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馆藏沈尹默书杜诗和他的书法艺术成就

李桂英

在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馆藏的三千余件书画作品里，沈尹默先生个人所作就达六十件，他是我馆迄今收藏个人藏品最多，又是我馆国家文物中被定级最多之人，其中国家二级文物六件，国家三级文物五十件，未定级四件。二○○九年九月二十五日至十月二十四日，由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故宫博物院、北大书法艺术研究所、辽宁省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上海朵云轩古玩有限公司、浙江省博物馆协办，湖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文物局)、湖州市博物馆承办的《晋韵流衍——沈尹默书法艺术精品展》在浙江省湖州市博物馆成功举办。成都杜甫草堂馆作为此次展览的参展单位之一，遴选出了十五幅 (二级二件，三级十三件)沈尹默先生的书法佳作，在浙江省湖州市博物馆展出。此次展览共展出沈尹默先生各个时期书法艺术精品一百幅左右。与故宫博物院、辽宁博物馆等国家一流博物馆联合参加这样重大的展览，这也是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建馆以来的第一次，这对提高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的知名度和声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研究和探讨沈尹默先生的书法艺术也成为我们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工作人员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以下就我多年以来对沈尹默先生书法艺术研究上的一些粗浅的认识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以就教于同仁。

一、沈尹默先生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和贡献

沈尹默 (1883——1971)，原名君默，字中，后更名尹默，号秋明、匏瓜。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教育家。生于陕西汉阴，祖籍浙江吴兴 (现湖州市吴兴区)竹墩村。“沈姓出吴兴”，沈氏为吴兴望族，沈先生即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书香传世之家。祖父、父亲都擅长书法。家中藏有不少珍贵书籍和碑帖。沈先生深爱自己的故乡，一直以“浙江吴兴人”为荣。

吴兴历史悠久，土地富饶，是闻名遐迩的东南望郡，历史名邑，素有“鱼米之乡、丝绸之府、文化之邦”的美誉。吴兴人文荟萃，人才辈出，三国时吴兴人曹不兴被誉为“中国佛画之祖”，元代吴兴大书画家赵孟頫创立了“赵体”书法，涌现了高闲、燕文贵、钱选、王蒙等一大批彪炳千秋的书画大家。还有王羲之、颜真卿、苏东坡、米芾、郑板桥等书画大家都曾寓居于此，直至清代书画家吴昌硕等。故这里素有“中国书画史、半部吴兴写就”之说。

沈尹默先生曾两度留学日本，后任北京大学文学系教授，五四运动时期从事新文化运动，为《新青年》杂志编辑之一，提倡白话文。1932年由蔡元培、李石曾推荐，出任河北教育厅厅长，北平大学校长，兼任农业大学校长等职。后因不满政府遏制学生运动并开除学生之事，沈尹默先生愤然辞去校长职务。他南下上海，任中法文化交换出版委员会主任，兼孔德图书馆馆长。抗战开始后，应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邀，去重庆任监察院委员，曾因弹劾孔祥熙未成，及不满政府之腐败，胜利后即辞职，卜居上海，以鬻字为生，自甘清贫。

沈尹默先生在中国书法史上可谓创立了诸多的辉煌。在中国历代书法家中，自清末何绍基后，被收入《辞海》者仅有沈尹默一人;1918年，蔡元培在北大创建了书法研究会，沈尹默先生被任命为研究会会长，成为现代大学教育体制中最早的最高学府书法研究者和领导者;1943年4月2日，他和于右任、商承祚、沈子善等人在重庆中央图书馆成立“中国书学研究会”;建国后，沈尹默先生在上海创立了第一个书法组织——上海中国书法篆刻研究会;在《中南海收藏画集》中，第一页就是沈尹默先生写给毛主席的书法;在周恩来总理家中和办公室都曾挂过沈尹默先生的书法，并亲定沈尹默先生为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同为副馆长的有谢无量、陈寅恪、徐森玉等。陈毅元帅任上海市长后第一个拜访的文化人士就是沈尹默先生。

沈尹默先生撰文自述其学书经历，他在家受私塾指点，以黄自元临《醴泉铭》为范本。后经其父点拨，知取法不当，逐改学叶蔗田所刻《耕霞馆帖》，取法该帖中所受钟王至唐宋元明清诸名家。十五岁时，已能为人书扇，后遇前辈仇涞之先生，爱其字体流利生动，逐专学其体。25岁时，与陈独秀结识，陈独秀评论他的字是“字其俗在骨”，对他产生了很大的震动。

从清代雍正、乾隆以来，至清末民初之时，由于流行董、赵的书体，所以书风靡弱。阮元、包世臣出而提倡北碑，以救其失。一时风靡天下，历久不衰。20世纪初，由包世臣和康有为倡导的“崇碑抑帖、尊碑卑唐与抑唐”之学说，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书法艺术审美取向。陈独秀对沈尹默书法的“字其俗在骨”视角就源自于此——用碑的标准来看帖。

沈尹默先生对这样的批评，不仅没耿耿于怀，反而以此自警，表现出择善而从的艺术大师风范。他在《学书丛话》中云， “始一意临学北碑。从《龙门二十品》入手，而《爨宝子》、《爨龙颜》、《郑文公》、《刁遵》、《崔敬邕》等，尤其爱写《张猛龙》”碑。“刻意临摹，每作一横，辄屏气为之，横成始敢畅意呼吸”。“这是为得要彻底洗刷干净以前行草所沾染上的俗气的缘故”。①他后期的楷书、行书的那种清新、爽健、俊雅书风的形成，都是这一时期对魏碑浸淫的结果，由此可看出，这十五、六年的学魏，对其后来的致力于帖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沈老在《学书丛话》中还说，“到了一九三O年，才觉得腕下有力。于是再开始学写行草，从米南宫经过智永、虞世南、褚遂良、怀仁等人，上溯二王书。因为在这一时期买得了米老《七帖》真迹照片，又得到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及日本所藏右军《丧乱》、《孔侍中》等帖搨本的照片;又能时常到故宫博物院去看唐宋以来法书手迹，得到启示，受益非浅。同时，遍临褚遂良各碑，始识得唐代规模。这是从新改学后，获得了第一步的成绩”。由此可见沈老是在通过学魏“自觉腕下有力”后，才开始遍临唐碑，特别是在褚遂良上用功尤勤，使其用笔尤近于褚。“学褚的同时，也间或临习其他唐人书，如陆柬之、李邕、徐浩、贺知章、孙过庭、张从申、范的等人，以及五代的杨凝式《韭花帖》、《步虚词》，宋李建中《土母帖》、薛绍彭《杂书帖》，元代赵孟頫、鲜于枢诸名家墨迹。尤其对于唐太宗《温泉铭》用了一番力量，因为他们都是二王嫡系，二王墨迹，世无传者，不得不在此等处讨消息。”②这一由魏碑再回到唐帖的转折，是在学魏基础上的转折，沈尹默很清醒认识到如单纯学魏，朴野之气固然可以有，但易生怪戾刚狠粗陋之憾，如不使用“二王”流派士气的雅韵来对之提升，在审美层面上则仍会处于低层次的阶段。当时书坛，二王极少有人问津，康有为的尊碑卑帖，更使唐帖处于极度的衰弱之中。可以说沈尹默是在帖学书风价值达到最低点时开始自觉学习的。沈尹默先生对唐帖的学习，与流行学唐朝的颜、柳不同，而是着意于临褚遂良这一“二王”正脉。沈尹默先生的选择可谓是迥异时流的一种大胆的革新。沈尹默先生在由初时起步的取法帖，到现今的再度向帖回归，完成了自身的否定之否定，显示了不凡的价值取向上的主体能动性与自我超越的能力。他以其深厚的古典文化修养，以新文化运动干将所固有的不畏权威、不随流俗的勇气和胆识，旗帜鲜明地继承和倡导传统“二王”书法，主张回归“二王”书法。明确指出由唐入晋的书法之路才是中国书法之正路。他以自己在学界巨大的影响使当时可能被淹没的帖学书法重新崛起，挽救了清末民初帖学于衰微颓败之中。

学习、积累是必然会有结果的，这集中体现在沈尹默一九三三年在上海成功举办的个人书法展上。可以说这次个展，对于沈尹默来说是个标志:从此，他脱离了书法艺术探索道路上的个人色彩，他已不自觉地成为当时书坛上一个流派的灵魂人物。由此，在民国初年，书坛就有“南沈北于”(右任)之称。此称誉得到了书家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首肯和高度的评价，著名书画家、鉴赏家吴湖帆请他为自己所敬重的云溪翁题跋，而且自己还和陈碟野在沈尹默所书卷子上题跋，直接表达了自己对沈尹默先生书法的赞佩之情，称沈尹默“对米芾二王有心得，下笔不俗”。章士钊在其《临米南宫摹右军兰亭序》跋中称赞道:“匏瓜庵主到圣处，笔法直迈褚与虞”。不仅国内艺术家对沈尹默表示了敬重之情，而且即使在国外，沈先生也已身负重名，《世界美术大辞典》主笔荷兰高罗佩先生精通汉学，在《辞典》中称先生为民间第一大书家。著名文学家徐平羽先生，谓沈老之书法艺术“超越元、明、清，直入宋四家而无愧”。已故全国文物鉴定小组组长谢稚柳教授，认为:“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出其右者。”台湾大学教授傅申先生在《民初帖学书家沈尹默》一文中写道:“楷书中我认为适合他书写的，还是细笔的褚楷，真是清隽秀朗，风度翩翩，在赵孟頫后，难得一睹。”对沈尹默先生书法艺术上的成就，其兄沈士迈先生作了深刻而客观的评价:“尹默先生书法之特点在楷书功力深，而又谦虚善学。盖行书点画微异即另成一字，而欲操纵之使无毫厘之失，必基于楷书功力。其谦虚表现于早年能接受友人的批评，勇于救助自己书法上的缺点，由学帖而改学北碑。其善学表现在既学北碑而又患点画转接生硬，乃学褚以救此失。写行楷榜书时又肆以北碑雄骏的骨力。左右采获，善学善用，熔碑帖于一炉，而皆能为我驱使，此为善学。”

作为教育家，沈尹默从担任北大书法研究会会长以来，用一生肩负着蔡元培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北大校训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敬业传统之精神。这种特殊的教育理念和文化身份，使他终身都致力于书法的研究和教育事业。他在书法创作实践致力于弘扬帖学以外，还花大心血使得上海成为帖学研究和传播中心，出现了马叔伦、潘伯鹰、白蕉等大家。沈尹默先生是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中第一位“书法研究会”先导者，在书法实践和理论建设上，都取得了艰难而辉煌的成就。沈尹默书法教育思想影响深远。2003年，时隔沈尹默担任北大书法研究会负责人的80多年以后，北京大学又把沈尹默先生当年创立的书法教育体系重新续接起来。北大现在新的书法教学理念是“走近经典，走进魏晋，守正创新，正大气象”，可谓是继承和发扬了沈尹默先生之衣钵。

书法流派由民国时期的自生自灭，到建国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去一切艺术皆为政治服务而外，其次是照搬苏联的艺术理念，再就是导致书法厄运的人为因素。作为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早在三十年代就否定书法是艺术。建国初期在社会政治上的一统新气象，他的思想、观念影响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使书法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得不到正常的扶植。直到七十年代末，书法是艺术仍然得不到确认。

针对建国后一些人否定书法是艺术的错误观点，沈尹默一直持反对态度。他在建国后所发表的将近二十篇文章中，他一次又一次不厌其烦地表明自己的看法，认为书法是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之一。在其《谈书法》一文中指出，书法是一种“最高艺术”，“它能显出惊人的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针对否定书法是艺术的民族虚无主义，沈尹默进行了有力的批驳，维护了书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尊严。在其文章中说:“我国人过去轻自家文化，而崇拜西方文化的习惯，连我国文字不是拼音，不用横写，都觉得有点不对，何况把书法看作艺术，那自然是更加不对了。你去试问一问稍懂得一点中国书法的朝鲜人和日本人，恐怕他们就不会这样说:‘中国书法不是艺术’。”沈尹默有着“书法是艺术”的担当和坚信不移之信念，这尤能体现出他作为一个书坛领袖所具有的襟怀与气度。他还说道:“至于书法应该或者不应该提倡这件事情，我以为本来不是凭几个人爱憎的企图，也不是靠政府的一纸当废或者当兴的命令。”这些在当时极易被人认为是对某些领导不恭或对政府不尊的言论，只有为了书法事业鞠躬尽瘁、勇于担当的沈尹默先生才敢于直言坦陈。

季羡林先生曾说: “弘扬中国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弘扬我们书法文化。书法不仅有实用功能，还有艺术功能和生命陶冶功能。”季老认为， “全世界文字可以成为审美的艺术——书法艺术，只有中国的汉字。别的国家没有专门的书法艺术，欧美的拼音文字一般不能成为专门的书法艺术，穆斯林国家的文字有画画的意味但是仍然不能成为书法。真正成为精到艺术的‘书法’只有中国书法”。

沈尹默的书学思想，既来源于他精湛的书写技巧和丰富的创作经验，又是他对古代书论的细致而深刻的解读。沈尹默成为了现代书坛的领袖人物，具有新文化名人、学者、诗人等多重身份，而又全身心地在书法被边缘化时代坚持书法大业。自50年代以来，沈尹默先生在笔法、笔意、笔势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做了系统、全面、深刻的研究，在书法的文化特性方面做出了诗意的阐释:“世人公认中国书法是最高艺术，就是因为它能显出惊人奇迹，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并认为“书法最善于微妙表现人类高尚品质和时代发展精神的高级艺术”。沈先生化古开今，在传承中创新，在阐释中发展，把笔法问题讲解得清楚通透，对现代教育体制中的书法研究、书法教育、书法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

沈尹默先生对于书法理论研究的贡献，除了在书写实践上取得了高度成就外，尤其重要的是沈先生在书法理论的研究上也有重大贡献，这更是他不同于同时代其他一些书家的地方。因为别的名家的字或许也写得很有特色，但往往对书法理论并不作系统性的研究，而沈先生不仅对书法理论作了系统性研究，而且留下了宝贵的著作。其书法理论著作，则多发表于1949年以后，1952年的《谈书法》，1955年的《书法漫谈》，1957年的《书法论》和《文学改革与书法兴废问题》，1958年的《学书丛话》，1960年的《答人问书法》，1961年的《和青年朋友们谈书法》以及《和青年朋友们再谈书法》，1962年的《谈中国书法》和《怎样练好使用毛笔字》，1963年的《历代名家学书经验谈辑要释义》，1964年的《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和《二王法书管窥》，1978年的《书法论丛》，1981年的《沈尹默论书丛稿》。沈老书法作品广泛流传于海内外，深受人民的喜爱。特别是1981年出版的《沈尹默书法集》，比较全面地收集了他二十岁以后的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反映了他书法嬗变的全过程。1999年的《沈尹默手稿墨迹》则收集了他的草稿、书札等精品四十件，乃为研究沈氏碑帖及学书者临摹之范本。

二、成都杜甫草堂馆藏中的沈尹默先生杜诗书法作品

沈尹默先生真、行、草、隶皆能书写，但以楷书与行书成就最高。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了解到沈先生对“二王”各家下了如此巨大的功夫，他的这两种书体何以能取得成功就不难索解了。我馆所藏沈尹默作品大多数皆为楷书和行书。其来源为上海征集14件、函请作者书赠4件其余则为北京和成都价购，李劼人副市长(成都市)捐赠等等。且多数为杜诗书法。这是我馆前辈们为我馆今天拥有大量宝贵的沈尹默先生书法作品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以下，笔者就其中国家二级文物楷书《堂成》、《卜居》和国家三级文物行书《秋兴八首之四》、《冬日怀李白、春日忆李白》谈谈其艺术特色。

1.沈尹默楷书杜诗《卜居》、《堂成》

著名学者莫砺锋在《杜甫评传》中云:“杜甫留蜀五年，尽管也时有避乱奔走、衣食不周之苦，但多数时候尚能温饱，在浣花溪畔那美丽的自然风光和淳朴的风俗人情抚慰之下，诗人的心情颇为平静，他饶有兴趣地把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草堂周围的一草一木写进诗歌，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生趣盎然的佳作。”③而杜甫的《卜居》和《堂成》正是诗人为抒发寓居成都草堂时的欢愉和安宁闲适之心境的佳作。

其一为《卜居》，诗文为:

浣花溪水水西头，主人为卜林塘幽。

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销客愁。

无数蜻蜓齐上下，一双鸂鶒对沉浮。

东行万里堪乘兴，须向山阴上小舟。

此件作品为楷书，行款:“成都工部草堂壁间旧有工部卜居、堂成诗刻，兵燹毁损，爰依式补书二幅，一千九百五十四年于上海寓舍，吴兴沈尹默。十月十九日。”作者印章:“吴兴谿中钤碣”、“沈尹默印”

其二是《堂成》，诗文为:

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

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

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

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惰无心作解嘲。

此件作品为楷书，行款: “曩游成都，闻工部草堂以兵卒久据，破败已甚，遂不欲往。观今世殊事异，祠宇一新，虽不获瞻仰，而拙书得与补壁之列，亦足快意也。尹默。”作者印章: “吴兴谿中钤碣”、“沈尹默印”。

从这两幅作品的行款中，可见沈尹默先生是专门为我馆新建之时所书写的。此两处落款，充分表达了沈尹默先生对草堂的关切和对杜甫的仰慕之情，并把补壁杜甫草堂视为满足和快意之事，此情此意溢于言表。

从这两件作品中，可看出沈尹默先生的楷书应该说是他苦心孤诣几十年的艺术结晶，达到了很高的艺术高度。此两件作品写得俊雅劲爽，毫无拖泥带水之嫌。他将“二王”行草书中那些近乎楷书的行楷字，根据自己对笔法、笔势、笔意的理解和实际把握加以精整化处理，使其与自己的楷法融合，增加了楷书的灵动因素。此外，他通过对魏碑的临写参照，将魏碑中那些方截峻利的笔法和变化无穷的结体引进和融入到其楷书之中。这样，虽然使其笔画的起始两端少了褚楷的那种带有波挑的隶书笔意，在竖向笔画中部少了那些婀娜多姿的弯曲，却在蕴藉精雅的整体情调中增加了一股刚健之气。后汉大书家蔡邕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象其一物，……运用合度，方可谓书。”例如，在沈老这两件作品中带有“水”边旁的“浣、溪、江”等字，均有连笔，打破了楷书固有的板和正，使整幅作品有了如水一般的流动性和灵动感，令人仿佛目睹水流，耳闻汩汩的水声。两件作品均“表现出多样而一致的和谐情调”，其结体有正有侧，正不嫌板，侧不涉怪，严守笔法，刻意古雅，气韵生动，笔墨清润，清雅脱俗。

2.沈尹默行书杜诗《秋兴八首之四》

其行书作品《秋兴八首之四》，诗文为: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震，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此件作品为行书，行款:“右秋兴八首之四，尹默”印章“吴兴竹溪沈氏”、“沈尹默印”

《秋兴八首》是杜甫夔州诗里的代表作，它也是书法家和画家运用得最多的题材之一，同时又是在学术界引起争议比较多的一组诗。著名学者莫砺锋先生在《杜甫评传》中认为，“杜甫在夔州诗所作的回忆往事之诗内容丰富，感情复杂”。并把夔州诗分为四类加以分析:“第一类诗回忆的诗人自己的生平，但同时也融入了时代的风云。第二类回忆的是当代的人物，但叙述那些人物的荣辱时也映带着国家的盛衰。第三类诗把国家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作为回忆对象。第四类诗回忆的是悠久的历史，但也体现了强烈的当代意识。也就是说。诗人回顾往事的目光虽然时近时远，却有一个共同的焦点;诗人的忆旧情怀虽然千条万绪，却有一个共同情结，那就是对于国家命运的深切关心。最能体现杜诗忆旧怀古之丰富内涵与飞动思绪的作品则首推《秋兴八首》”。④又指出:“杜甫的夔州诗是诗人对人生与历史的回顾、总结。其重点是对唐帝国由盛转衰的历史过程的深沉思考”。“夔州诗正是杜甫晚年的内心独白，由于这种独白融入了深广的历史意识和社会内容，所以它深沉、博大、余响不绝，千载以下的读者仍能从诗中感受到诗人心灵的强烈震颤”。⑤秋兴八首的影响是深远的，是荡气回肠让人回味无穷的。

唐代孙过庭《书谱》里说:“羲之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史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掺，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而著名美学家、哲学家、诗人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中认为: “人愉快时，面呈笑容，哀痛时放出悲声，这种内心情感也能在中国书法里表现出来，象诗歌音乐里那样”。⑥沈尹默先生在北大执教之时就对杜诗有所研究。沈尹默先生书写这首《秋兴八首之四》我想也是有此缘由吧。他和杜甫虽然所处的时代不同，但同有一颗爱国、爱民，对国家和民族勇于担当的赤子之心，他们都有高尚的情操和博大的胸襟，同为世人所仰慕。

3.沈尹默行书《冬日怀李白、春日忆李白》

其行书作品《冬日怀李白、春日忆李白》，诗文为:

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

短褐风霜入，还丹日月迟。

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

未因乘兴去，空有鹿门期。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

此件作品行款为:“杜少陵怀李白诗二首”，印章“吴兴竹溪沈氏”、“沈尹默印”。

在杜甫诗里，写李白就有二十几篇，可见杜甫是何等的崇敬和仰慕李白。李杜的友情一直是历代学者研究杜甫的重要对象。闻一多在《杜甫》一文中，用饱含深情的笔墨，描述了李杜二人的交往和友谊。如他在写到李杜第一次会面时说:“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出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因为我们四千年的历史里，除了孔子见老子(假如他们是见过面的)没有比这两人的会面，更重大，更神圣，更可纪念的”⑦，他甚至比喻二人的初次会面是“青天里太阳和月亮走碰了头”。可见，在闻一多的心里，李杜是何等的神圣。李、杜二人诗酒之交谊，厚重无隙，成为文学史上一段佳话。当今著名旅加华人学者叶嘉莹先生，还专门就杜甫《赠李白》诗作了一番解读，探讨李杜二人交谊，以为“如果我们将李杜二家的诗集仔细读过，就会发现，李杜二公之交谊，是有着何等亲挚深切的一份知己之情”。

这是杜甫怀念李白诗中的两首五律诗，是天宝四年和五年杜甫居长安时分别所作，以“忆”和“怀”来抒发对李白的崇敬和思念之情。从这两首诗中尽显坦荡真率的赞语中，可看出杜甫对李白诗歌是何等钦仰。这不仅表达了他对李白诗歌的无比喜爱，也体现了他们的诚挚友谊。

在诸体书法创作中，最能代表沈尹默先生书风艺术成就的就是其行书。其行书与楷书的面目相对单一不同，风格有着较大的跨度，这是因为沈尹默为了创造自己的行书世界，像苦行僧式的临习了自晋代“二王”父子到明代文征明数以百计的行书名品的结果。如他学“二王”，有的作品就比较接近“二王”;因为他曾学过黄，其作品又有黄的趣味;又因他学过米，有些作品就比较像米。他学过十五六年的魏碑，在学魏之前写的字骨势较弱，在学魏碑之后，行书作品的骨气体势便变得雄强、劲健起来。

沈尹默在其《书法论》中论述到:“字的点画，等于画的线条，线条要有粗细、浓淡、强弱种种，表现出多样而一致的和谐情调”，而“字形在纸，笔法在手，笔意在心，笔笔生意。”这件作品再现了沈尹默先生对书法艺术深刻的理解，并得到充分诠释。犹如宗白华在《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中曰:“唐人的一首绝句若用优美的书法写了出来，不但是使我们领略诗情，也同时如睹画境。诗句写成对联或条幅挂在壁上，美的享受不亚于画，而且也是一种综合艺术。”此作品中的“日”、“有”、“不”、“与”等字在其整个作品里，有如起起伏伏的山峦，时而高时而低。而“闻”、 “龙”、 “群”、“江”、 “角”、 “北”和 “长”、 “传”、“迟”、“逸”、“树”、“细”等字使整个作品时强时弱，有粗有细，笔墨浓淡相宜，施墨苍润相间，再结合运笔之快慢，行气有断有续，控制得法。断处觉密，续处成疏，点画位置各得其所，顾盼呼应，配合紧凑，毫无松懈散漫之弊，书卷气馥郁满纸，毫无狂野之态，一任自然。此件作品给人一种“无色而具图画的灿烂，无声而有音乐的和谐，引人欣赏，心畅神怡”的艺术享受，曲尽物象之美感，令人玩味无穷。

注释:

①② 沈尹默《学书丛话》，《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18、18－19页。

③④⑤ 莫砺锋《杜甫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1年4月第一版，147、189、193页。

⑥ 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现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80年6月第一版，96页。

⑦ 闻一多《闻一多全集·唐诗杂论》，开明书店，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