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父子兵”的警示

■张灵霞

“腐败父子兵”的警示

■张灵霞

近年来，“腐败父子兵”频出，已经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继重庆移动原董事长沈长富“父子受贿案”后，同一年，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原董事长侯行知父子又被查处。今年，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及其子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又双双获刑。对于“腐败父子兵”的渐次登场，我们在了解其案件的同时，还需要深入挖掘其犯罪的原因，找出其漏洞所在，并及时加以修补。

案件一：2011年11月11日，备受关注的电信反腐窝案之一——原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沈长富受贿3600余万元被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17日，其子沈俊成受贿案一审宣判，法院认定沈俊成受贿金额达1309万余元，判处其有期徒刑10年。

据法院调查，1990年至2010年期间，被告人沈长富先后利用担任重庆市电信局无线分局局长、重庆市电信局副局长、重庆移动通信公司总经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重庆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务便利，为他人在设备供应、股份转让、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取利益，共收受财物折合人民币3616万余元。

在法院调查的多项涉案事实中，长远贸易株式会社总经理毛节琦向沈长富行贿的时间最长，行贿的金额也最大。长远贸易株式会社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供应商瑞典爱立信公司的高级顾问，毛节琦负责中国市场。1996年至2010年期间，瑞典爱立信公司向重庆市电信局、重庆移动公司供应移动通讯设备。在长达13年的时间里，沈长富先后7次收受毛节琦所送的美元141万余元、港币600万元，共计折合人民币1747万余元。直到沈长富“落马”前，两人仍有金钱往来。

同时，审理查明：1999年至2010年，在沈长富的帮助下，成都东讯电子工程公司、四川冠达通信公司成功地承揽了重庆移动公司建设工程、万州片区基站维护工程等多项业务，2003年至2010年，沈长富安排其儿子沈俊成收受上述两家公司负责人刘卫所送的价值66万元的成都市冠新通信技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沈俊成先后3次分得“红利”1309万余元。2004年至2010年，在为华为通讯技术公司向重庆移动公司供应设备、进行技术服务提供帮助后，沈长富通过安排其子沈俊成在华为公司成都办事处、沈阳办事处挂名领薪的方式，收受该公司所送的131万余元。

案件二：2011年12月19日，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侯行知受贿625万余元，被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子侯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

据法院调查：1996年至2011年4月，被告人侯行知在担任四川省重庆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和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党委副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者伙同其子侯索取或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625万余元。

其中，在担任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期间，侯行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侯接受重庆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冯某的请托，为该公司从重庆能源投资集团公司下属企业购买煤炭业务提供帮助。为此，侯多次收受冯某人民币共计182万余元。

此外，在担任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董事长期间，侯行知还通过侯、熊伟等人接受重庆某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曹某的请托，为该公司入股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的下属公司提供帮助。2009年年底，该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股。2010年3月，侯、熊伟等人共同收受该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131万元，侯分得人民币60万元。

法院认定，侯行知收受625万余元受贿款，在其涉及的国有企业改制破产、协调上市指标、工程项目承接、延长企业用电优惠、购买煤炭、干涉人事提拔等14项犯罪事实中，经其儿子侯“牵线搭桥”的有6项、涉及受贿金额达374万余元。

案件三：2012年8月31日，安徽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宿州市国土资源局原局长张治淮及其子宿州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张冬受贿案作出一审判决。两人受贿数额超过两千万元，法院依法判处张治淮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处张冬无期徒刑。

法院审理查明，2005年至2011年，张治淮收受某房地产公司杨某8万元，与其子共同收受杨某754.11万元，为对方在项目变更、零地价出让地块等方面提供帮助。2008年至2011年，张治淮、张冬共同收受宿州市某房产公司卢某579.48万元、港币40万元、购物卡1万元，为该公司提供帮助。2008年至2009年，张治淮、张冬共同收受安徽某不动产咨询公司刘某某200万元，在调剂耕地指标方面提供帮助。法院查明：张治淮与张冬共同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1741.81万元、港币40万元、购物卡1万元、价值人民币58.12万元的丰田越野车一辆；张治淮单独收受、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455.1万元、购物卡20.8万元、美元1万元、价值人民币25.52万元的帕萨特轿车一辆、价值人民币76.19万元的住房一套（未遂）；张冬单独收受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76万元。

纵观这几对父子的腐败行径，我们难免有这样的感受：这几对父子锒铛入狱是罪有应得，套用某个小品中的一句话就是他们都是“不幸被金钱所击倒”的。但是我们究其犯罪的原因，就会有两个疑问涌上心头。

疑问一：在这几对父子中，作为高管的父亲难道就没有想到自己和儿子的风险么？为什么要把儿子也带到沟里去呢？

疑问二：在最后一对父子中，张治淮、张冬父子供职于同一机关，老子当局长，儿子当分局长，这样一种由“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带来的巨大“职务便利”，究竟又是谁创造的呢？除了父子二人自身，谁还应该对此负责——当地对张治淮父子的任职、对回避制度的实行具有监管责任的组织部门，是否也应被追究责任？

究其根本原因其实很简单，一个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封建家族观念在作怪，父子之间由原来的血缘至亲变成了腐败同盟。同时由于这样的父子关系，儿子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进行权力寻租的突破口，在腐败过程中实际充当了权力掮客的角色。记得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侯行知被捕后，曾坦言，原本想给儿子铺一条“阳光大道”，没想到却把他送进牢狱。“我知道侯本事不大，没什么能力，也不好好上班，没有固定收入，我就想趁在位的时候，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别人协调生意，让侯从中收取点好处费，希望他以后能过得好点。”

另一原因是权力的泛滥和监管的缺失。在现行回避制度中，对于“父子”这种显而易见必须回避的亲属关系，并没有什么含糊不清的制度空子。这也就是说，张治淮父子同贪所利用的“职务便利”，其实原本是最不该出现、最容易避免的“职务便利”；它既非制度缺失、也非制度含糊造成的，而是制度公然不被落实执行、任由其形同虚设导致的。

同时，重庆市能源投资集团公司原董事长侯行知被捕后也曾坦言，大型国企董事长的权力大、监督弱，在项目合作、物资采购、兼并重组、干部任免等方面拥有话语权，暗箱操作空间较大，可以借此“交朋友”，将权力“期权化”。

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透过这几起案件，我们想到，腐败父子兵的出现，既是个人和家庭的不幸，也是社会的悲哀。避免沦为“腐败父子兵”，主要责任还在那些官员父亲的身上：他们应该增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以身作则管好子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应该树立正确的权力观，严格遵守法律和领导干部子女就业、经商等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应该树立正确的亲情观，牢牢记住那句古训：“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

历史链接：

父子清廉传佳话

三国及西晋初期,胡质、胡威父子俩皆以清廉著称于世。胡质,字文德,淮南寿春人,魏文帝时,官至东莞太守、荆州刺史,后加封振威将军,赐爵关内侯；其子胡威,字伯虎,晋武帝时官至青州刺史，死后被追封为镇东将军。

胡质在曹操当政时还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吏,他之所以日后官职显要,不是靠逢迎拍马、贿赂开路,而是靠自己的清正廉洁和勤勉政绩。魏文帝曹丕在位时,胡质任东莞太守,“在郡九年,吏民皆安”。到荆州任刺史后,他的政绩依然卓著。他任职之处,形成了“广农积谷,有兼年之储”的富庶局面。嘉平二年（250年）,胡质病逝,“家无余财,惟有赐衣书箧而已”。四年后,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考虑到胡质一生为官清廉,体恤民情,特下诏褒奖其清廉品德,并“赐其家钱谷”。

胡威受父亲胡质的影响,年少时就有志继承和发扬其父的清廉美德。有一年,胡威从洛阳去探望在荆州当刺史的父亲。胡质虽然当官,可家中并不富裕,以至于胡威去看望父亲时没有一车一马,也没有仆人随从,只好骑着毛驴独自上路。途中住宿客栈时,胡威自己劈柴、做饭、放驴。同住客栈的得知他是荆州刺史胡质之子后,无不惊讶,又无不钦佩。在荆州小住几天后,胡威向父亲辞行,胡质很想拿点什么东西表示一下做父亲的心意,翻来翻去,总算从家里翻出了一匹绢,便拿给胡质作为路上的盘缠。胡威却责问父亲:“人们都说您清正廉洁,为官不贪不占,不知道此绢从何而来?”胡质先是一愣,然后解释道：“这是我从俸禄中节余下来的。”胡威这才放下心来,谢过父亲上路。

后来胡威历任徐州刺史、青州刺史等职,也同父亲一样廉洁自律,克己奉公,为官一任,造福一方。

晋武帝司马炎闻知胡氏父子为官清廉的美名后即召见胡威,对他父子二人的廉洁奉公大为赞赏,并随口问道：“你和你父亲相比,谁清廉？”胡威答道：“我不如我父亲。”晋武帝又问：“为什么?”胡威回答说：“我父亲清廉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是恐怕别人不知道,所以我比我父亲差远了!”太康元年（280年）,胡威卒于青州刺史任上,朝廷因其政绩突出,且为官清廉,特追赐他为镇东将军,加封谥号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