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真实性”(authenticity)(下)

赵红梅　董培海

[摘要]麦坎内尔掀起的“真实性”研究热已逾30年，其间，研究视角逐渐从“客观”转向“主观”，这既反映出真实性内涵的延展与变迁，亦凸显旅游主体一游客体验的重要性。然而。就研究者日渐褊狭的视域来看，旅游客体真实性对旅游体验真实性的影响从松散到几近断裂，旅游主体甚至以“悦纳万物”的信仰姿态视一切“存在”为真，从而收获真实的体验。客观真实与主观真实，究竟是谁决定或影响了谁?对此问题的探寻导致学界对旅游客体之“虚假”的重新界定和对旅游体验之“真实”的再度好奇，并因此形成旅游真实性研究的纷争局面。有鉴于此，对国外真实性研究做一番缘起、视角、界定等方面的梳理和反思，或将对国内相关研究与应用有所裨益。

[关键词]真实性；旅游研究；价值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5—0013—010

四、界定：属性或價值?

在过去的30年间，真实性作为学术研究的中心论题，掀起一轮又一轮生机勃勃的辩论与分析，以致泰勒(Taylor)揶揄道：有多少人就真实性著书立论，就有多少种真实性定义。在中文语境下，真实性也是个见仁见智的概念，它导致中文译词不能与英文原意准确对应，尤其在对特定主、客体真实性做属性或判断的表述时，任一译词都显得力不从心，结果仍是各执一词。在英语世界，自特里林(Trilling)始，学者纷纷对真实性概念提出质疑。特里林指出，真实性是个隐含争论的概念；戈龙博认为，由于真实性这一术语的复杂本质，使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都得以借用，最终导致其内涵的模棱两可；王宁干脆指明，由于真实性概念的广泛使用，其模糊性、局限性已昭然若揭，批评家们质疑真实性的有用性与合理性，就是因为许多旅游动机与旅游体验已超出其解释能力。库恩(Kuhn)曾强调，任何一门学科的“基本概念”，都是该学科成员所一致认可的东西，而一旦学术圈对某些术语达到共识，就可运用这些术语来表述或解决问题，甚至藉此产生新概念，发现新的研究方向。照此，真实性还算不上某个学科的基本概念，更奢谈作为卓越的理念而被一劳永逸地接受了。因此，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上来探讨真实性的概念或内涵，就尤显必要。

何为真实性?就特里林考据，在现代旅游实践中，真实性的应用是从博物馆开始启航，因为专家需要确定博物馆的“艺术品是否表里如一或像所标榜的那样，并因此物有所值或名副其实”。客观论者是这种真实性标准的拥护者，在客观论者看来，“真实性”是旅游客体固有的、客观的属性，是“既定的”(given)。然而，假如真实性是客体的某种属性，那么这种属性表现为什么或可归纳成什么呢?是传统材料、传统工艺、原始性(传统风格)等外在特征的表现，或是某种堪称“美德”的内在品性?出于对机械化或商品化的反感和对抗，“原住民制作”与“非商品”也一度成为衡量真实性的重要指标。这些标准不难捕捉，但带有强烈的“前现代”想象，过度推崇“原始、质朴、野蛮、高尚”等特质，并不适用于类型繁复的其他旅游客体。汉德勒与萨克斯(Handler&Saxton)二人曾认为存在两种类型的“真实性”：1.来自观察者或分析家的表面判断，通常施用于有形艺术品；2.“体验”(experiential)真实性，通常施用于表演艺术及其生境。这是主、客体真实性的初次分离，但前者将艺术品的真实性裁决权赋予个体的表面判断，使真实性的客观标准更难以确定。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判定某地点或某事物是否有资格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时，就“真实性”制定了操作指南，其中，“外形与设计”、“材料与实体”、“用途与功能”、“传统与技艺”、“语言”、“背景”、“精神与情感”①等严格标准无疑与博物馆的专业精神如出一辙，当然这与遗产的唯一性、不可复制性、整体性等特质密不可分，不能一概而论。但毋庸置疑，旅游客体的真实性裁决通常掌握在权威之手，尤其遗产，其权威化真实性话语既来源于专业知识，又受制于欧洲中心主义与国家、民族、阶层的宏大叙事背景。因此，真实性在旅游客体上体现为一种极不稳定的品质，关于真实性的既有标准与表述是权威化的，它既界定了真实性，又“放纵”了真实性。

在普遍意义上，“客观真实性”不可“方物”，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客体产生“真假”的判断，这是认识的基础。吉尔里(Geary)通过对欧洲中世纪遗物、遗迹的研究，认为当时对其真实性的判定有两个要素：其一，它称得上是奇迹吗?其二，它吸引了大量的朝圣者吗?一千多年前遗产的真实与否取决于神圣与否，并未拘泥于繁琐的客观细节，可见主体对客体的主观评价与判断是真实性的一个重要层面。布鲁纳总结出旅游中真实性的四重内涵：1.对历史逼真的再现；2.真的(genuine)、尊重历史的与准确无误的仿真；3.与复制品相对的原物；4.权威或权威化力量所认证抑或法律认可的真实性。与布鲁纳相比，科恩的真实性更为复杂，他认为有六层含义：1.作为“起源”(origins)的真实性，主要指生产、习俗、世系与权威资格的古老程度，是否遵循惯习或传统，其反义词是“歪曲”(falsification)；2.作为“真正性”(genuineness)的真实性，即名副其实、不掺假或真实的事物，其反义词为“替代品”(surrogate)；3.作为“原生性”(pristinity)的真实性，一种杂质的纯天然状态，反义词是“开发”(despoliation)；4.作为“真诚度”(sincerity)的真实性，指人际交往中情感的态度表达，反义词为“狡诈”(disingenuousness)；5.作为“创造性”(creativity)的真实性，尤指艺术作品，其反义词是“复制”(copy，公开的模仿)与“仿造”(fake，秘而不宣的模仿)；6.作为“生命历程”(flow of life)的真实性，指无目的性、未符号化的非吸引物(景象、场所、客体或事件等)，强调自然而然，类似于“存在真实性”的内涵。范登艾比力(Vanden Abbeele)甚至说：“但凡一种景象被命名为真实，……它被命名这一事实恰恰说明它不那么真实”。反之，若坦白承认旅游客体的非真实性，反而会赢得另一种真实性。科恩亦支持这种“诡辩”，他提倡将真实性当作“生命历程”来看，这样便不会徒增烦恼了。鉴于为旅游市场而制作、仿造已经变成世界各地匠人的谋生手段，这样它就是生活历程的真实构成，而“造假”是用来谴责名不副实的“标榜”或“声称”，绝非产品本身。显然，科恩所提倡的“生命历程论”与其早期的“渐变真实性”一脉相承，但前者似乎更靠近存在真实性。这既表明在真实性的认识上，研究者自身也是某种程度的建构论者，更暗示着伴随旅游吸引物的多样性与创造性，基于认识论的真实性内涵将不断被充实和丰富。

张世英将“真实、真理”划分为四个层次：1.常识性真实观，最低层次的真实，即对现实反映越忠实，就越真实；2.科学的真实(或物理的真实)，即对事物本质性、规律性的如实反映；3.历史的真实，它是动态而演进的，随着不同时代不同人的解读、解释、再解释而不断提升和丰富；4.艺术的真实(或诗的真实)，是最高层次的真实，以虚拟为形式，体现人类创造性的真实。显然，过于强调事物的物质层面，如材料、形态、设计、工艺等，则“真品”不多；反之，若历史地、艺术地看待事物，则“赝品”无多。现实中，旅游者是错综地在运用上述真实性知识，因此才会产生如此之多、难以理喻的“真实”与“虚假”之辨。多数旅游吸引物的真实性是历史的或艺术的，在很大程度上，可被归诸于人的创造性，而真实性一词本就蕴含“创造”的意思。张世英也认为创造性与虚拟性关系甚大，都是对现实的超越，他对历史之真实与艺术之真实的理解，是将人与虚拟性相联系，揭示二者对彼此的意义，由此，真实性是人与物交融合一的产物，其中既包含现实性，又包含创造性和虚拟性。虚拟分为多种类型：其一，期待未来或现实的回答的虚拟(如科学的虚拟)；其二，不需要现实回答的虚拟(如艺术的虚拟、诗的虚拟)；其三，对“尚未”或“应该是”的前景的虚拟(社会历史、伦理道德的真实)，其中，艺术的虚拟既可以是对事实上、现实中不可能存在而逻辑上可能的东西的虚拟，也可以是逻辑上不可能之东西的虚拟。虚拟概念与“现实的(现成的)”、“既定的”概念相对，因此它饱含除“虚妄”、“虚幻”之外的创造性，是一种更新人类生活世界的动力，从而亦具有深度的真实性。

特雷弗(Trevor)指出，英格兰独特的高地文化与传统的整套观念就是一种追溯性发明。当苏格兰人炫耀苏格兰褶裙时，其颜色和式样表明了“氏族”特色；当苏格兰人沉溺于音乐时，其乐器是风笛。苏格兰人将这些承载族群特性的文化特质归诸于其伟大的历史遗风，但事实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民族一国家”的创造物。这是个重要的启迪，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情境下，总是会有人文景观被发明或创造出来。学者最爱举的例子是美国加州的迪斯尼乐园，它是超脱于自然、社会的“人造”，集“虚、梦、幻”之大成，然而如今却是美国文化的重要象征；拉斯维加斯更为典型，甚至有学者认为“这个城市的模拟景观合成了它自身的真实性”。因此，科恩预测道：富于想象的、刺眼的、不和谐的、近乎于幻象的创新，将会取代现代人对“前现代”之优越性的追求，并作为真实性的新类型而被主流社会所接受，这标志着“后真实”时代(post—authentic age)的来临。在此意义上，虚拟景观的拒绝真实性，即是拒绝一切层次上的真实性权威话语，旅游者获得超越客体真实的体验，而体验的真实与否将交由旅游者自己裁决。不难推论，在虚拟景观这一吸引物上，存在主义真实性将最有建树。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旅游景观，只要真实性仍是旅游吸引力的构成要素，权威、专家、学者们对旅游客体之真实性的认识还将继续。而在旅游主体这一端，针对真实性，其需求一直在变化。从布尔斯廷缅怀的“古典旅行者”、麦坎内尔预设的“追寻真实性”的旅游者、科恩的五类型旅游者，到时下研究者细分的无数旅游者类型，“真实性”在他们的需求中时隐时现。在很大程度上，旅游者体验真实性的方式或影响因素反映了不同维度的社会价值观，因此亦需做一番考究。

钱钟书曾形容一类游历者像玻璃缸里游泳的金鱼，跟当地人情风土，有一种透明的隔离，随他眼睛生得大，睁得大，也无济于事。他指的是因语言障碍而导致的“隔膜式”旅游，这与部分学者所见略同，布尔斯廷也提到旅游体验是一定程度的新奇感与一定程度的熟悉感的结合、旧习惯下的安全感与变化下的激动感的结合，因为无论何种类型的旅游者，都无法完全摆脱“旅游者的自我世界”①。科恩指出，大众旅游者是最缺乏冒险性的一类旅游者，他们隔着熟悉的“环境空气泡”(environmentalbubble)②张望东道社会的人、地和文化，在陌生环境里以自我熟悉的方式为人或处事。纳尔什·格雷本还就旅游者对“熟悉一陌生”的需求列了个表，指出旅游者并不追求绝对的“逆转”体验，这是依具体情境而定的。雅各森(Jaakson)干脆将“环境空气泡”缩小为“旅游空气泡”(tourist bubble)，认为可避免“环境”一词的泛化，并能强化“旅游”中的“空气泡”现象。旅游者程度不同地“龟缩”在排他的“小环境”里，这种行为特征导致其与东道主社会的文化隔离，客观上亦促成“表演”的文化真实性，即麦坎内尔的“舞台真实”，因此，这种类型的旅游者所能接受的真实性来自与东道主的下意识“共谋”。布尔斯廷亦因此对大众旅游者极度蔑视，他始终极端地认为“真正的”旅行应该是探险，一切有价值的体验都来自未预事物或事件，因为它們真实而自然③。“环境空气泡”折射出大众旅游者的矛盾性，假如他们主观上追求真实性，那么客观上则远离了真实性，显然，“空气泡”的观点与麦坎内尔的“舞台真实”是本质上的殊途同归。科恩曾提到法国旅游者抱怨部落村民用塑料杯取代本地竹杯的现代化现象，莱辛格与斯坦纳则以印度尼西亚村庄为例，揭示携带随身听的男孩是如何破坏了旅游者对“落后、蛮荒、纯净”的前现代想象。此类俯拾皆是的例子一方面反映出真实性体验的主观与建构层面，另一方面则暗示了欧洲中心主义或强势文化下的真实观，这种将真实性“他者化”的眼光，无疑都不同程度地打上了古典进化论或原始论的烙印。不过，影响旅游眼光的因素并不仅限于此，大而言之，包括社会政治环境、网络媒体、权威话语，甚至旅游开发思路；小而言之，如旅游者年龄、阶层、阅历、受教育程度、文化背景、个人偏好。简言之，当人们执着于旅游客体的真实属性时，事实上已落入客观真实性的巢臼，甚至可能变成一丝不苟的朝圣者；当人们对真实性持有不同标准时，事实上已变成建构主义者；当人们接受创造与虚拟，无所谓客体的真假时，不是布尔斯廷所鄙视的“肤浅型”旅游者就是后现代旅游者，并有望成为存在主义真实性的追慕者；而当人们不假外物、只重体验时，那或许就是在追求“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存在真实性了。

总之，针对同一客体，不同主体赋予其“真实”的东西是如此千差万别，以致无法做出像样的归类。鉴于此，戈塞姆(Gotham)建议使用“旅游真实性”(tourism authenticity)一词，以便于研究旅游与真实性的联系以及旅游真实性的演变过程。既然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如此难以捉摸，无法形诸于物，亦不能诉诸于理，那该如何看待它呢?20世纪90年代伊始，就有学者陆续指出，真实性并不是一种有形的“财富”，而是观察者置于环景(tourist settings)与产品之上的判断或价值观。或如奥尔森所言，旅游者角色与真实性体验之间的二元对立必须接受本体论的检验，绝对不能将真实性视为描述客体属性或主客关系之内在特征的一种概念，因为真实性本体上就是深嵌于西方思想中的一种重要的价值观。据此可见，在旅游客体、建构过程与旅游主体之间有一条潜在的逻辑线，即建构过程是旅游主体针对旅游客体的、曲折的价值观表达，也就是说，衡量旅游客体之真实性的多元标准是旅游主体价值观表述的产物或后果；同时，创造性的旅游吸引物亦相应创造出对真实性的新理解与新认知。旅游客体的所谓“真实属性”与旅游主体的价值观在互动中彼此界定和反映，这一过程是动态而演进的。客观而论，无论旅游体验，还是旅游吸引物，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未来的旅游者将追求怎样的真实性体验，未来的旅游吸引物将以何种方式表现真实性，也尚未可知。因此，对真实性做属性上的客观界定是一件“为时过早”的事情，况且，我们更不能断定在未来的旅游中，真实性这一价值观是否仍为旅游主体所相信。

五、研究：认知或应用?

纵观国外30多年来对真实性的研究历程，可见以布尔斯廷、麦坎内尔的论调为起点的庞大研究体系，而争论至今不息。首先，表面看来，麦坎内尔的“舞台真实”理论似乎被后来者批得体无完肤，但无人摒弃这一术语，因为在世界各个角落，“表演”(staging)的实践已被发挥到极致，用布尔斯廷的话来说，就是“舞台表演或复制物比原版更为出色”。但是作为客观论者，麦坎内尔屡屡遭受挑战，于是他针对布鲁纳的《旅行的文化》(Culture on Tour)一书，发表了一篇名为“为什么真实性总不在点上?”(Why it never reauy was about authenticity)的短文，表达对其“真实性”原意被误用的愤懑。实际上，几乎每位著者都能找到麦氏“真实性”理论的缺憾所在，或是断章取义地应用之，但所做的往往是对“真实性”理论的添砖加瓦。其次，自“建构真实性”以来，真实性的概念逐渐宽泛，旅游体验的重要性被凸显，王宁的“存在真实性”亦将旅游体验推向完美与困难的极致，莱辛格二人极力推崇“存在真实性”体验的研究价值，并主张放弃对旅游客体真实性的追求与研究，科恩则以拉斯维加斯为例反弋相击，坚持认为客体真实性的研究依然有意义，因为即便全然是符号聚合体的旅游客体，亦会成为“渐变真实”。坦率而言，“存在真实性”体验可遇不可求，能否达到须因人而异，王宁也认为不如去旅游中观察从“客观真实性”到“存在真实性”体验的发生情况，并追问旅游者为何“厚此薄彼”。另一方面，在旅游情境下，“存在真实性”体验绝不可能与旅游客体、旅游中介毫无关系，至少那些声称可提供“天堂”般存在性体验的旅游营销策略就是一个观察二者之联系的平台。毋庸置疑的是，真实性研究从旅游客体向旅游主体转移，不过意味着一个逐渐拓宽与深入的理性认知过程，除“存在真实性”体验之外，必定还要许多其他类型的体验普遍存在，亟待学术的发现研究。

最后，最有价值的莫过于真实性的实证研究，从本杰明对艺术品真实性的关注之始，到舞蹈、节事、仪式等非物质文化的真实性，国外学界在田野调查中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认知经验，大致可分为如下几类：

其一，物质文化的真实性与商品化。譬如休斯(Hughes)通过苏格兰的两次食物运动来分析商品化生产与后现代主义对真实性的建构，指出旅游产品的真实性需要考虑全球图景下均质化兼差异化的影响效应，他提议应开启存在主义的门窗，因为虽然苏格兰饮食传统的再现与历史有出入，但它提供了“神话”效应，意义藉此得以存在，在全球化市场与全球“想象”所提供的机会与束缚中，个人可表达对真实性的抗拒、选择与认可，而国际旅游将为个人的这种表达提供广阔的平台。萨拉蒙(Salamone)通过对比墨西哥城与迪斯尼的圣安琪旅馆(SanAngel Inn)的异同，开始考虑“真实文化”与“虚假文化”的概念，并想弄清楚身处其中的人们是怎样据此理解生活的；而问题是，在什么意义上我们说一种文化是“真实的”，正如麦当劳(McDonald)所质问：谁定义了真实性这一术语?2007年，华裔著者王瑜通过对丽江“民宿客栈”的调查，提出“定制化真实”概念，她认为旅游者对“新鲜一熟悉”的双重要求，促使客栈经营者对客栈做出相应改造，既满足了旅游者对住宿的现代化需要，亦迎合其对民居建筑民族性的要求。

其二，非物质文化的真实性与商品化。丹尼尔(Daniel)的“旅游舞蹈展演：真实性与创造性”一文被奉为早期的经典，他认为旅游业的舞蹈表演虽然与其他商品化艺术有许多共性，但其独特之处却在于现场表演的“真实性”和“创造性”，他对海地“伏都舞”(Vodun performances)的描述成为“存在真实性”体验的证据，引用率很高。萨布拉、希利与西尔斯等(Chhabra，Healy＆Sills，et al.)研究了北卡罗莱纳州举行的苏格兰高地传统节事，指出麦坎内尔的“舞台真实”理论很适用于该节事，但“舞台化”并不一定会妨碍真实性，观者照样能获得高质量的真实性感知，哪怕该节事的文化源地远在大洋彼岸。金与杰姆(Kim&Jam)通过对美国德克萨斯州“中世纪复兴节日”(Texas Renaissance Festival，TRF)持續两年的调查，发现定期、多次参与TRF的人对此持有严肃态度，这种忠诚的行为强化了其海德格尔式的身体感觉、回归感以及对“自我期许”(desired self)的重构，从而印证了王宁的内省真实性和人际真实性的存在。

其三，遗产的真实性及其感知研究。事实上，相当数量的真实性研究都是以成为旅游胜地的世界遗产为对象的。哈利伍德与汉纳(Halewood＆Hannam)考察了欧洲的海盗遗产旅游，包括博物馆、遗产中心、主题公园、复建的村落、集市和海盗出没等活动，他们认为博物馆、遗产中心、主题公园和村落这些不同空间里的商品化都是与真实性“共谋”的过程，目的在于掩饰商品化气息，而海盗集市则通过对摊贩们严格把关、并统一服装来体现其真实性。艾莉森与理查德(Alison&Richard)调查了英国3个反映殖民风貌的主题公园的游客，发现无论是真实或创造的遗产环境，都会被游客内化吸收，并赋予个人意义，游客由此变成“意义环境”(meaningful environment)的积极生产者，并收获属于他们自己的真实性。韦特(Waitt)调查了旅游者对澳大利亚“岩石区”(the Rocks)遗产的真实性感知，分析性别、收入、受教育水平、年龄、居住地、重游经历等变量对旅游体验的塑造以及随之对真实性的适应过程，而作者认为危险在于，由其管理机构——悉尼发展局(Sydney Cove Redevelopment Authority)成功发明和营销的“幻像”纯粹是欧洲民族中心主义对澳洲历史的想象，但国内外旅游者却感受到了高度的真实性。德利瑟(Delyser)考察了加利福尼亚的博迪鬼城(the Ghost Town of Bodie)，发现曾经是淘金繁华地的博迪国家历史公园显然摒弃了其商业活动的历史，转而体现神秘的西部、主流盎格鲁价值观下对过去的浪漫怀想这样的主题，对于参观者和从业者来说，在博迪城所感知的真实性是其体验迷幻般过去(fantasy past)的一个渠道，虽属子虚乌有，但却饱含人人所怀想的意义。

其四，研究视角的讨论与反思。贝尔哈森、卡顿与斯图尔特(Belhassen，Caton＆Stewart)旧事重提，针后现代论、存在论撇开旅游客体与社会政治情境而探讨真实性体验的做法，再次强调这些外在因素对鲜活的真实性体验的重要性，借助基督教朝圣旅游的经验，著者指出，旅游者的世界观、对旅行的意识诉求为理解其在既定空间一旅游景观内的真实性体验提供了基础，对于朝圣旅游者、自愿旅游者或生态旅游者而言，旅游感知与体验将倍受旅游地以及其一己角色的影响。此外，西方学者对非西方旅游者真实性感知的也偶尔涉及，如谢与沃尔(Xie＆Wall)通过对海南3个旅游村庄的游客调查，发现大陆游客对民族文化的真实性并不敏感，尽管他们对民族文化有些兴趣，但旅游之前所知不多，甚至连“刻板”印象都还未形成。此类研究虽不多见，但关注非西方旅游者对真实性的感知，表明西方学者对真实性之西方话语的反思。

目前还远不能断言旅游中的真实性现象已被认识殆尽，从上述案例研究可见，无论是旅游吸引物的真实性，还是旅游者感知的真实性，都因其性质、区位、文化等因素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因此，对真实性从特殊到普遍的概念建构亦从未停息。另一方面，旅游业开发中亦存在大量对“真实性”的利用现象，用彼得森(Peterson)的话来说，就是“真实性事务”(authenticity work)，即采用大量方式以显得真实，譬如凸显族群认同(族群身份、体质特征、族群性等)、文化差异(建筑、饮食、服饰、风俗、传统、神话、传说等)、原始性、神圣性等特质。“真实性事务”的逻辑就是竭力表现旅游客体的真实性，以最大限度提升旅游主体的体验真实性，这与杰克逊提议的“真实化”(authentification)如出一辙。克雷恩(Crain)对厄瓜多尔妇女进人旅游业的民族志研究为此提供了详细解读：来自奎梅萨(Quimsa)高地的妇女可以进入首都基多(Quito)的豪华酒店就业，她们被迫身着被“净化、美化”的“当地服装”，系一条浆洗围裙，显示出顺从的姿态。毫无疑问，这是“虚假的”文化呈现且塑造了极度不平等的关系，但正是此类对性别、阶层、族群性的表演性建构才使这些妇女能谋得一職。这种“精炼化”(essentialized)的“本土”身份包括对“本土”认同和“真实性”的策略性展演，通过有计划的表现，她们被置于一种相对的经济优势之中，得以获取些许权力来重塑这种阶层化的剥削关系。显然，文化差异的商品化正是酒店的营销策略，它通过对“印第安性”的视觉盗用为旅游者提供了一个净化版的“土著”好客性。福西特与科马克(Fawcett&Cormaek)对加拿大爱德华国王岛的研究则是一个建构真实性的例子，他们将岛上的3个景点与加拿大著名作家蒙哥马利(Montgomery)的著作描述相联系，阐述了利益相关者对这3个文学遗产地的真实性所做的“隐恶扬善”式宣传，进而得出结论：一方面，捍卫者们将景区的成功再呈现(如蒙哥马利的故事讲述、小说中原景的框限与复建)视作真实的蒙哥马利，并对之抱有自我认同和职业性崇敬；另一方面，这种真实是建构的，因为他们强化被认为真实的部分而规避可能威胁真实性的东西。科恩也提醒到，在遗产管理中，针对真实性的“客观”与建构的权威标准被游刃有余地控制着，因此研究这种真实性的“管理方法”应该是蛮有趣的事。

在旅游业之外，“真实化”的营销策略更为普遍。2007年，《体验经济》(The Experience Economy)的两位著者吉尔摩与派恩二世(Gilmore&PineⅡ)又推出新著《真实经济：消费者真正渴望的是什么》(Authenticity：What Consumers Really Want)，书中推荐了5种利用真实性的类型(表1)，并归纳了利用原则，其营销理念与旅游业异曲同工，充分说明真实性是全球性的“消费”倾向，并非旅游业所特有。如表所示，“真实性应用的原则”就是“真实化”的策略，即如何让产品、服务、体验变得更真实，其所用手段与旅游业大同小异。其中，自然、原创的真实性与“客观真实性”类似，都强调客体的属性指标，譬如天然与古老，依然在迎合某种“前现代”眼光，在这一点上，消费者与旅游者的要求殊途同归；独特、参照、影响的真实性则可勉强归为“建构真实性”，供应者通过各种“真实化”策略来影响消费者的真实性感知，譬如强调商品的独特性、赋予商品符号价值、利用怀旧情结，手段亦与旅游业相似。但看起来，经济生活的真实性比旅游生活的真实性重要得多。首先，消费者比旅游者更为“较真”，商品的客观真实性是商品的核心要素，其他真实性不过是促销手段，而后现代旅游者可超越旅游吸引物的客观真实，不计较真假；其次，旅游者可参与到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建构中，消费者则很难参与，即真实性对消费者的支配性更强；最后，消费者无疑渴望真实：货真价实的商品、服务与体验，而真实性是否是旅游者真正渴望的东西，还不好定论，或许旅游者更渴望体验的真实，而消费者更渴望商品或服务的真实。

国内的旅游真实性研究不过区区10余年，可大致概括为如下几类：其一，引介性论著。1995年，章建刚翻译辛厄(singer)的“‘原始赝品、‘旅游艺术和真实性的观念”一文，文中评析了商人、收藏家、艺术史家的真实性标准；2003年，张晓萍正式引介麦坎内尔的“舞台真实”理论；2004年，彭兆荣出版《旅游人类学》，专章论述“旅游经验与真实性”；2005年，杨慧全面解释麦坎内尔的真实性理论；2009年，麦坎内尔的《旅游者：休闲阶层新论》由张晓萍主译出版，其中就有“舞台真实”一文的完整翻译。

其二，综述类论著。于岚的《谈谈旅游真实性研究》梳理了早期的真实性研究脉络，并辅以亲身经历加以说明；李旭东的硕士论文“民族旅游的真实性探析”对客观、建构、存在真实性做了详尽概述；周亚庆等也对真实性理论做出概括与比较分析；张文的《旅游影响——理论与实践》对国内外真实性研究做出全面梳理；张朝枝在《旅游与遗产保护——基于案例的理论研究》一书中对真实性理论做出深刻剖析。

其三，应用与案例研究。美国学者司佩姬(Swain)在对云南石林的田野调查之基础上，指出石林对真实性的两种表现形式：一是“原初的”；二是“建构的”；吴忠才应用戈夫曼与麦坎内尔的“前后台”理论分析真实性的影响因子；田美蓉分析了游客对西双版纳傣族歌舞真实性感知的影响因素；王艳平针对温泉水的掺假现象，历史地总结出温泉旅游的五类真实性；彭兆荣阐释了民族志视野下“真实性”的多种样态，指出旅游民族志涉及3种基本的真实性样态：1.地理学意义上亘古不变的自然风光的“真实性样态”；2.人与自然相濡以沫的“真实性样态”；3.旅游中“主客”互动所产生的“真实性样态”；杨振之针对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关系，提出“前台、帷幕、后台”的发展模式，前台是文化的“实验区”、后台是文化的“核心区”、帷幕是文化的“缓冲区”，此类论文是对“真实性”理论的策略性应用，有深入的思考，但数量极少；周桓的硕士论文《民族旅游的真實性研究——以夏河县为例》对真实性在民族旅游开发中的应用有较深入的探讨；卢天玲调查了九寨沟社区居民对民族歌舞表演的真实性认知，发现年轻一代持“建构论”观点，老年人则持“客观论”立场；高燕、郑焱从当地人、旅游者双视角对凤凰古城景观的真实性做出比较分析；董培海等从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来探讨真实性的三重内涵，并分析了各相关者(旅游者、当地人、开发商)对真实性的建构过程。此外，尚有大量案例研究，在文化变迁视角下考察旅游目的地“原住民文化”真实性与文化旅游产品之真实性，但此类论文重在借真实性理论阐释旅游文化现象，鲜有反其道而行之者，即以研究发现来充实既有真实性理论。

其四，遗产的原真性研究方兴未艾，这一方面是缘于“遗产运动”的热潮，而另一方面则与遗产旅游给原真性带来的潜在威胁有关，因此，遗产原真性研究通常与商业化、商品化、保护这类主题有关。据张成渝统计，国内除官方出台的相关准则与文件外，学术群体首次涉及原真性是在1990年，罗哲文等对古代建筑的“历史真实性”做出论述；此后直至1995年，刘临安才再次提及历史建筑的真实性，并于1997年首度将“真实性”与“authenticity”相对应。21世纪始，阮仪三、张成渝、陈勇、曹娟、徐嵩龄、刘爱河、王景慧等陆续针对遗产的“authenticity”概念、翻译做辨析；2004年，吴晓隽揭示遗产旅游中的真实性困境，此后出现一系列探讨遗产原真性与遗产保护的案例研究。

反观之下，可见国外学界对真实性的认知过程一直持续至今，而将该理念用于指导旅游实践者甚少，部分原因即在于通过旅游体验的调查分析，真实性总是被选择性地、权宜地或因人而异地在乎，并未成为旅游吸引力机制的恒久要素。因此，藉着对真实性往复循环的学术探讨，学界应警醒社会变迁与旅游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全球化与现代性促使了生活世界与旅游世界的物质与意义互输，导致后者的真实性走向“非世俗性”的极端：极度危险、极好品质、极高认同、极度怪异、极为罕见、极端难得等等。就国内的真实性研究而言，学界对国外累积的真实性认知几乎是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真实化”策略被迅速施用于旅游实践，而对真实性理论的本土化认知几乎才刚刚开始。理论上的“前后台”划分很容易，而本土旅游实践中的“前后台”又将如何分界呢?或者，假定确如上述研究所示，大陆游客对旅游客体的真实性反应冷漠，那么开发商与营销者苦心表现、标榜的真实性又有何意义?

六、结语：价值何在?

斯坦纳二人提议放弃对“客观真实性”的追求与研究，因为就文化的变迁本质而言，根本不存在某种恒定不变的“客观真实性”，在此前提下讨论“客观真实性”也是毫无意义的，倒不如转而关注旅游主体的“存在体验”，此乃最纯正的“真实性”。当“真实性”内涵退让到如此逼仄的境地时，该是时候来思考其价值之所在了。

首先，对现代人来说，“真实性”是疗治现代性“病症”的一剂良药，这并非是专属于麦坎内尔个人的洞见，事实上认同者甚众。按照麦坎内尔的看法，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或高贵的“他者”处，必定存在着“既定”的真实性，与现代社会的一切弊端形成鲜明对照，而这正是吸引旅游者的地方。虽然这种将旅游动机浪漫化、高尚化的做法已经被摒弃，但毋庸置疑，真实性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观体现，会无可避免地衍射到旅游客体上。如上述，真实性的建构特性使得不同的旅游主体持有不同的真实性标准，至于“彼时”、“彼地”、“他者”的地方性或文化差异能否在一定程度上表征真实性，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不过可预见的是，哪怕既定的“客观真实性”永无觅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无法阻止现代人将之作为一种“美好品性”而渴求，客体的“真实性”将永远是一种凭据，人类需要对之做出判断而获得自我确证，旅游客体亦不例外。因此，真实性作为一种价值观，无论是其物质存在、属性存在，还是概论存在，对现代人都是意义非凡的。

其次，当学者放弃对“客观真实性”的无谓抽象，而留意到主体体验的真实性时，即是真实性研究的转折点，缺乏人类主体的参与，客体的真实性毫无意义。在此层面上，旅游者体验或多或少是建立在旅游客体的存在之上的，而体验的真实性与客体的真实性属性之间的联系，则有元数种经验类型供人研究。斯坦纳二人提出学界应更多关注“存在真实性”，包括旅游者与东道主，说明对本真自我的诉求与表达已经成为欧美社会所凸显的特征，然而，或许真实性与现代性存在着深刻的渊源，但这并非旅游研究的专题。鉴于此，学者纷纷提出真实性研究的新焦点，包括：1.在个体与群体话语中，真实性的功能和意义何在，即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什么需要真实性?2.为什么一些人体验到真诚或真实的事物而另一些人却没有?3.哪些因素建构了主观与客观真实性，过程怎样?4.“真实化”的意义何在，表现如何?5.在旅游过程中“存在真实性”体验的现象表现怎样，根源何在?等等。换言之，当真实性被预设为一种价值观后，就勿需“纠结”于真实性诉求与旅游的特殊关系，反而是旅游实践中真实性的特殊呈现值得深究：它与旅游者持有的真实观有怎样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条难以把握的神秘纽带呢，还是难以计数的关系类型?就“旅游真实性”的研究而言，其价值在于：假如真如未来学家所言，旅游将是21世纪最有希望的产业之一，那么真实性将在这个庞大的体系中扮演着何种角色，表现如何，对旅游发展的意义如何?显然，当这些东西被捕捉到后，就可借此一隅反观现代人与现代社会的现状。

最后，旅游者的真实性诉求是西方社会的产物，其认知是西方话语中心的，中国的大众旅游能否与之存在文化编码和价值判断上的可理解性和可沟通性，是亟待比较研究的论题。不过，必须清醒意识的是，西方社会内部对旅游真实性诉求尚且摇摆不定，国内学界也用不着“抱残守缺”。正如科恩所言：“我们对与日俱增的非西方旅游者的动机与愿望知之甚少，不过，其历史上并未出现过西方人的“旅行艺术”，如果这个判断合乎情理，那也就没必要逼着他们去追求“真实性”。因此，非西方旅游者旅行的文化动机何在、其动机对旅行艺术的形成以及旅游目的地和活动的选择有何影响等问题，才该是当前旅游社会学研究所应面对的重要问题。这自然是一家之言，但不无借鉴意义，不过“局外人”所欲了解的中国旅游，必定与本土学者应该探索的中国旅游有所不同。只就真实性研究而言，本土学者或许该向国外学者取经，在田野调查中审视旅游客体的“真实化”与旅游主体的真实性感知，获取真实性的本土化认知，积累本土的经典案例，为真实性的国际研究做出足以与中国旅游规模相匹配的贡献。《红楼梦》里，王熙凤说道：“讨人嫌得很!得了玉的益似的，你也玉，我也玉。”但愿国内旅游的真实性研究与“真实化”应用是得了真实性的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