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思考”——“思考”的一种诠释兼论潘年英小说的书写特质

焦兰周

（平顶山学院 中文系，河南 平顶山 467000）

当下的文学创作倍受批评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其中可以作为标识性症侯的有：拒绝面对大多数人的真实的生存状况，远离真切的社会现实，放弃“承担”的勇气。其实这是每一个文学时代都会遭遇的境况和“事实”。我们不能奢望每个作家都勇敢承担作精神战士，毕竟作战士是痛苦的，并且还要做出牺牲。要求每个作家作文学战士或斗士未免苛刻，实际上也不现实，其实做文学绅士也未尝不可。我们认为，衡量文学的标准之一有“承担”，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标准，有所“承担”的文学未必是好的文学，好的文学也未必一定真的有所“承担”。当然，我们也不否认，文学是要有所“承担”，但如果让文学真的有所“承担”，往往更多的时候，它什么也“承担”不了。这是事实，虽然未免让人沮丧。因为文学毕竟不是政治，它无法直接“改变”现实，夸大文学对现实的影响是不切合实际或事实的幻想。如果真的想直接“改变”现实，我们没有必要做文学家，应该去做政治家好了。其实，真正应该对现实“负责”并做出“承担”是政治家的职责而不是文学家的职责。文学不等同于政治，政治也不会和文学划上等号。所以说“承担”固然很重要，但文学的本质并不一定是“承担”。特立独行的敢于直面惨淡人生、正视淋漓鲜血的孤独的文学战士固然令我们肃然起敬，但我们恰恰忘了他最重要、最高贵的品质之一是“思考”，并不一定就是“承担”。我们再也不能因为强调“战斗”性而拒绝文学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