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悟诗学:中西诗学对话的理论起点

徐向阳

(陕西理工学院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0)

审美感悟说与诗人的生成始终保持着天然的同一性，柏拉图倡静观、灵感之说，诗人因有“神力凭附”而陷入迷狂;而在老庄哲学被冠之以玄览、神会之法。摒弃理性与主观意欲，“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庄子·秋水》)语言和概念都无法抵达道之本体，去我，去私而得物我相泯，混融合一。到17世纪英国经验主义美学家夏夫兹博里、哈奇生那里，认为在理性和经验之外有一种“内在的眼睛”，其实就是对“内在感官”直觉力量的肯定。至康德《判断力批判》，认为审美活动与概念、分析、推理无涉，鉴赏判断不是知识判断，“美是无一切利害关系的愉快的对象”［1］，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审美不涉及内容和意义，它仅是对对象的形式的观照活动。这与理性主义立场相割裂的思想，成为近现代非理性主义的故乡，经费希特、谢林、叔本华和尼采，康德被彻底地非理性主义化［2］。

中国美学的现代化是中国美学选择的西化和西方美学中国化的双向逆行运动，这是中西美学融合的基本途径［2］。19世纪50年代以后，直觉主义在欧洲思想界掀起了巨浪。纵观柏格森与中国感悟诗学的异同，可以把握其思想的某些特质与文化的互动之处。

一

二战前后思想轴心对启蒙运动以来“我思故我在”理性主义立场的瓦解，人们以“我消费，故我在”的狂欢化观念催生了非理性、瞬间性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