飞燕》、《燕燕于飞》、《双燕离》、《野田黄雀行》、《野田雀》、《沧海雀》、《雀乳空城中》、《空城雀》（卷206），《梁甫吟》、《白头吟》、《游子吟》、《妾薄命篇》、《妾安所居》、《宛转歌》、《拟古神女宛转歌》、《古兴》、《古曲》、《古歌》、《古词》（卷207），《陌上桑》、《采桑》、《折杨柳》、《梅花落》、《殿前生桂树》、《采莲》、《采菊》、《采菱女》、《青青河畔草》（卷208），《君马黄》、《紫骝马》、《騘马驱》、《騘马》、《白马》、《发白马》、《拟饮马长城窟》、《走马引》、《爱妾换马》（卷209），《临高台》、《登高台》、《上之回》、《钓竿篇》、《箜篌谣》、《箜篌引》、《李凭箜篌引》、《公无渡河》、《苦热》、《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仍呈王员外》、《五言酬薛员外谊苦热行见寄》、《苦热行》、《苦寒》、《猛虎行》（卷210），《登名山篇》、《秦王卷衣》、《上留田行》、《古挽歌》、《怨歌行》、《悲哉行》、《怀哉行》、《独不见》、《定情篇》、《杂曲》、《忆昔行》、《偪仄行》、《胡笳曲》、《云中行》、《长干行》、《小长干行》、《江风行》（卷211）。共计203题。在这203题中，有少许为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无，如卷192《帝王所居篇》（张正见）、《帝京篇十首》（唐太宗）、《赋得鸡鸣篇》（岑德润）、《鸡鸣曲》（李廓），卷210《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仍呈王员外》、《五言酬薛员外谊苦热行见寄》等。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有二：一是郭茂倩与李昉等人在乐府认识观上存在着差异，即为李昉等人在《文苑英华》中认定为乐府者，郭茂倩并不作如是认识，故于《乐府诗集》乃不予收录；二是郭茂倩在编撰《乐府诗集》时，由于篇幅大、数量多等缘故，有可能因疏忽而漏掉，而李昉、宋白等人之所以将《帝京篇》、《鸡鸣曲》等作为乐府予以收录者，所考虑的应主要是因其与古题相近或者相似，如《帝京篇》之于《京洛篇》，《鸡鸣曲》之于《鸡鸣》（古辞），《奉和李大夫同吕评事太行苦热行兼寄院中诸公仍呈王员外》之于《苦热行》等，乃皆可为证。即是说，在李昉等人看来，《帝京篇》等之所以为乐府者，关键在于其诗题乃是因古题而派生变化的结果。而这种派生与变化，在南朝诗人的乐府诗题之于汉魏古题中，比比皆是，如傅玄《艳歌行》之于古辞《陌上桑》，陆机《日出东南隅行》之于《艳歌罗敷行》，傅玄《豫章行苦相篇》之于古辞《豫章行》，鲍照《出自蓟北门行》之于曹植《艳歌行》等，即皆为其例。所以，李昉等人虽然在《文苑英华》中将歌行另立为一个类别，但在其认识观中，则是将歌行与编入诗中之乐府等同的，即认为二者皆为乐府诗，所不同者，只是一为旧题乐府，一为新题乐府而已。这就足以表明，李昉等人在选编《文苑英华》时，是认为歌行与乐府乃为同一家族中的两位重要成员，故而皆为其安排了整20卷的篇幅。正因此，才加深了后人对歌行与乐府的认识，如明人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三《古体下》有云：“七言古诗，概曰歌行。”［6］（P41）而清人钱良择则谓：“歌行本出于乐府，指事咏物，凡七言及短句不用古题者，通谓之歌行。”［7］（P781）又，冯班《钝吟杂录》云：“歌行者，乐府之名也。”［8］（P41）特别是冯班“歌行者，乐府之名也”的认识，更是将歌行与乐府的关系进行了画龙点睛的阐释。这样看来，可知李昉等人在编纂《文苑英华》时，自作主张地增加歌行为一类者，还是极具见地的，而宋及其后的歌行大都为乐府诗的事实，又可对此佐证之。

［1］李昉，徐铉，宋白，等．文苑英华［M］．北京：中华书局，1966．

［2］王辉斌．唐后乐府诗史［M］．合肥：黄山书社，2010．

［3］胡震亨．唐音癸签［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白居易．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元稹．乐府古题序［A］．全唐诗［C］．北京：中华书局，1965．

［6］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7］钱良择．唐音审体［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8］冯班．钝吟杂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 韩玺吾E－mail：shekeban＠163．com

I207．22

A

1673－1395（2012）08－0001－04

2012-06-11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1BZW072）

王辉斌（1947—），男，湖北天门人，教授，硕导，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学文献学、佛教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