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文艺思想的理论构成及当代评价

蔺春华

(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王蒙文艺思想是他解释和认识文艺问题的一贯立场和观点，散见于他的一系列文艺论文、创作谈以及讲演稿当中。它们集中产生在1980年代初至1990年代中期，并在与新时期文学同步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和提升。王蒙文艺思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下，继承了“五四”文艺理论新传统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优良传统而生成的产物，也是他自身丰富的文学创作和批评实践的结晶，在他的文学活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文学走过波澜起伏的60年历程的今天，深入研究和探析王蒙文艺思想的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从中可以获得许多重要启示。

一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王蒙是为数不多的创作实践与理论建树并重的作家。在他超越半个世纪的文学创作生涯中，他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方法对各种文学现象、作家作品以及文学本质、特点和规律进行了具体深入的思考与研究，特别是对文学自身特点和规律的概括与论证阐释，提出了许多自己独创性的理论观点。

首先，王蒙始终立足于社会角度谈文学问题，“社会性不是文学之累”①是王蒙文论一以贯之的立场和出发点。1980年，王蒙就明确提出“文学的对象是人的个体，但是单个的活人是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的……要理解人就必须理解社会，要表现人就必须表现社会。”〔1〕(P53)他认为文学艺术的社会性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文学“是对于生活的一个发言，它是历史的记录……它是生活、世道人心的见证和纪念”，文学的价值和力量“在远远比文学本身更广阔、丰富、严峻而又坚实的社会生活与大千世界

里。”〔2〕(P165)这是他从当时特定的现实语境出发，把表现人与表现社会联系在一起，对文学的社会性内涵做出的界说。他相信文学“能够推动社会的变动，使这个社会变得更理想”，〔3〕(P77)他坦承“不欣赏‘纯文学’的提法”，认为“一味的与过分的贬低文学的社会性与强调纯文学，迹近于把文学从人生的惊涛骇浪中拉出来，禁闭入早已有之的象牙之塔。”〔1〕(P35)这既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观念的集中体现，也是时代情绪和人民心声的直接反映。王蒙是啜饮着五四新文学传统和苏联革命文学传统的乳汁成长起来的作家，他秉承和坚守的是“为人生的文学”传统，特别是沉寂社会底层20多年之后重新获得了社会代言人的资格，王蒙在对具体文学现象、文学观念还是某类创作体裁或某种文学思潮的分析中，都努力从政治的、经济的、时代的原因和文化背景、文化因素切入，指出其发生的必然性、合理性和发展趋势。比如在新时期第一个文学思潮——现实主义的论争中，王蒙对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审视和质疑，就是站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日新月异、千变万化的生活和文学观念的基础上提出的;即便在由他创作的意识流小说而引发的文坛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追逐热浪中，他仍然毫不含糊地强调：“即使我写人的精神世界，所要反映的仍然是社会，仍然是生活。绝不是一个脱离社会环境、脱离时代，或者纯动物性的那种人的精神世界。”〔3〕(P133)在王蒙的意识深处，时代与文学的关系，时代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始终是他关注的话题。1985年以后，当文学开始进入多元共生的时代时，王蒙发表了著名的《文学三元》，他认为一些作品“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并不是因为它们政治上太强，而是因为它们艺术上太弱”，“真正的社会使命，与政治上的随风逐浪紧跟配合不是同义语。对于许多作家来说，社会洞察力与艺术洞察力紧密相关，思想创见与艺术上的创造性发现紧密相关，社会使命感与艺术使命感紧密相关。”〔1〕(P169)面对文学进一步分化，社会亟待转型的现实，王蒙努力使自己的文学思考靠近时代的需要，并由此体现我国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方向，表现出中国社会的历史转换。如果说新时期之初，他还只是笼统地主张“文学通过表现人来表现社会”的话，这一时期他把作家的社会意识和社会历史的使命感则看成是他们创作和人格“不可缺少的，有时是首要的组成部分。”〔1〕(P169)在“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1〕(P178)，王蒙又在他的文学“社会性”中融进了“民族性与时代性”的内涵，将文学的社会性与文学的“人性与生命”价值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诚然，任何一种文学观念的产生都离不开特定的生存空间和特殊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因此，文学的社会性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系统，不会也不可能有绝对的裁定标准，王蒙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及时对社会和文化现实的变化作出反应，在他的文学观念中融进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内涵。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的转型带来了文化的转型，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确立，使得文坛怨声载道、作家忧心忡忡。当代文坛先后围绕着“人文精神”、“大众文化”、“文化殖民主义”等进行了几次大的讨论，重新梳理了文学的价值及作家的使命等问题。王蒙在关于“人文精神”②讨论中的态度，表现了他对商品经济冲击下社会价值观偏离的清醒认识，对文学失却重心之后的理性态度。此后，王蒙提出“文学的歧义”的命题，并对此进行了专门论述。特别是对文学的功利和非功利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他不仅对文学在社会处于急剧变动时期承担的使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也肯定了文学的娱乐和游戏性质。在此基础上以文学的功利性与非功利性并不矛盾立论，进一步指出：“文学中有一种现象，就是以非功利来标榜或者说他主观上确实是非功利的，但实际上却达到某种功利的效果，甚至有可能超过那种一味追求功利的作品。”〔4〕(P14)由此对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和把握。接着他又提出了社会与作家、艺术家相互选择的问题，显示出他对文学的社会性更为深入和开放的思考，他认为市场经济时代，文学更多地具有了满足人们的消费、娱乐和休闲需要的功能，这种文学的“非社会性”其实是文学“社会性”的一种表现和补充。由此可见，虽然在不同阶段，王蒙对文学的意识形态内涵的理解有过变化和差异，但他始终没有把文学的社会性抽象化和绝对化，而是为它赋予了鲜活的时代性和现实感。

其次，“文学是心灵的游戏”③，这是王蒙对文学作为特殊精神活动的一种阐释和理解。也是他所认同的儒家文化思想对他的文艺思想、文学观念直接影响的结果。王蒙一方面积极鼓吹文学的社会功能，承继了文学的“载道”传统;另一方面，也立足于当代社会文化发展的要求，承认文学的娱乐功能，重视“游于艺”的传统。这里既有他文学观念本身的丰富、复杂性，也有经历了两个时代、两种经济体制的转变，前后发生的变化。但无论是“载道”说还是“游戏”说，都可以将其纳入王蒙文艺思想的框架和内在理路中审视。

王蒙在1980年就提出：“文学，应该使人快乐，这种快乐不是指酒足饭饱的满足，而是更高的精神上的一种舒展，精神上的一种美化、一种升华。……所谓‘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通过文学作品能够唤起和丰富你的感情。还有一种想象的快乐，体验的快乐。”〔2〕(P78)这种舒展想象和体验的快乐，无疑是文学的游戏性带给人的一种审美的自由感，它包含对文学的本体价值的追求。对于文学作为精神生产的特殊性，王蒙有自己的认知：“中国文学与社会”的“交互作用是正常的”，他还说“中国作家并不排斥文学的娱乐作用，补偿作用，不排斥自我表现或者移情。”〔2〕(P306)1985 年，王蒙曾就文学的欣赏——消费——生产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娱乐是人们的基本要求”而我们的文学“过去对这个要求重视不够”，其实“文学能在这方面起特殊的作用，使人们在娱乐当中有一种对美的追求。”〔4〕(P84)事实上，王蒙在进行“文备众体”(郜元宝语)的创作的同时，也始终从理论上思考着文学的性质和功能，他说：“我常常感觉到对文学的各种解释、各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而又都不能让人完全满意。”〔5〕(P166)事实上，对任何一种文学现象，都不可能只有一种不乏合理性的解释，关键要看从哪一种角度切入。而王蒙文学观念的生发点是探寻其无限的可能性，他提出：“可能性，在文学当中是一个关键的词，甚至对于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文学上的可能性就是要把这个‘可能’写得和现实一样，把可能性写好了就是完成了一部好作品，也就是使可能性虚拟地实现了。……在文学作品里我们所说的可能性就是可能的现实，或者是现实的可能。”〔6〕(P19－20)正是在这个前提下，王蒙才会直言：“我倒想为‘玩文学’辩护一下……‘玩’是否和严肃对立，或绝对排斥? 我觉得很难说。”〔6〕(P19－20)他以美国著名女作家格瑞斯·培丽为例，证明文学的社会性和游戏性并不互相矛盾和对立，他说：“她非常关心社会生活，很关心政治，而且有她自己的倾向性，但她谈到文学时认为文学是游戏。”〔6〕(P168)在中国社会经历了社会急剧转型、市场经济大潮滚滚而来、大众文化蓬勃兴起的1990年代，文学已经彻底失却了“阳春白雪”的地位，只能居于社会的一隅。王蒙梳理了过去半个多世纪我国战争文艺和革命文艺传统，结合我国现有国情，认为市场经济下，文学并不只是揭露、歌颂、赞美的问题，他又一次呼吁：“给我们一点游戏性吧，我们实在是够紧张了。现在只要稍稍一点游戏性，往往就受到左面的、专制的和非常民主的精英的攻击，说是‘玩世不恭的又来了’。中国有这么多作家，有那么悠久的传统，没有点玩世不恭，怎么活下去啊。……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游戏，当然不仅仅是心灵的游戏，但是，起码有一部分是心灵的游戏、文字的游戏。”〔7〕(P303)在《红楼启示录》中，王蒙指出：“盖中国传统文学，特别是小说这种‘大众文学’样式(诗歌散文方是传统的‘精英文学’)，更富游戏性，它不象西洋现实主义那样严肃，那样呆板，那样郑重。在中国传统小说里，回避隐讳、影射暗示、假托借代(如借秦氏之口讲番大道理)、谜语占卜、牵强附会，以及种种文字游戏、结构游戏、情节游戏(如秦雯死后变成芙蓉花神云云)的方法用起来得心应手，与外国文学作品相比，自有一种中国特色的轻灵潇洒，轻灵潇洒而不失其痛切沉重，把荒唐与酸辛泪结合起来，虽荒唐而字字血泪，虽字字血泪而荒唐可玩，这样的写法有一种特殊的间离感”。〔8〕(P35)这不仅肯定了小说与生俱来的游戏性质，也阐明了文学作为特殊精神生产所具有的审美价值。从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到肯定文学的游戏性，王蒙文论应和了当代文学半个世纪以来关于文学定义的变化，即从1985年以前的社会意识形态论到之后审美意识形态论的确立。

二

1985年，王蒙首次提出文学的“本体永远大于观念”④，并成为他自己阐发诸多文学现象的视角和起点。在日后的文论中，王蒙试图对此进行较为系统的理论论证。新时期“文学本体论”的提出和建构，是理论界和文学界重视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摒弃庸俗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开端。尽管在1980年代中期，研究者开始将“本体论”这一哲学术语引入文艺学研究的时候，王蒙承认他对“文学的本体”这个说法还没有十分科学的把握，但从作家的创作体验出发，他对文学内部规律问题表现出一种“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敏感。他成为新时期最早著文探讨“本体论”的作家之一，他不仅肯定文学本体的存在，还明确提出“我们更应该重视对文学的本体论的研究。”〔9〕其自觉的文论意识由此可见一斑。以小说创作起步的王蒙，出于对文学的直观感受进而思考文学观念问题就成为其文论的独特之处，“他绝不惟理论，更多的时候是拿来为我所用，是对自己实践、心得的验证。”⑤当然，这也与王蒙知识结构的局限有关，众所周知，王蒙的出身和成长经历客观上造成了他对西方现代文化的隔膜，他的文学理论储备也相对薄弱。这决定了王蒙文学批评重感觉重体验的特点，又促成了他文学观念强烈的现实感和多元化追求。因此，当西方各种方法论在中国文坛大行其道的1980年代中期，王蒙没有成为积极的追随者和热情的鼓吹者，为了证明自己并不落伍，他坚持从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出发，探讨文学的本体特征，他说：“我以为文学的本体是存在的，它就是文学所反映所追求所赖以发生的宇宙、自然、世界、人生、社会、生活、人类的精神世界，”〔2〕(P213－214)而在另一处，王蒙阐释道：文学的本体“是指古往今来的一切文学成果主要是创作作品的总和……更是指文学所反映、所表现、所探求的宇宙、世界、人、人生。”〔1〕(P137)王蒙认为“一种新的创作方法、研究方法、文学观念的产生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产物，更重要的，它是上述本体的产物”，他认定“本体大于迄今为止的任何文学观念和方法。”〔10〕(P215)因为“文学理论与创作不论如何花样翻新，都是宇宙——世界——艺术本体这颗生生不息的大树上所结的果。”〔8〕(P62)文学的本体涵盖了文学“所拥有的诸种内容与形式”。新时期对文学本体论的研究，最初并没有把它与文学反映论区别开来，所以王蒙对文学本体的思考仍然立足于文学反映论的基础上，但他从自身的理解和感悟出发，至少阐明了这样几点：即文学的本体与作品的本体与生活的本体是相通的，任何文学观念都可以在文学的本体和生活的本体内找到发生和存在的依据。需要注意的是，在他开始于1980年代末的“红楼梦研究”中，王蒙对“本体与观念”的关系有过多次解释。他曾以曹雪芹为例阐发说：“我觉得曹雪芹的天才恰恰表现在他生动地反映了生活，反映了作为一个人的心灵的痛苦，在爱情上、事业上、人与人的关系上、友谊以及仕途经济功名上灰心绝望的情绪。这与其说是一种观念，不如说是他伟大的本能，是他的情感、是他的天才。”他强调“人生的真味，艺术家的心灵，艺术家的天才远比观念更重要，文学毕竟不是哲学。”〔11〕(P247－249)他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是人的本体，它先于理论而存在，……再过二百年，甚至一千年，仍然会有某种科学理论能在《红楼梦》中找到某种相通的契机。”〔4〕(P420)这充分表现出王蒙文论注重现实生活体验和文化存在，善于从亲验中提取思想，并随着现实语境的变化给予维护和完善。他的文学观念在变化之中深蕴着不变，即始终没有脱离作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所以当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席卷了中国社会，人们的精神生态更趋物质化和实利化，严肃文学的价值受到质疑，社会地位日渐衰弱和边缘，王蒙也发出了“我为使命而悲伤，我为人众而忧虑”的感叹，他在曹雪芹身上读出了“对于宇宙——人生——艺术本体的深切体味与执着追求，”〔8〕(P62)他还试图从发生学的角度探寻宇宙与生命的本源，进一步探讨文学赖以存在的其他可能性。他指出“最好的小说，都是最逼近宇宙本体的小说”，〔4〕(P207)他认为《红楼梦》“除了一个真实的人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世界之外，让人感到还有一个缥缈的世界，还有一个非常虚空非常荒唐、非人力所能把握的世界。”〔4〕(P285)这个世界“不仅仅是人的世界，还是天的世界。”〔8〕(P62)王蒙把天和宇宙，看成是小说的一个本原，这种对于文学本体(本原)的追问，虽然留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王蒙善于思考、勇于探索、与时俱进的文学追求及批评实践，极大地丰富了当代文论的话语空间，也为建构自身文论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以上对王蒙文艺思想的具体阐述，我们可以看出，在王蒙貌似庞杂、零乱的文学观念中，广泛涉及到文学理论体系中的创作论、本质论乃至作品论，他的文论不乏对具体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的分析和阐释，但他同时也重视从理论的高度和宏观视野上阐述文学的的特点和规律，从而建立起自己具有一致性和连贯性的文学观念，体现出他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理性思考和具体建树。

三

王蒙的文论创作几乎与他的小说创作同时起步，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新时期以来不同历史阶段文化(学)思潮的有力回应。要科学地认识和评价王蒙文艺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就要将其置于广阔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审视。客观地说，王蒙文艺思想的当代性和时代精神是他对当代文论建设的重要贡献，应当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犹如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认识的能力、局限和模式一样，王蒙文艺思想也因此存在明显的时代局限性，在体系的完备性和批评文体的独立性等方面，也还有待于进一步建设和完善。

当代文学批评经过新时期三十年的发展，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体系和话语系统。特别是在进入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民众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商品经济观念的发展，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及信仰追求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资源迅速得到传播。特别是各种批评方法对我国文学批评实践的介入，大大拓宽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视野，促进了批评家思维方式的变革。王蒙文论正是面对新时期文学乃至于当代文学错综复杂的发展现状，作出的判断和理性思考。在他的文论中，有对三十年来文学观念变化的探讨，有对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学的命运和和多样化选择的思考，也有对重写文学史的认识;他肯定通俗文学(包括大众文化)的价值，他研究文学创作手法、文学语言、文学体裁在时代变迁中的变化和发展，他探寻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路径……可以说，他的文论反映了当代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众多话题，并以自己独特的视角解析和阐发了其中诸多重要的问题。

王蒙文艺思想的当代性体现在他对当代文艺现状保持着高度的关注和清醒的认识，早在1985年，他的《当前文艺见解十题述评》发表后，就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在文中畅谈了对创作主体、对文化寻根、对通俗文学以及文学的当代性等问题的深入思考和个人化见解，对研究新时期文学具有参考价值。进入1990年代后，在西方现代主义方法论的热潮下，一些批评家纷纷从美学批评转向文化批评，从对文学作品的美学分析转到对文化文本的文化解读和商讨时，文学批评对文学创作产生的负面影响也在所难免。即便是一些追求学术化的批评也有学理而无实际，缺乏对时代和文本的针对性和可行性。王蒙多次著文探讨一些文学热点问题。他曾尖锐地指出：“文学观念文学思潮虽然千变万化并且近年来颇有发展进步，但是反过来拜倒在某种思潮面前而不懂得去珍重、去领略、去研究文学特别是杰出的文学作品本身，以为趸一点洋货领略一点新词就有了独得之密，就可以反过来视文学杰作如草芥，视炎黄作家如草芥，恐怕是本末倒置，热昏了头。”〔8〕(P169)在多年的批评实践中，王蒙始终对远离作品的批评保持警觉，他不无风趣地说：“有些义正词严的针对作者而不是针对作品的论说让我想起特殊年代组织生活或劳改队的小组会议上的思想根源分析，抓住或者并没有抓住一句什么话或是什么背景，于是隔代观火，空中立论，深文周纳，名教杀人，气势汹汹，壮怀激烈。”他坚持认为“离了作品的小道消息、趣闻轶事、行情涨落、怪论诡辩、名词堆砌和各种小联盟小伎俩都不是文学。”〔12〕(P516－517)这些颇具反思意味的观点，不仅对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切中肯綮，从某种意义上对这种批评现状具有拨正的作用。因此，王蒙文论对保持文学批评的审美特质和自主、独立的文化品格，展现文学对价值与意义的多层次、多方面的追求，形成开放、多元健康发展的当代文学批评局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王蒙文论还显示出高度自觉的文体意识。自从有了文学现象，就有对于文学现象发表各种看法的文学理论批评产生，也随之有了各种各样的文论体式。中国文论从先秦始时期开始就有诗歌体的《道德经》、寓言体的《庄子》，对话体的《论语》和《孟子》。唐代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则以24首四言诗构成了诗论，近代刘熙载的《艺概》、一直到现代李健吾的《咀华集》、宗白华的《美学散步》等文论经典，都是在张扬文学批评本体自足性的同时，表现出对文学批评文体的自觉追求。

真正的批评活动是强烈的批评意识的产物，对于王蒙而言，他的批评立场、着眼点和出发点，都与其作家身份紧密联系。也就是说，王蒙是把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精神体验和主观感受作为基点切入到批评对象中，实现和完成由对文学现象、文学作品的具体感受到理性评判的动态过程。王蒙认为：“对待文学，对待诗歌，和阐释同样重要的是感受。”〔8〕(P395)他把文学称为感受的艺术、发现的艺术和想象的艺术。王蒙因此也重视文学批评对感性经验和审美感悟的叙述或归纳。他曾提出：“正像作家应该善于感受(感觉、体验、认识)生活一样，评论家也应该善于感受(感觉、体验、认识)作品。”〔12〕(P315)他强调自己的文学批评属于“感觉印象式的”，其中自然充溢着他对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的主观印象和直觉感悟。谈到他喜爱的李商隐诗歌，王蒙说：“我读李商隐的诗，最大的感受是他的诗都那么活生生的。反复地读，他的那些语词、那些诗，都变得活起来了。似乎它们还在那儿组合着、奔走着、跳跃着，像一组组彩灯似的，一会儿这里亮了、那里暗了;一会儿这里暗了、那里亮了。它们都通着电。”〔8〕(P395)这种通过批评主体的审美感官取得的对文学作品最初的感性经验，无疑是进行理论分析和价值评判的立足点，也使王蒙的文学批评具备了文学的风骨和血肉。

王蒙很多时候是在非文论的文体框架内探讨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问题，他的文论尚未形成独立的文体。但王蒙坚持在文论形式上追求不拘一格，他认为文论写作“可以接近于散文，可以接近于杂文，可以接近于笔记、书信，可以接近于诗、散文诗乃至小说、故事，自然，也可以是逻辑井然的论说。”〔8〕(P395)也就是说，文论可以在论者所青睐所选择的任何一种文体的框架内展开。这种观念和实践对当代文论的文体无疑有拓展之功。此外，王蒙的一些杂感、短评和演讲稿等，都表现出他在话语风格上的感性思维特征。他曾经指出：“能够保持一种诗的感觉，对一个人来说，简直太重要了。”〔7〕(P461)他时常以独特而形象的文学手法表达他对一些作家作品的理解和看法，他评论铁凝早期小说创作的文章《香雪的善良的眼睛》，题目就来自铁凝的成名作《哦，香雪》，对写作尚在幼稚阶段但潜力无限的的铁凝，王蒙在文中批评道：“有这样一种形象纯真的女演员，演天真烂漫的女孩子一举成名，演成熟的复杂的性格角色却未能胜任，尽管据说她表演得极为认真努力。她的形象纯真的本色大大地帮助了她取得成功，但要像更高更开阔的艺术天地进军，形象纯真甚至于在有限地意义上成了障碍。”〔13〕(P117)比如对一位白族小说作家的作品，他评价说：“我喜欢他的清秀俊美的风格，他一下子让我想起了云南的碧绿的山山水水，想起热带与亚热带的树木花草，想起云南各兄弟民族的多彩多姿的文化风情……”〔13〕(P315)这种话语方式，让我们想起 1930年代李健吾先生对茅盾与巴金的评论，李健吾说，读茅盾像上山，沿途有的是瑰丽的奇景，然而脚下也有的是绊脚的石头;读巴金像泛舟，顺流而下，有时你连收帆停驶的功夫也不给……⑥。在王蒙文论中，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王蒙试图通过他睿智的洞察力，以形象的言说方式和幽默的语言，调动读者(或观众)的直觉，感悟文学作为艺术的精神。

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论，由于多种原因，成为主流话语的是被简单化、狭隘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批评，造成我们长期用政治的视角去研究文学，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严重束缚了中国现当代文论的发展和方法的革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论又被笼罩在西方“方法论”的阴影之下，中国古代诗性言说的理论传统基本上中断了。事实上，让许多批评家趋之若鹜的西方浪漫派和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的批评观，也强调和注重对文学作品的直觉感悟和批评家主观情志的抒发。因此，站在当下的视角，王蒙文论既是对中国古代文论审美传统的接续，也是对西方现代主义诸流派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注释］

①王蒙在《学文偶拾·社会性不是文学之累》中指出：中国现代当代文学具有强烈的社会意识，具有社会内容、社会意义、社会使命感，这无论如何不是它的缺点。

②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论争中，王蒙的《人文精神问题偶感》是最有代表性的文章，他认为人文精神就是对人的关注，其中包含对改善人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关注，对市场经济下世俗化、大众文化、人的物质要求、文艺的消遣娱乐性等，给予了基本肯定的态度。

③王蒙在《清风·净土·喜悦》中提出：文学本来就是心灵的游戏……起码有一部分是心灵的游戏、文字的游戏。

④这是王蒙在《学文偶拾·观念与本体》提出的观点，此后他对文学现象的阐发都以此为立足点。

⑤见于王蒙之子王山为《王蒙说·艺文味道》撰写的后记中，这是较为中肯的评价。

⑥这是李健吾对茅盾和巴金进行比较评论时所述，在王蒙的文学批评中，时常可见这种感悟式的批评文字。

〔1〕王蒙．王蒙文存(第2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2〕王蒙．王蒙文集(第6卷)〔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3〕王蒙．王蒙文集(第7卷)〔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3．

〔4〕王蒙．王蒙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王蒙．王蒙文存(第 2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王蒙．王蒙新世纪讲稿〔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

〔7〕王蒙．王蒙文存(第1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8〕王蒙．王蒙文存(第18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9〕王蒙．观念与本体——文学偶拾之三〔N〕光明日报．1985．11．14．

〔10〕王蒙．王蒙说·艺文味道〔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

〔11〕王蒙．王蒙文存(第2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2〕王蒙．王蒙文存(第2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13〕王蒙．王蒙文存(第2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