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议会外交的理论思考（上）

□ 赵可金

作为国内民意代表机构，议会是近代政治的产物，不论是严肃的学术著作或流行的大众媒体，大凡谈到议会在制定公共政策时的种种辩论，往往将议会看做是国内政治发展的风向标，其议事场内的不少话题都能“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世人广泛的注视；而一旦涉及外交事务，议会所扮演的角色又几乎千篇一律地被描绘成无足轻重的“沉默羔羊”。在他们看来，议会在外交领域根本不在最核心圈内，最多只配充当次要的配角[1]。尽管各国议会都普遍拥有立法权、预算权、宣战缔约权、人事任免权、倒阁权等重要权力，但议会在外交中的参与却十分有限。有学者认为就外交事务而言，议会的权能受到了自身缺陷的制约。外交要求速度，而议会做事经常拖蹋；外交要求谈判，而议会要么赞成，要么反对；外交要求保密，而议会经常泄密；外交要求专长，而议会议员欠缺外交专长；外交要求强有力的领导，而议会常常一盘散沙[2]。因此，尽管议会作为人民的代表机构必须拥有部分外交权，由于议会的上述缺陷，各国在赋予议会外交权时常常有所保留，而总是将主要的外交权交给行政部门，议会心甘情愿地把外交舞台留给政府首脑及其外交体系。即便在国会地位显赫的美国，总统在国防事务和外交事务领域也具有很大的自由度。阿隆·威尔达夫斯基认为，虽然美国具有一个总统，但存在“两种总统政治”：一种是在国内事务上的总统政治，另一种是在防务和外交上的总统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