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思想中的权能经验及思想——以“道”和“德”为参考初步观察

2012-08-15 00:50唐力权
关键词:自性太古权能

[美]唐力权

(美国美田大学)

已故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 (Arthur Waley)将《道德经》翻译成“The Way and Its Power”,一个相当引人入胜的题目。把“道”翻译成the“Way”(道路,路径,方式),是普遍的译法;但把“德”译作“power”(力,力量,能量,能力,权力,权能),则并不常见。这里说“并不常见”,是因为“权能”(这是我们所偏爱的翻译)虽然是这个词汇在词源学中重要的语义原素——我们甚至认为是最重要的原素,可是在当今的用法中,我们却很少会联想起这个意思。正如希腊词“arête”及英语的“virtue”,“德”在语义发展过程中渐渐与伦理道德的意思挂勾。“德”一般的意思是德行,美德或正直。“德性”这复合词由“德”与“性”(本性,性格)组成,一直为道德特质的代表词;而另一复合词“道德”则已成为英语“morality”的标准翻译。“道”与“德”的一些权能含义,虽然是这两个字太古原义的中心内容,却在语意发展过程中渐渐隐没。最后,权能的语义差不多被道德的意思完全掩盖了。

究竟权能与道德之间有何联系?而两者之间的联系又为研究道家思想提供了什么方向?道家语言及思想又在何种程度上反映出道家的权能体验?而这里所指的权能体验,又是什么性质?相信我们要费不少的功夫,才能为上述问题找到比较满意的答案。

在开始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一些初步的观察。我们要指出,道德并非与权能完全分割,而是权能的其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及开显,即:作为构成及维持人类社会“正当化”或“合法化”(legitim ization)功能的一种权能模式。道德的权能可以说是文明秩序的骨干。相信大家普遍同意,道家思想多反对文明世界人类对权能的误用或滥用,牺牲了吾人原有的完整本质。事实上,大部份(如非全部)——道家与儒家哲学思想的分岐,都是集中在仪礼、德行及其他人类生活的文明手段的角色及功用上。这些文明手段是否有益于人类?道家认为大致是否定的:任何与自然脱节的事物,对于人类自然的持续自性(不能分割,完整的人性)都是无益的,它们乃是儒家拥护者所提倡、推行的文明手段所带来的必然后果。人类要认识真实完整的本性,必须适切地置于自然与文明秩序的统一、文化与自然的连续之中。这无疑是对一直以来中国主要哲学传统天人合一的主题思想的重申。虽然在儒家与道家对复杂的自然与文化问题的争辩中,各有优劣,然而道家的辩论最后却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成为构成中国传统一项最突出的思想——文化在知性及精神上的“内在化”(interiorization),使符合自然的一大要素。组成人类社会文化的道德善行及其他文明手段或正统价值,在悠久的中国哲学历史中,被认为不仅是人类按意愿习惯任意创造出来的产物,而是深植于人类生命的先天固有本质之创化或创生倾向及潜能。我们能臻美善,因为我们自然有这种倾向。正如孟子所言,人性本善。而道德,一言以蔽之,则是自然本性的培养或是习惯性的自我发展。

对中国人来说,人类秩序与自然秩序的连续,代表了宇宙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不可分割的整体乃是一无所不在的权能的整体。构成现实世界的人类、其他生命体及世界上的存在物,便是这整体各种各样的表达及现象,是其无限、无穷无尽的创生力及效能的衍生及后代。遍在的权能的种种表达,如这匹马、那棵树或其他具体的存在物、东西或对象,在我们日常经验中出现,各有自己独特的身份,功能上与其存在的 “概括特性”(profile of being)——它们的持续自性(abiding ownness)——互相连系。但这是一个“权能中心”的身份,它所认定的乃是一具有或多或少连续性和持久性的权能或活动作用的蕴集,而非传统西方形而上学所指的 “实体”(ousia, substance),即在宇宙中,本体独立、分离及自我封闭的孤立存在,本质上可以分开而只有外在地与其他存在个体或物质单元相关的“单子”(monads)。中国宇宙观受道家思想影响甚深,对这种“实体-单子”的世界观可说是完全陌生的。中国道家思想家认为组成真实及具体领域的自然界万物,在变化的洪流中是互相缠结、互相关连的。而这变化的洪流乃是一拥有无穷无尽的创化、创生力的遍在权能的“整体自反”(holo-reflexive)运动。这种观念始见于《易经·大传》,后来被尊称及谚语化为“生生之德”。中国人的世界观认为世界并非由独立的实体或单一集合组成的,而是由一个充满气或生命能量的场域所形成的“宇宙母体”(universalmatrix),孕育于其中的乃是众多的功能——动态系统各自构成了一个无穷无尽地整体自反权能的种种分化或演化——中国道家所谓的“道”或“常道”(永恒地持久的“道”)。“道”无处不在,因其权能运行于所有事物之内;“道”无穷无尽,因其有无限的创生潜能;“道”具有整体自反的特性,因为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动态整体,“道”不断回返到它自己、使自己不断重造再生而为万物生生不息的创化之元或泉源。“道”也是神秘的,因为它的持续自性乃是一纯净无限的生命力;此纯净无限的生命权能既内化于所有事物之中也超越了宇宙间的一切,超越了由其创生力所演化或生成、组成的实存世界的各种事物的总和。这就是神秘的“道”,不可以俗世思维阐释的“道”。《道德经》云“道可道,非常道”正是这个意思。

如果上述对中国道家宇宙观的描述是可以接受的话,则其与西方形而上学世界观的极大差异不只既深且广且无疑具有关键性的哲学含义。这里的基本差异在于两种思想:“拓扑场”学说与“实体/单子”学说。前者指的是中国道家方法的特点,在此需要先作界定。我们在此的理解是,拓扑学乃是研究在功能上构成及处于一能量或场域的动力系统。在 “拓扑场”学说中,我们的理论关注点特别集中于能动系统中的部份与整体之间的关系,例如电子或亚原子粒子在分子中的运动,细胞、组织或器官在身体内的运动,或在风暴或飓风的整体(能量)活动中某一地区的天气变化。与“实体/单子”学说不同,“拓扑场”学说并不把一物的 “物格”(the“thinghood”of a thing)——它的持续自性——放在一个神秘的、空泛的、设想为该物底本质性与偶然性之“主体”或“承载体”(substratum/希腊文hypokeimenon)里,作为该物存有之统一的说明;而是放在由道这无所不在的权能所开出的功能的、动态的场域之中,此即是道作为内在于事物的“分化”或“个体化原理”(inner princip le of individuation)而运作的所在。在道家词汇中,这个运作于事物之中而为其内在的权能或分化或个体化原则的“道”,在本体意义上来说,就是“德”。因为宇宙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一个“拓扑场体”,大宇宙的“道”与小宇宙的“德”并非两种不同的“事物”。在我生命中运作的 “德”即是在所有事物中运作的“道”,是同一个运作于宇宙中的权能或力量。

基于上述的考虑,以“way”作为“道”的标准英文翻译就显然不够理想了。我们认为这翻译既有不足,亦有误导性。不足之处是这译法遗漏了“道”在其语义中的最基本原素,即作为权能的“道”。因为这个原因,也因为英语“way”是指建成的道路或路径,常带静止及固定的含意。这种译法不但不能表达“道”作为权能或力量生化的活动或运动所涵蕴的动力或动态的含意,也误令人想到 (普通所谓的)道路而对“道”产生呆钝性与静止性的错觉。更大的误解是,我们一般理解道路或路径是外在于行走在路上的人或物的;我们认为道路是早已建好的、现成的,行者与其所走的道路乃是互相分离的。可是这种想法正是不适用于“道”的。作为无处不在的权能,“道”渗透所有场域,并无与“道”相对待的“它者”(otherness)。没有东西是在“道”之外的,也没有东西是先于“道”的,没有超越于“道”或先于“道”而存在的结构、原则、或理,限制着“道”的活动和运行。“道”并不在一个客观的时空框架中运行,像牛顿的绝对时间与绝对空间:“道”也不面对一个超感觉的、作为一切秩序的永恒贮藏室的形式或理念世界。当然也没有神或超越者在“道”之上,除非我们把无所不在的权能视作神。那么在“道”的宇宙里,秩序的意思与源头又是什么?无所不在的权能之下的活动及运作是否都是混乱、任意及完全没有道理可言的呢?答案当然是完全否定的。“道”是充满着道理的,这可视为“道”的创化活动及运作中的运行原则及形态,后来被归入为一般“理”的概念。把“理”构想为创化原则及形态的整体动态系统(holo-dynam ic system),这意思正是英语词“way”所要传达或应该传达的意思。至少从《道德经》中可以隐约地分辨出,在道家的宇宙观中,同一个字表述了上述对作为权能的“道”的各种说法:

“道”是无所不在的权能,既超越宇宙内所有生命体及事物、也恒久地运作于它们之中而为其内在的德性。

“道”是生生不息地充沛于整个宇宙的创化洪流,所有权能化、为权能支配的活动(em powered activity) 或拓扑场运动 field-topo logical m ovem ent)莫非遍在的道底创化力量的表达及表现。

“道”是(万物所由和遵循的)大道,一个涵蕴着创化原则或原理的整体动态系统 (holodynam ic system),指引着万物的分化或个体化。

这些对于“道”的形而上的宇宙的概念纲要虽然重要,但未能将“道”的基础所包含的意思全部表达。这些表达及重新表达对找出“道”最初的语义有重大的关键。上列三项语义说明,以第一项为首要。洪流及途径之说虽然对于“道”的持续自性的内在本质说有整体的意义,但“道”本身的全然超越性已在其无限的生产力中表达。要点是,宇宙作为充满力量的场域,并非一完全确定的总体。“道”的终极自性超越了洪流的所有固定范畴及途径的所有固定建构。

现在的问题是,恒常与“道”相配的“德”,在这语境中又是怎样?早前我们曾经提及,“道”有超越性及内在性的特质,而内在性特质又称“德”。因内在力量是无所不在的权能在个体中的运作,“道”与“德”在这基础上本质是相同的,“道”是“德”,“德”是“道”。事实上,早期旧版本的《道德经》,《德经》就在《道经》之前,相信这并非单单是辞书编纂的问题,而是反映了这两个孪生概念的一致性。可以肯定的是,“德”代表的哲学意思与“道”代表的同样丰富深刻。如果我们接受“道”与“德”的超越及内在本质同等的说法,则结论应当如此。但是“道”与“德”出处为何?从其语义由来,我们又可以学习到什么?

“道”与“德”都是原创字。所有原创字都是在太古时期,人类有判别意识之前产生的。当时人类对权能的体验首次醒觉,因而同时创造了语言及思想。在太古时代,所有经验都是权能的体验,而非实物的体验。当人类开始视世界为物质或本质上分割及独立的实物的汇集,他们已进入了太古之后的时代。

最初组成原始语言的词汇的词在语义上只是古人对权能的初体验的史前纪录,即是古人对他们创造的原创字的说法的纪录。原创字所纪录的是古人对降于身上的巨大影响力及对之的反应,反映他们对于事物及世界的最初感觉特质。古人视在环境感受到的各样东西都是权能的具体化身,非实体物质的集合,而是充斥生产力及能量的场域及网络,在动态上互相缠结交织。自然每种生物与事物之间都有一种内在的力量在运作,互相连接——不论是动物、植物、河流、小溪、山脉、小丘、星星、星球、风的移动、天气的变化……太古时期之后的神话、巫术、图腾及英雄传说等渐渐具体化、个人化而成为神、妖、鬼等,对古人来说,都是权能的变化。我们的始祖并没有现代的东西或对象等意识,而水、火等我们熟识的元素也是权能,包括干湿等正反特质,甚至意识或心理状况也是权能的模式。例如,愤怒这种太古时期的感觉,常见于希腊神话中,就如雷电一般,是一种权能的形式。至于看来抽象的事物如文字、数字及几何结构等,相信你也能猜测到,也是一种权能。

古人依他们对环境的变动影响感受,将权能经验记录及编录成原创字,其语义及句法之间的连系构成最初的语言的特质。古人并藉着文化媒体如神话、礼仪及工艺品等其它符号形式或表现,领会世界事物的意思,并掌握真实的影响。语言是最耐久的符号表达,也是最持久及持续的意义系统。语言的语义语法结构发展正好反映了权能持续的动态。

古人能够不断更新,调校语言及经验以适应生活,这种能力是基于其本体智慧。本体智慧是指人类生活形式的一种智能,令其能在变化及自我定义的过程中追求最大的益处。本体智慧的作用好比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本有而内在的权能在运作,具生活艺术的特质,可以说是最高艺术,令人们可以适切发挥生产力,从活动及表现中达到最佳的价值创造。本体智慧并非无处不在,而是埋藏于我们的权能元素。这些原素构成我们智力特质的意识、无意识或最高意识层面,在与其他元素分开的情况下,是无法辨认的。正如我们生命中运作的不能分割的内在力量,作为智力中心的本体智慧,生产能力是内在性完全自反的,在不可分割的完整状态下达到最佳的运作。基于本体智慧之概念,我们因有“灵魂”之说。准确来说,“灵魂”是人类生命形式中运作的精神力量,受本体智慧引领操控。本体智能埋藏在复杂的力量元素内,令各种活动及功能的内在性完全自反。《庄子》.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故事说庖丁顺“道”而行,宰牛不费吹灰之力,达到最佳境界。这就是不可分割的完整精神状态,完全自反性的道。

虽然精神及本体智慧概念特别指人类生命而言,但在太古时期的权能经验却没有此规限。对古人来说,所有自然的存在物及事物因为内有无所不在的权能在运作,因此都是存活及神圣的。本体智慧从这个广大的角度来看,也是在所有生命形式及世界存在物中运行,既体现在星球的自转及永恒的运行,也体现在动植物的自我生产循环之中。中国哲学名词“心”在今天常被译作“m ind-heart”,其语义背景常传递这种广大角度的观念。中国新儒家哲学常说“道心”或“天地万物之心”,就是在表达或重复表达这种早已沉淀在太古时期的遗产的语义概念传统。我们将会发现,精神及本体智慧的广阔观念早已在“道”字和“德”字的古代象征中隐示。

如果我们同意完全自反性的不同程度变化,文化及文明可以视作精神的物质化及生产物。原创字或其他文化媒介纪录及保存的对权能经验的初醒之原始沉积在这历史过程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在文明生活及人类文化中的意义进化很大程度上是本体智慧在太古时期的语义表达中隐含的沉淀权能经验的体现——是所有思想的原中心基础。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文明思想是对于太古时期的权能经验沉淀构造中某些选取元素的回忆及活化。

文明思想的回忆所代表的不只是精神回归至太古时期的认识根源,当时世界仍在分辨意识醒觉之前,人们初次认识到世界是一个充满多种权能中心的场域,而是热切渴望回到太古时期之前,渴望与无限境界的源头重新聚合,回到难以想象、无限扩展的时间延伸。当时精神仍处于一片混沌,人们对自己只有朦胧的醒觉,是所有神话中不可分辨意识(太古时期之前)的古象征。这是太古时期之前,主体与物体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未有你我区分,而世界则被美感经验成不可分辨、富强大感应力、连续的力量冲击及感受反应。太古时期作为辨别性的意识的对象的存在物及东西,是根据其自身与有知觉的主体之间的相近程度及相对的重要性而排列的。在太古时期之前,所有东西在宇宙同感力、广阔无垠的感受中都是同等的,没有我他之分。这精神境界不就是道家常说的物我两忘吗?

假如精神的回忆没有回到太古时期,而到“本体智慧的昏暗区”,我们可以这样形容,它覆盖了太古时期之前至太古时期的重大转变。我们用“古代”这词包括了这重要期间积累的权能经验的沈淀内容。虽然在现今的太古时期之后的时代,权能经验的古内容早已埋藏在层层令思想断截的语义元素下,此时世界由完全自反性的权能世界转入一个物质单元的结合——内在孤立及外在——的实物,古元素仍在精神的无意识层面存活运作,滋养、规限并安静地塑造、指引着现代无根似的意识的种种表达模式。现代的思想“无根”,因它远离了根,即道家说的“道”,完全遍及不可分割的完整权能。道家认为我们的始祖在太古时期,并没有物质实物。我们最初经验中出现的生物及事物,并非孤立的存在物,而是宇宙间不断运作的无处不在的权能的结果及符号,是“道”完全自反性及生产力的直接表达及呈现。为抵抗太古时期之后世界断裂及现实化的趋向,老子与庄子提出要“归根”,即回复到与永恒自性的源头——“道”,相和谐的本体智慧,即《道德经》所言的自然,字面意思是“顺我本性”。

持续自性或顺我本性是所有思想、洞见及对话的主要成分,与其哲学上的配对——希腊语(及其他印度-欧洲语言)的存在一样,自然可译作“nature”,但必须取其太古时期的意义,而非现代的意义。自然并非与生命范畴、思想与精神的层面相对的机械层面的死物或无生命之物。太古时期的自然概念是与权能相关的,特别是无所不在的权能,中国道家太古时期的创始者又称之谓道,简称顺我本性。道德经中看来困惑的句子“道法自然”,我们只要细加考察,便会发现不难理解,且是自明之理。因为没有东西在无所不在的权能——“道”之外,“道”不受任何外在需要的限制或操控。自然不是“道”外之物,而是“道”持续自性。“道”之所作皆出于自然,出于自己内在的需要,出于自发性的自由。换言之,“道”即自然,顺我本性,而自然亦即是“道”。

“道”原是原创字。今天我们所说的“道”,是历代哲学家所说的“道”,是原创字“道”的久远后代,横跨广阔的意义空间,由太古时期开始,经历数千年的意思进化过程。按照我们的推测,自太古时期起,所有生物与事物都被视作有生命及神圣的权能承载物,由此可以肯定,原创字“道”一定与我们的古代始祖的权能经验有关。原创字是人类对于权能经验的最初纪录。那么原创字“道”又有什么意思?“道”字又纪录了什么内容?

我们要指出,所有原创字都有两种功能。一方面是权能的名称,另一方面,又是界定身份的最早描述及说明,即是持续自性的最初思想或诠释。自然-顺我本性——的概念,既是对完全遍及的权能的称名,又是表达其身份的最初思想。我们需要知道,古人并非视经验权能的存在为单一事件,而是集体或共有的事情。这是“我们”的持续自性,整个部落、氏族或种族群体的身份,而非分离、孤立、独立的个体,是他们的权能经验的重点。因此,“姓”(姓氏),与“性”字,在英语中同是翻译作特性(如事物的特性),两者密切相关。这两个中文字不但读音相同,也有同样的主要意符(称语根),主要语义组成“生”,有生产、引发、生出或生长之意,由原意而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姓的古意是一个部落或氏族或社群的名称,其集体身份或特性由永恒的权能产生、维持,因权能的生产力而集体存在。

无论后来如何复杂化,太古时期之后的思想家可能在权能经验的表达上互相累积,古代的思想在最初对生殖的力量的反映相当一致。其基本识见相当简单而尖锐深刻。在持续自性中的权能由什么构成?古代的答案简单来说是生产力。无所不在的权能是生产权能,自然或顺我本性所依存的是生的特性,永恒生产力的层面,是我们之前曾提及的《易经》生生之德的观念。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在这问题上并不孤独,自然这个词由太古时期进入苏格拉底之前的话境中,古希腊哲学中的physis/phusis,由口述的字根phy——而来,有产生、生产、生长的意思。希腊文的“Being”是自然、顺我本性的配对词,而physis是希腊文生,生产之力的对等词,无所不在的权能在持续的自性中是生产活力,是古代思想的基础识见。

太古时期之后的思想家对生殖力的诠释越见抽象,古代思想家感受到构成持续自性的权能的生产活力,十分具体。生产力因有内在的权能运行,构成动力,再令自然生物或事物存活生存,因此可以说是神圣的。这里的存活或生存是甚么意思?现代思想似乎不难解答这问题,但古代思想则有一看似天真但却真正深刻的答案。权能如果可以以任何形式或形态运行,则可以令存在物或事物存活生存。生产活力对古人来说有功能性的本质,适切地说,是所有赋有权能的活动的精髓。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因这功能性的精髓概念而有physis与arche两个名词,两个词语更可以互相替代。中国道家传统则有气或混元之气——即元始生命能量之说。道与气两者有甚么关系?气是具体化的道。元始生命能量是无所不在的权能成就生产能效的具体媒介。

如果语言是权能经验的纪录,是古人在有辨别意识之初的太古时期的觉醒的创造,则具生产效能的完全自性的权能——我们可称作其生殖身份,一定在创造语言的语义上重要地表达出来,如镜子般,或多或少反映了权能。中文作为一种源于表意特征的写作系统,相较其他语言,如表音语言,有一优胜之处。如日月两个词,是太阳与月亮的原创字或图画。太古时期之后的读者一般理解到图画描绘的太阳与月亮本身,除此别无其他。太古时期流行的却非这种感受。古代的观点认为图画形像所纪录及反映的是权能生殖身份的代表,一种运行的具生产能效的内在权能。图画形像所描绘的,只是太阳与月亮的外貌,是内在权能可见的一种表达,而非权能的本身,内在真实实藏于形像及图画之中。权能不可从图画形像表达,而只可从其生产效能方面的作为表达,是最高成就的表达及表现。运作中的权能较其作为的成效更为广大,两者并不相等。构成持续自性的权能的内在真实非以可见或一般可感受的表达形式向我们展现,而是让我们置身其中,即以其生产力的分配的方式及运动而向我们展现。运作中的权能直接由其对我们的影响及我们对这些影响的感受反应体验。运作的内在权能生产出显见的日与月,我们太古时代的始祖体验到这种权能的强大影响力,因此将之视为神,祈祷崇拜。中文日、月的象形字必须正确阅读,日的象形字描绘的不但是可见的太阳,也是其生产力表达的太阳神与太阳的权能 (隐于图画内)。创造中国汉字的古人在发出日的字音的同时,也是在召唤神圣的权能——神——的名字。

我们一般感受到的显现的太阳只见其真实动态的一面,对于非人类的生命形式,及在无限的不同情况下,太阳会有不同的表现。但无论在何种情况,太阳以何种模式在特定视点显现自己,其本身也是由作为其生产效能的内在能力的自然基础的影响力总和决定组成。我们称这种能动的真实的自然基础为其“身体”,或更准确地说,是“力量身体”。因为权能必具有生产力,每样具体的自然存在物或事物,不论是太阳、月亮或是药草,都有一个力量身体。这种力量身体或身体的概念对于我们正确认识中国道家的世界观有很大的重要性,特别是阴阳宇宙观。阴阳的区别可在身体的各种极性对照及独立模式中找到。例如,力量身体一方面由其过去活动及行动的累积结果构成,是内在权能在自我界定名生产分配的过程中产生的无上物质或简称物质。这种对作为生产权能的自然基础的物质的无上观感在中国道家宇宙观被界定为阴。具体存在物或事物的能动构成不只是其力量身体重要构造或形式的物质遗产,自然事物无论外表看来如何实固,也是一种功能性的元素或在一个改变及转化的场域拓扑系统的功能性元素组织,这种转变及转化能滋养培育生产潜能,于不久后实现。这种将来及可能性导向的力量身体面,就是中国道家宇宙观的阳的概念。《道德经》以一句令人难忘的说话形容出生产力的阴阳对照面:“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句话的清楚意思是,严格来说,阴阳两极的对照及独立不在于存在物或事物本身,而在于其自身运作流动的生产力或气,其力量身体。进一步说,阴阳的对照是向未来发展运作的存活能量与无上的能量及制约生产效能的物质遗产的对照。这种对照的背后是一个简单意念:我们可以为将来所作的事不但由我们现有的生命能量决定,也由我们物质上的赋予,我们从过去继承的遗产决定。

虽然本文的目的不是要深入探讨阴阳理论在中国道家宇宙观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必须重申的论点是,这种宇宙观是以力量身体概念作立言。而且这种观点是道家思想整个传统一直以来的基础,由秦代以前的道家思想家开始,一直延续到道教不同的宗派学说及运动。以符咒及诀语召唤天地神灵是以力量身体作身体影响力及与能动环境中运行的权能沟通的媒介;内丹学的信徒视力量身体为一精神修炼及成就的场域,一个自我界定及提升的过程,其中物质元素被创造性转化为更高层次的生命能量。与内丹学直接相关的是另一种道教科学技术,即传统中国医学,人体被视为一个有生命能量的生态系统,由器官及经线构成的网络组成,管理生产活力的分配、运输及转化。这种种及其它信徙以及学道行为模式全部都是建立在力量身体作为具体物及生物的本体基础的前设。

古人在太古时期办别意识初始时最先显现的超越性正是基于他们的力量身体。“超越”是因为在太古时期对权能经验的醒觉的启发是所有物体趋向及物体附属的了解及知识的基本条件。辨别意识的最大区分标志在于主体客体的界定及反对,对于我与非我之分,自我与他人,引起不断的争论,以及理想化的去论点自性之说。事物的持续自性是由甚么组成?这个恒久的哲学问题除了一个特定的生类存在情境,以及在一个特别的分界及远距离模式之外,只是一个抽象题目。在最后的分析中,正是这种具体及情境范畴的自性之说在秘密巧妙地控制文明思想的发展模式。在哲学上来说,人类怎样思考自己与他者的关系,就是最终极的事情。

古人在太古时期对权能的经验的醒觉而初次提出的自性争论与去论点以作自我与非我之超越界定又如何?下列提出的观察或可作为问题的初步答案:现代思想多趋于于平面的主观化,客观化及前设倾向,太古时代的认知是场域拓扑统觉式及多方向相关的。古代的思维认为所有自然存在物及事物,在辨别意识的空间,表面上或表象是互相分离,但在背后却被视为紧密相连,如一个马蹄铁般,互相关联,神话中的衔尾蛇Uroboros,自咬尾巴——卡尔.荣格(Jung)认为这神话中的蛇是集体无意识之下的自我的最高象征,事实上是无所不在的权能在宇宙中的回还变异。即使如何隐晦,古人也与决定所有前景事物的宇宙母体的围绕背景直觉地紧密接触。按照太古时期的意识,因为所有生物及事物都是力量身体,宇宙是一个场域拓扑上的真实。非我不只是一个由智者操控的实物或事物,而是其永恒自性内的应付权能。非我是不是我们的一员,属于同一氏族或族群或图腾社群,其自性是否有部份是我们的自性?抑或是一个外来者,属于另一氏族或族群或图腾社群,其自性是他们,非我们的自性?语言及思想就是在这情况下初次出现,而古人的权能经验也在此初次表达。

语言与原创字的创造同时诞生,正如前文所言,原创字是权能的名称,是运行于太阳、月亮、矮树、小鸟、小溪、河流等各种自然的具体存在物或事物的内在权能。但原创字并非只是权能的名称,也是权能的形象与概念,组成一个权能名称的语义内容。正如婴儿最初说的“Mom”(妈)字,伴随的意思并非知性的,不是这个词的什么思想或概念,而是对于所称的权能的集结感受反应的模糊形像。因此,原创字的意思内容不一定是一个概念的表达,而是对所称权能的美感表现或诠释的影像或象征。中国象形文字的日字并非太阳的概念,而是由内在权能生成的表象的太阳形象。现代思想家倾向过度强调知性方面的重要性,而忘记或忽略了影象及符号,或一般的美感标志,是太古时期概念的先驱,与意义载体有同样的力量,而且内容更加丰富的事实。好像“道”与“德”这两个主要的名词,在中国太古时代的语义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在现存最早的甲骨文中,中文的“道”字是由两个形符连结组成:左边是一个表意语根代表行走,而右边是人首直立,向前直望的图画。这个连结的喻象可谓十分纯真熟悉,而其象征性的分枝也再深刻尖锐不过。这里表示的是人类最典型的功能,一个能够站立、伸直行走、思想及说话(人首所象征)的存在物。我们是否可从此自然地推想“道”字原来可能是人类普遍的名称,尖锐的喻象是人类生殖身份的象征性表达或诠释——一种对我们身上运作的内在权能、持续自性的美学描述。我们不难发现,与词语惯用法连接的主要意思可由生殖的喻象得到,“道”作为道路或路径的实质用法以及口述意的道字,有领导、引领、指引的意思。按照我们的理解,许多哲学学者似认为某名词的惯用法是该词的原本意思,是原创者最初创造的意思。传统哲学思想忽略了“道”字形符上显示的简单纯真的喻象意思,即人类有思想、说话、对话,以及站立前行的能力。好比一个小孩子,以其基本的向上姿态,掌握了站立的技巧,而且可以进行各种身体活动,便渐渐忘却过去艰苦学习站立及直立前行过程。而我们的文明思想在语意的长期进化过程中,也忘却了所有隐含在原创字的基本字面意思的重要性,这些原创字带有太古时代我们人类生殖力的喻象的语境意义。

与今天的“道”字相对照的原创字“道”字,正如我们推测,创造时的意思是作为古人集体的名称,我们称他们为道的人,他们自我定名及与其它人互相称呼:我们是道的人。最早说的“道”字所伴随的最初思想是什么我们不能确定。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形成名称——所说的字——意思内容的最初思想只是“道”的人对其图腾的概念。图腾不但背负了他们的生理上的存在,也背负了他们的生殖身份,他们族群亲系的持续自性。我们认为这是太古时期原来的你或生物这个词,这生物见于最早的青铜文献中,是一幅手捧月亮或一块肉的图画,代表遵循自性的本体行为。月亮的解释与其最初出现的原意相距不远。道的人将他们视为月亮,将月亮的身体与他们自己的身体互相等同。这背后有一个很好的原因:月亮遵循自己不同阶段的转变自性,人类身体也在其活动及行动中改变的各种形式中保持自性。现代人如果认为图腾式的现象是不智及不可理解的,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已变得实质化、僵固化及趋向实体,我们已与太古时期在权能经验中巧妙流动的运行元素完全脱离联系。对于我们,图腾只是一件东西或对象,但对于古人来说,图腾则是神圣的载体,是内在的生产力的所在,这种力量既在动物、也在植物或山脉或月亮之中。

无论我们是否接受上述假设,原创字“道”字的原本语义内容是道的人的图腾物体,或许是月亮,可以肯定的是,当“道”字的写法被创造出时,道的人的自性观念已经有了新的转变。原先“道”是道的人自我及互相之间的指称,包括那些“我们的一员与我们的部份”,“我们”的意思现已延展至包括所有人类,从他们典型的权能及功能上办别。随时间过去,这种被我们形容为“自性普遍化”的现象最后延展至最大的极限。“道”再不只是道的人或整个人类的内在权能,也被视作是宇宙所有存在物及事物内运行的无所不在的权能,既在污垢之中,也在帝皇身上。

原始时代在青铜文献中表现的“道”字的古代喻象的意思网状系统包括三种典型的人类权能:站立及直立行走的能力、思想的能力及说话及对话的能力——我们称之为“道的基础”。我们早前表达的《道德经》中道的形而上——宇宙学的方向的概念,只代表其中一个可能的应用面向。要了解文明思想受这种人类的简单而明显纯真的表达的影响程度是相当困难的事。可以说,没有什么主要的哲学概念或类项是在某种程度上是隐含、得着或建基于“道”的基础。而“道”的基础由语言及思想内部连接构成的太古时期的意义可被视为所有智慧的发源。虽然三项典型的功能在力量身体的能动上不免互相缠结,按太古时期的认识,站立及直立行走的能力占了主要的位置。因为辨别醒觉这超越性空间的开启以及觉醒式的“意义世界”的出现都是随着身体站立及保持直立的位置的能力而产生的。最有趣的是,甲骨文中的“人”字和“大”字实际上都有相同的形符,表现出一个人体的直立姿态。唯一的差异在于人字的直立身体在甲骨文中是向侧站立,而大字则是正面的直立身体,向两旁伸出两臂,类似十字。“大”字的形符给人的印象是,创作的人想代表达的不只是直立的人形,而是一个无论是对自己抑或是对环境也是立于指挥位置的人形,一个自我指挥的位置可以使其态度动作配合组成世界的其他存在物或事物。如果这是古代喻象中含有的人类最初对大的概念,则相应地,人类最初对生产力的观念是:生长(站立)至直立自我指挥的位置。我们相信这是中国生的概念最早的含意。与此相关者,我们或可指出Brahman这个字,在印度语或吠檀多思想中代表无所不在的权能,字面上表示变大、放大,由字根brah——而来,有生长、存在、遵守、产生及生产的意思。太古时期的语意的形式或逻辑似乎同样适用于此:古人语言中的变大表示生长及站立至直立及自我指挥的位置,最先的道德善行或卓越行为——正如太古时期的中国人会说——最先的德——是人类有能力达成的。而这所以成为道德意义的原因是因这位置能赋予人类神圣的宇宙自性权力及团体关,学习站立直立及自我指挥的姿态是最先的“入会仪式”,我们必须通过这种礼仪,才能成为人类种族的正式成员——一种有能力臻于公正卓越及自我完善管理的生物。

许多中国的字或词都隐含或明显有直立的身体作为主要的语意组成成份,包括“道”字、“人”字,以及“德”字。在这许多有直立意思的字中,我们或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的假设可以接受),有些字像“道”字,原为古人的部族名称。因为“道”字与“德”字的读音相近,很有可能两者是同一种族可以互相替换的方言变化:“道”的人与“德”的人是同一群人。无论这是否真实,在进一步的分析下,两个字的太古时期意思是十分相似的,差异之处是“德”字的语意特别强调正直、本体智能及生产力,这些元素在“道”字只隐含而未有明显表现或特别强调。

在甲骨文及青铜文献中,“德”字的象形文字由两个部份组成:一个是直字的古代形式,表示直、竖或直立;另一个是表示行走的语根。因此,“德”字的古意也隐含于“道”字的形符,以直立的姿态行走的权能及能力为重点。稍为晚期的小篆文献中,“德”字加上了原本表示站立或逐渐移动的前进的语根“亻”。古意得到进一步的延伸;更重要的,是加上了表意文字“心”,而“心”的最深层意思因欠缺较适合的名称,或可说是我们提出的本体智慧。在语意进化的漫长过程,“德”字最后将所有这些元素融入概念,成为:“德”是持久正直的活动或行动的善德或超卓,人类虽有能力达成,但要实现正当或真实的人性,仍须靠努力。如小孩学习站立,直立而行,达到的过程是自我转化、逐渐前进的运动,需靠不断的投入及调适心智,即其本体智慧。一位哲学家曾简单总结:“德表示心的正直。”当人有正直的心,便会争取达德。有趣的是,语言上有此巧合:表示道德善行或超卓的“德”字与表示获取或获得的“得”字读音完全相同。而获得或获取的东西是,在此再重申一次,是个人的真实人性——即个人的真正的持续自性。

持续自性的权能,正如我们所言,是所有题目的主题,在最后的分析中,这主题指导及引领所有哲学思想,问题与对话——是人类对在自身运作的内在权能的本体智能的典型应用。我们要感谢中国文字的特殊表意特征,许多在中国的土地上发芽生长,看似简单、天真的古人智慧仍获保存下来,虽然被隐藏在一层又一层自太古时期开始,文明思想及语言习惯建构的语义沉淀物之中。我们基本的关注是要建立文明思想主要传统与其太古时期古人的隐藏语言中发现的遗产之间的连接。从广阔的角度考虑,中国哲学传统或是我们开展研究事业的最佳位置。现阶段要提出的问题是:古代语言及智能的影响力在何种程度及如何在秦朝之前 (我们承认为中国哲学的文化传统的形成阶段)开始形成的各种道学中得到反映?要寻找问题的答案,我们必须先正确认识太古时期的语义学中的古代逻辑及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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