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标始终如一
——我的学术道路回顾”

谢天振

(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200083)

1. 想考复旦中文系,却进了上外俄语系

我从小喜欢文学,少年时还曾梦想成为一名作家,所以1962年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时填写的第一志愿就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然而或许是因为高考的分数不够格吧,最终被上海外国语学院(现上海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录取了。初入上外,一年级时那种严格的语音训练和词汇、语法教学让我感觉很枯燥乏味,甚至一度萌生退学的念头。但是升入二年级后,我遇到了一位极其优秀的俄语教师——上外俄语一、二年级教材的主编倪波教授。倪波教授见我比较好学,也有点悟性,于是每星期专门抽出一、两个晚上单独辅导我直接阅读俄语原版名著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贵族之家》。一个学期下来,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尾巴没读完,但我阅读原著的水平却得到明显的长进。从此我每个学期都能轻松地读完三、五部俄语原版长篇小说。倘徉在充满魅力的俄罗斯文学名著的海洋中,我不仅打消了退学的念头,更是深深地爱上了俄语专业,我的专业水平也一下子跃居全年级的最前列。

然而1966年6月初,正当我们这一届学生还差一个月就要毕业之际,文革开始了,全校所有的课全部停止,学生不用上课,教师也不用教书,整天就是写大字报,看大字报,开批斗会。先是批“反动学术权威”,上外第一个被贴大字报、被“揪出来”批斗的就是著名的乔叟研究专家和陶(渊明)诗英译专家方重教授。但是随着“文革”的一步步发展,运动的矛头指向了党内的“走资派”,校党委被“靠边”了,有序的组织也就不复存在了,教师和学生都分裂成了两大派:造反派和保皇派。造反派多为干部子弟和工农家庭出身的学生,保皇派则多为学生干部,尤其是党员干部,像我这样一些家庭出身不“硬”的学生(教师也同样),就只能作壁上观,天天看看大字报,或至多跟在某一派的后面,表明自己还是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以免日后落个“不积极参加运动”的毕业鉴定,影响今后的前途。好在这时已经开始了全国性的所谓“革命大串连”,我与几个同学相约挤上了一辆北上的火车,开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不买一张车票却能走遍全国各地的“旅行”(确切地讲是串连)。不过我也只是到了天津、哈尔滨、北京和广州几个地方。在广州时我的钱包在公交车上被偷,只好无奈地返回上海。

对我来说,文革中倒是有一个很实在的收获,那就是利用文革中特有的空闲时间,自学了另一门外语——英语。当年我们在从大学二年级升入三年级时,只有部分成绩比较好的学生才有资格选修第二外语。当时大部分选修二外的同学都选学英语,只有七、八个同学选修德语。我们几个人的想法是,要学英语以后有的是机会,但要学德语的话,机会恐怕就不那么多了。文革进入第二年,党委已经被打倒,造反派忙着夺权、分权,我们这些普通学生基本上没有人管,既不要上课,也不用上班,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被称作“逍遥派”。于是从1967年秋天起,我和英语系的一个同学开始相互教对方外语:他教我英语,我教他俄语。

说是教外语,但对于已经有了两门外语基础的我们俩来说,其实都不用怎么教:同学花了几天时间把英语的国际音标教会我,然后扔给我四册许国璋英语教科书,就让我自己去学了。我对他也同样:把33个俄语字母的发音教会他后,也让他自己去看教科书。那时我们的记忆力好,时间又充分——一天可以花十几个小时不中断地学习。另外,我还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学习方法:学第一册时先不做课文后面的练习,只求记住单词和词组,把课文看懂,然后在学下一册时再回过头来做前一册课文后的练习,这时的练习就显得很容易,所以学习的进度很快。我记得我学许国璋英语第一册只花了19天时间,第二册只花了17天时间,全部四册学完总共花了三个月。三个月后,我的一个朋友正好手头有一本苏联出版的福尔摩斯探案英语简写本,我借来一看,哇,竟然可以看得懂了！(当然个别疑难句子还要依靠俄文注解)我非常兴奋。当时我当然不可能预见到,正是靠了这三个月时间里打下的英语基础,我后来竟然做了整整十一年的中学英语教师；也正是靠了这三个月时间里打下的英语基础,我后来还获得机会,到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做了半年的高级访问学者,甚至还出席了多次国际会议。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1968年4月,我们终于可以毕业分配工作了。不无巧合的是,正如在报考大学时所预料的那样,我被分配在上海的一所中学里做外语教师——教英语。大学生涯结束了,我告别哺育了我差不多六年的上海外语学院。不过,这只是暂时的告别。1979年,在恢复研究生考试的第二年,我通过研究生考试又回到了上外,并于毕业后一直工作到现在。

2. 我怎样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

我走上比较文学的道路从表面看似乎有点偶然,因我大学本科专业是俄语；然而从深层看却又有一点必然性,因为我对文学一直有一种深深的爱。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正在上外师从廖鸿钧教授攻读俄苏文学硕士学位。一天在翻阅当时还属于“内部发行”的《外国文学动态》杂志时,一则学术报道吸引了我的注意。该报道说有一位美国学者李达三(John Deeney)在北京做了一场学术讲座,此人的身份是“比较文学教授”。“比较文学？什么是比较文学？”这则报道激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我于是遍翻当时可以找得到的工具书,但都没有对“比较文学”的介绍。与我同宿舍的英美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见我对比较文学如此好奇,便对我说,他可以帮我去问问他们的外籍专家,此人是美国文学专家和文学理论家,也许知道。结果那位美国教授借了一本书给我,说,这上面就有关于比较文学的内容。这本书就是后来在中国流传甚广的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文学理论》,该书第二章的标题赫然就是:“民族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

借得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后,我如获至宝,回来后就一遍又一遍地用心研读。接着,结合自己的心得体会以及收集到的有关材料,写了一篇《比较文学漫谈》,发表在1980年的《译林》杂志上。这也是当时国内报刊杂志上继周伟明、季羡林两位先生之后倡导比较文学研究的第三篇文章。之后不久,我研究生毕业留校工作,学校根据我的意愿,把我分配在刚刚建立不久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

新成立的上外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首任所长即是著名的乔叟专家、陶(渊明)诗英译专家方重教授,但主持研究所科研、教学等日常工作的是时任常务副所长的廖鸿钧教授。廖先生以其敏锐的学术眼光察觉到比较文学这门当时在中国还刚刚冒尖的新兴学科的无限发展前景,所以当机立断,把比较文学立为上外新组建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的主攻对象,并主持编辑出版了一本内刊《外国文学与比较文学》。我留校工作以后,他即任命我负责筹办一本可以公开出版的比较文学杂志——《中国比较文学》。

筹办国内第一本专门的比较文学杂志,对我这样一个刚刚走上学术道路的青年学子来说,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任务,压力很大。好在当时一批学界前辈对此事都非常关心,并给予了极其热情的支持。季羡林先生欣然应邀出任杂志主编,他还点名邀请李赋宁、杨周翰两位教授出任杂志的编委,两位教授也欣然从命。接着,我又去拜见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冯至、叶水夫教授、文学研究所的唐弢教授和北外的王佐良教授,同样得到非常热情的支持,并决定由叶水夫、杨绛、唐弢、王佐良、周珏良教授出任《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的编委。在南京,我分别拜访了范存忠先生和赵瑞蕻教授。赵先生也表示很高兴,愿意担任即将创刊的《中国比较文学》杂志的编委,还送我一本他刚刚出版的诗集。在上海,筹办杂志的事也进行得非常顺利:施蛰存先生和方重先生应邀出任副主编,复旦大学的贾植芳先生和林秀清先生应邀出任编委。廖先生和华东师大的倪蕊琴教授不仅出任编委,还直接参与并指导杂志具体的编辑工作。

同时应邀出任《中国比较文学》杂志首届编委的还有天津南开大学的圣经文学专家朱维之教授。朱先生于1983年6月,联合天津师大、天津外国语学院、以及天津外国文学学会等多家单位,举办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研讨会,为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的重新崛起,同时也为新时期中国比较文学学术队伍的组建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我个人而言这次会议也同样意义重大,因为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我认识了孙景尧、卢康华、刘象愚、曹顺庆、杨恒达、刘介民、张隆溪等一批中青年学者,并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之后的将近30年的时间里,我在编辑《中国比较文学》杂志时就一直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

1984年11月,时任暨南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饶芃子教授主办了第二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会议。这次会议是对刚刚崛起的中国比较文学一次有力的促进和推动,同时也是我个人早期比较文学生涯中浓重的一笔:我与时称中国比较文学界“南饶北乐”的两位“老太太”结下了终身的“忘年之交”,从而对我的比较文学之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老太太”之说是目前我们几个熟人小圈子内对饶芃子、乐黛云两位教授的戏称,其实那时她们俩都还非常年轻。)

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我对饶教授并不怎么了解。她主要从事文艺学研究,而我对文艺学所知不多。在暨大开会期间的一个晚上,她专门邀请乐黛云、林秀清教授和我上她家去喝咖啡,并征求我们对在暨大发展比较文学学科的看法。虽然只是短短一个晚上的交谈,但饶先生富有文学情趣的谈吐、对学科建设清晰的发展思路(她那时已经提出了发展比较文艺学的设想),以及不经意间所流露出来的高雅脱俗的生活品味,都令我非常欣赏,也非常敬佩。

与此同时,我在这次会上也拜识了心仪已久的乐黛云教授。在此之前,我已经不止一次地研读过她为《中国大百科辞典》撰写的“比较文学”词条,对她已经留有深刻印象。而这次在会上亲耳聆听乐先生的发言,那印象就不止是深刻了。乐先生的发言所展示出来的开阔的学术视野、丰富的学术信息、深刻的学术观点,再加上她极富感染力的话语和笑容,立刻征服了所有在场听众的心。当时乐先生还兼任深圳大学中文系的系主任和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的职务,在暨大会议结束后,她热情邀请我和林秀清教授、还有李希凡先生,一起到深圳大学小住,顺便参观参观深圳这座新兴城市。这是我和乐先生近距离接触、直接交往的开始。自那时起至今差不多已经有30年的时间了,与乐先生交往、谈话的次数可谓不计其数,谈过些什么话也已经记不具体,但有一点我却是记得清清楚楚,那就是乐先生与我的每一次谈话,都离不开比较文学:或是谈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或是谈比较文学学会的活动,或是谈如何与国际比较文学对话,等等。

创办并编辑《中国比较文学》杂志、审阅来稿来信等,占去了我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但与此同时也给我创造了与国内一流学者当面接触的机会。在与他们直接频繁的交往中我汲取到了丰富的学术营养,捕获到了最前沿的学术信息,而为了编好杂志,我就必须大量阅读国内外与比较文学有关的论著,以掌握比较文学的最新动态。这一时期我发表了关于苏联、东欧、我国港台比较文学研究的系列论文,同时还为“中国百科年鉴”每年撰写一篇评述当年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现状的文章,所有这一切大大地提升了我的比较文学研究能力,也为我日后的比较文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我如何走上译介学的道路

对我的比较文学研究生涯、尤其是对我的译介学研究有着更直接、更深远影响的当然是贾植芳先生。我曾在一次学术访谈中谈到:“因为创办杂志的缘故,我拜识了贾植芳先生,这对我的学术生涯是个关键的转折。1985年,我陪贾先生参加香港中文大学举办的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从此与贾先生结下不解之缘。经过贾先生,我又认识了章培恒先生、吴中杰先生,以及陈思和教授等。贾先生的人格魅力和学术视野,使我受到深深的感染,也调动了我潜在的积极性。贾先生一直倡导现代知识分子不仅要读书、教书,而且要写书、译书和编书。这对我都有很大的触动,激发了我身上一些内在的东西。我对翻译有兴趣,文革中无偿无名地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过一百多万字的内部资料,文革后也发表了一些中短篇译作,之后又培养起自己的比较文学的学科意识。在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刚刚兴起之时,我就注意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很自然,我就把翻译研究列为自己的主攻方向,于是我就开始从比较文学的角度思考翻译问题”。事实上,我有关译介学的一系列论文中有不少就是在贾先生的书房里和他家的饭桌上闲谈间萌生最初的想法而慢慢酝酿成熟的。

当时陈思和与王晓明两人正在为《上海文论》主持一个“重写文学史”的专栏,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思和知道我对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有些自己的思考,同时他也认为中国文学史应该关注翻译的问题,于是邀请我为他们的专栏写一篇文章,这就是《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的缘起。

文章发表后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在引来一片赞赏声的同时也招来不少质疑声。为此,我又连续发表了《翻译文学史:挑战与前景》、《翻译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等十余篇论文。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心存疑惑:“翻译文学明明是外国文学,怎么一下子成为中国文学了呢？”还有人觉得,翻译就是要讲究忠实,怎么可以提“创造性叛逆”呢？种种质疑之声不一而足。针对这种情况,我决定写一本专著全面深入地论述翻译和翻译文学的问题,并把专著的书名取名为《译介学》。

《译介学》很快就列入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正当我全力以赴投入《译介学》的写作之中时,却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由加拿大政府资助的赴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做半年高级访问学者的机会。此行的项目任务是考察加拿大的比较文学研究,并在回国后写成论文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这个任务于我来说并不算困难,这样我在考察之余便赢得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收集和阅读其他相关的文献,包括与翻译研究有关的文献。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接触到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当代西方的翻译理论文献,尤其是反映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理论文献,使我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有了比较全面而又深刻的认识,也为我日后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一书奠定了基础。

我相信我是国内学术界少数几个最早接触到并发现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动态的学者之一,这当然要归功于我的比较文学学科背景。众所周知,比较文学的研究特点是立足点高,高屋建瓴,涵盖面广,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多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不仅大大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更加深了我对某些特定领域的认识,其中就包括翻译研究。我很难形容最初读到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的《文学翻译和翻译研究论文集》、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文学理论与翻译文学》、当时刚刚发表的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和《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以及图里(Gideon Toury)的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苏珊·巴斯奈特的专著《翻译研究》等著述时的激动兴奋之情,因为我从这些著述中清晰地感觉到他们的观点与我此前一直在孜孜求索和积极阐述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在加拿大半年的访学使我看到了此前我所进行的翻译研究的译学价值,并进一步确信,我的《译介学》写作及其学术理念与当代国际译学界的前沿学术研究正好一致,异曲而同工,而之前我只注意到我的研究中的比较文学价值。所以可以这么说,加拿大之行还坚定了我的译学研究的道路。

因此,从加拿大回来以后,在完成了专著《译介学》的撰写以后,我有意比以前更多地参与到国内译学界的活动,并积极发表个人的意见,尽管我的观点会引起一些人的激烈反对。我觉得,我们在译学理论认识上比西方“迟”了一、二十年,并不要紧。更何况承认在翻译理论研究的认识上比西方“迟”,并不就意味着西方的认识全是正确的,我们都得照搬。我认为,当前国内翻译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实现译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向,正确处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尽快摆脱“匠人之见”——不要因为建造过几间茅草屋或小楼房,便自以为是建筑大师,自以为最有发言权,而对国内外的建筑理论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视为“空谈”。现在很有必要提醒我们国内翻译界的同行们,正视国际译学界的有关进展,调整心态,认真研究,切实建设发展我们自己的译学理论、译学事业,才是当务之急。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发表了一系列观点鲜明的论文——《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论译学观念现代化》、《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等,推出了我的个人专著《翻译研究新视野》、《译介学导论》、《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译介学》(增订本)等,主编或合作出版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中西翻译简史》、《简明中西翻译史》等。今年年初我还出版了一本关于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术散文随笔选集《海上译谭》,出版后也很受欢迎,据说目前已经脱销了。与此同时,我还每年编选一本年度翻译文学作品选,作为《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的一卷。从2001年起,我总共编了11年,让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找到了它的位置。通过这些论文和专著,我进一步全面阐述了自己的译介学思想,论述了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问题,分析了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区别,探讨了译介学研究的发展前景与广阔空间,从而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让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硕、博士生运用译介学的理论视角展开他们的研究和撰写学位论文,并取得不俗的成绩。译介学研究也引起了我国国家层面相关社科领导部门的重视,譬如他们在制订国家课题指南时,把译介学与“马列文论与当代外国文论”等同时列为2006年外国文学课题指南中的八大课题之一,在制订“十一五国家哲社规划”时,又把译介学与“外国文学学科理论创新”、“西方当代文学思潮与外国文学若干前沿问题”等课题同时列为“规划”的内容。

4. 几点感悟与体会

回顾自己三十多年的学术道路,我觉得我有几点感悟与体会可以与我的同行、尤其是青年同行们进行交流。

首先是“目标始终如一”。这句话是马克思在回答他女儿“你最信奉的人生格言是什么”时说的,我是在读大学本科时读《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一书或其他相关文章时读到的,从此这句话就深深地留存在我的脑海里。今天当我回顾自己走过的学术道路乃至人生道路时,我发觉这句话一直在或隐或显地指引着我的行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报考上外研究生时,发觉没有文学专业后就毅然决定放弃报考,背后的动机就是因为我的目标是文学。当时我如果就报考语言学专业的话,很有可能也能考上。如果那样的话,尽管我也有可能在语言学研究领域里写出几篇文章,甚至也能写出几本专著,但肯定不可能取得我在比较文学和译介学领域那样的成绩。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国内出国热、经商热非常盛行,见面第一句话经常是“你还没出(国)去啊？”或是“你怎么不‘下海’？”说实话,出国热时我也曾动过心,但很快就安下心来做自己的学问。而面对经商热,我则丝毫未为它所动。当年也曾有一位与我们夫妇俩都很熟悉的朋友对我太太说,“让你天振去从商呀,他脑子活,一定能发财的”。我回答说,我这个人缺乏对财富的追求欲,小富即安,发不了财的。如今当年出国的一些朋友经常回国与我聚会,他们中多数人早已改行,为了能在异国他乡生存,他们不得不从事与他们的专业(更遑论兴趣)无关的职业。少数人能在高校谋得教职算是大幸,然而能取得突出成绩而跻身当地主流学术界的人却是屈指可数。他们在了解了我在国内的情况后都认为我当初选择留在国内是正确的。当年下海从商的人中倒也确实有人发了财的,住进了豪宅,开着名车,但我对他们一点都不眼红。我还是享受我自己目前的状态,我觉得教书、做学术研究更能体现我自己的人生价值,并让我有一种成就感。看到我的论著发表出版后赢得了热烈的反响、看到自己做讲座时听众席上那一双双因与我共鸣而闪亮的眼光,或是看见指导过的学生如今一个个成长为优秀的学者,我所感受到的那种快乐是无法用金钱计算的,也是用金钱所买不到的。

其次是“学术面目要清”。我常跟学生说,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极左思潮盛行,那时考察一个人最重要的是看他“政治面目”是否“清”。如果毕业时组织上给的鉴定意见中有“政治面目不清”的字样,那今后可要倒大霉了。现在做学问,我们要讲究“学术面目清”,人家一看到你的名字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那你就算是在学术界基本立起来了。

在这方面,我也有一个切身体会的例子。上面提到我在1991年初意外地获得了一个赴加拿大做半年高级访问学者的机会。那个机会的获得,就跟此事有关。当时我的赴加访学的申请报告提交上去被有关专家委员会审查时,委员会里国家教委(即现在的教育部)的代表提出,上外已经有人获得了赴加拿大访学的名额,且那人是英语专业出身,而我是俄语专业出身。考虑到这两个因素,他建议不批准我的申请。而委员会的主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馆的教育参赞却表示要把这个机会给我,至于我的俄语出身问题,她表示可以专门到上海来对我进行面试。我后来得知,这位教育参赞之所以如此坚持要把这个机会给我,就得归功于我的学术面目清。因为我在我提交的申请报告中,前期研究成果一栏中,填写了我研究苏联、东欧、港台比较文学研究的系列论文,同时还填写了每年给中国百科年鉴撰写关于国内比较文学研究的年度述评文章,这些都与我申请前去加拿大访学的目标“考察加拿大的比较文学研究”一致,并让这位参赞确信我是专门研究国别和地区比较文学的,也是有能力完成这一课题任务的。后来这位参赞真的飞到上海来亲自对我进行英语面试,我圆满地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后,也终于如愿获得了赴加拿大访学的机会。

“学术面目要清”的内涵与上述“目标始终如一”其实也是相通的。“学术面目要清”不是做给人家看的,也是对自己的要求,即要求自己树立起明确的学术目标,终生坚持不懈地努力追求,那就一定会成功。有的人做学问也赶时髦,今天流行什么理论,便做什么理论文章,明天流行另一派理论了,又赶着写另一派的理论文章。这样的人表面看去倒也发表了不少文章,但别人始终搞不清他究竟是做什么的。那他也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

再次,也是许多前辈学者所教导过的,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要舍得花死功夫,尽可能全面地占有与你的研究相关的资料。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国内的资料没有现今那么多,更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的资料获取渠道。那时我每次出国必逛书店,凡看到与我的研究相关的著述也必定不计代价买下带回。我今年已届古稀之年了,但仍坚持每天在办公室看书写作,包括星期六、星期天,除非出差去外地,几十年来一直如此。我觉得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容易集中思想,容易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高。不过这因每个人的习惯而异,不必强求一致。

最后,做学问也要提倡一种奉献精神,不能太急功近利。我在文革中曾经为译文出版社无名无偿地翻译了一百多万字的内部资料,尽管无名无偿,其实我还是有所收获的,那就是翻译能力得到了锻炼和提升,文字修养也得到了提升。我在研究生毕业后长期担任杂志的编辑,出任学会的秘书长,这些工作都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付出,却并无任何看得见的所谓回报。不过我仍然乐此不疲,因为做编辑让我了解到了学界最新的学术动态,秘书长工作让我与许多学者接触,我有了向他们当面请教学习的机会,这些对我的成长都很有好处。现在有些年青人,缺乏奉献精神,甚至到了“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的地步。这样的年青人,看似精明,实质愚蠢,因为他因此而失去了许多学习和锻炼成长的机会。

学问之道,实在很深,尽管我追求学问几十年,个中滋味其实也只是尝到了浅浅的一点点,因此在这里不敢说与大家“分享”经验,只是做了一个很肤浅的汇报而已,希望获得大家的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