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军,梁琴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重庆401147)
对效力性强制规定判断依据的再思考
曾军,梁琴
(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五分院,重庆401147)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对《合同法》52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进一步限定为效力性强制规定,但却未对效力性强制规定作出进一步解释。从分析效力性强制规定的形式及实质双重判断标准入手,进而分析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合同效力
《合同法》52条第(五)项规定了“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但近年来,这一规定开始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争论,因为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上的强制性规定太多,这委实对合同效力的打击面较大,因此在2009年《〈合同法〉司法解释(二)》中对《合同法》52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进一步限定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规定是针对管理性强制规定提出来的。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效力规定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取缔规定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1]。对于我国法律、法规中的大量的强制性规范,有的只是规定违反法律强制规定应当受到处罚,有的则明确规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仅受到处罚,还将导致合同无效。当然,如果直接在强制性规定之后,加上了“无效”的规定,那么此规定应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关键的难点在于强制性规定后未对其效力定性的规定的情况下其究竟是否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且即使判定该强制性规定就是效力性强制规定的情形下,具体的案件又是否一定适用该规定来认定合同无效呢?如何以此判定合同效力?这些问题司法解释都没有予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