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实证研究综述

□文/周建发

（长江大学管理学院 湖北·荆州）

一、“资源诅咒”，一个争论不休的命题

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焦点。20世纪中期以前，主流经济学家充分肯定了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认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一国是一种福音。然而，这一观念受到了现代经济发展模式的严重挑战。20世纪中期以来，许多煤矿、石油等自然资源富集的国家和地区，长期经济增长速度要慢于自然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和地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时期东亚的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在资源相对稀缺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却远远超越了这些国家。似乎丰裕的自然资源阻碍了经济的增长。1993年美国经济学家奥蒂在研究产矿国经济发展问题时发现丰裕的资源对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是充分的有利条件，反而是一种限制，他将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悖论关系概括为“资源诅咒”问题，自此，“资源诅咒”理论研究开始进入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福音”还是“诅咒”？在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中，形成了两种尖锐对立的观点。

二、关于“资源诅咒”实证研究综述

关于“资源诅咒”争论的最首要的问题，就是要确定“资源诅咒”现象是否存在。为此，双方都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而由于研究方法、研究视角等的不同，实证研究的结论也莫衷一是，形成了三派代表性的观点。

1、“资源诅咒”现象具有普遍性。在Auty首次提出“资源诅咒”命题后，Berge（1994）使用土地和人口密度来衡量自然资源投入，并验证了其对经济增长及制造业产品出口的负面影响。此后，Sachs和Warner（1995，1997，2001）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对“资源诅咒”这一假说进行了开创性的实证检验。在Sachs和Warner（1995）这篇经典文献中，Sachs和Warner使用了跨国样本数据，研究了世界上71个国家1970～1989年的自然资源状况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自然资源丰裕度（矿产品出口占总产出的比重为代表性指标），市场开放度、投资、经济制度等为主要变量，检验一国经济增长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相关性，再次验证了“资源诅咒”的存在。另外一些学者则把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解为直接的正向作用和间接的负向作用。Papyrakis and Gerlagh（2004）发现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间接负作用超过了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因此存在“资源诅咒”现象。最近的一些研究（Isham，2002；Murshed&Perala，2002）对自然资源的类别加以细分，讨论不同资源国家遭受资源诅咒程度的差异。根据资源地理分布集中度的不同，自然资源可以被划分为集中型资源和扩散性资源，集中型资源（如矿产资源）经济体更容易遭受资源的诅咒。

国际上对“资源诅咒”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兴趣，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基本上都认为在中国“资源诅咒”问题是存在的。徐康宁、王剑（2006）以中国1995～2003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其计量结果证明了“资源诅咒”假说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李天籽（2007）利用1989～2003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自然资源丰裕度对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地区层面检验了“资源诅咒”命题，认为资源丰裕度似乎阻碍了经济增长，成为我国地区经济增长不平衡的潜在因素。邵帅、齐中英（2008）以1991～2006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从整体上考察西部的能源开发是否具有“资源诅咒”效应，结果证明了西部大规模的能源开发并没有有效地推动经济增长，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确实存在。

2、“资源诅咒”是一个伪命题。基于证伪的角度，Davis（1995）最早将 22 个矿产资源型经济体作为整体，与其他非矿产资源型经济体发展进行比较，发现矿产资源经济体作为一个整体并不存在“资源诅咒”。Mikesell（1997）通过模型分析也认为，在资源富集与经济增长快慢之间没有内在必然联系。Lederman and Maloney在分析前人研究不足的基础上利用新的计量方法（3SLS）对1980～2005年跨国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资源诅咒”并不存在。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指导下，美国经济学家Habakkuk通过对美国经济增长史的实证研究发现，美国19世纪的经济腾飞与其丰裕的煤、铜、石油、铁矿石等资源储量是分不开的。出于对资源富集程度指标测度方式的差异，Brunnschweiler（2008）利用新的资源禀赋测量方法（以美元测度）和引入制度变量，在控制制度质量情况下通过估计发现，在1970～2000年间，资源富集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此 外 ，Wright（2001，2003）、W right and Czelusta（2003）利用成功的资源型经济发展案例反驳“资源诅咒”命题。

3、自然资源是“福音”还是“诅咒”取决于特定的条件。在正反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资源诅咒”的传导方式和形成原因的研究。首先，他们认为“资源诅咒”并不是一个规律性的命题，它的出现是有条件的。如，Ding and Field采用人均自然资源资本指标，并利用单方程模型进行回归后发现，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正效应；采用自然资源资本占总资本的比例这一指标，却发现资源对经济增长具有负效应；其次利用不同类型的自然资源进行分析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Sala-I-Martin and Subramanian在对尼日利亚进行案例分析的基础上认为，只有石油和矿产资源才会通过弱化制度质量形成“资源诅咒”，其他资源则不会；最后，制度质量的差别会导致迥然不同的结论。文和金认为，资源贫乏的国家只要其制度能够展现足够高的交易效率便可得到发展；相反，资源富足的国家如果缺乏更高的交易效率和更优良的制度，便会陷入“资源诅咒”。罗宾逊等认为，拥有能促进政府的责任心和能力的制度的国家将会从资源繁荣中受益，而不具备这种制度的国家则可能会遭受“资源诅咒”。Boschini等（2004）则认为，“资源诅咒”是否存在关键取决于政治制度的优劣和所拥有资源的类型。有些自然资源由于经济和技术的原因更容易引起诸如寻租和冲突等问题。但是，这些潜在的问题可以被政治制度因素所抵消。矿产丰富的国家只有在政治制度恶劣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资源诅咒”现象，反之则不成立。

在国内，对“资源诅咒”持“条件存在论”的学者越来越多，周建军认为自然资源并不必然导致“资源诅咒”，关键在于相关制度设计和管理。在多数国家，自然资源被公共所有或管制。自然资源收益的公共所有更是众多国家、国际组织和主流经济学家的共识。在通往“资源祈福”而不是“资源诅咒”的道路上，世界各国各地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除了国有化等直接控制措施，围绕资源开发进行的产业延伸、监管加强、对资源收入的优化支配和使用等措施对破解“资源诅咒”都是非常重要的。景普秋则提出近20多年来矿产资源开发与区域经济发展正、反两方面观点，似乎都离不开资源行业出现的巨额收益。矿产开发中的收益分配机制是否合理，相关制度是否健全，或许是资源丰裕区域规避或陷入“资源诅咒”的关键，也是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重点问题。梁玉洁、黄念兵认为制度因素才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因素，因此与其说是“资源诅咒”，不如说是“制度诅咒”。

三、结论

随着研究的深入，目前人们正在达成一种新的共识：制度因素和政策措施在自然资源丰裕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中起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制度质量和合理的政策措施是克服资源诅咒的关键因素。当一国制度质量是好的，那么自然资源是福音，会促进经济增长；当一国制度质量是差的，那么自然资源是诅咒，会降低经济增长。自然资源同优越的地理区位一样，是大自然赋予的财富，本身并不应被责备，应诅咒的是利用这些财富的方式。

[1]胡健，焦兵.“资源诅咒”理论的兴起与演进[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2]李影.“福音”还是“诅咒”——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J].经济论坛，2009.6.

[3]赵奉军.关于“资源诅咒”的文献综述[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西部论坛），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