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不明

2012-08-30 12:42丁力
芳草·网络小说月刊 2012年6期
关键词:宝安派出所证明

丁力

袁目张突然想去看雪。看北方那种常年不化的厚厚的积雪。

他打算去哈尔滨。顺便看看那里久负盛名冰雕节。一打听,春节要提价,费用快赶上去一趟欧洲了。既如此,干脆去欧洲。于是,袁目张打算去瑞士过春节。

如今出国容易。袁目张前年去过欧洲,虽没去瑞士,但欧洲申根国签证通用,此次再去,相当于故地重游,估计手续相当简便,所以,虽未成行,却早早与家乡的亲朋好友打了招呼:春节不回了,我去瑞士。

声音不大,口气不小,顿时赚来一片羡慕。冲着这片羡慕,多花一点旅行费值。

旅游公司见他的护照上盖了许多章,也很乐观,当即给他一张清单,教袁目张照着上面准备材料。

别的都好说,房子、车子、股票、存款袁目张都有,只要提供复印件、交割单和一年的银行账户流水帐单就行了,可有一项比较麻烦,单位证明。

袁目张是自由作家,属于哪个“单位”呢?

袁目张有些不服气。难道没有“单位”的自由作家或其他自由职业者就不能出国旅行了?笑话。他相信外国领事馆不会这么要求,西方人可能根本就没有“单位”这个概念,一定是旅游公司的人不懂装懂,按照中国的国情猜想外国签证官的思维。

袁目张跟人家说理。对方态度很好,说或许吧,或许您讲得对,但总公司就是这么规定的,我们下面小营业部也只好这么办,还是麻烦您开一个单位证明,实在开不到再说。

话说到这个份上,袁目张没脾气了。

事实上,袁目张以前是有单位的。他们那一代大学生,毕业包分配,不仅有单位,而且是干部,袁目张以前就是部属设计院的干部。这是旧话。就说最近两年,袁目张的《高位出局》和《散户宝典》畅销之后,至少有三家证券公司高薪聘请,甚至有私募基金开出更宽松的条件,只要袁目张愿意挂名,就能坐在家里领薪水,还参与年底分红,可袁目张一概拒绝。他坚持自己当初的誓言,“假如靠写作能养活自己,给个市长都不做。”当然,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哪个城市请他去当市长,所以,袁目张的誓言到底能不能彻底坚持还不能肯定,不过,他现在确实是靠稿费、版税和影视改编权转让费生活,并且活得很滋润。

袁目张一直为自己的自由作家身份而自得。他狂言,作家必须在“自由”的状态下才能写出真实的作品,一旦领了某个“单位”的薪水,心就不“自由”了,写作的时候也必然有所顾忌,所以,当没有“单位”的自由作家,是袁目张自己的选择,而且,他也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的身份而受到歧视或带来不便,相反,还常常因此获得额外的尊重。没想到,因为小小的出国,却被“单位证明”卡住了。

回到家,袁目张仍然想不通。

前年不是刚刚去了吗?前年我也是自由作家,怎么就没要“单位证明”了呢?

袁目张想起来了,前年是作协组织去的,当然不需要“证明”,作协不就是“单位”嘛。

对。找作协。找作协开个“单位证明”。

袁目张相信,凭自己的面子,找作协开个出国旅游的证明问题不大。这么想着,他马上就给作协打电话。

一边打一边自我安慰,面对官僚作风,根本用不着生气,一天到晚生气,还不把人气死了?不就是玩嘛,不用太认真,太认真了,就等于自己和自己过不去。

电话打通,对方正好是孙大愚。虽然不来自同一个省,但距离很近,连说话的口音都很近,算同乡。

孙大愚是诗人,但不是那种故作深沉的诗人,所以就比一般人更喜欢开玩笑。一听是袁目张的声音,马上就问:“大师,有何吩咐?”

虽然是开玩笑,虽然明明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大师”,但听到这样的称呼,还是比较开心,马上回敬:给领导请安!

没等孙大愚回应,袁目张接着就问:领导春节是不是回老家。

孙大愚说,一切听大师的,大师若回去,小的就搭便车,大师若不回去,小的就只好忍受寂寞了。

是玩笑话,也是真话,作协的工作人员也是弱势群体,不属于民工,爱心车票自然享受不到,但也不属于贵族,春节不打折的高价机票也觉得太贵,相对来说,搭便车分担一部分路桥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袁目张今年不打算回老家了,他已经决定去瑞士,所以,不可能让同乡搭便车。

“今年不能开车啊,”袁目张开始说正经话,“你没看见又下冻雨了吗?”

“那也是,”孙大愚说,“所以只能留在深圳陪大师了。”

袁目张说,“大师”你是没有资格陪了,陪小妹吧。

孙大愚问怎么了?是不是大师要出国访问?

袁目张说,领导就是领导,看来什么事情都瞒不住你。

“真的?”孙大愚问。

“煮的。”袁目张说。

接着,就把自己打算去瑞士,要开一张“单位证明”的事情说了。

孙大愚照例羡慕一番,问是开一个人的还是开两个人的,如果是两个人,另一个最好是美女,如果是同性,绝对不行。

袁目张说确实是两个人,但另一个还没有找到,拜托领导给安排一个,最好安排一个有能力买单的。

孙大愚说那还不容易,深圳的单身富婆那么多,但吃软饭需要硬功夫,大师行不行?

袁目张说不行,有点虚,你还是给我单独开一张吧。

孙大愚说好。

去作协的时候,袁目张特意带了一小盒茶叶。谈不上送礼,只是略表心意。毕竟,按照旅行社的要求,单位证明必须用带红字抬头的单位信笺打印,还要找领导签字方能盖章。总之,事情不大,却比较繁琐,一点心意不表达说不过去。

孙大愚也没客气,接过茶叶,当场打开,先给办公室每人泡上一杯,说大家都喝喝,沾点大师的灵气,然后,才对照旅行社的样本,开始打字。

证明还挺复杂。有职位,工作年限,月薪,还有单位联系方式等等,并且还有担保袁目张在出国期间遵守当地的法律,不会在国外逾期逗留的字样。

“这个写多少?”孙大愚老师问的是月薪。

多少?袁目张哪里知道是多少?他是自由作家,没人发工资,哪里知道自己的“月薪”是多少。

“你看着写吧。”袁目张说。

孙大愚没动手,在想,想着给袁目张“发”多少月薪比较合适。

“你就按你自己的标准写吧。”袁目张说。

“那你不吃亏了?”孙大愚说。

“嘿嘿。”袁目张笑笑。不想跟他废话,希望他赶快打完。

孙大愚就照着自己的工资标准,往上浮动了两千,打上了。又让袁目张自己核对一遍,认定没问题了,才用作协的红头信笺纸打印出来。

“大师稍等片刻,”孙大愚说,“我拿去让领导签字盖章。”

“辛苦,辛苦。”袁目张说。

实事求是地说,孙大愚包括作协的其他人,对袁目张非常尊敬,一点没有为难他的意思,毕竟,从本质上说,作协是专门为作家服务的,但袁目张感觉仍然是在求人。当作家的时间长了,慢慢就有了傲骨,不愿意求人了,哪怕像这样算不上求人的求人,也让袁目张感到不自在。好在证明已经打出来了,不自在的时间不会太长了,忍耐一会儿吧。

等待的时间比袁目张想象的长。

作协办公室在7楼,领导在5楼,即使不乘电梯,走楼梯,来回也就是5分钟的事情,可孙大愚已经去了10分钟,还没有回来,难道是领导不在?或者领导不肯签字?正想着,手机响了。

是孙大愚,他请袁目张到领导办公室来一下。

袁目张不想去。去了,就真的求人了。求一个人可以,为了个自费旅游,求两个人,求两次,似乎不合算。可事到如今,如果不去,就对不起孙大愚了。

还好,相对于其他权力部门的领导来说,作协的领导也是“弱势领导”,所以并没有打官腔,甚至没有“询问”的意思,只是笑着关心了一下袁目张。说今年欧洲遭遇千年冰寒,好多机场都封闭了,你真去呀?

袁目张说反正是玩,被封在那里也没关系,就当是一种特殊的体验吧。

袁目张说的是实话,每次遇上不顺,都想着是体验生活,丝毫不影响心情。

领导说那不行,这上面要我们担保你不在他们那里“逾期逗留”呐。

袁目张听出了意思,立刻表态,说现在中国这么好,欧洲也不是没去过,毫不夸张地说,深圳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差,我在这里有房有车有版税,还有房租收,跑到外国“逾期逗留”,发神经了?

“也是,”领导说,“万一遇上机场被封,属于不可抗拒因素,责任不在我们。”

袁目张彻底听出领导的意思来了,忽然不想去了。不是怕自己麻烦,而是不忍心让领导担惊受怕。出国旅游,对自己是小事,在领导这里或许是大事。且不说“逾期逗留”,就是“月薪”这一项,就是明显的虚假证明,不出事当然好,一旦出事,领导真要承担大责任呢。

袁目张正想说算了,领导却已经开始签字。袁目张只好说谢谢。发觉自己一下子欠了两份人情。考虑着是不是给他们每人带回一块瑞士表?价钱不要贵,否则自己买不起,别人也有心理负担,最好是比较便宜的那种,但一定是瑞士当地产的,不好看,却能用一辈子。袁目张手上就有一块。样式很老,是父亲传下的,有沧桑感,也很可靠。

等一切手续办好了,连钱都交了,旅游公司却又提出了新的问题。

问题还是出在“单位证明”上。

不是证明内容出现问题,而是要求证明一式四份。两份中文,两份英文。

为什么不早说呢?

袁目张想忍住不发火,没忍住。自己体验生活没关系,凭什么要连累孙大愚老师和作协领导呢?一想到再去找孙大愚,一想到再去找领导,袁目张的脑袋立刻就大了。

“不去了,退钱。”袁目张说。说的是真心话,不是要挟旅行社,甚至不是向旅行社宣泄。

但是,退钱是不可能的。旅游公司好不容易逮到一单业务,并且已经付出了劳动,怎么能轻易放弃呢?

营业部经理亲自赔礼道歉。说对不起。是我们工作出差错了。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袁目张见经理的态度诚恳,火气消了不少,把实际情况说了。说自己其实是自由作家,并没有工资,因此,作协出具“单位证明”已经是破格操作,很给他面子了,他不能无休止地不知趣。

“这个啊,”经理说,“其实不开单位证明也行。”

“也行?”袁目张问。

“也行。”经理说,说的非常肯定,“如果你没有单位,去居委会开个证明也行。”

我的妈呀,你怎么不早说呢?早知如此,我找作协干什么?

当然,找作协可能更容易,起码,作协的人对他很客气,甚至称他为“大师”,但也正因如此,他才有些不好意思,才觉得欠了作协的。而去居委会开证明,虽然对方态度肯定不如孙大愚好,说不定还要给他脸色,但也因为这样,袁目张才觉得心安理得,一点都不欠他们的,早知从居委会能开证明,袁目张真的不想去麻烦作协。

居委会的证明与“单位证明”格式不一样,经理重新给了一份样本,袁目张拿着它去找居委会。

居委会果然不如作协客气,对袁目张爱理不理。

袁目张见怪不怪,把争取自己正当权益的过程当作体验生活,不急不恼,耐心等待。终于,对方在耐性上比不过袁目张。虽然不耐烦,但也不得不问袁目张:什么事情。

袁目张把已经说过的话又说一遍,说自己是自由作家,没单位,现在要出国旅游,需要居委会开一张证明。

“户口本呢?”对方问。

户口本?袁目张没有户口本。袁目张虽然住在罗湖,户口却在宝安。当初宝安属于关外,买房可以解决户口,所以袁目张就在那里买了房,户口解决之后,又在罗湖买了房子,把宝安的房子卖了,成了托管户,没有户口本。

“那你去宝安办。”对方说。

对方说的有理。这种证明当然要回户口所在地办。可是,袁目张又有些不服气,既然自己现在住在罗湖,并且特区已经扩大了,宝安也在特区内了,为什么不能把户口迁到自己的实际居住地来呢?一打听,居然可以。现在特区扩大了,只要有罗湖的房产证,并且房产证上是袁目张自己的名字,户口就可以从宝安迁到罗湖来。

袁目张立刻开车去宝安。

事情比他预想的顺利,出示身份证和房产证,女民警看了一眼袁目张,什么话都没有说,就从电脑上打出三张单子,并在上面盖了章。

袁目张说谢谢。

女民警说不用。

袁目张沿着原路返回莲塘。直接去了派出所。他打算先办理户口迁移,然后拿着户口本去找居委会。

女警察接过袁目张的材料,包括房产证、身份证、大一寸白底彩照,还有刚刚从宝安镇南派出所带来的迁移证,同样也看了袁目张一眼,然后目光重新落在材料上,问:女儿的照片呢?

女儿?我哪里有什么女儿?

不错,袁目张确实希望自己有一个宝贝女儿,可惜没有啊,难道派出所打算“派”一个女儿给我?

女警察把迁移证推回到袁目张的面前,袁目张这才发现迁移证明一共三张,一张上面是他的名字,另一张上面是“陶蓓娜”,还有一张证明他们俩的关系,“父女”。

这是怎么回事?

袁目张的第一个想法是认了,把“女儿”的户口一起迁过来,捡一个“女儿”也不错。但是,没有“女儿”的大一寸白底彩照,不行。

“我没有女儿呀。”袁目张说。

女警察把液晶显示器挪了一个方向,让袁目张自己看。

袁目张看了之后,再次强调自己确实没有女儿,一定是系统出现差错。

“不相信你打一个电话回去问问。”袁目张向女警察建议。

这时候,后面排队的一位中年女人说:“是的。宝安那边当初搞购房入户,有人把多余的户口指标卖了,所以就有人冒充户主的亲属迁户口,这样的情况很多。”

中年女人的话提醒了袁目张。当初他在宝安买房子的时候,按规定确实可以进两个户口,还有人提出向他买呢,他怕惹麻烦,没同意,难道是有人背着他用了这个户口指标?

“我没有卖。”袁目张强调说,“肯定是派出所的人自己私下卖了。我不知道。”

“不要这么说,问题还没有搞清楚呢。”女警察说。

“那你打电话过去问问,反正我没有错,我不知道他们怎么给我‘派了一个女儿。”袁目张感觉自己占了天大的理,所以说话态度生硬。

“你也不是一点错没有,”女警察说,“拿到‘迁移证,至少应该看一下吧。”

袁目张说:“哪里敢看,你们警察给什么,我就接什么,只想到赶快拿过来交给你,不敢看,也不敢问。”

“不会吧,”女警察说,“听你说话的口气,也不像这么胆小的人啊。”

“好了好了,我错了,您赶快打电话问问吧。谢谢!”

女警察拨出去的电话响了很长时间,对方终于接了。

女警察问:“是镇南派出所吗?”

对方不知道说了一声什么,然后啪哒一声,把电话挂了。

“看到了吧?”袁目张大声说,“这就是你们警察的态度。”

女警察自己也笑了。继续打。

“你要先说自己是莲塘派出所。不然他们还是挂掉。假装掉线。”袁目张提醒说。

又响了好长时间,对方才接。女警察接受袁目张的建议,先自报家门,然后才说事。

果然,这次镇南所那边没有挂电话。

女警察把事情说了。

对方好像是在查电脑,稍微等了一下,说:“没有错啊,户主叫袁目张,他有一个女儿叫陶蓓娜啊。”

“可他说自己没有女儿,再说他也不姓陶啊。”女警察说。

那边再说了什么,袁目张没听清楚。

女警察放下电话后,笑着对袁目张说:“对不起,麻烦你再跑一趟。”

“凭什么?”袁目张说,“是你们自己搞错了,干嘛要我再跑一趟?”

女警察仍然笑着看着袁目张,说:“别急。听我解释。您要是不着急,可以不去,等他们有时间了,帮你去查档案,查出您当初迁入的时候,迁移证上是不是带着陶蓓娜。”

“肯定没有。我当初就自己一个人迁进来的。”袁目张说。

“所以要查档案啊。”女警察说。

“查档案干嘛要我?他们自己不能查吗?”袁目张仍然不依不饶。

女警察一副不急不躁的样子,还看一眼袁目张身后排队的人,然后说:“你看我这样,能丢下这些人去帮你查档案吗?”

“我不是说你,是说宝安那边。是他们搞错的,要查他们查。”袁目张理直气壮。

“他们那边不也是这样吗?”女警察说,“说不定比这边更忙。”

这个袁目张相信,那边排队确实比这边长。

“所以,如果你不急,就不去,等他们那边不忙了,能走开了,肯定会帮你查档案,问题早晚能解决的。如果急,你就亲自跑一趟。”女警察说。

“我亲自跑过去人家给查吗?”袁目张问。

“给查。”女警察说,“你先去见户警,他们会教你怎么做。”

袁目张是个讲理的人,不能因为宝安那边的派出所出现差错,他就朝莲塘这边的派出所耍态度,好比不能因为有作家抄袭,读者就找他袁目张耍态度一样。

袁目张说谢谢。

女警察说不客气。

再次来到镇南派出所,袁目张没有排队,径直走到前面,还特意看了工作台上的牌子,看清楚值班户籍警的名字叫“杨菲”,想着如果对方态度不好,就打算投诉她。

大约是已经接到莲塘派出所电话的缘故,杨菲早有准备,见到袁目张,马上说:“你带着身份证和迁移证上五楼,查出你当初的迁入档案,复印一份,拿下来。”

袁目张没有说话,掉头就走。

来到五楼,找到档案室,敲了半天门,没人开。又敲隔壁房间的门,开了,问袁目张什么事?袁目张把情况说了。

“明天来吧。”对方说。

“为什么?”袁目张问。

“去开会了。”对方又说。

“下午能回来吗?”袁目张不甘心。毕竟,从罗湖跑一趟宝安,中间隔着福田、南山两个区。

对方说今天回不来,去大梅沙开会,一般会在那里住一晚的。

什么狗屁会,一定要到风景区开吗?纳税人的钱花不完吗?

袁目张想发作,可找不到对象,对方说完,门就关上了,袁目张不是泼妇,不能对着门发脾气。

袁目张来到楼下,对户籍警发火,说:“既然档案室的人去开会,干嘛让我白跑一趟。”

“啊,是吗?真对不起,我们不是一个部门,我不知道呢。”杨菲笑着说。

对方态度这么好,又是一位美女,再说,这也确实不是她的错,袁目张纵然有一肚子气,也不能无理取闹。

但他仍然心里有火,并且找不到出气口,袁目张憋得口干舌燥,想喝水,正好看见旁边有饮水机,却找不到水杯。说起来是“为民服务”,可没有水杯,难道让纳税人用手捧着喝?

袁目张向杨菲要水杯,并打算趁机发作。

杨菲态度依然很好,笑着对旁边的一位美女协警说:“小王,给这位群众一个水杯。”

美女协警为袁目张拿来一只纸杯。

袁目张喝了水,气却没有消。

群众?叫起来亲切,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袁目张从小就是文艺兵,党龄比女协警年龄都长,什么时候成“群众”了?

袁目张不能因为对方叫一声“群众”就发火。站在警察的角度,叫来这里办事的人“群众”也没有错。好比当年自己小小的年纪,称不穿军装的人“老百姓”一样。

袁目张问杨菲:我的事情怎么办?

“你先回去吧,”杨菲说,“明天我让小王上去查,如果情况属实,我们上网纠正。你留个手机号码给我。改好了我电话通知你。你直接到莲塘派出所办理就可以了。”

袁目张只好开车回家。心里想,三天,最多三天。三天之内,如果事情还没有解决,坚决投诉,直接投诉到市局法制处,处长肖双红也写小说,袁目张认识。

第二天下午,袁目张就接到美女警察杨菲的电话,通知他去莲塘派出所办户口。

这次相当顺利,比到作协开一张“单位证明”还顺利。交了10元钱,立刻就领到了一个户口本。至始至终,美女户籍警微笑服务,袁目张当然也就没有向肖双红投诉。

拿到户口本,袁目张直接来到居委会,不卑不亢地要求居委会开证明。

这次,袁目张递上了自己的户口本,还有旅行社提供的居委会证明样本。

“不行啊,”居委会大姐说,“这上面有‘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必须先到派出所开证明。”

又要到派出所开?早知如此,我干嘛要跑回来?

再一想,也是,居委会怎么能证明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呢。

袁目张回到莲塘派出所,还是刚才那个服务窗口,美女警察破格没让他排队,直接递给他一张表格,让他拿到旁边填写。

表格全称是“申办无违法犯罪记录证明登记表”。上半部分是申办人个人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等等。下半部分是需要派出所填写并加盖公章的内容,也就是证明申办人未曾受过刑事处分的内容。袁目张迅速填写完上半部分,交回给美女户籍警。

第二天一大早,袁目张还没有起床,就接到片警的电话,说搞掂了,让他这就去社区警务室取。

凭派出所开出的无犯罪记录证明,袁目张又回到居委会,终于拿到了自己的身份证明。

按照旅行社提供的样本,一字不差,全文如下:“我区属下居民袁目张,男,出生于1958年12月30日,身份证号码:330540195812300038他是一名自由作家,此人遵守社会法规,并没有任何犯罪记录,特此证明。深圳市莲塘居委会。2011年11月11日。”

让袁目张感到不解的是,单位证明要求中英文各两份,一共四份,而居委会证明却只要求一份。

袁目张不放心,担心再出差错,特意打电话问了旅行社。得到的答复是:没错。因为居委会的证明代表官方,一份就行了。

袁目张这才想起,绝大多数“单位”是公司,而如今的公司多如牛毛,鱼龙混杂,在出具个人身份证明这件事情上,“单位证明”可能确实不如居委会的证明可靠。那么,袁目张想,在外国领事馆那里,自己的居委会证明不是比作协的证明更权威?早知如此,真不该去麻烦作协。

要不要找个机会向孙大愚透露一下?说他们出具的那份证明其实并没有使用,自己已经从居委会另外开了一张?

透露一下很必要。不仅可以推卸一部分人情,也能让领导安心过年,不要再为他可能的“逾期逗留”担心了。可是,这话怎么说呢?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说呢?

恰在此时,孙大愚主动给袁目张打电话。问他手续办完没有?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效劳的等等。袁目张一一汇报,然后,才“顺便”把“单位证明”的事情说了。

“这样啊,”孙大愚说,“那你把我们那份证明拿回来吧,我们做销毁处理。”

幸好,作协出具的“单位证明”还在,袁目张立刻送回去,千恩万谢。

心事消除,袁目张安心准备出国了。

首先付清旅行社的余款,然后特意跑到会展中心冬季展销会上买了加厚的保暖内衣和羽绒大衣,他还很有经验地在超市买了电热杯。因为他去过欧洲,知道那里的宾馆不提供开水,而袁目张喜欢喝热茶,不能用冷水泡茶啊。

然而,在一切准备停当之后,袁目张却意外地接到了旅行社非常抱歉的电话。

“袁作家,不好意思,您被拒签了。”

“啊?凭什么?!”袁目张问。

“因为您的职业有问题。”

“我的职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袁目张不解。

“您填写的职业是‘自由作家。”

“是啊,我是自由作家呀,中国作协会员,文学创作一级……”

“知道。这个我们知道。我们上网查了。看到你的很多作品和相关报道。我们知道您是著名作家。”

“那为什么要拒签?”袁目张问,“难道他们不接受中国的自由作家去旅游吗?”

“不是。他们做事也很认真。他们查了,中国的职业目录当中没有‘自由作家条目。”

“没有自由作家条目?那我算什么?!”袁目张有些愤怒了。

“我们也查了,‘自由作家或许可以归类到‘自由撰稿人当中。”

“那不是一样嘛?”袁目张不服气。

“是一样。我们也说是一样。但老外认死理啊,他们说既然中国的官方目录中没有‘自由作家这个条目,就说明您的身份不能正式确定,他们不能给身份不明的人发放签证。”

袁目张这下真长见识了。他以前只知道中国人官僚,办事情教条,没想到老外比中国人还官僚,办事情还要教条。

是。自由作家确实可以归类到“自由撰稿人”当中,因为写小说也是“撰稿”,但袁目张认为二者还是略有区别的。自己主要写小说,很少写随笔或评论,平常也主要与文艺类出版社和纯文学杂志社打交道,很少与报纸打交道,所以,他始终认为自己的确切身份是“自由作家”,而不是“自由撰稿人”。当然,如果硬说他是“自由撰稿人”,袁目张也无所谓。只是,总不能因为这一点微小的差别就说自己“身份不明”吧?

袁目张打算投诉。这次不是投诉派出所,也不是投诉居委会,而是投诉外国领事馆的签证官。

可是,上哪投诉呢?向驻华大使馆投诉?还是直接向外国政府的外交部投诉?考虑到自己是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这样的跨国投诉,对方受理吗?再说,为了一次旅游,准确地说是为了给对方送钱,值得这样兴师动众吗?冷静思考之后,决定放弃,并且再次用“体验生活”自我安慰。

袁目张暂时去不了欧洲了。起码赶不上春节去。他现在思考的问题是,该怎样向亲朋好友解释呢?

(选自个人博客http://blog.s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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