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文学奖的核心价值与评奖导向
——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说开去

◆ 蔚 蓝

茅盾文学奖的核心价值与评奖导向
——从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说开去

◆ 蔚 蓝

茅盾文学奖是遵循茅盾先生拔优选萃的遗愿，为鼓励中国优秀的长篇小说的创作而设立的奖项，也因为代表着叙事文学最高成就的长篇小说本身所特有的分量，它成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这也使茅盾文学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作家的普遍重视。茅盾文学奖产生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四年一评，迄今为止评了八届，有38部作品获奖。这些评选出来的获奖作品数量相对于近些年来巨大的长篇小说的创作基数显得还是很有限，尤其是最近几年，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已超过了2000多部，4年估计将抵近万部，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就是在这样的基数上筛选出来178部，提供给评委阅读的，所以在评选质量上应该说是有一定保证的。不过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也有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多少会影响到参评的结果，比如每一届参评的作品阵容不同，有的时候好作品比较集中，不可能都一一选上，评委们也有着自己不同的审美理念和审美要求，出于各种无法说清楚的原因，一些有分量的作品未必全都能入围，每次也会有几部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长篇小说在评选中落选，所以也会留有遗珠之憾。而评奖本身也渐次显露出一些问题，诸如评选出来的作家和评委的年龄段过于集中，也有些偏大，评选中有些偏重于褒奖作家整体的创作成就，女评委和女性作家作品入围太少等等。

茅盾文学奖作为一项文学的大奖，每次评奖，都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曾在媒介和网络上引发了一些争议。作为一个职业文学阅读者，我对茅盾文学奖一直比较关注，从1977年到现在，茅盾文学奖所覆盖的作品成为我全部的文学积累，从1981年茅盾文学奖第一届评奖开始，评奖作品就成为我关注的对象，所以我想通过对茅盾文学奖现象的分析，对评奖表达一些自己的思考。

一、应对挑战与核心价值的坚守

茅盾文学奖设奖的目的，是为了鼓励优秀长篇小说的创作，以此来推动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在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2011年2月25日修订)的评选标准中首先强调了“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要求“获奖作品应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应重视作品的艺术品位”①。这是茅盾文学奖入围作品的评判标准，也是评奖的核心价值所在。这些要求很高，也是一以贯之的，在多数人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某种思维定式。在以往的评奖中，不论是评委还是普通受众，对优秀的长篇小说的思想内涵及艺术品位认知的共识度基本是趋同趋近的，像第一、二两届评选出来的长篇小说，都属于共识度比较高的作品，评奖之前就是读者阅读的热点作品，如姚雪垠的《李自成》是中国当代文学中创作最早的长篇历史小说，读过《李自成》的人很多，在社会上引发了巨大的轰动效应，而且《李自成》的写作范式对后续的长篇历史小说的创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古华的《芙蓉镇》寓政治风云于乡村风俗画卷中，写出了湘南乡镇二三十年来的风云聚会、山川流走、社会风俗、世态民情，成功地塑造出漂亮能干的卖米豆腐的胡玉音、耿直义气的“北方大兵”谷燕山、佯装癫狂的“铁帽右派”秦书田等令人难忘的、富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人物身份各异，却各具性格特色，人性饱满，栩栩如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些作品足以代表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最好的长篇小说，也的确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统一，人们对评奖作品的关注度也很高，获奖作品往往会再度引发读者购买和阅读的热潮。

不过在当下，情形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评选出来的作品尽管在评委那里获得了比较高的共识度(虽然这是通过一轮轮投票而渐趋一致的)，但对读者来说认知的共识度却不高，正因为共识度低，所以有关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也在媒介和网络上引发了一些争议。说实话，受众对茅盾文学奖的关注度也是很有限的，一些争议多是围绕着评奖的过程进行，诸如评委是否能阅读完作品，当选者的作协主席身份等，深入涉及文本本身的很少。与茅盾文学奖相关的这些现象，除了文学自身的一些变化外，更主要的是由文学生产和文学生存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带来的。以前中国文学是整一的体制化的文学，基本属于传统的纯文学范畴，而现在文学的地盘是三分天下，一是传统文学；二是以市场化的营销策略加以媒体化的炒作而占据了图书市场的市场化文学；三是以网络为主体的新媒体文学。而发展比较快，并且对青年受众影响越来越大的是后两种新兴的文学形式。过去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对象主要是传统的纯文学作品，观照的范畴相对比较单一，对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理解和判断也比较趋近。而在当下的现实中，市场经济对作家的创作以及对作品的出版营销形成了强大的掣肘力量，出现了大量的走市场的类型化小说，诸如职场小说、青春小说、校园小说、情场知识小说、悬疑小说、玄幻小说、穿越小说等等。另一方面，新技术的更替、新媒体的兴盛，使网络已经成为文学最重要的一种载体，尤其是习惯于网上阅读的年轻受众的点击率，现在已经开始决定着文学艺术再生产机构的决策，网络文学成为出版社、影视改编的直接来源，而且是越来越重要的来源，近两年来大热的影视作品《山楂树之恋》、《与空姐同居的日子》、《婆婆来了》、《裸婚时代》、《失恋33天》、《宫》等都是由网络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在文学三分天下的格局中，发展很快的市场化文学与年轻受众追捧的新媒体文学有时是联手的，捆绑在一起营销的，它们正在分割和改变着传统文学的疆域，传统的小说美学精神和价值取向被销蚀，纯文学的发展空间在不断地萎缩，文学版图的这种结构性的巨大变化，反过来必然会对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形成一种作用力。

事实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现在已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挑战：

首先，在评选对象上，它主要还是集中在传统纯文学这一块，由各级作家协会系统、宣传部、出版社、文学杂志等选拔推荐作品，虽然现在加上了持有出版许可证的重点文学网站，允许网络文学作品参选，像李晓敏的《遍地狼烟》写得不错，作者也很有才华，但最终这类作品会被刷掉，因为网络作品基本不属于评委这个圈子的观照对象，甚至可能是他们阅读的盲点，而评委们来自各级作家协会系统、高校、媒体、军队等，这些主要是“50”、“60”后的评委们对处在蓬勃生长期的网络文学和新媒体文学的主观认知和阅读，基本处在一种不对等的错位的状态中。

其次，在评选标准上，茅盾文学奖“提倡题材、主题、风格的多样化，鼓励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借鉴外国优秀文化成果基础上的探索和创新，鼓励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②。从现在几届评选出来的长篇小说来看，都很难说是“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在得奖前一些作品并未形成阅读热点，得奖后受众一般也未见像早年间一样，对获奖后的作品趋之若鹜，形成新一轮的阅读热潮。依凭于强大的市场和无所不在的网络而兴盛的市场化文学、新媒体文学，以及社会影响面极广的影视对读者产生的分众效应，使文学阅读日趋式微，使传统文学的社会受众急剧减少，从过去的“大众”变成了现在的“小众”，而市场化文学则在策划和出版上以大众读者为重心，获得了众多的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的追捧。做个假设，如果真的让人民大众参与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活动，进行网上投票的话，那么现在评上的一些长篇小说有可能会落选。实际上“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这样的评选标准，要真正落在实处是有困难的，因为接受价值体系的多元化使得这一目标很难达到。

面对这样一些问题和现象，我想要说的是，茅盾文学奖的评奖需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如果要坚守评奖的核心价值，坚持思想性与艺术性完美统一的原则，就必须要进一步明确地框定评奖作品的范围，以传统的纯文学为评选对象，强调文学的一种至高境界，不需要把评选面覆盖到所有的长篇小说作品，评奖也不必照顾到方方面面，尤其是在当下，更要突显自己的立场和特点，使茅盾文学奖真正成为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上一届评奖，人们对麦家的《暗算》存在争议，就是认为这种类型化的小说与传统的纯文学还是存在一点距离的，与文学经典还有差距，与同一届入围而落选的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孙惠芬的《上塘书》相比，它很难成为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性的作品。

正如评委认为的，茅盾文学奖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当代人提供一份阅读的范本，既然是阅读范本，就更应该强调作品的严肃性和经典性，只有这样，才能对作家明示一种创作导向，使他们的创作能自觉地去追求一种有难度的写作，以严肃的创作态度和深厚的人文关怀朝着最好的长篇小说的方向去努力，创作出那些能够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水平的长篇小说，以及能在读者阅读的记忆清单上留下痕迹的人物形象。

二、褒奖作家还是以作品为重

茅盾文学奖目前一个醒目的现象是，虽然是长篇小说评奖，但评奖的结果给人的感觉似乎是偏重于评作家，成为对作家整体的创作成就的一种肯定和褒奖。在前几届的评奖中还主要是关注作品比较多，最典型的当属王旭烽的《茶人三部曲》(第一、二部)，在获奖之前，没几个人知道王旭烽这个名字。还有《骚动之秋》、《战争和人》(三部曲)也是，刘玉民和王火这几位作家到现在也不大为人们所熟悉。从前几届获奖的一些作品来看，像《白鹿原》代表了陈忠实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在写《白鹿原》之前，陈忠实的小说写得并不突出，如《信任》、《正气篇》、《立身篇》等，这一类小说的主题都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形势相关，人物都有些相近相似，表现手法上也比较单一，与他多年做公社书记的个人经历以及他所体验的生活有直接关系。到写《康家小院》、《鬼秧子乐》、《梆子老太》和《蓝袍先生》时，陈忠实的创作才有所起色，尤其是《蓝袍先生》对遵从“耕读传家”的家训，做承继父业的“人师”徐慎行的刻画，开始显现了陈忠实写人的功力和社会批判力度，并且体现出悲剧审美的深度意义。路遥在获茅盾文学奖之前，已有几部获奖作品，如《在困难的日子里》获《当代》1982年度中长篇小说奖，《惊人动魄的一幕》获得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还有获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的《人生》。除了《人生》写得还比较好外，其他作品都很一般，但《平凡的世界》使路遥有了质的飞跃，代表着路遥的最高创作水平。所以这些作品能够获奖，主要还是靠作品说话。

但对这次茅盾文学奖普遍有一种感觉，就是评委潜在地对作家整体的创作成就和以往印象有所偏重，像张炜的《你在高原》拔得头筹，这部450万字文学巨制用了20多年时间创作完成，全书分为39卷，10大本，有《家族》、《橡树路》、《海客谈瀛洲》、《鹿眼》、《忆阿雅》、《我的田园》、《人的杂志》、《曙光与暮色》、《荒原纪事》、《无边的游荡》，除了《家族》，其他作品我基本没有读过。这次人们对评奖的一些争议，主要还是集中在评委的阅读上，怀疑判断是不是来自认真的阅读，认为450万字只能是浮皮潦草地读，以点带面地读，这种读法可能会影响到对作品的整体判断。对张炜的获奖，相信大家都不会有什么异议，张炜创作的基本是长篇，而且20多年心无旁骛地潜心写作，这种专注于文学的精神在当代社会少有，正如他所说，“我要让自己慢下来，再慢下来，以便在无比的芜杂和喧嚣中身心笃定，让声音之镞坚定地朝向一个方位射出，不致摇晃和迷失”，“一切都要恪守两个字：诗与真。百折不回地抵达诗境，不屈不挠地走入真实，让二者紧紧相依不再分离”③。这次获奖，应该看做是对他多年坚守文学的精神品质和文学意义的肯定，他成为一个特例，让大家看到了中国作家对文学的坚守。但从作品来看，《你在高原》有10部，是否都能保持同样的品质，这很难说，而且卷本太多，在这个匆忙的时代也会阻碍读者的阅读。说句实话，《你在高原》的文学受众的比率是比较低的，这里主要说的还是最有条件阅读的大学文科学生，而对普通读者而言，购书和阅读时间都存在很大困难。

3.2.2 加强乡村民俗文化建设。各县区应统筹协调辖区内各个乡镇结合实际，依托村民文化广场、村级民俗文化巡展等形式，建立特色化的乡村民俗文化发展机制。加强各区域乡村民俗文化的整合、交融，将乡村文化建设由传统的个体化建设向开放化建设方向转变，使乡村民俗文化在巡展中获得创新和发展［2］。

说起来张炜早就应该得奖，他在1986年创作的《古船》受到了广泛的好评。这部具有史诗品格的鸿篇巨制，叙写了胶东半岛洼狸镇上隋、赵、李三大家族厮斗浮沉的历史，历叙了新中国成立前后四十年的历史风云。洼狸镇人所经历的历史场面，包括土改时期复查运动中的“乱打乱杀”；自然灾害中谎话制造的荒唐景象和随后的大饥荒和死亡；“文革”中兽性对人性的空前规模的践踏；以及经济改革初期，昔日的专制者以新的身份继续给人们带来的痛苦和灾难等，浓缩了整个国家所走过的曲折而艰难的发展道路，以及我们民族所经历的心路历程。张炜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聚合在一起，融入了其对历史与人生的深刻反思，对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的宗法势力产生的根源，以及农民的文化心理意识，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打制了“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的碑石”④。小说塑造了隋见素、隋抱朴、赵炳、赵多多、隋不召、隋含章、赵小葵、长脖吴、茴子、李其生、李知常、史遇新等一批各有其不同意义的文学形象，并且通过人物深入剖析了中国几千年封建宗法观念对人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没入其中的沉迷与退避、觉醒与反抗。《古船》中有大量的象征意象，附丽于人、事、物、景中，使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手法得以自然地融合，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当年为何没有评上具体也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读者甚众，且获得了极好的口碑，如果让读者来投票，得票率一定非常高。所以《古船》在评委的心中是有印象的，张炜这次获奖，其中也有对他以前创作的肯定。

还有贾平凹、莫言也是这种情形，在评奖中考虑作家的因素要大于作品。贾平凹的获奖作品《秦腔》主要是用“还原式写作”的方式创作的，在老一辈夏家四兄弟身上，“仁、义、礼、智”这些传统乡土中国的伦理道德精神得到了突出的体现，他们之间关系和谐，践行着传统宗法制乡村生活的传统，营造出一种和谐的家庭氛围，有好酒好吃的绝不会独享，一定要与其他弟兄分享。但以“金、玉、满、堂”和“瞎瞎”为代表的夏家下一代却抛弃了这种传统，他们所表现出的各种丑陋不堪的行为让人不免感叹和忧虑。《秦腔》正如贾平凹自己说的，写的是一堆鸡零狗碎的泼烦日子⑤，最突出的缺陷是人物没立起来，给人没留下什么深刻印象。贾平凹的作品中，《废都》给读者的印象最深，影响最大。曾经入围茅盾文学奖的作品《怀念狼》也能看到他的一种新的创作追求，贾平凹在对《怀念狼》的处理上有意识地弱化了小说的情节，赋予作品以浓厚的象征意义。他更多地将精力放在作品所能够表达的思考中，人在没有了恐惧之后，内外两重世界都变得无所依凭，无法找到生存参照的“人”的结局是成为“狼人”，他在这部小说的创作中充满着哲学思辨精神。贾平凹作为中国一个名气很大，创作了《废都》、《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病相报告》、《高兴》、《秦腔》等众多作品的作家，在前几次茅盾文学奖评奖中未获奖，总让人觉得说不过去，所以不论是《秦腔》还是其他作品，这个奖都是要给他的。如果再晚一点评，他的近作《古炉》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至于莫言，这次获奖的《蛙》肯定不是他最好的小说。主人公“姑姑”的形象显得有些诡异，作为乡村中的妇科医生，她既接生，也因为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而“杀生”，这也成为“姑姑”晚年精神陷入混乱的主因。“姑姑”这个据说是莫言根据生活原型全力打造的人物，给读者的感觉很是复杂，有些令人难以接受，从这个形象中透露出莫言对计划生育的某种情绪化的叙写，所以显得有些漫画化。作为长篇小说，《蛙》镶嵌了5封书信，4篇“元叙事”章节和一个剧本，这或许是一种实验，但在人物塑造、结构的完整性和叙述连贯性上都有所欠缺。不论是作品本身，还是读者的阅读反馈，都说明这部作品不能代表莫言最好的创作水平。莫言在读者的网上投票中，被列为20世纪中国优秀小说家的榜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莫言成为作品被翻译到国外最多的作家，处在这样一种地位的作家，得不到茅盾文学奖似乎不大相称，尤其是上一届入围的《檀香刑》未能获奖，那这次的奖是一定要给他的。尽管比较起来，《檀香刑》比《蛙》要好得多，《檀香刑》的叙事借鉴运用了猫腔和方言这些民间的艺术形式，采取了类似多声部复调叙事的策略，突出地表现出莫言民间化叙事经验的老到，呈现出鲜明的地域和作家个人特点的烙印。《蛙》的获奖其实成了评委对莫言整体文学成就的一种肯定。

这种评奖中对作家成就的偏重，看似合理，也比较能满足我们对作家的期待，但从长远来看，却有很多弊端。其一是损害了评奖的权威性，使评奖成为“排排坐吃果果，你一个我一个”的游戏。其二是当以后说起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时，某些获奖的长篇小说并不能算同时代最好的作品，作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很难使以后的读者信服，而且还可能会使他们对评奖产生质疑。还有获奖作品并不能体现和代表作家的真实的创作水平，这些都会对评奖的公信度造成伤害。

三、评选机制与规则的考量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评选机制上比上届有所变化，改变了一些评奖规则，一是实行大评委制，组成62人的评委会；二是初评终评一贯制；三是实名制投票，以保证评选结果相对公正，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调整与改进应该是一种进步。不过，需要改进的地方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地方需要调整和改进。

首先是对获奖名额的限制。虽然不太清楚茅盾文学奖每届评选是否对获奖作品有具体的名额限制，但实际上是有一个潜在的控制的，茅盾文学奖四年一评，迄今为止评了八届。除了第一届评奖有6部长篇小说获奖外，其他各届都是5部，或是4部，只有第二届是3部。不知是否是巧合，第五届是4部，第六届是5部，第七届是4部，第八届是5部。从表面的数字上看，似乎是很均衡，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公允。从第一届评奖来看，时间是1977年—1981年，这一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数量并不是很多，却评上了6部。进入新世纪后，长篇小说创作的数量大增，尤其是最近几年，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已超过了2000多部，4年下来估计将抵近万部，那么第七届、第八届总共评了9部，这个评奖的概率就大大降低了。相对于这么大的长篇小说的基数，获奖作品的数量也应该有所增加才是，这样就不会出现评奖中的一些问题，比如某个阶段优秀的长篇小说比较集中，但因为有名额限制，不可能都一一选上，由此而留下缺憾，对作家来说，也不够公平。

刘醒龙的《圣天门口》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入了围，当时获奖的呼声很高，但最终落选了，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评上了《天行者》，这部长篇显然要逊于《圣天门口》。这不仅因为《圣天门口》是部3卷本100万字的长篇巨制，叙事的时空跨度宏阔，在小说架构和内涵上，更符合长篇小说的评奖要求，而且内容也远比《天行者》厚重，体现了作家对历史的个人思考。小说以大别山一个山野小镇天门口为叙事背景，借镇上的雪、杭两家几代人纠结在一起的恩怨情仇，叙述了自辛亥革命至“文革”期间天门口镇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将中国近现代史上所经历的各种政治大事件都容括其中，展开了中国社会近大半个世纪浴血的革命历史画面。在《圣天门口》中，刘醒龙试图以当代性的思考去穿透历史纵深，以此来探寻被既定的革命史所隐含的被遮蔽的历史面貌，在对革命史做新的诠释的过程中，以自己对历史、革命的理解和认知，去还原自己所认定的历史和革命的本真面目，并且探讨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理性人格与世俗人性之间的相互碰撞与冲突，人性在历史的节点上所做出的不同反应，以及对历史的发展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天行者》在叙述上则缺乏连贯的有效性，没有贯穿始终的主线和人物，这对于长篇小说来说是明显的缺陷，《天行者》的获奖，不知是否有一种补偿的意味，而《圣天门口》未获奖，也仍然是刘醒龙最好的作品，这种评奖的错位的确留下了某种遗憾。

周大新的《第二十幕》是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入围作品，可以说是周大新最厚重的作品，这是他呕心沥血潜心十年创作的一部近百万字的小说，而且就作品本身来看，也是一部具有史诗性构想的大制作。小说以中原古城南阳尚吉利家族几代为织出“霸王绸”而奋斗为叙事脉络，穿插以卓家、栗家、晋家等几个家族的故事，叙述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沧桑变迁，以及各种人物的命运沉浮。尚家的丝织作坊几经起伏，个人命运在政治、文化、经济等历史浪潮冲激下身不由己的沉浮，构成了小说丰富的内容。在尚家丝织厂的起伏兴衰之中，有周大新对事业、权力、金钱、欲望等的文化思考与批判，以及对人性的深入探寻。而在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获奖的《湖光山色》，从整体构架到具体内容都不及《第二十幕》，周大新在《湖光山色》中叙写了经济转型带给农村的种种影响，以及他对乡村生活的思考和设计理念。小说所描述的乡村生活与真实的乡村生活相去甚远，基本是在城市的书斋中去想象乡村，故事情节相对比较老套，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对农民自私、贪婪、堕落的批判有概念先行的嫌疑，是一种图解式的叙事。相比较而言，《第二十幕》犀利的文化批判精神要远胜于《湖光山色》。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某些入围的作品本该评上的却没有评上，从第六届、第七届入围作品来看，好作品很多，像第六届入围的有莫言的《檀香刑》、贾平凹的《怀念狼》、孙惠芬的《歇马山庄》、李锐的《银城故事》、铁凝的《大浴女》、周大新的《第二十幕》、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尤凤伟的《中国1957》、李洱的《花腔》、阎连科的《日光流年》等，这些落选的长篇小说都在读者中形成了阅读热点，也成为评论的焦点。说真的，这些作品在社会受众中的影响力比评上的几部还要大些。评奖中遇到这种情况，就可以考虑多评选几部作品，不要受名额的限制。当然，一些优秀的长篇小说在评奖中落选也不全是名额限制的原因，对一部长篇小说的理解和评价，有时候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判断会不尽相同。

其次，实名评奖是否是最好选择还需考量。这次评奖的最大变化是实行大评委制，组成62人的评委会，而且评委名单公开，从以前的匿名改为实名评奖，这对限制暗箱操作可能起一定的限制作用，但也会带来另外一种结果，就是评委都不愿得罪人，会投人情票，这个肯定是无法避免的，仍然会产生不公平公正的结果。

注释：

①《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2011年2月25日修订)，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

②《茅盾文学奖评奖条例》(2011年2月25日修订)，中国作家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

③张炜：《渴望更大的劳动——谈〈你在高原〉的写作》，《作家文摘》2011年8月30日。

④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当代》1987年第5期。

⑤贾平凹：《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秦腔〉后记》，《收获》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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