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六届年会综述

年会学术组 (吴明贤 张 海执笔)

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六届年会于2012年9月21日至23日在成都召开。今年是杜甫诞生1300周年，21日上午与会代表在成都金牛宾馆参加了由文化部、四川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四川省文化厅、成都市人民政府承办的杜甫诞生1300周年纪念大会。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文联主席孙家正出席纪念大会并讲话，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出席大会并致辞。21日下午杜甫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杜甫学会第十六届年会开幕式在成都浣花溪畔瑞苑宾馆隆重召开。会议由成都市文化局局长朱树喜主持。四川省文化厅厅长郑晓幸，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惠，九十八岁高龄的原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马识途，四川省杜甫学会会长、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张志烈教授，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荣誉教授、新亚研究所教授兼图书馆馆长邝健行，中国杜甫研究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林继中教授和其他各高校、研究机构、杜甫学会、杜甫纪念地、四川省诗词学会的专家学者和热爱杜甫诗歌的友好人士代表共12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大会收到了著名红学专家冯其庸先生、中国杜甫研究学会副会长林继中先生的题辞，哈萨克斯坦作家萨比特基涅耶夫寄来的贺信。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期间，共收到论文90余篇，进行了两场大会发言，分四个学术小组进行了学术交流讨论。代表们围绕杜甫精神、杜甫文化、杜诗思想与艺术、杜诗学、杜诗接受、杜甫与巴蜀文化等问题展开广泛的学术讨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展现了当今学术界杜甫研究的新水平。现对本次年会研讨内容综述如下。

一、杜甫文化。谭继和《杜甫与文化中国》认为中国是文化构成的中国。文化中国孕育了杜甫，杜甫对文化中国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刘晓凤《杜甫文化影响一瞥——以〈牡丹亭〉为中心》的讨论，从人物设置、杜诗运用及思想主题等方面，考察杜甫的文化影响。祁和晖《杜甫是中华精神家园的常青树》、徐希平《论中国大雅文化精神内涵之流变及其现代意义》、马德富《杜诗直面社会人生的入世精神》、孙桂平《杜甫精神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意义》、蒋蕾《杜甫诗歌中关于和谐社会的构想》等都对杜甫文化精神及其现实意义做了详尽的分析。此外，沈文凡《〈论语〉铸就了“诗圣”杜甫》、张浩逊《杜甫的为官之道》等都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来分析理解杜甫。

二、杜诗思想与艺术。刘艺《杜甫天灾诗探微》、李朝军《杜甫的自然灾害诗歌述要》对杜甫有关灾害的诗歌进行了梳理和分类考察，并探讨了其文学价值、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张叹凤《“衰老强高歌”——杜甫“老病”渲染与幕府诗的幻灭情怀》认为杜甫是中国乡愁诗人的鼻祖。管遗瑞《从苏涣诗看杜甫晚年的诗风变化及其意义》通过分析现存苏涣诗歌的内容和形式，进而分析了杜甫晚年在诗歌创作上的新的审美倾向。聂大受、吴彩霞《杜甫陇右诗的特色与影响》、龙占明《夔州诗，杜甫诗歌的巅峰》、于逢春《绵绵愁绪慨春秋——论杜甫愁题诗》、潘殊闲《论杜诗的“壮士”情结》、刘咏涛《谈杜甫与朋友》、朱明伦《谈杜甫的邻居诗》、丁启阵《三首〈望岳诗〉画出杜甫一生心灵轨迹》等从不同角度对杜甫诗歌的内容进行了分析。袁书会《杜甫诗歌的老境》、鲁克兵《杜甫以禅法为诗法》对杜诗特有的艺术手法进行了论述。

三、杜诗接受。这是本次年会的一个热点，相关论文有十余篇。许世荣《江河终万古，不废浣花吟——近代文化士人的杜甫草堂情结评述》介绍了近代以来有关吟咏杜甫草堂的诗歌及相关轶闻旧事。孔令环《论吴宓对杜甫的接受》对吴宓的学杜历程、杜诗评论及其对杜诗的借鉴等进行了论述。彭超《传统诗歌对中国新诗发展之影响——以吴芳吉与杜甫为例》认为吴芳吉的诗歌在受到杜诗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在传统与现代的契合中产生了独树一帜的“白屋诗体”。王红霞、李强《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的杜甫及其诗歌》从奉杜诗为经典、解读杜诗、李杜优劣论三个方面论述了罗大经对杜甫及其诗歌的接受。朱安女《明清时期白族文人“学杜”风尚的文化探析》、王书华《王安石扬杜抑李论》、赫兰国《杜甫戏曲初探》、张海《论李东阳对杜甫的接受》、吴明贤《试论庄绰〈鸡肋编〉中的杜甫与杜诗》、杨理论、骆晓倩《一个官僚诗人的杜诗接受案例——从范成大的杜诗接受谈起》、李鸿渊《论高启对杜诗的接受》等都对后世对杜甫的接受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显示了杜甫研究的全新领域。

四、杜诗学。白建忠《杨慎的杜诗学》对杨慎的杜诗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刘文刚《杜甫学史之总论》认为杜甫的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精神价值、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杜学在古代尤其是在宋代和清代，是非常热门的学术研究领域。张家壮《从宋代杜诗注疏的“经典”传统论明末清初的杜诗辑注》认为清初杜诗学者虽然猛烈地批评宋人的杜注，但又凭借宋人的成果进行新的整顿，对待宋注是既“辟之而又用之”。李加凯《论〈杜诗镜铨〉的注解特色》认为杨伦的注杜方法最得杜诗神韵，其注解亦深入浅出，对于杜诗的传播功莫大焉。彭燕《蜀人杜田的杜诗注》根据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中引杜田注，对宋代蜀人杜田注杜诗的书名、卷数和注释特点做了考察和讨论。相关论文还有李寅生《日本近三十年所出版的杜诗及杜诗研究版本》、熊飞宇《朱偰〈杜少陵评传〉及其他》、李如冰《吕大防的杜诗研究及其影响》、武国权《论杜诗伪王注中的伪注》等。

五、杜甫与巴蜀文化。李柯《巴蜀道风与杜诗》认为杜甫蜀中诗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巴蜀道风的影响。胡永杰《试论杜甫在蜀中文学史上的地位》认为杜甫的蜀中诗数量多，内容丰富，艺术成就高超。杜甫对蜀中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在蜀中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申东城《论杜甫巴蜀诗与唐宋诗歌的嬗变》认为杜甫巴蜀诗可粗分为出入蜀诗、成都诗、梓阆诗、云夔诗，题材广泛、特点多样，对唐宋诗变和走向影响深远。周啸天《杜甫与成都三任地方长官》，程得中《杜甫入蜀诗歌刍议》、刘友竹《谈杜甫在渝州的三首诗》、林辉《诗称史书耀千秋，人誉恩施因夔州——杜甫与恩施初探》等论文均对杜甫在蜀中的生活和创作给与了关注。

六、杜甫与草堂。周维扬《杜甫与成都草堂》介绍了杜甫草堂在世界上的影响，风趣地讲述了各国元首到草堂参观的逸闻趣事。房锐《清人与杜甫草堂——以王培荀〈听雨楼随笔〉所录轶事及诗作为重点》指出《听雨楼随笔》收录了一些蜀人及游宦于蜀的文人与杜甫草堂相关的轶事及诗作，这些内容为研究杜甫草堂的变迁、文物沿革及其影响等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文献资料，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和认识价值。王飞《杜甫草堂》(摄影集)，以优美的画面配诗意文字，形象直观展示草堂韵味。潘玥《四川省杜甫学会发展回顾》回顾了学会三十年的发展历程，梳理了学会和研究发展的动态方向。李霞锋《成都杜甫草堂碑刻考述》、曾亚兰《乾坤一草亭与少陵草堂碑亭无承袭关系》等对草堂的有关文物进行了研究分析。

七、有关杜诗文本、语言、考证、名物等。邝健行《“晚节渐于诗律细”可能不是杜句的初步揣度》通过对“晚节”句四组词语的探讨，推测“晚节渐于诗律细”可能并非杜句。陶喻之《南宋赵葵〈竹溪销夏图〉与杜甫诗意无关》认为杜甫研究不应局限于文本与文献，还可从图像学的角度，来探讨画作中的杜甫形象与杜甫影响。李贵《庆历尊杜与宋调形成》一文，以杜集从写本到印本的转向为中心，考察“庆历尊杜与宋调成熟”，指出嘉祐以后，王琪增订刊刻的二王本杜集，使杜诗传播从多本并存的“写本时代”，进入定本权威的“印本时代”，许多异文消失。后世的杜甫形象就在印本时代被逐步塑造出来，并日渐定型、神化。相关论文还有沈时蓉、詹杭伦《论卢震的〈杜诗说略〉》，李君鉴《杜甫诗引发刘备永安宫遗址的另一种现地指认——兼及刘备永安宫故址考证》、常思春《杜甫〈八哀诗·赠秘书监江夏李公邕〉旧注补正》，郝润华、王燕飞《国家图书馆藏孤本〈杜诗释〉残卷及其作者》，武振玉《杜诗中“一”字的运用特点》，叶文举《“物理固自然”——试论杜诗中的“物理”观》，张子开的《杜甫〈南池〉诗所见之蜀地民间信仰》，孙启祥《“路异明水县”析疑》，梁鉴江《论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梁瑜霞《杜甫〈戏为六绝句〉创作与李瑀梓州文学集团》，王燕飞《上海图书馆藏明林时对〈杜诗选〉稿本及其价值》等，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八、其他方面。路元敦《熟精〈文选〉理，方觅佳句新——从杜甫结撰诗句的方式看其对〈文选〉的接受》杜甫的文学创作深受《文选》的影响，从其对诗句的结撰方式，可以显见杜甫对《文选》的借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借字”，“借句式”和“借意”。张宗福《论杜甫对陈子昂的评价》认为杜甫对陈子昂的评价具有很高的诗学理论价值。占如默《儒骨·道气·佛神——杜甫、李白、王维山水诗比较》认为尊儒的杜甫，崇道的李白，奉佛的王维，因为山水审美观的不同和创作过程的差异，使其山水诗各有千秋。唐瑛《杜甫诗今译问题管窥》对近年来流行的杜诗今译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周睿《草堂杜诗英译格律新议》分析了杜诗英译中的格律问题。

本次年会论文呈现出下述特点:一、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二、跨学科，多角度;三、理论探讨与史料辨析相结合;四、文本解读与田野考察相结合;五、国内与国外研究成果并重;六、文献与文物兼顾。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还考察了汶川映秀震中地震遗址和水磨古镇等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