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沈从文小说的“戏剧化”文体创作

吴正锋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湖南 长沙 410003)

人们在谈及沈从文小说时常常将其小说称为“诗化”“散文化”小说，这自然有其相当的合理性，但是像沈从文这样伟大的小说家其小说创作形式是丰富多彩的，远不只是一两种文体形式可以概括的。其实，沈从文小说除了“诗化”“散文”创作之外，还有一部分小说具有“戏剧化”文体创作特征，而这往往被人忽视，其丰富的价值意义没有得到很好的认识，这不能不说是沈从文小说研究中的一种缺陷。下面我就此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

一、沈从文小说创作“戏剧化”的表现

沈从文小说的“戏剧化”文体创作具有多种表现形式和独特的形态特征。有的小说吸收了戏剧的某些因素，在戏剧性表演场面的描写，丑角人物的塑造，充满浪漫传奇性情节的设置等方面具有戏剧化特征。有的小说则在相对固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通过人物自身的外在言行和激烈的矛盾冲突来显示人物的性格和主题内涵，具有“三一律”戏剧特征，还有个别小说出现戏剧才有的科白，具有戏剧创作的外部形态特征，表现了小说与戏剧体裁混杂的状况。下面我就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

(一)“莎士比亚戏剧”因素

沈从文以《神巫之爱》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传奇性原始婚恋题材小说具有莎士比亚喜剧因素。这主要是说在《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龙朱》等小说具有较鲜明的莎士比亚戏剧特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充满戏剧场面的描写。《神巫之爱》对跳傩这一宏大场面做出了精彩的描写：在鼓乐声中，神巫在松明火把照得像白昼似的场坪中央，穿着绘有朱绘龙虎黄纸符箓红缎绣花衣服，手执铜刀和镂银牛角，有节拍的跳舞着，还用呜咽的调子念着娱神歌曲，小孩子则依腔随韵，为神巫凑歌，女子们把眼睛睁大，随神巫身体转动。在这如诗如画的场面，使人想到了莎士比亚戏剧《仲夏夜之梦》：“一切方式令人想起《仲夏夜之梦》的乡戏场面，木匠、泥水匠、屠户、成衣人，无不参加。”沈从文成功地将具有戏剧性表演的宗教活动引入小说，“是诗和戏剧音乐的源泉，也是它的本身。”(《凤子·神之再现》)显示出特有的魅力，增强了小说的民俗风情的文化厚度和浪漫传奇的艺术氛围。《凤子》《长河》等重要小说也描写少数民族跳傩迎神祈福这一充满戏剧表演性的原始宗教活动。

(2)戏剧性情节的设置。《神巫之爱》神巫与他的仆人五羊两次探窗，五羊还做梦与主人同站在那女人家门外窗前星光下与楼上女人对歌，探窗与对歌这两个戏剧性情节，在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莉叶》里也有。特别是在小说的结尾上出现戏剧性的情节变化，当神巫冒着暴雨，跳入碉楼，在灯火明暗不定中掀开蚊帐一看，却看到姊妹二人并头而眠，他惊呆了，仿佛是一个梦。在《媚金·豹子·与那羊》中则使用误会法，《媚金·豹子·与那羊》描写媚金与豹子这对情人约好在山洞相会，豹子为了表达自己对情人的爱，因寻找一只大小合宜毛色纯白的山羊而延误时间。媚金等待豹子不来，以为豹子变心，羞愧自尽。豹子赶来，拔取媚金身上的刀子也自尽身亡。这一情节跟罗密欧与朱莉叶两人最后的情节结局非常相似。《月下小景》寨主儿子傩佑和他的恋人因无法忍受女人同第一个男子恋爱，却只许同第二个男子结婚的族规，跟罗密欧与朱莉叶因反抗双方家族的族规恋爱自杀相似。特别是《月下小景》小说最后男女主人翁双双服毒自杀含笑死去这一细小情节也跟《罗密欧与朱莉叶》男女主人翁结局相似。

(3)丑角人物的塑造。在《神巫之爱》与《龙朱》里都出现丑角人物，这对于情节发展，制造喜剧氛围具有重要作用。这些丑角人物与其主人的性格既彼此对立又彼此补充。《龙朱》里矮奴对于推动情节发展，衬托龙朱的才艺具有重要作用。《神巫之爱》中的五羊以自己的丑陋衬托出主人的美好，他还以自己的聪明帮助成全神巫的心愿。凌宇先生指出：“《神巫之爱》中的五羊，《龙朱》里的矮奴，类似西方喜剧中常见的那类丑仆角色，属于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朗斯洛特·高波一类人物。”〔1〕(P269)

(4)大量歌词的使用。《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龙朱》此类小说大量使用歌词，往往连段成篇，在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这带有较明显的歌剧的色彩。苏雪林在认为这些歌词“都带着西洋情歌风味”。〔2〕《神巫之爱》不仅神巫跳傩迎神祈福有大量的歌词，就是他与矮奴进入云石镇寨门，两人出门巡游对答，他们与路边女人对歌和对楼上姑娘唱歌等等情节部分都穿插有大量的歌词。《媚金·豹子·与那羊》开篇便是菊花满山的山上媚金与豹子情歌对唱。《月下小景》中寨主儿子傩佑是唱歌圣手，他和他的恋人在山上美丽的月光下动情地唱了一首又一首美妙的情歌。《龙朱》中龙朱的歌全为人引作模范。龙朱战胜花帕族黄牛寨寨主的姑娘正是因为龙朱的歌，小说中不少地方穿插有美妙的歌词。由于大量歌词的使用，这些小说不少地方甚至能够看到具有歌剧的雏形。大量歌词的使用还使其艺术风格具有一种莎士比亚戏剧似的“传奇抒情诗气氛”。

《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龙朱》等少数民族传奇性原始婚恋题材小说在内容上也与莎士比亚的戏剧“‘人生’‘恋爱’‘矛盾’‘殉情’等等”相会通。《神巫之爱》把楚沅巫风、民间娱乐和男女真挚爱情相交织进行描绘。神巫拒绝众多花帕族苗人年轻美貌女子的爱情，却被一个不发一语肌肤似雪的白衣女郎所倾倒，并且不愿当神的仆而愿做人的仆，跳窗入室追求所爱。《龙朱》描写白耳族苗人兼备美貌美德和勇武智慧的龙朱的孤独，他的仆人矮奴巧使喻设引他出来与花帕族黄牛寨寨主的姑娘对歌，成全两人美事。《月下小景》寨主儿子傩佑和他的恋人反对陋习，双双服毒自杀。《媚金·豹子·与那羊》中豹子与媚金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维护对爱情的忠贞。《神巫之爱》、《媚金·豹子·与那羊》、《月下小景》、《龙朱》直接触及到人文理想，触及到“恋爱”“矛盾”“殉情”等主题。

由此看来，沈从文以《神巫之爱》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传奇性原始婚恋题材小说具有莎士比亚喜剧因素应该说是比较鲜明的，与莎士比亚戏剧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

(二)“三一律”戏剧特征

亚理斯多德在他的《诗学》里指出：“在诗里，正如在别的摹仿艺术里一样，一件作品只摹仿一个对象;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摹仿，他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3〕(P27)后来，古典主义戏剧理论者根据对亚理斯多德《诗学》的解释，提出“三一律”，即“时间的一律”，事件只能发生在二十四小时之内，“地点的一律”，即事件发生在同一地点，“动作的一律”，即动作是从同一性格人物发出的，因而是统一的，这样，就解决了舞台空间与剧情空间的统一问题。如果剧情的时间过长和空间过广，就通过分幕分场分景来解决，把剧情发展中最富戏剧性的部分，最能显示人物性格和剧作主题的部分，放在舞台上加以表演。

沈从文小说的一些小说也具有“三一律”的戏剧特征，即事件往往发生在一个相对固定的空间，事件所经历的时间不长，情节较为集中统一，动作是从同一性格人物发出的。沈从文的这些小说主要有《新与旧》、《夫妇》、《某夫妇》、《春》等，包括《有学问的人》、《看虹录》描写客厅内室情感漫游的小说。下面我就对此进行较深入的研究。

首先，这些小说首先是事件发生的空间和时间相对固定和集中。先来考察故事发生的空间。《新与旧》小说全篇明显地划为两大块，每一块开头都有明确的时间标志(如：“光绪……年”与“民国……年”)。沈从文这样标注以着意突出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仿佛是特地给我们设置了一出两幕的戏剧。《夫妇》小说事件发生的地点为xx村一个小坳上。《某夫妇》小说故事发生场所在某夫妇的家中。《春》为花园。《有学问的人》《看虹录》故事发生在客厅内室。这些小说具有“地点的一律”。再看故事发生的时间。《新与旧》故事时间虽然跨度经历两个朝代，但是故事分为两个时间段，在第一个时间段里的杀人棍责问案和赏号只是大量事件中的其中的一天，在第二时间段里是“军部”屠杀革命者的一天，具有时间的相对集中统一。《夫妇》小说事件发生的时间为一个乡村傍晚。《某夫妇》时间为某一天。《春》为四月的一天。《看虹录》为一个人生命中的24小时。《有学问的人》故事发生的时间更短，为天黑上灯时间。由此看来，这些小说具有“时间的一律”。可以说这些小说的空间和时间是符合“时间的一律”和“地点的一律”的。

其次，这些小说情节集中统一。《新与旧》《夫妇》《某夫妇》等小说矛盾冲突较为剧烈，情节较为紧张，富有戏剧性。《新与旧》描写光绪年间杀人，杨金标在军民齐声喝彩声中让“那汉子头便落地了”，他便不顾一切地直向城隍庙跑去，躲在神前香案下，等候县太爷的问案和赏号。人们从作者关于古老的行刑风俗的描写里看到“杀人”的“悲剧”怎样通过“法律同宗教仪式的联合”而变成真正的“戏剧场面”，“官场即戏场”，且“可达到那种与戏剧相同的娱乐目的”，杨金标从“刽子手”向“演员”的角色转换。时代有了变化，在民国年间，杨金标由前清的刽子手变成了一个把守北门城上闩下锁的老士兵，他的光荣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杨金标重新扮演一回“刽子手”的英雄角色，但这“第二次演出”，却成了十足的闹剧，他已经不再是“英雄”，而成了十足的“疯子”，受到现代化的“机枪”的包围，小说表现的是又一个“戏剧场面”。故事情节具有戏剧性特征。下面我们再来看《夫妇》，小说讲述一双新婚夫妇因为天气好在野外做“一些年轻人可做的事”被“捉奸”，乡村村民讨论如何处置这对夫妇，小说为此展开充分戏剧化的描写：那些“好事者”把这对夫妇束缚定，兴奋地围观，在鉴赏与捉弄中，“汉子们‘俨然有一种满足’，女人们发泄着‘极不甘心’的妒意，老年人忘记自己年轻时代的性情而要救正风俗了，小孩子则从‘打人’中补偿了‘挨打’的损失;更有乡村中的‘特权者’，‘摹仿在城中所见到的营官阅兵神气’，从装腔作势的讯问中满足自己对权力和财富的渴慕”〔4〕(P136)，表演了一幕乡村闹剧。作者将舞台场景艺术融入小说艺术。《某夫妇》小说情节起伏，具有戏剧性，作者描写某夫妇为了诈取钱财，丈夫让妇人去勾引来访的朋友，在事先练习过程中，妇人遭到丈夫的殴打，为了报复丈夫，妇人假戏真做，“尽年青客人在身上撒野”，夫妇俩为此相殴而上医院。总之，这些小说情节较为生动和集中，动作是从同一性格人物发出的，具有“动作的一律”。

这些小说除了具备“三一律”的戏剧特征而外，还特别是通过故事中人物的行动和语言等外在行为来表现，作者在小说中尽量不出现自己的声音，从而取得最大的戏剧效果。《夫妇》故事发生的这一切都是通过“城里人”璜的视角得到反映的，并通过他的说情而平息了这场风波。在小说中通过璜这个人作为视点，努力将作者自己的声音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小说“戏剧化”，这使人想起卢伯克把詹姆斯的《专使》看作“小说戏剧化的最高典范”，〔5〕(P134)一个重要的方法在于小说自始自终以小说中人物斯特雷泽的视点进行描写，他使故事自我讲述，使故事戏剧化。《某夫妇》通过某夫妇的对话来展开故事，推动情节发展。《春》小说写的是医科学生和他的美丽女友一场愉快对话，小说以女方父亲同意医科学生的求婚作为对话的潜台词，作者将人物安排在春天室外的花园，以人物精巧的对话作为主体内容。由于作者的声音的降低和隐蔽，就取得了最大限度的戏剧化效果。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描写客厅内室情感漫游的小说的“戏剧化”的特征则呈现出“心灵戏剧化”的特征，从而与有比较激烈的外在语言行动冲突的“戏剧化”小说相区别，但是同样呈现出矛盾双方“戏剧性”的张力，不过是一种心灵的张力，这是另一种形态的“戏剧化”小说。这些小说的“戏剧化”特征主要体现在人物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客厅或者内室，作者通过描写男女主人翁两人外在的对话而勾画和透视两人的内在心理张力，透视两人内心的心理冲突和内在心灵的矛盾欲求，使其暧昧的内心跃然纸上，构成一幕“心灵戏剧”。我们不仅看见两位男女主人公外在的情景，而且为其“心灵戏剧”情景所吸引。《有学问的人》小说描写的是黄昏时分天福与妻子的女友并坐于一间黑暗的客厅，两人展现出诱与拒的暧昧心理，男子的蠢蠢欲动的心理，他对女士进攻的步步紧逼和颓然退让，女士的冷眼相对和欲拒还迎，形成一种心灵的矛盾张力，具有“心灵戏剧”的特征。同样，《看虹录》“心灵戏剧”的特征也是很明显的。《看虹录》描写的是男客人与女主人发生在客厅的一次情欲体验，小说主体为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在一间素朴的房间，男客人与女主人在温暖如春的客厅轻松叙谈，有声的对话和无声的交流，这种对话与交谈包含了贞节与情欲的两种成分，蕴含着奖励和趋避的两种意向，从而展开情感的漫游和心灵上的张力，形成一种“心灵戏剧”特征。

(三)与戏剧体裁形式的混杂

沈从文小说残留有戏剧体裁的科白。沈从文小说的对话中出现了只有戏剧写作中才出现的介绍人物动作的语言。譬如《春》写道：

女人说：“你在思量什么?若容许这园主人说话，我想说：你千万别在此地做诗吧。你瞧，燕子。你瞧，水动得多美!你瞧，我吃这一朵花了。(吃花介)……怎么，不说话呀!这园子是我们玩的，爸爸的意思，也以为这园子那么宽，可以让我成天各处跑跑。如果你做诗做出病来了，我爸爸听到时，也一定不快乐的!”

医学生瞅着女人，温柔的笑着，把头摇摇：“再说下去。”

“再说下去?我倒要听你说点话!你不必说，我就知道你要说的是：(装成男子声音)我在思索，天上的虹同人中的你，他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呀?”〔6〕(P186－187)

沈从文在这里出现演剧似的对话和戏剧性的动作介绍，这使人想起沈从文在小说《白丁》里描写那位装腔作势的股长的谈话，他说：“这也没多事，院长意要先生来(以手抓头微笑科)为编编一个周刊”，〔7〕(P383)表明了沈从文把戏剧的体裁形式引入小说文体之中。

二、沈从文小说“戏剧化”创作的原因探析

沈从文小说“戏剧化”文体创作有极其复杂的原因，他一方面广泛向世界优秀文学艺术的进行学习和有益借鉴，另一方面又积极进行艺术探索和大胆创新，从而不仅在创作实践上，而且在小说观念上都对中国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下面我就此对沈从文小说的“戏剧化”创作的原因作如下探析。

(一)向世界优秀文学艺术的学习与借鉴

首先，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戏剧化”与他努力向世界优秀文学艺术进行学习与借鉴有着紧密的关系。

沈从文小说创作之所以具有莎士比亚戏剧文体特征，这是他向莎士比亚戏剧艺术借鉴的结果。沈从文在他创作中多次提到莎士比亚，说明他对莎士比亚的持续关注和对其艺术的敬重。沈从文在《绅士的太太》里曾提到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中主人公的名字，小说写那位绅士留洋归来的大儿子“用一个演剧家扮演哈孟雷特青年的姿势，把绅士太太的左手拖着。”〔8〕(P229)在《湘西》散文集《泸溪·浦市·箱子岩》谈到浦市酬神戏，提到莎士比亚的著名喜剧《仲夏夜之梦》，写道：“一切方式令人想起《仲夏夜之梦》的乡戏场面。”〔9〕(P374)孙大雨译莎士比亚戏剧《黎琊王悲剧》(黎琊王现在多译为李尔王)，沈从文写了《黎琊王悲剧·附记》，本篇发表于1934年11月24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122期，原附于孙大雨译《黎琊王悲剧》之后，无题。我以为，沈从文在此附记里称孙的译作“光华眩目”，“声色并茂”，这不仅是称赞孙大雨翻译艺术的高超，同时也是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的高度评价。沈从文对于田汉译述莎士比亚的作品，也作出了重要评价，他说：“至于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更重要位置的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是田汉先生努力翻译成中文的。……论分量沉重，以及从一个戏剧所处理的问题上，可发现与当时正流行的‘人生’‘恋爱’‘矛盾’‘殉情’等等名词相会通，使读者取得一种传奇抒情诗气氛的浸润，田汉先生的译述工作实在特有时代的意义。”〔10〕(P173)沈从文从题材和艺术两方面论述莎士比亚戏剧对于中国读者的影响，即题材的“人生”“恋爱”“殉情”等方面内容，艺术上具有“一种传奇抒情诗气氛”。由于沈从文对莎士比亚的持续关注，他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等方面都进行积极借鉴，这样在其小说文体形式上就具有了莎士比亚戏剧化特征。

沈从文小说创作“戏剧化”的另一外国文学因素还与他借鉴契诃夫等创作艺术有关。沈从文说：“契诃夫等叙事方法，不加个人议论，而对人民被压迫者同情，给读者印象鲜明”，“觉得方法上可取处太多”，〔11〕(P526)“说到契(指的是契诃夫，笔者注)如何处理故事和爱憎，我才明白受契影响之多”〔12〕(P97)。契诃夫不少小说往往通过描写富于戏剧性的行动和语言来表现人物，如他的《变色龙》就是如此。对此，沈从文不仅从整体上谈到契诃夫对自己小说创作的影响，而且他还就自己的某一篇小说与契诃夫的关系作了说明，他说《某夫妇》“这文章似乎是两点钟内写成的，大致正看了什么人论到契诃夫小说的文章，有说到就报纸一点新闻而写作一故事的方便，就不知不觉也抓起报纸来看了一下，动手就写成此篇。”〔13〕(P436)《某夫妇》除了在内容上讽刺城市中的虚伪罔诞外，在叙事上作者采用“戏剧式”全知叙事方式，叙述者只提供了人物对话和动作，人物外貌和环境的描写尽可能简略，没有任何人物内心活动的披露。在契诃夫不少小说也具有这种“戏剧式”全知叙事方式。可见无论是主题思想还是艺术形式，契诃夫都对沈从文创作具有积极的影响。

(二)多方面的艺术探索实践

其次，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戏剧化”与他进行多方面的艺术探索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沈从文绝不拘于一种艺术形式。他说：“对于一个故事的写作得打破一切常规框框;文字也有同样情形，写来写去就自然理解它的效果了。总的说来，求不受任何影响，必须从实践上，从成功和失败两个方面取得经验，才明白叙事的多样性，才可望在同样三五千字极平常事件中，得到动人效果。”〔14〕(P525)沈从文早期创作各种体裁作品同时尝试，对此凌宇先生有过这样的论述：“这是一个初学用笔的阶段。体裁杂——小说、诗歌、散文、戏曲，在他的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的创作中，几乎是同时并举——他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文学体裁”〔15〕(P183)。沈从文早期创作了不少戏剧，在他的第一部创作专集《鸭子》里就收入了相当多的戏剧作品。《入伍后》、《公寓中》、《十四夜间其他》等集子里也收有戏剧。沈从文还有一部专写女剧员生活的小说《一个女剧员的生活》。沈从文后来停止了戏剧创作，但是戏剧的创作显然给了他这方面不少的艺术锻炼，并在小说的创作中或隐或显地表现出来，从而表现出“戏剧化”的特征。沈从文还有一些小说作品与他原来创作的戏剧有着紧密的关系。譬如沈从文在创作小说《新与旧》之前，曾于1927年5月10日在《东方杂志》第24卷第9号发表《刽子手》戏剧，现收入《沈从文全集》4卷《十四夜间及其他》小说集中。戏剧《刽子手》写的是新补的刽子手杨金标与他的老婆讨论如何砍取犯人的脑袋。1935年5月19日沈从文在《独立评论》第151期发表了他的小说《新与旧》，小说再次写的是刽子手杨金标的故事。

(三)跨文体小说观念

再次，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戏剧化”还与他跨文体的小说观念有关。沈从文跨文体小说观念不仅仅表现在他的小说的“诗化”和“散文化”，也体现在他小说的“戏剧化”。沈从文创作“文体不拘常例”，“故事不拘常格”。他在《答凌宇问》中指出：“这只是读书多而杂，文体也不拘常例，生活接触面又广，故事不拘常格的必然结果。并无什么有意为之。有的全个故事无对话，如《腐烂》，有的故事又全是对话，如《若墨医生》，多是在学校示范表示不拘常例，通可以写成短篇而且动人的理由。”〔14〕(P525)沈从文有意打破传统小说观念，追求跨文体创作。沈从文在《七色魔(魇)题记》里认为《七色魇》：“内容说它是小说，实缺少小说所必需的中心故事。说它是散文，又缺少散文叙事论世的一致性。就使用文字范围看来，完全近于抒情诗，一种人生观照，将经验与联想混揉，透过热情的兴奋和理性的爬梳，因而写成的。就调处人事景物场面看来，又不如说是和戏剧要相近，尤其是那个‘错综现实与过去，部分与全体’的电影剧本相近。事实上，对于文体的分类我并不发生兴趣。我正企图突过习惯上的拘束，有所试验。”〔16〕(P209)

沈从文小说的“戏剧化”文体创作，表现了沈从文对小说艺术的多方面探索以及他所具有的杰出的小说创新才能。沈从文由此推动了中国小说艺术形式的多方面发展，为丰富中国小说的文体形式做出了重要贡献。对沈从文小说的“戏剧化”文体创作进行探讨，不仅可以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沈从文小说创作的文体特征具有重要的价值，而且对于今天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1〕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修订本)〔M〕．岳麓书社2006．

〔2〕苏雪林．沈从文论．文学〔J〕第3卷第3期，1934．

〔3〕亚里斯多德．诗学·诗艺〔M〕．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4〕范智红．乡村戏剧．沈从文名作欣赏〔M〕．中国和平出版社，2010．

〔5〕Percy Lubbock．The Graft of Fiction．P．156．转引自申丹，韩加明，王丽亚．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沈从文．春．沈从文全集(9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沈从文．白丁．沈从文全集(1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沈从文．绅士的太太．沈从文全集(6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9〕沈从文．湘西·泸溪·溥市·箱子岩．沈从文全集(11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0〕沈从文．田汉到昆明〔N〕．贵州日报·新垒1945年5月9日．署名上官碧．沈从文全集(14卷)〔C〕．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1〕沈从文．答凌宇问．沈从文全集(16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2〕沈从文．19740501北京致张兆和．沈从文全集(24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3〕沈从文．题于《某夫妇》文后．沈从文全集(14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4〕沈从文．答凌宇问．沈从文全集(16卷)〔M〕．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5〕凌宇．从边城走向世界〔M〕．三联书店，1985．

〔16〕沈从文．七色魔(魇)题记，此文原载1944年11月1日昆明出版的《自由论坛》周刊第3卷第3期〔J〕．按“魔”当作“魇”，《七色魇》是沈从文完成待出的一部小说集，原刊目录和正文标题均作《七色魔》，可能因“魇”、“魔”形似而误排——转引自解志熙．沈从文佚文废邮钩沉．考文叙事录——中国现代文学文献校读论丛〔M〕．中华书局，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