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的深切触摸与思考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主题的一个侧面

◆ 王春林

“中国问题”的深切触摸与思考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主题的一个侧面

◆ 王春林

虽然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约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了其漫长的征途，但毫无疑问，以“文革”的结束新时期的起始为标志，这种必然的历史进程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应该看到，三十多年来，在一种现代化思维的主导之下，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一个非常显著的标志，就是基本上实现了由传统的政治型社会向经济型社会的重要转型。三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在经济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前不久，报载我们的GDP总量已经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大约正是受制于我们特定的国情、我们特有的文化传统以及如此一种特定现实共同制约和影响的缘故，三十多年来的中国的文学创作，便于有意无意之间渐渐地形成了对于如此一种社会现实充分认同的基本倾向。一句话，以文学作品的方式，最大程度地肯定并称颂认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差不多可以说是“文革”结束后三十多年来中国文学创作中最为根本也极其普遍的一种“政治正确”现象。

然而，需要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是，最近几年来，中国社会似乎陷入了某种前所未有的艰难困境之中。一方面是中国社会迅速的资本化进程，资本作为一种功能巨大的力量越来越明显地制约影响着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演进，但在另一方面，或许是因为社会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缘故，本来应该与资本化取同步姿态的自由理念并没有能够变成现实。也因此，中国当下时代的资本化，是一种具有强烈威权色彩的资本化形态。在这样一个资本化的时代，中国现实社会不仅出现了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现象，而且，也出现了种种可谓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矛盾的缠绕和纠结。面对着如此复杂的社会现实状况，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当下时代的中国似乎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未来的中国究竟应该向何处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下一步又该取怎样的姿态发展？这确实已经成为困扰中国现状关切者的关键性问题。我们之所谓“中国问题”，在最浅表的意义层次上，首先指的正是当下时代中国社会所实际面临的种种复杂的矛盾冲突，是处于又一个关键转折时期的中国社会未来走向到底如何的问题。只要稍微留心一下中国知识界的基本思想动态，就应该能够敏锐地察觉到，对于当下时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社会问题的关切与思考，已经成为一切有识之士的一种自觉行为。作为一种非常重要的社会物事，文学自然也没有成为缺席者。以自己特有的形式对于中国问题作出必要的回应与表现，正是当下时代许多中国作家一种凸显自身人格良知的写作选择。

但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说到中国问题，以上只是一种最狭义的理解方式。就本文的论述主旨而言，举凡是曾经在中国的现实中或者历史上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演进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种种社会问题，实际上也都可以被看做是需要我们予以强烈关切的中国问题。这里且以贾平凹近期的小说创作为例，对此略作说明。贾平凹在上届茅奖评选中的获奖作品《秦腔》，所具体关注表现的，可以说是面对着所谓现代化历史大势的强烈冲击，正处于日益衰颓凋敝过程之中的中国乡村世界的悲剧性命运。从以上狭义的角度来看，严重关切着中国当下时代乡村现实的《秦腔》，肯定应该被看做是一部关注表现中国问题的优秀作品。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说关注现实问题的《秦腔》属于关切中国问题的小说的话，那么，贾平凹的另外一部以“文革”为主要表现对象的长篇小说《古炉》就不是关切中国问题的小说么？这样的一种理解方式，显然存在着明显的错误。无论怎样，“文革”这样一个曾经在中国历史上绵延长达十年之久且其阴影一直到现在为止都仍然遮蔽影响着中国现实社会的历史事件，都应该被看做是重要的中国问题。按照这样一种较为宽泛的理解方式，认真地回顾一下刚刚结束两个多月其余温犹在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过程，检视那些已经获奖的优秀作品以及另外一些虽然没有能够获奖但其思想艺术品质却足够优秀的参评长篇小说，就不难发现，本届茅盾文学奖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意向，恐怕正是以长篇小说这样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对于中国问题的一种深度触摸和表现。茅盾先生本来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由他最早倡议设立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也理应关注那些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小说作品。对于中国问题的关注与表现，恰好可以被看做是对于现实主义精神的真切体现。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重新审视第八届茅奖，乃可以确认，诸如张炜的《你在高原》、莫言的《蛙》、刘醒龙的《天行者》、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关仁山的《麦河》、刘亮程的《凿空》等一些作品，都属于触摸、关注、表现中国问题的优秀长篇小说。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通过对以上提及的这些长篇小说的文本细读，在主题表达的层面上，分析一下它们究竟是怎样回应思考中国问题的。

我们首先要解剖分析的，自然是张炜那部堪称巨型长篇小说的格外沉实厚重的《你在高原》。在经过了一番并非不必要的争议震荡之后，我们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明白了，从根本上说，这部多卷本的《你在高原》实际上是一部具有突出的浪漫理想精神内涵的长篇巨制。虽然说从自己基本的小说理念出发，我对于《你在高原》曾经颇有微词①，但这却丝毫都不会影响我对于《你在高原》重要性的理解和判断。作为一部篇幅多达450万字的大书，《你在高原》的主题构成无疑具有多声部合奏的多重复调的意味。对于当下时代中国社会尖锐复杂矛盾的透视与思考，可谓是其中甚为重要的一个主题单元。其中，与这一主题意向联系极其紧密的，是小说的最后两部《荒原纪事》和《无边的游荡》。别的且不说，单只是认真地读一读《荒原纪事》前边大约五分之一部分，我们就可以鲜明地触摸感觉到当下时代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冲突尖锐到了何种地步。这种尖锐对立的矛盾冲突，发生在高原上的矿区集团与乡村世界之间。“矿区和周围的集团就是他们的死对头。两边积怨日深。双方紧张对峙。很多时候简直是一触即发，所以那边的人一直盯着这里。几年来，这些村子已经被一片片的脏水和毒烟、日夜轰鸣的噪声给害苦了，坐卧不安且无处躲藏，大片的土地没法耕种，背井离乡的人越来越多。”很显然，导致如此一种越来越糟糕的乡村景观最终形成的罪魁祸首，正是所谓的现代化，是一种可怕的发展主义思维。为了所谓的经济发展而不惜付出乡村凋敝、环境恶化的巨大代价，可以说是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种无法否认的负面效应。面对着如此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困境，长期生活在高原上的农人们忍无可忍，终于在红脸老键与小白他们的引领之下，爆发出了激烈的反抗行为。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对立双方的大打出手，是一种以暴抗暴的暴力事件的酿成。联系中国的社会现实，如同张炜所描述的此类事件的真实性与普遍性是无须怀疑的。对于此类事件的一种强烈的关注表现，所显示的正是张炜基本的思想价值立场。毫无疑问，作为具有鲜明文化保守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大自然的酷爱者，张炜的立场天然地站在了明显处于弱势的乡村世界一边。正因为如此，借助于身兼叙述者角色的“我”也即宁伽的口吻，在小说中出现如下的叙事议论就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我甚至认为自己是一个心底幽暗的人，胆怯而卑劣。这使我付出了代价，不得不忍受自责和折磨。……我不得不痛苦地承认，我的心灵像那片荒原一样，正在走向沦落，而且无可救药。它与那片荒原一起沉落下去，形成了一汪汪肮脏的死水，滋生出无数细菌。”

面对着现代化这一张牙舞爪迎面扑来的“洪水猛兽”，古老的荒原无可奈何地应对失据，它的沦落似乎是命中注定的一件事情。张炜的这样一种叙述本身，就已经非常鲜明地出示了自己作为一位人文知识分子可谓难能可贵的批判立场。虽然张炜一向并不被看做是“底层叙事”的作家，但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其实站在了同一条精神的地平线上。在这里，更加值得探讨的，恐怕是身兼叙述者的小说主人公“我”也即宁伽所出示的基本精神立场的问题。单从以上所引述的这一段叙事话语来说，宁伽在进行强烈的社会批判的同时，也明显地把批判反思的矛头指向了自身。能够在进行社会批判的同时，也进行一种清醒的知识分子自我批判，这种精神立场当然应该得到我们的充分肯定。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与这样一种自我反省式的叙事话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张炜的这部长篇巨制中，更多的却是与前引叙事话语相反的叙事话语。比如，在《无边的游荡》的第95页，就有这么一大段叙述者的议论性话语：“我想说，我们太追新趋时了，对现代声像技术对世界的致命危害讨论得少而又少。它作为一种公害倒是不可抗拒的，简直是一场轰炸。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正经受现代传媒劈头盖脸的轰炸，每个人每寸土地都无法幸免，它如此残酷地改变了这个世界。几乎在每一座城市，电视机都比做饭的煤气灶和淋浴的莲蓬头、卫生间的马桶更多。……”“过去一种文化渗入另一种文化也许需要几十年或几百年的时间，而今却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人们或许希望这种迅速传播携带了精美和深度——起码是有这种可能性；但实际上它们提供的总和，也不过是各种污脏，连一顿像样的‘快餐’都算不上。”我想，只要认真地读过《你在高原》的读者，就都无法否认，张炜小说中更多出现的，正是后面这样一种风格的叙事话语。在后一种叙事话语中，固然也有对于不合理社会现实的批判反思，但叙述者明显地拥有一种先验的道德优越感，却是毋庸置疑的一件事情。将这种道德优越感与张炜自己那部普遍受到好评的《古船》相比较，我们即不难发现，《古船》中通过隋抱朴这样一个人物形象的塑造而传达出来的那样一种谦卑，那样一种悲悯情怀，那样一种人道主义精神，似乎确实已经消遁很远了。我们都知道，作家张炜非常推崇拥有强烈人道主义情怀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但是，从《古船》再到《你在高原》来看，张炜好像走上了一条与此背道而驰的方向。因此，虽然说张炜的《你在高原》对于中国问题的关切表现值得肯定，但如此一种道德优越感过于明显的写作方式，恐怕还是应该引起作家自己的高度警醒。

刘醒龙同样是一位对于中国问题有着深切关怀的作家。《天行者》之前，他的那部影响颇大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就是一部以20世纪中国历史变迁为主要关注对象，对于曾经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暴力文化进行着深刻批判与反省的优秀作品。到了这部《天行者》中，刘醒龙的笔触由比较遥远的历史而返回刚刚却才消逝不久的现实，对于中国所特有的民办教师这一社会现象进行了相对深入的触摸与表现。在西方社会，教师就是教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正式或者非正式的区别。从根本上说，正是拜我们特有的一种社会体制所赐，才产生了所谓的民办教师这一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按照《天行者》封底的介绍：“中国农村的民办教师，一度有四百万人之多。他们在极其艰苦的环境里，担负着为义务教育阶段的一亿几千万农村中小学生‘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将现代文明播撒到最偏僻的角落，付出巨大而所得甚少。”时过境迁之后的现在，就连“民办教师”这个名词都已经进入了历史。以至于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城市里的年轻人，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中国的当代教育史上还曾经存在过民办教师这样一个特别的知识分子群体。但实际上，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真正承担“传道授业解惑”职责，真正把现代文明传播到穷乡僻壤的广大农村世界，从而有效完成知识与思想启蒙任务的，却真的也就只是如同余校长、张英才、孙四海、邓有米这样特别不起眼的普通民办教师。因为自己打小就生活在乡村，就是在许多民办教师的悉心教育下长大成人的，所以，一直到现在都依然对于民办教师那些亲切的面孔有着极难忘怀的记忆。在这里，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恐怕就是到底是否应该把这些民办教师看做是一个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尽管肯定会有人对这一点不以为然，会认为民办教师的知识水平其实并不算高，不应该被当做知识分子来看待。对此，我却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些民办教师的知识水平，或许真的并不太高，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一种崇高精神境界，那样一种纯粹道德水准，其实是我们很多所谓的高级知识分子也都不具备的。从这样一种道德精神水准的层面上说，称他们为一个特定的知识分子群体，我以为，是一点都不为过的。刘醒龙之所以两次涉足民办教师的题材，与他内心中对于民办教师这一知识分子群体的深切敬意，绝对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在这样的意义层面上，刘醒龙把民办教师称之为“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大地上默默苦行的民间英雄”，绝对是有道理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刘醒龙“天行者”的小说命名，很显然来自于中国古老经典《周易》中的这一句话。当刘醒龙把民办教师与《周易》中的这句话联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对于民办教师这一特定知识分子群体充满的敬意自然也就溢于言表了。

在谈论《天行者》对于中国问题进行关注的同时，我们必须注意到，这部长篇小说的前身是刘醒龙早在1990年代就已经创作的中篇小说《凤凰琴》。虽然说把《凤凰琴》由一部中篇小说改写为长篇小说，无论是故事情节的更加丰富，还是人物关系的更加复杂化，抑或是结构线索的有效添加，刘醒龙确实动了不少脑子，而且，就小说文本而言，刘醒龙的改写也还真算得上是成功的。然而，尽管改写后的《天行者》的确称得上是一部合格的长篇小说，但如果我们从更高的标准来苛求刘醒龙，不说别的，单只是和刘醒龙自己之前的那部结构宏大的《圣天门口》相比较，《天行者》恐怕也都要略逊一筹。说到这部小说与中国问题的关系，或许还需要把这些被作家视为“民间英雄”的民办教师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在这一方面，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民办教师为什么没有出现在大城市，而只是出现于偏乡僻壤的乡村世界呢？这实际上也就牵涉到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现代化发展思路问题。应该看到，大约自从上个世纪中叶进入共和国时代之后，中国现代化，基本上可以说是通过对乡村世界的剥夺而迅速有效地推进中国社会的工业化也就是城市化进程。可以说，中国广大的乡村世界为了中国的现代化确实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甚至可称惨痛的牺牲。某种意义上，乡村世界的日益贫困化，乡村世界师资力量的匮乏，其潜在的深层原因实则上是中国的不规范的现代化进程。由此而进一步推想开去，就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许多中国普通民众都如同《天行者》中的这些民办教师一样做出了默默的牺牲，最后才换来了现代化进程的艰难推进。只有在这样一种意义层面上理解看待刘醒龙笔下的民办教师，方才算得上触及了中国问题的根本所在。《小说评论》主编李国平坚持认为，刘醒龙的《天行者》毫不张扬地书写表现着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隐痛②。按照我的理解，李国平所反复强调的刘醒龙书写了中国现代化的隐痛，恐怕也正应该是我们此处具体谈论着的刘醒龙对于中国问题所作出的深层思考。

民办教师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计划生育也同样是中国独有的社会现象。在这个意义上，莫言这部主要描写表现计划生育现象的长篇小说《蛙》，当然也就应该被看做关注思考中国问题的优秀作品。莫言的小说创作一向以对中国历史的回望与反思为显著特色，无论是《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还是《檀香刑》、《生死疲劳》，情况均是如此。在几次与茅奖擦肩而过之后，这次终于捧奖的《蛙》，从表现对象上看，依然属于回望中国历史、关切中国问题的作品。大约自1970年代初期以来，以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数量为基本方向的计划生育政策，就成为人口大国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首先应该看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涉整体现代化发展的中国问题。由于中国人一直有着非常突出的祖先崇拜情结，特别看重传宗接代的问题，长期形成了诸如多子多福、光宗耀祖这样一些殊为顽固的人生理念，所以，愿意多生孩子，自然就成了诸多中国人的一种必然选择。尽管中国政府也曾经一度有过鼓励生育的主张，但很快地，执政者就发现了，人口的急剧增长对于中国的现代化事实上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某种意义上，社会的发展速度根本就赶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只有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速度，才可能保证中国的现代化取得实质性的发展。既然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们的体制当然就会采取断然的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于是，以强制性的手段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把计划生育当做基本国策，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现在看来，中国的计划生育实际上恐怕也是双刃剑。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自然相当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要不然，我们的总人口现在突破了二十亿也未可知。但在另一个方面，计划生育的负面效应也越来越明显了。其一，硬性地控制人口增长，实际上已经破坏了人口的增长规律，使得中国的人口结构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提前出现，正是计划生育所带来的不良后果之一。其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某些时候是以一种极其强制的方式推进的，这就难免出现过激行为和负面效应。

那么，面对着如此复杂纠结的计划生育问题，我们的作家会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切入表现呢？莫言显然没有把计划生育简单地处理成一部社会问题小说，尽管说他的这种书写本身就已经包含有强烈的关注中国问题的意味。莫言的创作很显然更多的是从关注生命的角度来切入，这样《蛙》自然而然就变成了一部跃入抵达生命层次的小说。莫言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小说命名为“蛙”，与小说中描写的女主人公姑姑晚年时特别惧怕青蛙这一细节存在着直接的关系。那么，曾经豪情万丈，具有猛张飞特点的姑姑，又为什么会惧怕小小的青蛙呢？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蛙”通“娃”。关于这一点，在小说中的话剧部分，作家借助于姑姑与蝌蚪之口有着明确的揭示。姑姑说：“不，姑姑手上，沾过青蛙的鲜血。姑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们蒙骗，吃过青蛙肉剁成的丸子，就像你大爷爷跟我讲过的，周文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吃了自己的儿子的肉剁成的丸子。后来周文王逃出朝歌，一低头，吐出了几个丸子，那些丸子落地后就变成了兔子，兔子就是‘吐子’啊！”蝌蚪说：“姑姑，其实，我知道您害怕青蛙的根本原因。我还知道，这些年来，您用多种方式来弥补您自认为的‘罪过’，其实，您并没有错；那些破碎的青蛙，其实是您心造的幻影。”非常明显，早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历程，已经成为晚年姑姑根本无法释解的内心情结。莫言之所以要把他的这部长篇小说命名为“蛙”，其主要原因正在于此。姑姑强烈的罪感意识与忏悔意识，固然是莫言这部《蛙》可贵生命意识的表现，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仅有姑姑的罪感与忏悔还是远远不够的。莫言最值得肯定之处，就在于他通过“我”也即蝌蚪这样一位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特别设定，通过书信体加话剧体的文体运用，非常巧妙地把姑姑、“我”以及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先生这三位忏悔者可谓是天衣无缝地编织到了一起。姑姑的罪感，自然是由于其早年从事计划生育工作曾经摧残生命的缘故。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罪感，是由于他的父亲杉谷医生当年曾经是侵华的日军指挥官。杉谷医生作为一个外科医生本来是一个救人的人，不料想战争的发生却使得这个救人的人变成了杀人的人。而“我”也即蝌蚪，则是在杉谷义人忏悔精神的感召之下，不断地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一些过失而忏悔。能够在关注计划生育这一中国问题的前提上，把这样三个人的罪感与忏悔编织为一个整体，使得《蛙》在思想艺术层面上最终跃入抵达生命层次，确实应该被看做莫言创作最值得称道之处。如果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小说中关于“我”罪感与忏悔意识的描写，略显轻浮单薄而已。假若莫言能够如同对待姑姑或者杉谷义人一样，为“我”的罪感与忏悔设定更为充分的一种理由，那么，《蛙》在艺术上无疑将会变得更加圆满。

虽然说这次并没有能够获奖，但这却丝毫都不会影响蒋子龙长篇小说《农民帝国》的重要性。文学奖固然重要，但内在的文学品质则是更重要的。尽管在评奖的时候由于一些不可预料的原因，《农民帝国》不无遗憾地与本届茅奖失之交臂，但就我个人的理解，蒋子龙的这部厚重作品绝对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坛最不容忽视的长篇小说之一。作为新世纪文坛难得一见的具有史诗性品格的小说，通过对于1949年之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与农民命运遭际的艺术表现，蒋子龙所深切关注思考的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中国问题。我们之所以这么说，关键的原因在于，中国要想实现真正的现代化，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或者说中国农民如何现代化。毛泽东曾经有名言云：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将此言论与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联系起来，就完全可以说，如果农民的思想观念现代化的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那么，所谓的中国现代化最终也只可能是一种心造的泡影，是一种乌托邦的社会想象。谓予不信，《农民帝国》中塑造最成功最具有人性深度的农民形象郭存先就是很好的例子。郭存先首先当然是一个农民英雄的形象，如果没有他的非凡胆识和勇敢气魄，那么祖祖辈辈都过着贫穷生活的郭家店就很难改变自身的贫穷面貌。正因为郭存先敢为天下先，既敢于在“文革”时代，带头单干，又敢于在“文革”之后，拒绝随大流包产到户，坚持走集体化的办工业道路，所以才会有郭家店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然而，最具审美价值的是，这郭存先不仅是一个农民英雄，而且更是一位极具悲剧意味的农民英雄。伴随着他在郭家店的成功，郭存先的权力欲望也越来越膨胀起来。他不仅违背基本的权力游戏规则，没有将地方领导放在眼里，而且还私设公堂，纵容手下的人们草菅人命。如此一个个性张扬飞扬跋扈者，在中国当下现实社会中的命运就是可想而知的，郭存先的人生结果自然也就是锒铛入狱而万劫不复了。蒋子龙的值得肯定之处，就在于他以异常冷静客观的姿态，不动声色地将郭存先的人生悲剧形象生动地展示在了广大读者的面前。他不仅写出了郭存先的这出人生悲剧，而且还进一步联系中国的当下社会实际，联系长达几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郭存先人生悲剧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艺术思考与艺术揭示。从而使郭存先成为新世纪长篇小说中难得一见的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对于郭存先的人性悲剧，蒋子龙曾经借助于人物之口做出过如此一种入木三分的剖析：“这些在你身上还不算是最严重的，还有比这些更危险的。不信你可以想一想，当年你游走乡间，砍棺材的时候，是快乐的，知足的。你是村里的能耐人，媳妇漂亮贤惠，小日子过得也比别人强。但随着你的官越来越大，手里有了所谓生杀予夺的大权，就真的想夺取别人的性命，你不为自己的变化吃惊吗？……你的成功之路不可谓不艰难，步步坎坷，大险大恶，先后被调查过好几次，都扛过来了，却在年产值六十多个亿、明年就可以过百亿的当口栽倒了，这是为什么？你自己就从来不追问，不感到奇怪吗？你是不是觉得有时连自己也控制不了自己，像叫病拿的一样？”从根本上说，郭存先最后的彻底失败正是由于其内心中的自我权力欲望过于膨胀的缘故。其实，蒋子龙对于郭存先性格的揭示描写，完全可以被看做是一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国民性批判。设若郭存先的确被理解为国民性的标本，那么，我们也就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如果郭存先这样的农民形象普遍存在，如果这样一种过度迷恋权力的国民精神不改变，那么，中国现代化的实现恐怕就依然是遥遥无期的。

同样强烈关注着中国乡村问题的，是以对中国当下急遽变动的乡村变革现实的同步思考而享誉文坛的作家关仁山的长篇小说《麦河》。虽然说《麦河》的未能获奖同样让我们感到十分遗憾，但关仁山在《麦河》中对于中国当下时代乡村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切思考，却还是给我们留下了殊为难忘的印象。首先应该注意到，在小说“后记”中，关仁山曾经讲过如此真切的一段话：“小说到底有没有面对土地的能力？有没有面对社会问题的能力？能不能超越事实和问题本身，由政治话题转化为文学话题？‘三农’的困局需要解开，我创作的困局也需要解开。我走访中发现，农村的问题很多，农业现代化问题、土地所有权问题、农产品价格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问题、农村贫富分化问题、农田基本建设问题、农村社会保障问题等等。我感觉核心问题还是土地问题。这是一个敏感话题，农村走进了时代的漩涡。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农村非但不能跨入现代社会，甚至会出现混乱、停滞或倒退。”既然关仁山在走访农村时已经明确地意识到土地问题乃是当下时代中国农村现代化最为关键的问题，那么，在《麦河》中把土地问题作为小说最根本的聚焦点，自然也就成为了他的一种必然选择。细读《麦河》，就不难发现，小说最主要的矛盾冲突正是围绕土地问题而发生的。虽然说，在“文革”结束之后通过把集中起来的土地再度交还给农民的手段而一度刺激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使得农村曾经一度呈现出了一片繁荣的景象，但是，这样的繁荣毕竟是短暂的。很快，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向纵深推进，土地分散在各农户手中的弊端就显现了出来。正因为农民们分散经营，各自为政，自己打自己的算盘，所以，土地真正的潜力实际上并没有被挖掘体现出来。面对着如此一种严重状况，农民们所作出的只可能是两种不同的选择。一种就是干脆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去谋求发展，打工农民的日益增多所说明的正是这种情况。另外一种，自然就是重新寻找一条能够把土地进行再度集约化经营的发展道路。从现代西方所提供的发展经验来看，土地的规模化集约经营，确实是一种重新解放农业生产力的可行方式。关仁山《麦河》所集中探讨展示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势不可挡的现代化大潮，农村中土地重新集约化经营的发展方式。具体来说，《麦河》集中表现的就是土地的流转问题。在这里，需要特别提醒的一点是，我们千万不能把土地的流转经营，简单化地理解为再次回到了大锅饭的集体状态。联系既往的历史状况，一种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历史在通过某种螺旋式上升的方式在向前运行着。就鹦鹉村的具体情况来说，最主要的矛盾冲突就集中体现在农民企业家曹双羊的麦河集团围绕土地流转问题与众乡亲之间所必然出现的对峙与碰撞上。虽然说，无论是就《麦河》的情节发展趋势而言，还是就现实生活中农村的实际情况而言，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是不是就能够彻底地解决关仁山所谓的土地问题，都依然存在着不少疑问。对于这一点，关仁山在小说“后记”中也说得很清楚：“‘土地流转’这种探索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印证。这些流动的、不确定的因素，给我带来创作的激情，所以就以我们对农民和土地的深爱和忧思，描述了这一历史进程中艰难、奇妙和复杂的时代生活。”实际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读过《麦河》之后，引起我浓烈兴趣的并不是鹦鹉村的“土地流转”是否成功的问题，而是关仁山对于土地问题的关注与思考本身。在一部以关注当下时代农村现实为基本主旨的，篇幅长达五十万字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中，如果忽略了对于土地问题、对于与土地问题密切相关的农民命运的关注与展示，这样的作家毫无疑问只能被看做是严重失职的作家。因此，与其把《麦河》看做是一部关注土地的小说，反倒不如把它看做是一部通过土地问题的聚焦表现，深入地思考表达当下时代中国农村现代化转型问题的作品要更为合适一些。“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身是一个‘试错’的过程、探索的过程。中国社会及其发展道路的全部复杂性不掌控在任何人的手中，它需要全民的参与和实践，而不是谁来指出一条‘金光大道’。事实证明，在过去那条曾被誉为‘金光大道’的路上，乡村中国和广大农民并没有找到他们希望找到的东西。但麦河两岸正在探索和实践的道路却透露出了某种微茫的曙光。但这一切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双羊、三哥、桃儿们能找到他们的道路吗？我们拭目以待。”③

2011年11月11日晚上11时55分

完稿于山西大学书斋 是日为光棍节 特记

注释：

①参见王春林：《〈你在高原〉病象分析》，《文艺争鸣》2011年第12期。

②李国平：《专访本届茅盾文学奖评委李国平：这是最具有文学含金量的一届》，《西安晚报》2011年8月21日。

③孟繁华：《乡土文学仍是主流》，《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

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