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耶阿本德文化自由观管窥

史海燕

作为西方科学哲学史上重要的哲学家，费耶阿本德 (Paul Karl Feyerabend，1924-1994)的思想可谓惊世骇俗，有关他的争议也从未间断，他以批判科学为切入点来倡导文化自由的思想更是独树一帜。

一、科学沦为专制的思想桎梏

费耶阿本德说，在17世纪、18世纪甚至19世纪，科学不断地和宗教对人们的压制、独断、专横做斗争，削弱了宗教的专制和独裁，因此也给人带来思想的自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压制科学的发展，科学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思想或信仰，勇敢地奉献出自己的生命。但是在今天，科学已经退化了，成了独断的宗教，科学和商业集团以及国家权力紧紧拥抱在一起，一些披着科学的外衣者鼓吹自由，卖弄宽容。只要我们稍加审视就会发现：在教育中，大学一般是不允许教授非科学传统的（宗教学等是特例）；在医院，医学机构是决不会给信仰疗法一席之地的；在国家的科研经费的分配使用中，非科学传统是不可能和科学同等地取得研究经费的支持……可见，这种自由是虚伪的、不彻底的。尽管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是民主和自由的坚定捍卫者之一，他们捍卫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都有一个必然前提，那就是，把科学看成是整个社会必然的前提。这个前提本身就需要深刻的审视，但是可悲的是，人们对这种科学的专制毫无觉察，更谈不上反抗。这样，整个社会的自由便是建立在科学（也称为理性主义）的基础之上，科学蜕变成了独断的意识形态［1］。

二、剔除科学的优越性

科学是怎样获得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的呢？国家又为什么要支持科学呢？“因为人们相信它有方法的优越性和凭借方法获取的成果优越性。”［2］119费耶阿本德对这两个理由都进行了深刻的审视。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中不存在普遍适用的方法论，科学家只有打破普适规则的束缚，才能使科学的新芽破土而出。“认为存在着一种普遍的、不变的方法……是不现实的。”［2］11

至于科学引以自豪的成果，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获得了一些成功，是因为科学与国家结盟，整个社会制度变得对科学有利。我们今天没有看到非科学的成功是因为我们没有再给非科学以机会。离开了非科学，科学也寸步难行。“现代医学就从草药、从巫士、接生婆、江湖郎中的机灵小巧得到了启示。”［3］282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在某种程度上给科学带来了巨大的成功和进步，所以无论科学和非科学，应当不分优劣。

三、给科学的准确定位

费耶阿本德认为，科学只是我们应对外在环境工具之一，不应当在科学与非科学的文化传统之间分出伯仲。把科学作为评价其它传统好坏以及是否继续存在与否的标准，是一种蛮横无理的独断和专制。那种认为作为科学发源地的西方文化就一定高于其他文化，并且试图用西方文化去拯救落后的文化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费耶阿本德指出：“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他们发现了而不是错过了美好生活的秘密。”［4］3世界正在越来越被西方文化所同化，落后国家在历经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武力征服和经济上竭力掠夺之后，在文化上也丧失了自己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西方文化不断地剥夺非西方文化的生存空间，但是西方文化是以科学为主流的，其真正的思想内核是认为整个世界必须按照西方科学的模式来生存。实质上，这都是对科学盲目的信仰和受到用科学做工具的一些利益集团的欺骗。这些利益集团打着科学的旗号，宣称在知识社会里，科学拥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如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就认为，在封建社会里，土地是最珍贵的资源，谁拥有了土地，谁就拥有了权力；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是最珍贵的资源，谁拥有了资本，谁就拥有了权力；在知识社会里，知识是最珍贵的资源，谁拥有了最先进的知识，谁就拥有了权力。这是为殖民主义做赤裸的合理性的辩护。实际上，西方打着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旗号所进行的强行推行自己的发展模式和思维方式是“用西方技术来摧毁第三世界的社会免疫系统，而在此之前该系统提供了抵抗自然和社会大灾祸的有效保护手段”［4］17。对此，哈耶克也发出了警告，他认为第三世界经过了长时间的适应过程，其处理涉及自我生存问题的能力更强，而知识分子所使用的号称最先进的理论和工具并标榜被计算机模型彻底证明其“合理干涉”效果，最终所取得的结果只会使社会状况更糟。西方科学已经像可怕的传染病那样迅速地污染了整个世界，许多落后地区为接受西方模式而津津乐道。西方文明的进步在给第三世界带来物质利益的同时，也使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逐渐丧失自己的主体性。当西方文化逐渐充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空间和时间，本来富有意义的非西方文明就逐渐被吞噬，从这个世界慢慢消失，最终，第三世界的人们在精神上失去了自己的价值观，在生活上迷失了适应该地区的能力，其文化的民族性逐渐消失，特异性锐减。

四、文化自由精神的追求

将所有的认识和解释世界的工具 （科学和非科学）置于平等之位,这直接体现了费耶阿本德思想中的相对主义内核。“不是只有一种观点是合理的，有很多种观点适合我们，从中我们选择一种最喜欢的……具有当下性，即根据不同条件选择而选择不同的标准，这里的条件包括不同文化，不同传统等等。”［5］20

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主义是和理性主义相对立的，人们可以基于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的经济基础等等来进行自由选择。而理性主义认为整个世界只有科学是正确的。为了防止相对主义对现存的制度和秩序予以毁灭性的破坏，所以从来不敢采用相对主义。“知识分子害怕……威胁着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而厌恶相对主义。 ”［6］170

实际上，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是丰富的、多姿多彩的，但西方文化的传统最初是超越多样性去寻找背后的同一性，它称多样性为“现象”,而现象只是虚假的表面，只有隐藏在现象之后那种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普遍主义的同一性才是永恒的真，那是西方哲学孜孜以求的。“西方哲学追求普遍主义的同一性的表现形式有两种。第一种是从风格各异的事物中追求共同的基质和本原，也就是从众多中追求共同的‘一’；第二种是从各种运动变化中抽象出永恒不变的东西，也就是由动求静。”［7］9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在回答“万物的本原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时候给出的答案是“水”，这是人类首先追求从个别到一般。从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万物的本原是“无限”到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的本原是“一”，以及赫拉克利特坚持认为“惟一才是明智”，甚至发展到柏拉图把整个宇宙的本体和目的归结为善，而上帝就是善的化身，并且让上帝担任缔造整个世界的工程师的角色。这种同一性传统在欧洲哲学中不断得以延续。但是，这种同一性一旦逾越它自己应有的位置，就会变成一把锋利的剃刀，无情地剔除文化的差异性、多样性。最为明显的一个例证是基督教普遍主义和国家权力结合起来，试图把所有不同于基督教的宗教都看成是异教。对异教徒，他们是不能够宽容的。伴随着十字军东征的，是血腥的屠杀和冷酷的洗城，数以万计的异教徒死在“仁慈的”上帝的子民的屠刀下。在基督教和国家权利结合后，基督教义就变成了不可质疑的绝对真理，任何怀疑基督教义的行为都被看成是异端，要接受宗教裁判所的审判。于是，布鲁诺被活活烧死，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而在今天，伴随资本主义扩张而扩张的西方文化导致了全球文化的趋同、单一……趋同化的过程增加了其它文化的痛苦，破坏了全球的文化生态，从而威胁了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8］39如何处理这种文化的多样性与趋同性的时代矛盾呢？费耶阿本德给出的答案是宣扬文化自由权。

第一，工具性的当下自由选择权。科学与神话、宗教、魔术、巫术等都一样，仅仅都是构造世界观的方法之一，且不是唯一的、绝对可靠的工具，并不具有任何超凡的功能。人们可以根据当下性自由需求，在传统之间自由的选择。这实质上是把人从科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突出人的主体性。

第二，解构西方文化话语霸权。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拥护者们往往把“科学”和“理性”看作是一种客观中立的价值标准，并将其作为标尺去衡量所有文化体系，从而导致西方文化的自我膨胀。“在文化的形态上出现了后殖民文化，在殖民文化时代是殖民者在殖民地强行推行其思想文化意识形态，而在后殖民时代是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国家‘自愿’接受发达国家的文化，所以后殖民时代的文化又出现了新的特点。这种‘自愿’接受就是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西方的话语占据了支配权，因而就处于了统治的地位。……只要摧毁了理性的话语霸权的地位，理性的中心地位也会被铲除，而要摧毁理性的话语霸权，就要消除产生话语霸权的外部因素——权力。 ”［9］23

这就是相对主义作为建构理想的“乌托邦”式自由社会的基石，让人们可以在西方文化和非西方文化之间自由地选择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并加以发展。

第三，各种文化应当是“多元共生，和而不同”的。费耶阿本德倡导文化的多元化，反对“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这实质上就是倡导各种文化可以自由地选择真正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式和道路。费耶阿本德在《告别理性》中指出，文化的同一性像扩散的雾，吞没了西方世界乃至全球。其实，“同一化论者认为人类的价值观、审美趣味、生活方式等将趋向同一，但却忽视了价值观等文化要素是由不同地区人们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历史传统以及政治诉求、经济利益等因素决定的，这些因素不‘同一’，文化就不可能达到‘同一’。 ”［2］所以，只有在多元共生状态下，各种文化本着“和而不同”的精神，让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广泛、迅速的交流和传播及碰撞，才能促进文化的真正的繁荣。

五、费耶阿本德文化自由思想的评析

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费耶阿本德倡导的文化自由具有实际的意义。

第一，具有超时代的前瞻性。文化的自由在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应该说是很容易得到彰显的，特别是在传媒极度发达、信息流动无比便捷的今天，自然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众多的哲学家、政治家还没有关注或者说重视这个问题的时候，费耶阿本德却倡导文化自由，倡导文化的多元化，这无疑是具有超时代的意义的。“《世界人权宣言》起草时期……少数文化群体权利终于未能以文字形式得到确认。”［10］42这无疑是一个悲哀。在弱小民族的抗争下，直到1996年才在《公民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写入保障文化权利的有关条款，但是已经比这位大师所倡导的晚了几十年。

第二，拓展了自由权的内涵。从理论上来讲，自由权就是指公民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进行思维和行动，而不受约束、控制和妨碍的权利。我们可以列举的自由权的内容大致有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婚姻自由、契约自由、人身自由等等。但是费耶阿本德却指出，人们有权利在科学与非科学的传统之间自由地选择，就是作为受教育者，他也有权利选择学校应当是教进化论还是创世论。同时，作为落后地区，它有权利选择适合自己的文化方式。这样，文化自由就被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并在世界范围内逐步受到了重视，这无疑丰富了自由权的内涵。

第三，充满辩证法的色彩。费耶阿本德坚决反对科学神圣化，主张科学应当向非科学汲取营养。他还推而广之，“世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各种文化是并存的。如果只有一种文化形式存在，批评只能是虚弱的，使用不可通约的理论作为相互的批评目的是可能的，因为不可通约保证了文化的多元化。只有多种文化的存在，才能互相学习，也才能使世界更丰富而不至于变成一个单调、乏味的世界。”［9］23他的意思是说，不仅弱小的文化可以学习强势文化，强势文化也可以从弱小文化中汲取营养，这是具有辩证法色彩的。

第四，带有极端的相对主义。在科学哲学中，库恩打开了相对主义的大门，但是费耶阿本德比库恩走得更远，为了宣扬文化平等和自由，他宣称科学和巫术是处于同等地位的。这无疑走向了极端相对主义。当然，他倡导极端相对主义是有目的的，其目的就在于要建立一个理想的“乌托邦”式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面，“所有传统都具有平等的权利和进入权力中心的平等的机会。”［2］4消除以理性为基础的虚伪的自由和平等，只有在理想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平等，那就是必须把所有的传统置于同等位置。可见，相对主义是他建构理想的“乌托邦”式文化自由的一块基石。

[1]保罗·费耶阿本德.知识、科学与相对主义[M].陈健,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2]保罗·费耶阿本德.自由社会中的科学[M].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3]保罗·费耶阿本德.反对方法[M].周昌忠，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4]保罗·费耶阿本德.告别理性[].陈健,柯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

[5]牛秋业.巩霞.费耶阿本德的相对主义[J].淄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6).

[6]王书明.科学、批判与自由[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7]马德普.普遍主义的贫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8]王书明.多样性与未来文化的可持续发展[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9]牛秋业，张桂娥.不可通约与文化多元[J].济南大学学报，2004(2).

[10]张隆海.多元共生,和而不同[N].中国教育报,2007-12-21(A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