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田园诗与唐代文人的淑世精神＊

周秀荣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唐代田园诗具有鲜明的闲适情调，蕴含着丰富的闲适文化，展现了唐代文人对闲适人生的执著追求。然而无法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唐代文人在追求个体精神自由与闲适意趣的同时，并未全然忘怀身外的现实世界，而是表现出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怀，对社会弊端的愤慨与批判，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反映了唐代文人的另一精神追求——淑世精神。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淑世精神属于“载道文化”的范畴，是以儒家“志于道”作为人格理想，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功利作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文化模式。

有唐一代，统治阶级采取了儒、道、释三家思想兼容并蓄的开明态度，从立国之本而言，儒学则是居于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唐代文人的人生信仰也比较自由开放，多出入于儒、道、释之间。如果说唐代文人在人生信仰、生活情趣与生活方式方面，常常杂以佛、道，那么从终极人生价值取向上来看，儒家积极入世、奋发有为、关怀现实政治的淑世精神则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因为儒家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早已在他们的心灵中根深蒂固，并对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唐一代，不仅有杜甫、韩愈这样终身以儒家思想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文人典型，即便在那些深受佛、道思想浸染的文人身上，也能发现儒家思想的鲜明体现。例如有“诗佛”之称的王维，虽然从中年以后即寄意园林，专心诵佛，但终其一生却从未离开仕途。因为他认为“君子以布仁施义，活国济人为适意，纵其道不行，亦无意为不适意也”并为自己晚年“上不能原本理体，裨补国朝；下不能殖货聚谷，博施穷窘。偷禄苟活，诚罪人也。”而深感惭愧（《与魏居士书》）［1］。

诗仙李白的思想也颇为复杂，道教对其影响尤为深刻，“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八首》其五），但“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理想与追求也伴随其一生。而强调文以载道，裨补教化的儒家诗教观也进一步促使唐代文人以诗歌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如陈子昂在其诗歌革新理论的代表作《修竹篇序》中提出诗歌应恢复风雅兴寄、汉魏风骨的优良传统［2］；元结提出诗歌创作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3］；白居易则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创作主张［4］。

在立足于儒家的人生价值取向和儒学诗教观的双重影响下，唐代田园诗体现出较鲜明的淑世精神。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对那些富于闲适情调的田园诗（田园牧歌）倾注了更多的欣赏与关注，而相对忽略了深蕴淑世情怀的田园诗，甚至把它们排斥在田园诗的范畴之外，这无疑阻碍了对于唐代田园诗文化内涵与精神特质的全面把握。

一

初盛唐时期，在王绩、王维、孟浩然等诗人的田园诗作中，抒发悠然自得的闲适之乐确实是其诗歌的主调，但与此同时，我们还是能从中窥见到他们内心深处那并未完全泯灭的淑世情怀。如王绩在《晚年叙志示翟处士》开首写道：“弱龄慕奇调，无事不兼修。望气登重阁，占星上小楼。明经思待诏，学剑觅封侯。弃繻频北上，怀刺几西游。中年逢丧乱，非复昔追求。失路青门隐，藏名白社游。”说明诗人早年曾是一位胸怀天下、志在兼济的儒士，中年之后的归隐避世完全是不得志后的无奈之举。看似平静的叙述中分明能感受到诗人内心的苦闷与不甘。

王维在尽情抒写自己悠游田园的隐士风流的同时，也时不时地摄入农家艰辛劳作、生活贫困的身影：“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新晴野望》），“岁晏输井税，山村人夜归”（《赠刘蓝田》），“旧谷行将尽，良苗未可希。老年方爱粥，卒岁且无衣”（《田家》）。

孟浩然作为一位典型的盛世隐士，在陶醉于“日耽田园趣，自谓羲皇人”（《仲夏归汉南园，寄京邑耆旧》），“耕钓方自逸，壶觞趣不空”（《题张野人园庐》）的闲逸之趣时，也坦露过“我年已强仕，无禄尚忧农”（《元日田家》），“谁能为扬雄，一荐《甘泉赋》”（《田园作》）的真实心迹。

李白是人所共知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之为“盛唐的时代歌手”。李白的诗不仅赞美了帝都的壮丽雄伟，城邑的富庶繁荣，也展现了乡村安乐、富足的生活景象，如《赠徐安宜》和《赠清漳明府侄聿》两首田园诗，都生动展现了太平盛世下的乡村景象。但诗人的真实用意则在于对友人徐安宜和族侄李聿出色政绩的夸赞：“白田见楚老，歌咏徐安宜。制锦不择地，操刀良在兹。清风动百里，惠化闻京师”，“天开青云器，日为苍生忧。小邑且割鸡，大刀伫烹牛……问此何以然，贤人宰吾土”，而这正是李白平生所追求的“使寰区大定，海内清一”的政治理想的图解［5］。

如果说在这些诗人的笔下，淑世精神还只是偶一显现，那些长期处于困顿之中，与底层百姓有较多接近的贫寒之士（如高适、杜甫等），对农民生活实际的了解，远较王、孟诸诗人深刻，其同情民生疾苦并希望有所作为的淑世精神在田园诗里也表现得更加强烈而鲜明。如高适的《自淇涉黄河途中作十三首》之九：“朝从北岸来，泊船南河浒，试共野人言，深觉农夫苦！去秋虽薄熟，今夏犹未雨，耕耘日勤劳，租税兼舄卤。园蔬空寥落，产业不足数，尚有献芹心，无因见明主。”农夫之苦况，除日日劬劳之外，再加天旱、租税之双重灾难。一句“深觉农夫苦”，突出表达了诗人同情农民的仁者之心；虽有良策拯民，却无由上达，于无奈中显出强烈的民胞精神与失志之愤。又如他的《东平路中遇大水》写道：“天灾自古有，昏垫弥今秋。霖霪溢川原，澒洞涵田畴。……农夫无倚著，野老生殷忧。圣主当深仁，庙堂运良筹。仓廪终尔给，田租应罢收。我心胡郁陶，征旅亦悲愁。纵怀济时策，谁肯论吾谋。”该诗真实地描写了洪水给东平一带的农民带来的严重灾害，希望统治者能施行仁政，赈济灾民，免收农民的租税，然而诗人的济时之策是很难被采纳的，因此心情悲愁、郁陶。

杜甫是唐代具有强烈淑世精神的典型代表，在他的田园诗中，就有较突出的体现。如其《大雨》诗：“西蜀冬不雪，春农尚嗷嗷。上天回哀眷，朱夏云郁陶。…敢辞茅苇漏，已喜黍豆高。…沉疴聚药饵，顿忘所进劳。则知润物功，可以贷不毛。阴色静陇亩，劝耕自官曹。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畅言诗人喜雨之情。因为久旱后的大雨不仅消散了暑热，更重要的是其润物之功，旱苗复醒，百姓收成有望。纵然自己遭受茅屋淋漓之苦，但能换得百姓庄稼的丰收，亦心甘情愿。诗人诚挚无私的淑世情怀可谓溢于言表！

杜甫还在多首田园诗中反映战乱及重赋给乡村百姓造成的苦难：“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籺窄”（《驱竖子摘苍耳》），“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甘林》）；“谁能扣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等等，都凸显了诗人关切百姓、忧虑时局的沉痛心情。因此诗人于同情之中总是希望给当地农民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如在《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诗中，诗人提醒行官张望及时给东屯的稻田补水并盼望能获丰收，这样不仅自己的口粮有了保障，还能救济乡里众多的穷人：“玉粒足晨炊，红鲜任霞散。终然添旅食，作苦期壮观。遗穗及众多，我仓戒滋蔓。”当秋天稻子成熟以后，杜甫又叮嘱婢仆，把收获的稻米分出一些给穷苦的邻里，不要都运回来，“清朝遣婢仆，寄语逾崇冈。西成聚必散，不独陵我仓。岂要仁里誉？感此乱世忙”（《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其拳拳的仁者之心，淑世之情令人动容。

二

相较于初盛唐，中晚唐文人的淑世精神进一步高扬。这一方面固然与中晚唐社会环境恶化，政治弊端丛生的现实有紧密关联，更是由于儒家道统的复苏与回归，使得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大大增强。反映到田园诗创作上，表现为诗人对田家疾苦的关注度迅速提升，表现“田家苦”主题的作品大量涌现，并且在反映田家疾苦的深度与广度上也大大超过初盛唐。

其一，中晚唐田园诗对农家种种稼穑之艰辛有较充分的反映。如张籍《江村行》：“南塘水深芦笋齐，下田种稻不作畦。耕场磷磷在水底，短衣半染芦中泥。水淹手足尽有疮，山虻绕身飞飏飏。”崔道融《田上》“雨足高田白，披蓑半夜耕。人牛力俱尽，东方殊未明。”反映的是农夫耕作之苦；来鹄《蚕妇》：“晓夕采桑多苦辛，好花时节不闲身。若教解爱繁华事，冻杀黄金屋里人。”孟郊《织妇辞》：“夫是田中郎，妾是田中女。当年嫁得君，为君秉机杼。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如何织纨素，自著蓝缕衣。”反映的是农妇采桑、纺织之苦；张籍《樵客吟》“上山采樵选枯树，深处樵多出辛苦。……日西待伴同下山，竹担弯弯向身曲”反映的是樵夫采樵之苦；而袁高《茶山诗》“氓辍耕农耒，采采实苦辛。……扪葛上欹壁，蓬头入荒榛。终朝不盈掬，手足皆鳞皴”反映的是茶农采茶之苦。这些作品与盛唐王、孟诸诗人那些或侧重表现个人的隐逸情趣和田居之乐，或侧重描写田园风光的优美迷人，田家生活的富庶祥和一类的田园诗大不相同，即去掉了理想化的浪漫情调，将田家真实的生活境况展现出来，充分体现了诗人关怀民生疾苦的淑世情怀。

其二，中晚唐田园诗对各种自然灾害（包括水灾、旱灾及虫灾等）给广大农民造成的苦难均有所反映。如白居易《夏旱》：“太阴不离毕，太岁仍在午。旱日与炎风，枯焦我田亩。金石欲销铄，况兹禾与黍。嗷嗷万族中，唯农最辛苦。”张祜《忧旱吟》：“炎熇肆蒸溽，南薰日飘飏。田畴苦焦烈，龟坼无润壤。嘉禾穟为实，灌注期穰穰。……老农力耕耨，扪心热衷肠。……彼苍岂降割，以重吾民殃”等反映的是旱灾。许浑的《汉水伤稼》：“江村夜涨浮天水，泽国秋生动地风。高下绿苗千顷尽，新陈红粟万廒空。”反映的是水灾。戴叔伦《屯田词》“春来耕田遍沙碛，老稚欣欣种禾麦。麦苗渐长天苦晴，土干确确锄不得。新禾未熟飞蝗至，青苗食尽馀枯茎。捕蝗归来守空屋，囊无寸帛瓶无粟。”反映的则是蝗灾。种种自然灾害给靠天吃饭的广大农民所带来的深重灾乱被一一展现出来，表达了诗人对农夫的关切与同情。

其三，对战争及社会动乱给乡村百姓造成的灾乱与痛苦有较深刻的反映。大历年间的诗人对“安史之乱”带给乡村的巨大破坏就多有反映：如顾况《江村乱后》：“江村日暮寻遗老，江水东流横浩浩。竹里闲窗不见人，门前旧路生青草。”李嘉佑《自常州还江阴途中作》：“处处空篱落，江村不忍看。无人花色惨，多雨鸟声寒。”李端《代村中老人答》：“京洛风尘后，村乡烟火稀。少年曾失所，衰暮欲何依。夜静临江哭，天寒踏雪归。时清应不见，言罢泪盈衣。”这些诗篇都真实描写了乡村在历经长期的战火以后，人烟稀少、破败萧条的景象，战争给乡村百姓造成的灾乱与痛苦令人触目惊心！晚唐后期，唐代再次陷入动荡之中，因而晚唐田园诗中，动乱的阴影就更浓了。如韩偓的《自沙县抵龙溪县值泉州军过后村落皆空因有一绝》：“水自潺湲日自斜，尽无鸡犬有鸣鸦。千村万落如寒食，不见人烟空见花。”杜荀鹤的《乱后逢村叟》“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因供寨木无桑柘，为著乡兵绝子孙。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至于鸡犬皆星散，日落山前独依门。”在诗人的沉痛描述中，分明能感受到诗人忧念苍生的淑世情怀。

其四，中晚唐田园诗对于苛重的赋税以及官府的巧取豪夺给乡村百姓造成的灾乱和痛苦作了最为充分而深入的揭露，诗人同情百姓、针砭时弊的淑世精神也表现得最为鲜明。这是因为苛税重赋是中晚唐最令人诟病的弊政之一。中唐以来，官府赋税名目繁多，除正常的户税、地税外，“通津达道税之，莳蔬艺果税之，死亡者税之”［6］。而繁重的赋税正是导致民生苦难最深层和最直接的原因。相关史书对这一社会问题多有记述，诸如：“征师日滋，赋敛日重，内自京邑，外洎边陲，行者有锋刃之忧，居者有诛求之困”［7］7364。“军旅岁兴，赋敛日急，骨肉纵横于原野，杼轴空竭于里闾”［7］7880-7881。因此抨击苛税自然成为富有淑世精神的中晚唐士人诗作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据笔者初步统计，中晚唐田园诗中，直接揭露因赋税苛重而导致农民苦难的田园诗多达60余首。中唐乐府诗人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均有多首反映赋税问题的诗作，如张籍《野老歌》：“老农家贫在山住，耕种山田三四亩。苗疏税多不得食，输入官仓化为土。岁暮锄犁傍空室，呼儿登山收橡实。西江贾客珠百斛，船中养犬长食肉。”描写一个山家老农在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终年劳动而不得食，最后只能依靠拾橡实填饱肚皮的悲惨生活。作者进而通过对比，说明老农的生活还不如商贾喂养的一条犬，可谓悲凉之极，令人感愤不已！白居易对中唐苛税的揭露与抨击最为突出，诸如《观刈麦》、《纳粟》、《重赋》、《杜陵叟》、《别州民》《埇桥旧业》等诗作，均对中唐重赋作了不遗余力的抨击。晚唐反对苛税的呼声也是不绝如缕：“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聂夷中《咏田家》）。“一春膏血尽，岂止应王赋。如何酷吏酷，尽为搜将去”（贯休《偶作五首》其一）。“春风吹蓑衣，暮雨滴箬笠。夫妇耕共劳，儿孙饥对泣。田园高且瘦，赋税重复急。官仓鼠雀群，共待新租入”（齐己《田叟》）。又如杜荀鹤的《山中寡妇》“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鬓发焦。桑柘废来犹纳税，田园荒后尚征苗。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一位因丈夫战死，生计无着的孤苦寡妇，不堪忍受苛敛重赋，躲进深山以野菜充饥。然而即便逃到“深山更深处”，也难以逃脱赋税和徭役的罗网。晚唐赋税的残酷着实令人发指！透过这些揭露苛税弊政的田园诗作，包含了诗人对官府残酷掠夺的强烈愤慨和对饱受剥削的广大农夫的深切同情，诗人的淑世情怀也尽显无遗。

三

唐代文人在面对苦难的农家时，常常会因为自身的生活处境比对方优越而心怀愧疚，并为自己不能造福于他们而感到自责，表现出一种较为典型的自省意识。自省意识源自于儒家对个人品格修养的重视，曾参曰：“吾日三省其身”（《论语·学而》）［8］2。而品格修养对于为政者甚为重要，为政者要治理好国家，首先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所以孔子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篇》）［8］120故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为儒家思想传统中知识分子尊崇的信条。唐代文人的自省意识还与儒家所强调的社会责任感、忧念苍生的仁爱之心结合在一起，成为唐代文人淑世精神的又一表达方式。

较早在田园诗里表现出自省意识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诗人：李白和杜甫。李白在其诗作《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中，叙述自己受到一位老农妇的热情款待：“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诗人感动之余，更为自己无法报答对方而惭愧不已：“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杜甫在“安史之乱”期间，曾回到鄜州羌村探望妻小，并写下了组诗《羌村三首》，其三云：“群鸡正乱叫，客至鸡斗争。驱鸡上树木，始闻叩柴荆。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莫辞酒味薄，黍地无人耕。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歌罢仰天叹，四座泪纵横。”诗歌叙述自己乱中还家，邻里携酒赶来慰问的动人情景。乡邻父老的关怀慰问令诗人感动万分，遂即兴作诗，以歌作答：“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面对淳朴诚实的父老乡亲，诗人深感时局危难，百姓生活艰困，可自己却未能为国家、为乡亲造福出力，所以不但心存感激，而且感到惭愧。金圣叹在《杜诗解》里对诗中父老与诗人的对话有这样的评论：“父老一问，直得无言可对，何也？先生远行，专为普天父老……羞杀也，愤杀也，先生妙笔，全在无字处如此。……句句曲解酒薄缘故，句句热剥先生面皮，真是异样奇笔。我贻汝以艰难，汝报我以真情，真正愧杀也。”［9］对诗中所蕴蓄的旷世忧民的广阔胸怀作了生动的阐释。

中唐以来，文人的反省意识渐渐增强。许多文人如钱起、李嘉佑、韦应物、权德舆、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等，均在田园诗中表达了这种心理。如钱起的《观村人牧山田》诗，描写了贫苦农民为生计、赋税，不得不冒雨经霜去开垦贫瘠山地的真实生活。于同情之际，诗人反观自身不劳而获，就像春秋卫懿公养在宫里无功而受禄的白鹤，因而深感惭愧：“顾惭不耕者，微禄同卫鹤。”钱起在《初黄绶赴蓝田县作》诗中，再次表达了这种惭愧心理：“一叨尉京甸，三省惭黎元”。韦应物的反省意识也较强，他一再在其诗作中表达：“方惭不耕者，禄食出闾里。”（《观田家》）；“是时粳稻熟，西望尽田畴。仰恩惭政拙，念劳喜岁收”（《襄武馆游眺》）“公门日多暇，是月农稍忙。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在这些诗人当中，白居易的自省意识最为突出，他在多首田园诗里表达过愧疚自责之心。如他的《观刈麦》诗，面对辛劳耕作的农夫和一位因“家田输税尽”只能靠捡拾田间遗穗充饥的贫妇人，诗人内心充满了深深的同情，并反躬自省：“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馀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又如《观稼》一诗，诗人面对“筋力苦疲劳，衣食常单薄”的家乡父老，诗人感慨道：“自惭禄仕者，曾不营农作。饥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与钱起的自愧心理十分相似。而在寒冷的冬夜，当诗人“褐裘覆纼被，坐卧有馀温。幸免饥冻苦，又无垄亩勤”时，又想到了“布絮不蔽身”的穷苦百姓，同样羞愧自责：“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还有《纳粟》诗中，面对因悍吏扣门催纳只得连夜张烛扬簸的可怜农夫，诗人觉得自己身为享禄多年的父母官，却未能给苦难的百姓任何的帮助，再次由衷地自责：“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晚唐诗人皮日休也表现出较强的自省意识，如他的《三羞诗》（其三），诗人先述写了百姓遭旱蝗之灾而流离饥饿之惨状：“夫妇相顾亡，弃却抱中儿。……儿童吃草根，倚桑空羸羸。斑白死路旁，枕土皆离离。”紧接着诗人反观自己与家人生活之饱暖、安逸：“粤吾何为人，数亩清溪湄。一写落第文，一家欢复嬉。朝食有麦健，晨起有布衣。一身既饱暖，一家无怨咨。”两相对照，诗人不禁愧从中来：“抚己愧颖民，奚不进德为。因兹感知己，尽日空涕澳。”

由以上分析可见，淑世精神不仅在唐代田园诗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且呈现出闲逸情趣逐渐减弱而淑世精神逐步加强的总体趋势，真实反映了唐代文人立足于儒家文化下的一种人生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而唐代田园诗中所体现出的鲜明淑世情怀，更为后世尤其是宋代田园诗带来深刻的影响。相较唐代田园诗，宋代田园诗中的淑世精神进一步增强，这固然与宋代社会政治文化背景有紧密关联；但从一个角度而言，这也正是唐代田园诗，尤其是中晚唐田园诗发展趋势在宋代的进一步延伸与发展。

［1］陈铁民.王维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95.

［2］陈伯玉文集：卷1［M］.《四部丛刊》影印明刊本.

［3］肖占鹏.隋唐五代文艺理论汇编评注：上册［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474.

［4］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2792.

［5］瞿蜕园.李白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526.

［6］食货志［M］旧唐书：卷48.北京：中华书局，1975：2087.

［7］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8］孔 子.论语［M］.杨伯峻，译注.湖南：岳麓书社，2000.

［9］金圣叹.杜诗解：卷1［M］∥金圣叹批唐才子诗.北京：中华书局，2010：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