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视野里的农地制度
——三个思想维度中的农地制度与农民权利

吴凯之

地缘政治视野里的农地制度
——三个思想维度中的农地制度与农民权利

吴凯之

地缘政治独特的分析视角、巨大的经世致用价值为我们观察农地制度提供了一种维度。国家是带有暴力性质的人类共同体，而土地是国家存在的基础，也是地缘政治的起点。从地缘政治逻辑出发，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农地长期使用权不变异，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石；是统筹国际国内关系，分步解决国家发展转型中各种问题的基础；是真正保护农民利益，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要害。在大国现代化转型和地缘政治环境改变的今天，这一制度为广大国民提供自给的自然条件，因而就具有国家地缘竞争的内生支撑力量，虽然尚有缺陷，但在继续完善中必将成为实现国家复兴、构筑和谐社会的战略基石。

地缘政治；农地制度；农地的本质；内生支撑

回望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改革的壮丽风景，2006年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一道绚烂的彩虹。许多学者对农业税费改革以及取消农业税的效应、意义有了广泛的研究，对后税费时代出现的新问题也有很多真知灼见。但在这个10年的最后时光中，笔者捡拾时代阳光和彩虹下的思想麦穗时，又不能不为税费改革以后横亘于我们眼前的各种迷离世象及其话语所感叹。沿着项目研究所涉的时空、资料，笔者重点依据转型社会的目标价值，试图构建一个自在的观察系统，借此寻找目前“三农”问题的关键和答案。最终目的是对上述迷离的世象给以政治和社会学的解读，从而在实践的意义上为稳定和完善农村经本经营制度提供一个认识框架。

笔者拟将研究对象置于三个思想维度——地缘政治、社会设置和城市化——中进行考察，并进而观察中国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地缘政治基于国土地理的复杂性和国家内生力量的成长而被赋予意义，有其地缘战略和国家发展目标的意涵，具有指向性，是国家内生社会转型、社会设置、社会资本运用、社会成员行动的一种依据。而社会设置是社会学考察社会的方法，制度是社会成员之间稳定交往的规则，它的形成、稳定与完善不仅取决于社会的需要，也受约于地理和空间要素的影响。W.G.萨姆纳认为制度是由概念和结构组成的，在长期民俗、民德(道德)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具有约定俗成和人类文化学的内蕴，是积累了大量的民间规范、社会成员的公共期待和行为习惯的复合体，因此，这一社会学意义上的制度具有稳定、普遍的特点，内涵丰富且具有可操作价值，是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内生动力的保障和基石。城市化则是当下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轴，是转型期经济社会问题衍生的土壤，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长远目标的必由之路。在城市化进程中，怎样认识农地制度，既要确保城市化必须的用地，又能有效实现耕地保护，既要正确看待农地流转，又能使政策的顶层设计可以确保国家民族长治久安，这就要求研究者秉承科学精神和对国家民族高度负责的立场，做出综合分析和政策研判。

笔者尝试从上述三个思想维度分几个篇章揭示地缘政治、社会设置和城市化视野中的农地制度，并寄望由此阐述一个基本思想：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确保农地长期使用权不变异，是国家民族长治久安的基石；是统筹国际国内关系，分步解决国家发展转型中各种问题的基础；是真正保护农民利益，缩小三大差别，实现共同富裕的要害。任何试图改变这一制度，私有化或鼓励大规模流转农地的做法都将给国家民族带来无穷隐患。

笔者要特别感谢国家社科规划办、安徽大学、《社科纵横》杂志社和社会学界各位师友。正是依托211项目和中国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的资助，笔者的不完善的研究方得以实现。这里呈现的一系列文章是团队项目研究成果的一部分，亦是子课题独立研究的初始呈现。在第一篇短文里，笔者首先尝试从地缘政治角度对农地制度进行粗浅判断，认为地缘政治的起点在于土地，要规避随着国家发展和世界地缘环境变化的风险，必须统筹国际国内，全面认识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的核心——农地制度，稳定农地制度的本质不仅在于经济，更在于国家的长远利益。

一、问题的提出：地缘政治和国家内部治理

国家是带有暴力性质的人类共同体［1］。只要国家疆域继续存在，基于地缘环境和国家内生力量量比而确定的地缘战略，就必将表现在国家目标的实现和国家长久利益的保护上。因此，地缘政治思维不仅能导致一个国家国际关系战略的形成，也可以促使我们在解决错综复杂的国内问题时，多具备一种思想的维度和参照的坐标。

虽然学界对地缘政治和地缘政治学的界定至今仍然模糊，但作为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学说，其思维的源流和经世致用的价值却是清晰的。起源于地理学常识，融汇了政治学思想，把国家权力与利益的张力和边界，置于物理空间加以思考，从而了解国家与国家、国际与国内的关系，研究一个国家地理条件、空间位置、制度设置等要素的相互影响，这是地缘政治学说的本质。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而地缘是国家视角上的地缘，因此，国家利益乃是地缘政治的核心［2］。从孙子、亚里士多德，到毛泽东、罗斯福，乃至于以后战略学术者，莫不对国家地理与政治、领土与安全之间关系有深入分析。在哈·麦金德，马汉那里，地缘政治这一独特的分析视角更为国家权力在地理和自然条件下的高效运用与拓展进行了深刻的揭秘。因此可见分析国内问题以及土地、资源、社会设置对国家命运的作用。地缘政治思维的经世致用价值和对政策决策的影响与冲击，成为近现代以来世界各强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们思考国内政策的重要维度，其思想深刻地影响着近现代整个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的发展。

F.拉采尔认为，国家正如生命有机体，也有其兴盛、衰亡的过程。从生命有机体生存角度看，倘若一个国家不具备广阔的空间，其兴盛和发展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2］。R.谢伦更进一步指出，无论哪个国家，要想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广阔的空间、对全体国民的有效控制和自由活动的权力［3］。现代文明虽然已经熏染了世界和人类，但国际关系中的合作却无法代替竞争，民主和人权的意识形态尽管也需要理性尊重，但强国生存的逻辑和弱国利益的保障亦有其自身的规则和机制。这给我们一个深刻的启示：以国家地理条件和长远利益为立场的地缘政治目标，归根结底是要保障国家有机体的生生不息的活动空间、对全体国民的有效治理、国家自由活动的安全和实现全体国民福祉。

但实现全体国民的永久福祉，要建立在国家稳定的基础、有效的治理、和权利的保障上，这有赖于国家地缘环境等诸要素的作用。在地缘政治学说里，地理因素对文明和人类进化影响弥远，自然地理的位置、边界、气候、土壤等条件，不仅决定着国家和人民的民族特性，也必将在文化上深刻地影响着特定地理区位国家与民族的法律、风俗、宗教与制度。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有一条清晰的思想脉络，就是它在地理空间中探索塑造民族个性的起源、也在地缘环境以及自我认知中求索国家存在的风险，从而引导我们把国家事务和政策设计，放置于一个更加可感受的多维空间加以透视，以避免制度变迁失去方向［4］。

实际上，在人类历史进入全球分工而国家依然存在的近现代，从来就没有孤立于国际关系影响之外的国内政治与经济，也没有不对国际关系产生正向或者反向影响的国内政策。地缘政治思维考察一个国家的地理、人口、经济、历史、文化、制度，考察其在国际格局中的地理区位、资源供给、发展掣肘，这无疑是一种深邃的掘见。因此，在地缘政治维度观察国家、人民，既要透彻了解面临的外部风险，也要洞悉内部治理的战略指向，在整体上统筹好国内国际关系，做好国家内部治理，决不能在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中随波逐流，这是世界强国的生存之道，也是世界弱国的保全智慧。

二、农地的本质：不能移动的国家基础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也就是从改变土地经营的责任权属开始的。按照杜润生先生的总结，这一伟大改革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实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土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二是逐步恢复了市场交易，提高了土地的劳动生产效率。这两大内容，集中体现在目前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内涵中。

奠基于农村改革的经济体制变迁，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GDP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城镇化率以每年0.9个百分点提高。这一数字说明，起始于安徽的农村改革，导致了国家与社会的转型。从国家和社会关系视角观察，家庭承包、统分结合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毋庸置疑是国家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它开启了国家地理空间的广阔之门，焕发了社会细胞的自由活力，将国家、地理、人民、土地用一种内生创造的制度凝聚起来，从而开始了国家现代化的社会变迁。

在这宏大的社会变迁中，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确立是关键，而核心是农地制度。“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5］统分结合、家庭承包的经营方式，在土地权属上是农户获得土地的使用权、控制权和收益权，而所有权仍然属于国家和集体,是一种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农地制度。这一制度的创造，既摆脱了1962年《人民公社条例修正案》中规定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传统束缚，又保留了国家土地所有权归属的完整，从而为国家长远发展、增进子孙福祉守住了土地这个支点。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农民离开土地，将会失去生存的最终依赖；土地又是农业的基础，离开土地，农业将成无源之水，13亿国人的吃饭问题就将面临危险。即使如某些自由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可以在全球市场购买粮食，那也只能是一个无知的笑谈。因为全球化浪潮不可能创造出一个交易无成本的市场，也不能消解人口剧增而世界资源却有限的深刻矛盾。中国以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22%的人口，按9亿农民计算，人均不过2亩土地，却为13亿人民提供了自给的农产品，成为国家财富、发展和农产品供给的泉源之地，农地经营制度创新和稳定功不可没［6］。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农地制度从大包干、责任田开始，经历了“大稳定、小调整”，“15年不变”，“30年不变”，再到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并“长久不变”的风雨历程。这一制度的稳定，是实践经验总结的使然，更是符合地缘政治需要的智慧的选择。它不仅使9亿农民有条件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保障了农民自由劳动的权利和国家力量生长的基础，也为国家工业化转型提供了支撑。它不仅为农村安定、农民增收提供了可能，也化解了历史因循的矛盾定律，演绎了民生主义的时代篇章。从社会设置看，这一制度为大多数有可能在市场竞争和工业化过程中经受风险冲击的农民提供了社会保障；而从地缘政治和国家立场观察，土地是不可再生的，是神圣国土的牢固海岸，在一个正在发展的辽阔国度里，或者在一个国家有大小强弱分野的世界上，资源的有限和发展的需求矛盾决定了国土之于人口的重要意义。

没有什么比国土更加值得珍惜的东西了。源于土地的地缘政治思想把国土区位、面积和自然条件以及人口的数量与质量，看成为一个国家实力的根源，在国家内生力量中，土地、人口、资源、文化、制度必然是国力生成的基础，这也是农地制度的要害，它超越了“三农”问题的学理逻辑定义，而连接了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历史与命脉。作为暴力机器的国家和作为生活共同体的社会，在地理空间和自然环境上必将因为承载的人口数量与土地占有率而对国家发展和地缘政治环境形成影响。

“地缘政治，并不是只与土地相关的学说，但却是从土地中诞生的学说。这么说有两层意思，一是生活资源是地缘政治学说演绎的逻辑原点；二是地缘政治学说本质上是关于人类生活因而是扎根于土地而不是扎根天国的学说。”［7］农地的本质在于，一个发展起来的庞大经济体，资源的短缺和安全的屏障都要求土地至少要满足自给生产的需要。作为国土，它的神圣性也表现在其不可替代性和不可迁移性上。正是基于此，发轫于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农村土地经营制度才具有地缘文化的内涵；将这一土生土长的制度按照长期不变的政策思路稳定下去并逐步完善其方法内涵，恰恰切合了民意和国情。土地作为财富之母、立国之本、载民之所，与其经营者的稳定结合而非改变权属，恶意流转、变相搬迁，必将给发展的大国带来福音。

三、基石：稳定和完善农地制度的意义

制度的价值取决于分析立场和评价尺度，取决于制度运用的实践检验。地缘政治视角里的农地制度，经过30年发展已经深入农民的生活中，成为中国大转型社会的政治与经济的一种起源，是中国国力增长、国家利益发展的内在动因，因此也是实现中国国家战略目标的基石。

当今世界的基本地缘格局仍然是大国间的博弈，体现的是丛林法则下的弱肉强食。经历二战和冷战时期，美国等西方列强建立了一系列有利于其国家利益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8］。无论是相关国际组织、规则建立、设置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国际法律体系的构造，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全球金融体制，所谓的全球治理也只不过是有利于西方列强而精心设计的。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道路上，还有许多艰险和困局需要破解。地缘政治的棋局对中国提出的挑战更是首当其冲。

纵观近现代史，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经历了西方列强的争霸和均势秩序、两极秩序和冷战结束、进而向多极秩序的嬗变。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大国的崛起总是伴随地缘政治权力和全球经济利益的扩张，最终导致地缘战略环境与实力量比的演变。而欧亚大陆始终是所有大国崛起竞逐的中枢，是全球地缘政治斗争的核心，这决定了中国发展的地缘战略环境与背景。

应该说，苏联解体和中国改革开放是近30年来改变世界地缘政治最重要的两大事件。而环视周边，冷战体制的终结也导致多极地缘政治力量的分化与重组。传统和新兴大国从自身利益出发，纷纷走上竞逐地缘政治利益的道路。中国的发展在客观上导致了世界地缘政治实力量比的变化，使传统和新兴大国地缘战略与各自国家追求的目标严重失衡。中国被历史置于世界地缘政治角逐的中心，从而被地缘政治逻辑所限定，必将引来各个大国的惊羡与忌惮。这一分析告诉我们，中国无论选择哪种道路，都将导致全球地缘政治版图的改变和国际力量量比的变化，从而与各个地缘政治力量和传统大国发生战略利益的竞争与矛盾。

首先是难以回避与美国全球战略利益的竞争、冲突甚至对恃。中美战略冲突不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文化模式交锋所造成的，而是由于美国自身的全球战略目标和中国发展形成的事实影响所决定的。从理论上说，中国崛起的地缘战略受制于美国国家的战略冲动，同时又反过来刺激美国国家战略冒险。中美之间的战略矛盾是必然的，无论其表现形式如何，这一矛盾都将不断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变化，也影响着中美之间的利益搏弈。

其次是中国的民族复兴也必然会影响东亚地缘格局。由于中国地缘相关方众多，东亚又处于传统地缘政治视野的敏感地带。在这个漫长而富饶的地带，世界强国环绕，大国势力交汇，民族众多，文化碰撞激烈，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利益诉求交叉重叠，从而决定了中国传统大国的复兴之路也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这是生存与发展的考验，是所有中国人都不能忽略的危机。

布热津斯基说，想成为全球性大国，一个国家必须在各个方面，包括政府的属性、公民的生活水平和权利上领先。现行农地制度虽然还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但却在制度上赋予了农民稳定和保障，其要义在于，当现代化转型深入发展、大国成长的地缘风险加剧的历史条件下，它把人口、土地和经过30年实践是可行的制度稳定为一种内生的地缘文化力量。不管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如何演绎，这一制度能为广大国民提供自给的自然条件，因而就具有国家地缘竞争的内生支撑力量。它正是在目前地缘政治形势和国家发展目标背景中，国家走向强大植根的民族土壤，是政府善治、改善民生和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落脚点的战略基石。

[1]丁力.地缘大战略:人类与国家的动物性[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2]王国梁.世界政治地理:政治地理的历史发展[M].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

[3]科恩.地缘政治学—国际关系的地理学[M].严春松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1:2-23.

[4]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283.

[5]《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314125.htm

[6]贺雪峰.中国土地制度向何处去[EB/OL].乌有之乡,2011-10-29.

[7]张文木.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中的中国国家安全利益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

[8]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东方编译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D663.2

A

1673-1999（2012）04-0001-03

吴凯之，安徽望江人，安徽行政学院（安徽合肥230001）社会学系副主任，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社会学、政府治理。

2011-12-22

国家社科重点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和完善研究”（08AJY043）；安徽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城市化背景中农民生态的全景式观察与实证研究”（2006sk3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