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中的身份救赎与重新定位——浅析严歌苓《也是亚当，也是夏娃》

段东升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 637000)

严歌苓是一位具有影响力的当代旅美的华裔海外女作家，她的作品文字背后充满了思索质疑，侧重于对女性，男性，边缘人，美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与思考等。在2000年发表的《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依旧延续了一贯的思考，在小说中，作者借助一个带有神秘性的超出常人逻辑的事件，在美国把分属于海外的东方文化的女性离异者与本土的白人男性同性恋聚集起来，展示出二者自我的分裂与身份重新定位的救赎，同时暗杂着两种文化的异质性的思考。

在小说里至少有四条线，或者说是四个层面:“亚当”的生活，“夏娃”的生活，亚当与夏娃的生活;男性与女性;父亲与母亲;东方的文化思维，西方的文化思维。以亚当设计夏娃参与的一场造子计划为表层的文本，在这个表层之下，串联着两个人，两种身份，两个生活，两种文化。甚至他们自己又是分裂的两个人，互相碰撞映射，最终因为女儿菲比的出现，使这种交织形成一个团，在这个团中他们互相去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同时菲比是由于夏娃分娩，那么在这里，亚当是借助了二个人的力量，夏娃与菲比而重新去定位的，夏娃则因为菲比重新认识了自我。但菲比的最终死亡预示着这个团也将会消失了，分裂将依旧存在。

一、文本的分裂到整合

小说的开头使用了倒叙的叙事手法，“就像三年前街心公园的会面，他和我的第一次碰头”点出了这已经是三年后的再次相见，但我们读出的是如初见的生硬与寂寞，最显见的就是那声“纯属条件反射”的问候，而“就像他和我的第一次碰头”在夏娃的讲述里的倒叙就又有了正叙的含义，因为二人的“条件反射”的问候般的初见决定了二人重新的开始，其对立面便是曾经的结束。而作为读者的我们会去猜测二者发生过怎样的事情。因这“条件反射”的问候，在以后的阅读中我们会惊讶于二人竟然曾经有过的一段非比寻常的关系。进而在视觉以及心理上都造成了矛盾性的冲击。一方面是如初见，另一方面是生活在一起，并有了一个协议的孩子，恰若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而待小说结束之后，我们会发现小说呈现了两个类似的模式，若以菲比的出生为界限，夏娃的视点为基础，那就是:夏娃的出现－菲比的出生－离开;夏娃的出现－菲比的死亡－又离开。之所以这两个模式中没有去衔接起来出现分裂，在文中是以三年之间的一段空白填补，进而也是由于前者已然是一个完整的世界，后者已然也是另一个完整的世界。于是文本也就具有了两层时间的叙述:一层是从开头的再次相见到最后菲比的死亡，也就是三年以后。这中间是一个定位于救赎的过程，亚当与夏娃在这个时间层面感受到彼此真正所分裂的一部分;另外一层是回忆中的三年前的亚当与夏娃的第一次相见到菲比的出生，这中间是一个展现分裂与堕落的过程。这两个层面分属于不同的发展方向，又同属正叙。前者衍生出后者，后者是前者的基础。文本呈现的时间的两个层面最终组成了两个空间，进而也决定了这种文本的分裂。

我们看到文本在结束之时呈现出了与开头完全不同的两个氛围。“以后每隔三四个月，我就和亚当一同来看菲比。亚当有了不少白发。我们总是挺愉快的。我对亚当讲的实话，已远远超过对讲的。有时我们在墓园里散步，心里真是挺愉快的。”在夏娃的感觉话语中出现了“愉快”的词语已经与开头截然相反，这个开头是两个时间开头的重合，是“条件反射”问候，“就像三年前街心公园的会面，他和我的第一次碰头。那时两个人差不多就这么垂死”，夏娃那时候的感觉话语是“垂死”“进一步审视”“红的绝望”“淡漠的手”诸如此类负面性的词语，也说明了二者的不可交融般关系。结束时候的夏娃的话语则是“拥抱”“最亲密”“拥抱很长”“没有何必”。这两套从属于夏娃的话语系统，呈现出截然的对立，也在文本上展示了矛盾，而这恰恰也是堕落与救赎的矛盾，也是最终自我身份的确立后的表现。

就这样在夏娃的话语系统展示下文本最终归于正叙并且合二为一，就如最后的拥抱一样。亚当与夏娃“亲密”地拥抱了，文本也从分裂变为了整合。

二、亚当与夏娃的分裂

小说以寓言化的形式讲述了关于繁衍以及身份的救赎定位，男女主人公均以被上帝从伊甸园贬落凡间的亚当与夏娃为名义，这种符号化的本就是具有了象征的意义的，符号/性别在此有了相互掩饰的含义。亚当作为美国本土的有钱人确实个同性恋，敏感于边缘化的概念。夏娃是个海外的华人，刚刚离婚身无分文，它急需要钱来工作寻找其他，仅仅为了钱，亚当并不像有父亲的角色与地位，他考虑的只是应该有个后代好长存下去，而夏娃为了钱(不是爱情与母亲)出卖了自身的繁衍的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二者的身份经历一定的波动，由最初的无身份的带有预谋的局外人的角色，伴随着菲比的出生逐步有了做为父亲与母亲的身份的变化，而这个变化便是救赎定位之路，其救赎定位在与菲比身上。

亚当的分裂更多在于自身性别的重新的定位，而夏娃则更多在于自身的分裂，她作为女性的身份也许毫无怀疑，但这个身份却被沦丧。

首先这种分裂体现在二者各自的生活中，他们为各自去取符号化的名字，这本身便意味着一种掩饰否定躲藏甚至是潜在的逃避，我们可以认为是符号/性别二者的对立掩饰。“我也说了我的名字。一点疑问也没有，是专为这桩勾当伪造的。正如他也不叫亚当”。夏娃不是夏娃，亚当不是亚当，但面对夏娃时候他为了确定自己作为男性的身份，用亚当以此显示，恐怕不仅仅是这勾当，潜在的是逃避了同性恋的尴尬，符号掩饰了其性别，性别讽刺了其符号。因为同性恋使其身份变得模糊，正如夏娃第一次打量的时候出项的两个矛盾的话语。先是“他很清秀，两颊轻微塌陷，最如我意的那种脸型。”“后来发现他天生的头发颜色很好，但他习惯对一切天生的东西造一些反。他不是清秀，是漂亮”，“清秀或者漂亮”这是作为女性的两种感觉话语，前者是从女性对男性的观察而言，因此，这是作为男性的亚当;后者则是作为夏娃的“我”的客观的观察，这是作为同性恋中的亚当，具有女性的色彩。“对一切天生的造反”也说明了男性的亚当并不认同作为男性应该有的，于是“我的配合会容易些”进一步点出了亚当男性性别的缺失。在此后“我”甚至直接地揭穿了亚当的这种缺失“亚当对女人们竟是虚设的，他的富有、高雅、英俊，以及那渐渐被美国式”欢乐肥胖“所淹没的瘦削、棱角毕露的男性身材统统是虚设。一个嘲笑凉凉地掠过我的脸，形同虚设的亚当是等于没有的”。不清他该是男性还是女性，而亚当——上帝在伊甸园里造出的男性在这个时候便以一种姿态出现了，更多的首先是用了这符号化的名字淹没缺失。用了亚当之后，使我们从开始随着主人公一起去掩饰逃避了。大多时候我们只能从夏娃的感觉话语出发去发现真实。而性别的危机又进步为亚当突然想要个孩子，这对于每个男性来说是多么正常，找个妻子，有个温暖的家一切水到渠成。可是我们注意到同性恋的亚当是温柔的，他对女性厌恶，在他的伴侣面前，亚当也许充当的是女性的角色。这是极其矛盾的，也是亚当变得分裂原因所在，他不愿有正常的男女之爱，却又想有一个后代。

而夏娃呢，飘泊到异乡即美国，学习的是英语，想取得比较文学的学位，这原本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结合体，华人与美国，汉语与英语，并且是比较文学(最后夏娃选择放弃学业是否是一种无奈的结果，矛盾没有得到解决)小说开头夏娃便已经遭到了M的遗弃，遭到的是熏陶了美国文化后的M的遗弃，于是夏娃不再是曾经国内的夏娃，她保留了那个女性的躯体，但失去了归宿。她接受亚当的建议出卖自己的子宫，出卖属于身体的一部分，这显然是一种分裂，而关键在于她本应该具有出卖之后的妻子与母亲的角色在开始预想中并没有被提到。符号/性别于是相互掩饰了，女性性别的象征子宫及孕育在此被架空，变成了符号化的夏娃，这也是分裂。于是她使用夏娃，也许夏娃是那孕育的机器。这可以从日后我的两套话语看出来。小说中的“我”在其中一直都拥有一套自我的话语，是具有分裂性的话语，这个话语往往呈现出矛盾徘徊互相的驳斥，而这正是我与夏娃分裂的身份不断的寻求定位的外在表现。这种身份的分裂在开始便已经出现了“脑子急骤一番蠕动，想起它是我一分钟前起用的假名。下面要做的不是我的事，是另一个名分下的女人的事，这样想使我对这事有了个稍好的态度。”夏娃所做的将不是我做的，在这里我如此想，那么也就从我这里分裂出了夏娃与我。在小说中一再显示出这种类似的分裂性的话语。“我不想抬杠，做了个预先设计的媚眼。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对男人的十多种表情仿佛是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经过我严酷的理性训导，使用时大多奏效。是从我前夫遗弃我之后。”镜子中的我与现实中的我。“我顺手抽出纸巾做了清理。我看见我这动作在他那里突获的效应。我甚至看见，因这个动作他误认为我是娴雅的。”出其地冷静分析自我。“我想，对钱的需要会使绝大部分人牢靠。我对着湖水莞尔一笑。泪水很辛辣地泡着我的眼睛。我牢靠是因为我太需要这笔钱了。”似乎在讲述假如不是钱，我也不会牢靠的。“相信我们都清除了体内最后一点毒素。我想:我体内还有几年的方便面，即里面有味精、防腐剂”，男人有这种步子并不悦目，但很新鲜。“这是我的两重的感觉”“什么程序?我想他晚餐后付我的预订金包不包括这个非常男女的程序?”他说:“它起码值一万。不过我不会在你下一笔酬金里扣除的。”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这个意思。这种分裂的却又异常的理性的话语在之后越来越多最终变得统一”。

另外这种分裂又体现在类工具性，这又呈现了工具/性别，工具/身份的对立，具体到人来说，工具可以说使人成为了一种类动物化的。首先是从动物到人的过程，亚当的造子计划俨然是经过精心的设计的，“他在三年前戒了大麻，两年半前戒了烟，紧接着戒了咖啡因、酒，半年前停止了做爱，把每天锻炼一小时改为一个半小时。他喝纯度最高的水，严密控制食物里的盐分和脂肪，很少吃甜食，一步一步地为这次怀孕准备一具最理想的父体。一口清水喝下去，几乎能看见它如何流淌进他被彻底清理过的、半透明的身体。同时他开始选择母体:一个一个地接见从单身俱乐部黛茜那儿来的女人，27岁到35岁最成熟的女人们。他在会谈过程中观察她们的性格、家族成员的脾性。他不要他的孩子有不幸的性格，他得确保他的孩子不会从基因中得到任何形式的乖戾。”严密的工序似乎充满科学的实践。而整个过程近乎于仿佛是个科学实验，亚当与夏娃是类动物的工具(已经由人到类动物)，通过一个管子，“一支无针头的注射针管”，完成一个实验(从类动物到人)，意图造出最完美的后代。这两个相反的过程的变异最终是以菲比的出生为标志的，但是救赎并没有完成，原本三者可以彻底地完成的。菲比的死亡也最终使其变成了天使，也在嘲讽着二人这场科学的失败，缺乏爱的科学的无意义。

三、亚当与夏娃性别身份的重新定位

这种定位最显现的要从菲比的出生为标志，符号化的夏娃与亚当在进行了类动物化的科学实验似的过程后，菲比诞生了。而具有讽刺以及暗示的是菲比的出生并没有按照亚当的计划，她提前出生并且是个女孩，这种破坏性是对二人的科学的勾当的交易的一种无声反抗，也暗示着日后的某种悲剧性的发生，果真菲比有了两次灾难并最终被剥夺了视力与听力，间接地也被剥夺与放大了话语权，这是对亚当与夏娃的讽刺，也是二人分裂与堕落的顶点。

菲比的残缺迫使二人又重新走到了一起，文本也进入了另一个时间与空间，也就是救赎与定位的空间。亚当由于菲比的出生而断绝了他的恋人的关系，并使得日后他的同性恋变得不再安稳，时刻都有了断绝的可能性，这是对于过往身份的一种拒绝的暗示，也是其性别身份的逐渐的定位。“有了菲比，就像隔着一个世界在和他们交往。可能你不信，我感到最亲近的人，是你。你同我一个世界。”这是亚当的自我内心的流露，而“亲近”则说明了他的身份逐渐的转向了。

菲比的出生使其具有了父亲的角色，但最初的这种角色是不完整且不稳定的，“他从菲比嘴里扯出那只餐巾松鼠。菲比马上又把它搁回嘴里。他再将它扯出。他的动作是坚决的，不带情绪的。两人就这样重复。”“亚当指导我，把小块的西红柿皮挑出来，菲比的胃有时不接受这类东西。他欠起身，用菲比的餐刀将面条切得一寸长短。”我注意到了，他无论是纠正菲比还是爱护菲比，都是温和而局外的，没有慈父般的愤怒和溺爱，就是一副耐心极大的样子。他所作所为都是为菲比好，而真正的父亲不见得做得到桩桩事情都为女儿好。真正的父亲时不时会纵容女儿的弱点。因此亚当的表情举止，对于菲比，是“非父亲式”的。起码在我看，是这么回事。夏娃对于眼中的亚当的描述使我们可以看到父亲的角色并不是真正的，是残缺的。而真正定位是在夏娃的重新的回归，夏娃作为母亲的身份的首先的确立。于是在此我们看到了亚当自开始的主动变为了彻底的被动。从开始的主动地意识的挖掘但这种主动确实是畸形的，夏娃则完全处于被动。即身为同性恋的亚当想拥有一个孩子(本国文化的迷失)这可看做他在无意中的寻找个人的身份，同性恋已经是我们对亚当的男性性别产生了动摇，而拥有一个孩子则使我们在动摇中坚定了他可能随之而来的父亲的角色，父亲无疑能确切的表明其作为男性甚至是丈夫的角色。不过他的父亲的定位是需要外来映射的，那便是夏娃的母亲及女性角色的首先定位，换句话说亚当是需要夏娃来救赎定位的。

最后，文中这样写道“亚当也跟上来。起码在别人眼里，我们三人是完好的，我们的组合一点破绽也没有。父亲慈爱地看着女儿，再去看满嘴甜蜜傻话的女儿的母亲。父亲觉得这位母亲有些可笑，有些可爱，便也随着甜蜜起来。任何局外人，都不会看出这其中有任何不幸。”夏娃与亚当无论怎样逐渐地融合了。在菲比进医院之后，夏娃有这样的表述“亚当更加瘦削，轮廓锋利起来。我们坐在菲比身边，两人的眼光都定在心脏监视器的荧光屏上。”此时的亚当俨然是一位真正的父亲了，他“削瘦”“轮廓锋利”与初次见面的亚当的形象截然的相反，具有了刚性，这种词语的应用也是亚当男性的体现。特别是菲比的病情加重的时候，夏娃使用了这样的词语“他的本能已开始了狂奔”“本能”是亚当作为父亲的自然性的东西，那么至此可以说夏娃眼中的亚当彻底的完成了身份的定位。“他告诉我，他和我的亲密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亚当的最后的自我的言说使用了“亲密”一词，是发自于内心的身份转换与定位之后的言说，此时的夏娃与亚当的话语都不再是从前了，夏娃不再分裂矛盾，亚当则有了转变。正如有人所说“亚当与夏娃的”结合“是出乎意料的，他们组合的家庭并不是天堂。没有爱，没有理解，甚至连孩子也成为对他们的一种惩罚，菲比的防疫系统极为虚弱，生命垂危。但也是孩子将他们重新联结到一起，开始彼此了解的过程，从各自局限的圈子里走出来，站到对方的立场看问题。从最初的敌对或者说互不相干的雇主与被雇的关系发展到最亲密的朋友，二者之间似乎产生了某种朦胧的情愫，虽然作者并没有明说，但可以感觉到夏娃对亚当的倾慕，亚当对夏娃的依赖和信任。”

四、两种文化的对立整合

两人身份的定位在此背后暗含恰恰是文化的异质性，是文化的碰撞与重构。事实上“美国华文文学中对美国他者形象的塑造也暗示了他们对美国文化的态度”。文中多处出现了暗含两种文化的对立的情景，亚当在见到夏娃之后说:你不像个中国女人。中国女人都很微妙。这是美国人眼中的中国文化。而夏娃也首先讲述了她对美国文化的一定认识也就是:DUMP的应用。“遗弃这词还是美国人的生动:垃圾处理，还有更好的:排泄。美国人是痛快的。DUMP的生动有力使我内心的那点自作多情、自以为是受伤者而端着的凄美姿态显得很愚蠢。”美国文化中的Dump使“我”这个中国文化中的女子凄美姿态显得愚蠢，这是“我”对文化的融合之后产生的卑微感。“通过女主人公生命意义的剥离的历程证明了西方文化重科学重理性重功利达到极端后造成的精神空虚与情感淡化”。文中有两次夏娃与亚当的辩论，第一次，亚当指斥夏娃:“你们这种人又怎么样?背叛，自相残杀，家庭暴虐!动物一样本能地求偶，生孩子!没有选择地养这些孩子!你的前夫，他又怎样呢?!”第二次，亚当颇为自豪地陈述了自身作为同性恋者的优越感:“我们对待艺术要专注得多。近乎绝望的专注。可能这就是我们潜意识里，也同你们一样，需要繁衍，要达到另一种形式的生命延续。你看，米开朗琪罗实现了永生，他把自己输进一代又一代人，于是代代人都成了他的后代。浩大永恒的繁衍。”对于身处美国的东方人来说，处处感受异域文化，难免会受到冲击并继而批判思考。亚当又明显地占据上风，构成对中国文化的批判。在此，我们不难发现作品体现出对中西文化双重解构的内蕴:这两种文化都不乏可取之处，但又有重大弊端，因而都是不健全的。

“文中提出的是一个中西文化二元对立的问题，这种对立在当代又常常转化为现代化与人文精神、传统文化的矛盾。”于是菲比的出生也就是两种文化的艰难融合的孕育，但是由于二者没有去积极地探索寻找文化中精髓部分去整合，于是菲比的死亡代表了这种尝试的失败。这要求“我们应该在实现这两种文化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建设一种更健康、更合人性的优质文化。”

［1］燕世超.生命意义的剥离——论《也是亚当，也是夏娃》中的夏娃形象［J］.安徽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4).

［2］严歌苓.严歌苓自选集［M］.北京:文艺出版社，2006.

［3］李亚萍，等.故国回望－20世纪中后期美国华文文学主题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