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诺思制度变迁框架的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以荣家企业制度变迁为例

柯 华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200433）

一、引 言

中国近代企业史研究是新兴学科，近年颇受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吴承明，2006）。经济史学界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企业史已有相当的成果，有的研究着眼于意识形态对企业的影响，如从儒家伦理影响企业交易费用角度论述家族企业合理性及负面因素（杜恂诚，1993）；还有的研究关注了社会传统环境、国家政策、法律等制度环境对近代企业的影响（朱荫贵，2003；王玉茹，2003；陆兴龙，2006等）。随着研究的深入，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企业制度变迁渐成焦点，如对侨批局的制度构建的分析（戴一峰，2003）、对民国定货契约习惯和裁处的制度分析（刘兰兮，2006），以及对家族经营管理、内部资金调拨、企业内部契约关系等一系列正式、非正式企业制度变迁的研究（陈争平，2007；朱荫贵，2008；李玉，2008等）。

新制度经济史学方法引入中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并不能完全解释中国近代企业的微观行为特征（汪戎，2004）。新制度经济史学理论引入中国，受到盲目照搬西方理论的质疑，学者呼吁既要重视新方法的应用，也要重视理论的本土化（郭艳如、孙涛，2008）。

随着新制度经济史学方法在企业史研究中的广泛应用，可以发现颇多中国特有的企业制度变迁难以用现成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予以解释。例如，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基于制度收益的高低比较而进行的最优选择，先进制度替代落后制度是理性的。然而，中国近代企业中却广泛存在新旧并存的会计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