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废娼问题的探讨
——以《妇女杂志》的废娼讨论为中心

赵梦颖

(新乡学院文学院，河南 新乡453000)

《妇女杂志》是一份商务旗下较早的商办女性刊物。1915年1月15创刊于上海，早期王蕴章主编时期，主要倡导贤妻良母主义式的调和路线。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商务的保守立场遭到抨击和抵制。1920年章锡琛被商务当局任命为新主编，随即在编辑旨趣和办刊方式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章一改王蕴章时期保守立场，在对妇女问题的言说上，努力建构妇女问题与新文化的关联。他坦言刊物宗旨即是“谋妇女地位的向上，和家庭的革新”［1］，《妇女杂志》(1920—1925)由此开启了一个历史上被称为“妇女主义”［2］的时期。

一、《妇女杂志》传播的废娼思想

章锡琛主编后，杂志刊载废娼方面的文章也不断出现，9卷3号专门设立“娼妓问题专号”，10卷8号展开“公娼和私娼的利弊”，并开放多种渠道如“自由论坛”“通讯”“读前号”“讨论会”等持续关注和引导讨论的深入。《妇女杂志》展开的废娼讨论主要围绕着嫖妓与现代道德的关系、娼妓成因、娼妓废除和救治办法等进行，其力度之大、时间跨度之长、议论之深入都是首屈一指的，在当时废娼宣传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本文拟对此类言论进行概述，并进行分析与评价。

1.嫖妓有违现代道德

章锡琛主编时期，首先注重在学理层面为废娼运动的合理性寻求论证。章锡琛认为:“废娼运动，近来在我国已渐成萌芽，但从事此运动的人，对于娼妓问题之学理上的根据，不可不有明白的理解。”［3］9卷3号“娼妓问题号”专号上，章锡琛的文章《世界人类的耻辱》，开篇就把卖淫这一“性交的买卖”视作“世界人类的耻辱”，他认为男子凭借金钱去玷污女性，把两性神圣的关系视为游戏，是对人道的玷污，是人类的耻辱。周建人《废娼的根本问题》认为“两性的道德，纯是恋爱的问题，嫖之所以不道德也就是违背恋爱的原则。”［4］显然，周建人更认可两性交往中精神内涵的优先性，并把此看作是现代人重要的德性标准。

一些论者从民族卫生学的角度，抨击宿娼所导致的花柳病的蔓延，以及对女子人格的侮辱:“已经威胁到半数以上的人类”，“致种族摧毁”，“对于女子解放的前途，尤为莫大之障碍”，“而人类的缺陷，进化的阻力，便也一日存在着。”［5］“娼妓在不良的社会里，实在有废除存在的可能!她的流毒的程度，决不止于一部分女性们沦落惨苦的境遇，和花柳病的众多，而是阻扰人类的发展，造成社会的黑暗。……在20世纪还让这名词留在字典里，是社会的污点，人群的大耻辱!”［6］娼妓的存在危害民族健康、玷污女性人格、有损中国形象，影响民族、人群的进化和发展，总之，嫖妓是一种与现代道德极其相悖的行为。现代中国的废娼叙述中流淌着民主、平等、进化、尊严的血液，是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的一部分，这种立论与五四新文化人的废娼论说保持了高度的一致，具有相当的思想深度。

2.娼妓成因分析

《妇女杂志》中的废娼论者不仅注重对娼妓现象的学理分析，还非常注重对娼妓成因的实证分析。讨论者认为娼妓制度在中西有漫长的历史，作为一种文化惯习短期内难以改变。从现实层面来讲，经济的畸形会导致一部分妇女因贫穷而卖淫，另一方面则是买淫市场的存在。都市生活的压力、男女比例的失调、人口迁移、婚龄延迟、女性被引诱、喜奢侈、意志不坚等原因，客观上都会造成娼妓业的畸形繁荣。值得注意的是，《妇女杂志》并不一味地把经济问题视为主要归因。一些论者还提到一种娼妓型的女性，即因强烈的生理需要主动卖淫的女性。论者借助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人格结构上的病态，但也有论者同样争议说这种病态本身是果而不是因，真正的原因是造成这种病态的社会。［7］相比新文化人从人道主义的视角高屋建瓴的立论，或仅仅把卖淫问题归结为贫困，《妇女杂志》关于卖淫成因的分析显然更为具体细致，探讨更为客观和现实，问责更为多面化。

3.救济办法与解决途径

《妇女杂志》中的废娼讨论中并陈了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两种废娼观点。自由主义废娼者认为经济救助和社会性道德的改善是消除娼妓现象的根本。针对娼妓的成因主要在于经济迫力的原因，他们主张改革教育制度，提倡男女教育的平等使女性拥有谋生技能，或通过教会妓女某些技能，女性有谋生能力不再操此贱;谋求经济制度的改善，使社会上不再有贫乏，女子也就不致被迫卖淫;成立福利机构如感化院、济良所、收容所等民间机构的方式，对娼妓实行经济救助和人身救助。

章锡琛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废娼者还积极寻求性道德的改善。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嫖妓归根结底在于男子无视女子人格的传统恶习。1922年8月章锡琛带头发起成立了“妇女问题研究会”，研究会的重要目的就是培养“新人”(Newman)的产生，希望男子“养成一种正当的行为，思想，和性情，使将来两性生活建设在和谐和合理的上面”［9］。从女性方面说，女性也应该注重和珍惜自己的贞操，男女双方应该共同进行道德的重建。他们认为嫖妓这种恶习要杜绝就必须使神圣的两性关系建立在恋爱的基础上，因此呼吁社会制度的改良和开放，给青年男女提供自由社交及恋爱的机会，这是五四时期新文化思想的延续。

自由主义废娼论者性道德的改善中还包括了对近代卫生学知识的接纳。近现代因为娼妓业的畸形繁荣，导致花柳病的恶性蔓延。一些论者建议扩大卫生知识的宣传，使人们了解性知识而避免嫖娼。有些论者干脆主张“严禁花柳病医生和花柳病医书”［10］，希望以恐吓达到禁绝嫖妓的目的。由于嫖妓作为一种根深蒂固的恶习，自由主义废娼论者还呼吁应该开展正当的娱乐，中国文人传统上以狎妓征优为风流韵事，社会上习谙相传，遂成为娱乐消闲形式之一种，“业余无正当的娱乐”［11］，导致了嫖娼卖淫现象的滋生。近现代以来，在西式娱乐理念的推动下，中国人逐渐接触游园、划船、体育等西式娱乐。在这些现代娱乐理念的冲击下，嫖妓作为一种陋习尤为显得陈腐和不合时宜。许多论者都提到应进行的高尚的娱乐场所之建设，给国人以健康的消闲，改变国人传统不良的娱乐习惯。

马克思主义废娼者认为上述自由主义的废娼解决办法都只是皮相，社会制度的改良才是根除娼妓现象的根本。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指出:“娼妓是资本制度——私有财产制度——下的产物，解决娼妓问题，须根本推翻现社会的经济组织”。［12］“社会上所以有娼妓这种阶级，完全是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下面必然的结果”，所以，“要想铲除娼妓阶级，非先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着手实行改造不可。”［13］马克思主义的废娼思想把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看作废娼的根本，这跟建国后共产党的废娼思路是一致的。

二、《妇女杂志》废娼思想传播的特点及意义

首先，章锡琛主编的《妇女杂志》对废娼问题的讨论并不泛泛而论，同时极力地融合了新文化的论争理路和当时的社会现实。《妇女杂志》“娼妓问题讨论”(9卷3号)，是与相继开展“贞操问题讨论”(8卷12号)、“妇女运动专号”(9卷1号)、“家庭革新专号”(9卷9号)、“配偶选择专号”(9卷11号)、“男女理解专号”(10卷10号)、“新性道德专号”(11卷1号)讨论相互衔接，共同展开，而关于废娼的讨论，前后也不断见诸报刊，这使《妇女杂志》对新思想的普及成为一个互相衔接和有机联系的序列，有助于废娼思想的深化。

其次，《妇女杂志》对西方世界的废娼情况一直保持高度的重视。英美等西方国家19、20世纪后先后开展了废娼运动，中国废娼运动的兴起主要受到租界西人废娼运动的启发。《妇女杂志》众多讨论废娼的文章中，一方面观照中国问题，一方面还不断翻译介绍西方和日本学者讨论废娼问题的文章，把中国的废娼运动放在更为宏大的国际视野中来观照，为讨论中国问题提供了思路、借鉴和理论资源。

再次，积极营造“公共空间”。呈现在《妇女杂志》中的声音是多样化的，不仅有知识者发声，同样积极传递官方和普通市民的声音。《妇女杂志》对当时社会上如火如荼的废娼运动一直保持了高度的追踪报道，不断介绍广州、上海、北京等地废娼运动的开展情况。1922年众议员田桐等51人联署向国会正式提出废娼议案，《妇女杂志》9卷3号对此给予了及时报道。章锡琛主编时期还特别设立“通讯”、“读前号”、“谈话会”、“自由论坛”等栏目，营造官方、知识分子和市民读者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些栏目中，编者章锡琛针对具体问题或所刊文章做引导，读者看法和感想附刊其后，这种交流与互动有助于引导市民读者介入新文化的公共议题。

最后，章锡琛主编后采取一系列营销策略，如对有吸引力的论题都采取专刊、专号形式，引导讨论的深入;增加刊物页数，开放读者来信，增加编读往来;版式设计更加精美、编排更加美观、印刷技术上乘等手段，吸引读者注意;同时采取增扩销售分店、发行点、订阅优惠等促销手段，不断扩大了刊物发行量。据统计，革新后的杂志销量从创刊时每期3千份增加到后来每期3万分，远销香港、澳门、新加坡、日本等地。［14］(48，51)这一系列的营销手段使这份民间刊物“成为当时发行最广的唯一一份女性刊物。［15］(40-41)可以想象，这对扩大废娼思想的传播，促进现代国人的伦理觉悟都是至关重要的。

《妇女杂志》是“后五四”时期讨论现代废娼思想的一个重要平台。早期废娼思想的传播多局限于精英文化圈，难以获得震动社会的整体性影响。《妇女杂志》的废娼宣传，一定程度是对新文化主导性废娼思想的延续和深化，扩大了新式废娼思想的传播范围和力度。围绕《妇女杂志》展开的废娼讨论较为细碎和繁琐，相对较为缺乏高屋建瓴的立论，也唯此更贴近普通市民的认知，能够在一般知识者和普通市民中获得认同。废娼讨论中涉及到的男女平等、爱情结婚、女子人格等新文化议题，给当时的市民读者以极大的冲击和震动，促进了新文化的传播，促进了现代自由平等的新性道德的标准和两性伦理革新的新建构，在中国现代伦理觉悟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章锡琛.编辑余录［J］.妇女杂志，1921，7(2).

［2］刘慧英.“妇女主义”:五四时代的产物——五四时期章锡琛主持的《妇女杂志》［J］.南开学报，2007(6).

［3］章锡琛.编辑余录［J］.妇女杂志，1923，9(3).

［4］周建人.废娼的根本问题［J］.妇女杂志，1923，9(3).

［5］佚名.私娼与公娼的利弊［J］.妇女杂志，1924，10(8).

［6］严敦易.废娼问题的重要［J］.妇女杂志，1923，9(5).

［7］蒋径三.现代文学与卖淫问题［J］.妇女杂志，1925，11(5).

［8］“读前号”［J］.妇女杂志，1925，11(5).

［9］高山.新人的产生［J］.妇女杂志，1923，9(10).

［10］胡怀琛.废娼问题［J］.妇女杂志，1920，6(6).

［11］陈德征.卖淫事业之经济的原因［J］.妇女杂志，1923，9(3).

［12］朱枕薪.论娼妓问题［J］.妇女杂志，1923，9(3).

［13］李三无.废娼问题管见［J］.妇女杂志，1920，6(8).

［14］范蕴涵.《妇女杂志》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09.

［15］周叙琪.一九一○—一九二○年代都会新妇女生活风貌:以《妇女杂志》为分析实例［M］.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