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律治的散文风格与真理的传播
——以《朋友》文本为中心

孙凌钰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柯尔律治的散文风格与真理的传播
——以《朋友》文本为中心

孙凌钰

(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北京 100871)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的散文创作在他文学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散文风格一直因“晦涩难懂”受人诟病，笔者通过细读他的《朋友》中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名篇，试图回答三个问题：一，柯尔律治主张散文风格与“费力阅读”的目的是什么？二，他主张的散文风格与他的传播宗教真理有何联系？三，他如何实践自己的思想？搞清这三个问题，我们能看到柯尔律治的散文写作与传播真理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思考研究柯尔律治的思想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意义。

散文风格；真理传播；审慎①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以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身份为国人所知，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散文作者。一直以来，他的散文因“晦涩难懂”受人诟病，在他生前主要来自读者们的抱怨，从1834年他去世直到20世纪末，学者和评论家对其散文风格很关注，对其“晦涩难懂”的风格有许多不同的评价。①笔者通过细读他的《朋友》中具有代表性的散文名篇，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柯尔律治的散文风格及其主张是什么？二，他的散文风格与他的宗教思想有何联系？他如何实践自己的思想？搞清这两个问题，我们能看到柯尔律治的散文写作与传播真理之间的关系，同时也思考研究柯尔律治的思想在我们当下的时代意义。

一

在柯尔律治生活的18世纪末19世纪初，对当时英国文风研究最详尽的著作是Hugh Blair的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这本书收录的文章是Blair在爱丁堡大学24年来所做的演讲。他明确给“简洁扼要的”(Concise)和“繁冗铺排的”(Diffuse)两种文风下定义：“一个文风简洁的作家将想法压缩成尽量少的词，且不重复给出同一个意思，而是选择最有力的方式来呈现思想。”“一个文风繁复的作家则给读者很多机会来理解自己的思想，他在最初表达思想并不谨慎，因为他之后还会重复很多次。他的力量展现在无比丰裕的呈现方式中。这种作家喜欢华丽和发挥，他的句子往往拖得很长，为各种修饰语留有足够空间，形式相当自由。”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人们根据常识，会认为繁冗文风天然对应长句子，简洁文风对应短句子，但Blair否定了这种简单对应。他说：“长短句并不能完全代表两种风格，很可能短句作家恰巧很繁冗。比如Seneca的文章初看是简洁文风，但他实际上是用许多不同形式的短句来表达同一个思想。”③这一点论述至关重要，后来的研究者正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把柯尔律治喜欢写长句子的文风，简单归结为繁冗(Diffuse)，这是有失公允的。根据Blair的定义，“繁冗”的要义在于“重复表达同一个意思”，并不是句子的长短。柯尔律治的散文句子虽然很长，他会用精妙的比喻、引用前人名言等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表达的思想并不重复。柯尔律治很注意句子内部的逻辑关系，并喜欢以此来训练读者的思维能力。所以柯尔律治文风可算作Blair观点的又一例证，看似是繁冗文风，实际却是用一个逻辑严密的长句子来表达一个准确的思想。对于柯尔律治，我们并不能简单贴以“concise”或“Diffuse”的标签，他在这两种时髦文风之外独辟蹊径，如果一定要概括他的风格，“晦涩”(obscure)是一个较恰当的词。我们可以通过文本细读看到他的晦涩文风承载了他对读者的深切关怀，这种与时相异的独特并不是肤浅的标新立异。

柯尔律治1796年在布里斯托(Bristle)做公开演讲时，借阅过Blair的书来学习演讲技巧，应该知晓其对两种文风的讨论，他强调晦涩文风是自己的主动选择。值得一提的是柯尔律治立场坚定地反对当时英国文坛泛滥的Epigram文风。Epigram原本是刻在石碑上的碑文，后来演变成短小精悍的小诗。英国自文艺复兴起就在中学教授如何写作这种机智的小诗，它的影响广泛而巨大，Epigram格言警句式的文风是影响简短文风流行的重要助力。柯尔律治多次批评“这种警句式的时髦文风”会败坏人们的思维能力。可以说，柯尔律治对Epigram的批评构成他自身散文风格建设的重要面向。

《朋友》是柯氏的重要散文作品④。他在1809年版的《朋友》第11期发表一封名为Letter to R.L的公开信来正面回应读者对自己文风的质疑。他承认自己的文风并不适合期刊写作，同时也对当时时髦的短小文风作辛辣讽刺：“这个错误我正尽可能在克服。虽然我从没放弃过出名的愿望，但我也不会把我的文章写成法国模式，也不会写成那种被古代批评家推荐给哮喘症患者来读的文章，更不会写成推荐给智力上的哮喘症患者读的文章。”这两段话表明了他认为自己的文风是继承自胡克等人的说理、雄辩的文风。他进一步分析Epigram文风带来的危害：“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就获得快乐，仅仅由感觉和好奇引起的兴奋，这些阅读对头脑是有害的，因为这些短句之间彼此无关联，容易被理解，也容易被遗忘。那些只读这些书的人，会让自己的智力退化，最终成为可悲的弱智。”⑤他认为短小文风会危害人们的智力能力。

Blair对长短句都有批评，他认为应该在长句、短句之间寻找一条中道。但柯尔律治不同，他旗帜鲜明反对短句。究其原因，主要是在两人对阅读功能的不同理解。Blair主张“轻松阅读”，认为阅读不应耗费太多精力；而柯氏恰好推崇“费力阅读”，他认为费力阅读是一种对思维的训练，这种训练能让思维变得更有结构性，从而提高人的智力。

这种对阅读功能的独特追求，使柯尔律治非常与众不同，因为这与当时的崇尚轻松阅读的时风简直背道而驰。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正发展成为一个全民阅读的国家。早在1695年，英国废除出版许可制，实行滥用出版自由的追惩制度刺激英国文学的兴起；1710年颁布“大不列颠议会法”，规定作者对其著作拥有印刷权，并有权出售其著作的版权，这加强了作者与出版商之间的经济联系，拥有众多版权、资金雄厚的出版社开始形成垄断经营，开启长达60多年的“高度垄断与高度联营”的出版运营模式；1774年英国下议院投票废除永久版权法，结束了出版界寡头垄断的局面，出版商和印刷商瞬间获得了自由，一大批低价位、高销量的书籍出现于市场，使更多中低收入者得以参与到阅读活动中来。在这样的背景下，作家面临巨大的考验，他要使出浑身解数来赢得读者的喜爱，才能在市场机制下生存；出版商也面临激烈的竞争，选择出版哪种风格、哪位作家的书，是决定他们是否能盈利的关键。如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1812年首版500册在三天内告罄，一年之内再版五次，到1815年已出到第十版。这是非常成功的案例，是作家与出版商亲密合作的成果。

在这股时代浪潮中，柯尔律治并没有随波逐流，他对书籍的娱乐功能持保守态度，他在《朋友》中对娱乐和逗乐entertainment/amusement这对概念作辨析。他认为如果娱乐是被用来点燃想象力，能让人变更好更聪明的话，就可以捍卫娱乐的正当性；而逗乐是不可容忍的，它只能激起读者的感官乐趣，对人的心灵没有益处⑥。在柯尔律治看来，娱乐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最终必须通向更高的幸福(happiness)。但幸福很不容易获得，它与真理和美德不可分割，想要获得幸福就必须接近真理，而通向真理的路途充满艰辛，通过“费力阅读”来锻炼思维能力，仅是通向真理获得幸福的第一步。在这样的解释下，他的阅读主张显得顺理成章，也不自觉流露出他的宗教思想家气质。

在批驳流行的短小文风的同时，柯尔律治大力推崇逻辑严密的长句型，他认为这种句型能锻炼人的思维能力。未受教育的人在进行思维时“只有记忆被唤起，事物或事件以同样的顺序被重演，伴以同样的环境，与它们第一次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也就是说，未受过教育的人的思维深陷在时间之流中，只会按顺序将事物重现，只见局部，不见全貌。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管是处理重要还是琐细的主题，都能够结构性、预见性地组织句子。柯尔律治对受教育者的优秀思维能力最赞赏的一点就是注重“联系”，“联系”是柯尔律治经常提及的一个词。他所谓的“联系”，并不是一件件事物的堆积，也不是毫无逻辑的东拼西凑，而是一种高级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当时流行的Association,而是日Relation。Association多指事物间机械拼凑和联合，Relation是指超脱于物质之上的抽象关系，这种思维方式超越了时空结构，对生活经验和物质质料有高屋建瓴式的眼光，使人在生活、谈话中总是具有一个引领性的思想意识，帮助他控制住整个行为过程，这也即受教育者的高级思维能力。

正如“想象力”是他诗歌理论的重要概念，“联系”是他散文理论的重要概念，两者都强调一种时空超脱性。而“时空”在西方语境中有太强的宗教意涵，上帝即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永恒存在。无知的人局限在时空中，但上帝不在时空之中，他是永恒、无限的存在，不受任何介质的制约。深深沦陷在时空之中的人们似乎永远无法企及时空之外的上帝，要打破这层隔阂，唯有使自己跳出时空的局限。人的形体无法摆脱时空，但人的思维有可能借助“想象力”“联系”等方法跳出时空局限，引领人的精神走向上帝。对超越时空的强调，使柯尔律治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思想家的形象鲜明地出现在他关于散文风格论述中。超越时空，才能摆脱局部，得见全貌；也只有超越时空，才能无限接近上帝。柯尔律治着力强调的高级思维方式、用散文对人们进行智力训练，其内在关怀正在此。

二

谈到柯尔律治的宗教思想与他散文风格的联系，不得不提他对“真理”的解释，他的后期散文的内容和风格都可视为他传播真理的实践。柯尔律治的真理概念有字面真理(verbal truth)和道德真理(moral truth)之别。“字面真理”停留在现象界的知性理解，讲究事实与词的对应，其中并没有道德诉求，还常常遭人利用，充满了表面真实与背后虚假之间的反讽。他指出：“如果有人忽视真假，局限于字面的真理，满足于把语词给予事实，那么他会发现，清晰的语言反而是对道德的漠视，虚假(falsehood)中充满了字面真理。”⑦尤其是他看到现实中用字面真理招摇撞骗的恶行，更是深恶痛绝：“政治日志中充满这种情况，政治家是最有害的骗子。但谁会怀疑他们呢？他们用激情四射的语言传达一种字面真理，满足了绝大多数人的好奇心。”而真正的“道德真理”却往往隐藏在平淡无奇的语言当中。语言的角色很尴尬，它既充当虚假(falsehood)的护身符，让人对它不能信任；但实际上真正的道德真理也必须依靠它来传播，语言并不可放弃。我们能做的，只能是首先保持灵魂的真善美，再恰当审慎地使用语言来传达它。

于是，在思考如何用文章训练人脑的理性能力之后，如何传递真理成为柯尔律治思考的另一个问题。但真理可传吗？柯尔律治身上有一股使徒气质，他坚信真理是可传的，但需要适应社会法则，柯尔律治称之为权宜之计(expedience)。审慎的语言就是在世间传播真理的一种权宜之计(expedience)，语言风格的选择也是其中要义。

在《沉思之助》这本以培养人的思考能力和培养教士为目的的书中，柯尔律治详尽讨论了“审慎、道德和宗教”既有层级又紧密结合的关系，把审慎对应的现实经验世界和道德、宗教代表的精神世界结合到一起，想解决的正是在现实世界中如何传递宗教真理的问题。他首先区分“道德”和“审慎”，认为真正的道德对“审慎和精明”是有敌意的，审慎比道德要低一等，因为究其根本，审慎用智，而道德用心。但随即柯又把道德和审慎紧密结合起来，两者在现实世界中彼此依赖缺一不可，他对此有个精妙的比喻：“道德好比辅音字母，审慎相当于元音，前者不发音但有实际行动，然后靠后者来做实际的发音。”⑧有力地说明审慎的重要性。具体来说，他把审慎分为四种类型：

1．这种审慎与更高的道德生活是相悖的，阻止灵魂与恶分离，是一种邪恶的审慎。

2．中立的审慎，不伴随灵魂成长。但是没有阻碍力，凭借“不反对就是支持”的原则，这算是一种正当的、可称颂的审慎。

3．人类的头脑和良知融合在这种审慎里，朝向更高的原则和自由。是一种智慧的审慎。在实践和经验中，考虑人的价值。

4．最后一种审慎与道德共存，正如道德与精神生活共存一样，审慎同时是道德和精神的器官，就像知性是理性和意志的器官一样，像肺是支持心脏和大脑的器官一样。这是一种神圣的审慎。

柯尔律治把“审慎”作四种类型的区分，是为了说明不同层面的事情需要用不同的审慎来处理，比如政治事务与宗教事务，前者只需要第三类智慧的审慎，而后者则必须在第四类“神圣的审慎”中来考虑。他认为，“世界”构成我们的外界环境，“世界的形式”化作各种各样的事物嵌套在“神性形式”也即理念中，作为神圣意象的外在框架，审慎是首先被考虑到的，理念和现象需要审慎来调和。审慎原则是普遍的，“你不该”是其形式，也是基督教审慎特有的形式。灵魂的最高原则使基督教审慎更鲜活。传递宗教真理需要的审慎首先要在效果和操作上来考虑，审慎能防止障碍和精力分散，在结果上保证进步和工作安全。

柯尔律治对这些概念的辨析、对比和协调，其实都落实在深厚的社会基础上。当时宗教腐败的状况让人忧心：“因为宗教自身的腐败已很多年，严重程度甚至超过了世俗世界。牧师把这套真理与谬误、善与恶相适应的系统传达给大众，这使本该被驱散的迷信更增添了光与热，使基督教更加异教化。这种时刻，整个欧洲都在呻吟和流血。”⑨他认为有责任告诉读者关于真理讨论的道德责任，觉得有责任把谬误和半真理清除干净，再浇灌以健康的养料，他是当时潮流中一个不妥协的声音。

三

柯尔律治如何在审慎态度中，将散文写作与传播真理结合在一起？首先柯尔律治所处的环境是全新的，没有了贵族的经济支持和保护，又面临一个突然兴起的公共空间。⑩新的时代环境首先带给柯尔律治的考验是生计问题，他一直陷于经济危机中。生活重担让他身体疲累，但他又决计难以放弃对哲学、宗教问题的思考和追求，并且视教化大众为己任。这就是柯尔律治身受的时代焦虑，他既不得不依靠大众谋生，身处弱势；同时又具有知识分子的优势身份，视大众为需要教化的弱势群体，要向他们传递真理。这是一个无法任性而为的形势，柯尔律治必须要考虑两个问题，如何解决温饱问题？如何成功地传播真理？他的散文写作正是这两种焦虑的体现，但如何传播真理的考虑又占据绝对的优势，因而凭借审慎的原则，他提出写作要设定读者群，他需要沉思型读者。

在《朋友》中，他分析读者水平参差必然造成的真理交流的困难：语言固定成文字穿越时空面对不同的读者，难免被不同的人带着偏见或激情来阅读，即便是真理也遭到误解。因而必须选择读者群：“如果有明确的设计，作者为自己设定读者群，为这一群体选择书的内容和形式的设计，那么理性和道德可以很好得到结合。有具体的读者群，就容易观察、考虑理性与道德结合的情况，并意识到这种设计的有效性和局限性。”只有具备正确的手段和必要的条件，真理的传播才是有可能的。

真理的高贵姿态决定了追寻它的道路格外艰险，读者必须具备严肃思考能力，他对作者与理想读者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比喻，可谓道尽了追求真理的艰难，也说明了选择理想读者的必要。“读者，跟着理性思考者攀登高山，就像选择一个岩羚羊猎手来当向导一样。这位向导能指给我们最短的路，避免徘徊和疲劳，警告我们不要误入歧途，不要徒劳返回原点。但他不会背着我们前进，我们必须拉紧自身的筋腱，像他一样向上攀登。最终靠自己稳稳站在山顶的岩石上，伴着长途跋涉流血的双脚。”

在这样的考虑下，1809年创办《朋友》时，他在给Humphry Davy的一封信中说：“我的目的很不同，本来就不是写给大众的，而是写给那些能影响大众的精英人士来阅读。我要寻找真正的原则来反对那些流行的错误的原则。”他的500订户中都是中上阶层受过教育的权贵、有产者。选择精英群体作为读者群，《朋友》中承载的价值才有可能被理解，并由这个群体接棒传承发展下去。

除了作家要选择读者群，柯尔律治基于“审慎”的另一面考量，是提出必须要考虑作家与社会的关系。教育大众，显然是作家的职责，然而如果作者不能正确评估大众的话，也就难以评估自己的道德。这样一来，作家与社会的关系，就很顺利地转变成作家与自身道德的关系。柯氏在道德领域坚持这一原则：如果作者希望他的读者追求真理，那么他自己也必须这样做。作者写作的习惯不仅塑造读者，更是塑造自己。如果一个作家没有在努力帮助读者们走向真理，那么他自己也不会获得真理。因此散文写作不仅是帮助读者在道德、精神上进步，更是磨炼作家自身的精神修为。

在《朋友》的一篇谈“写作与出版”的文章里，他指出作家在当代遇到的困境，即杰出的作品有可能被视为邪恶作品。据戴雪的《英宪精义》介绍：“法国宪法、比利时宪法中有明文规定‘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英国议案和惯例中很少出现这样的词。只有关于‘诽谤罪’的法案，即人人有言论、出版自由，发表言论不受法律约束，但如果言论超出法律常轨时，必须接受重罚而已。英宪对于言论自由的权利持非常敌视的态度。”也即，作家在出版作品时不受审查，但出版以后却要经受“诽谤罪”法令的严格审查。在这种表面宽松内里严酷的环境中，作家写作和出版都必须小心翼翼，尤其是对于柯尔律治这类经常批评时弊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柯尔律治认为有些作品被同时代人视为异端，却往往是后代人的圣贤，所以这些作家要忍住当代的不公平，等待历史的公正裁决。然而在这个困境中，作家如何坚持自己的思想同时又与时代应和呢？柯尔律治提出，应该把道德和权宜之计(Moral law and expedience)结合在一起：“我们越严格地坚持道德律令，我们就越能将道德和权宜之计结合在一起，原则上的纯净能保证行动上的正确。”具体而言，就是以道德原则为立言、立身之本，并在出版作品时考虑“形式、内容、出版环境(价格、流通等)、时局”四要素。这些因素看似外在，实际却与作家能否达致其写作目的紧密相连，并且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实现着作家的写作初衷。作家写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而不在乎真理问题，还是为了揭示真理和避免未来的谬误，都从对这四因素的运作中反映出来。例如柯尔律治批评的时髦的游记写作、夸张的新闻写作，都是以“形式和内容”去迎合“出版环境和时局”而不顾作品本身的真理性；而他为后期的《朋友》杂志加入他个人的游记回忆散文，以适当满足读者的娱乐要求，也是出于对“环境和时局”的考量。因为当时读者对《朋友》的严肃主题和晦涩文风怨声载道，如果柯尔律治不作调整，就面临失去大量订户的危险，如果《朋友》停刊，那么传播真理也就无从谈起。

结语

柯尔律治晦涩的散文风格使他被很多读者拒绝，但也引起我们后世研究者的好奇，因循他的文章深入其思想内部观看，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他坚持的文风背后有深刻的哲学、宗教思想的支撑，有着教化世人的拳拳之心。我们在今天重新讨论柯尔律治的散文风格，也应思考这一研究对当下社会的关怀。柯尔律治对真理、价值的坚持，和同样以传递真理为导向的权宜之计，是否在让我们感动的同时，也给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如何在纷繁的世事中立身求真，应该是我们学人一直要思考并勇于实践的事业。

注释

①对柯尔律治散文风格的评价，19世纪早期和中期，Gordon Mckenzie: 柯的作品显示了缺乏有秩序的计划规划和发展，风格繁冗、经常离题。William Walsh：柯的散文计划混乱。D. G. James：他很少把事情想透彻，他的散文风格不能再差劲。这些人的评价有继承前代批评的看法，也有采用柯尔律治自己的说法。柯在文章中有四次明确的批评自己的文风，用词是晦涩、缠绕、过度阐释。Henry Nelson：对柯的评价中肯，认为平实、直接，但有时会离题很远，对读者思想要求很高。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有学者反主流意见，认为柯的风格不是loose，而是紧凑有控制。到20世纪中后期，学者进一步挖掘柯的散文风格的价值，Stephen Potter：语句的复杂是为了思想的清晰，如果他用词太简单，会相应地把思想简单化。这些论述均参见M. L. Grow: The Prose Style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此文为博士论文，藏于国图缩微阅览室.

②[2]P196,197.

③[2]P198.

④[3] P89-99.《朋友》有1809和1818年两个版本，这篇文章详细比对了两个版本的增删、顺序调整等情况，并考察柯尔律治前后思想是否有变化.

⑤[4]P20.

⑥[4]P11.

⑦[4]P49.

⑧[5]P23.

⑨[4]P21.

⑩[6]P112牛津学者玛里琳巴特勒指出在18、19世纪之交，在新闻业兴起的大背景下，英国有一个文人知识分子阶层出现，这一新阶层的代表人物就是柯尔律治.

[1]M. L. Grow: The Prose Style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博士论文，藏于国图缩微阅览室.

[2]Hugh Blair: Lectures on Rhetoric and Belles Lettres. Philadelphia : P. Byrne, Chestnut-street, 1802.

[3]Dudley Bailey: Coleridge's Revision of "The Friend"[J].Modern Philosophy, Vol59, No.2.

[4]S. T. Coleridge: The Friend.Barbara Rooke, e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4).Princeton UP. 1969.

[5]S.T. Coleridge: Aids to Reflection, Thomas Fenby, ed. Edinburgh: Ballantyne, Hanson, Co. 1905.

[6](英)玛里琳巴特勒著，陆建德等译.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7] Earl Leslie Griggs,ed.Collected Letters of Samuel Taylor Coleridge(M),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Volume 3.

[8]Richards Holmes: Coleridge, The Darker Reflection, 1804～1834. Panton Books, New York, 2000.

[9](英)戴雪著,雷宾南译.英宪精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

I106

A

1004-7077(2013)06-0041-06

2013-11-09

孙凌钰(1983-)，女，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2010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思想文化研究。

张伯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