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名词缩略语的认知理据＊

陈友勋

（重庆文理学院 外国语学院，重庆402160）

一、引 言

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缩略语。据统计，2004年以来各大新闻报刊用语中大约20%的表达采用的就是缩略语的形式［1］，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汉语缩略语的使用还有进一步增多的趋势。所以，可以肯定地说，缩略语已经成为日常汉语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汉语中的缩略现象表面看来又是变化万千、丰富多彩的［2］。根据田宗和肖九根所做的调查，汉语缩略语根据其构成方式不同，大致可分为缩合、节略、标数统括、缀加代换和特殊方式五大模式。在这五大类的构成方式之下，又可更细致地区分，这样归纳起来共可分五大模式30多小式［3］。那么，在这些千变万化的缩略语背后是否隐藏着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答案是肯定的。

二、缩略的认知理论

（一）缩略的动因：认知的经济性

早在1956年，Zipf就指出人类在认知活动中总是追求效率［4］，遵循“省力原则”（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即人们总是希望尽量付出最少的认知努力而获得最大的认知效果，这完全符合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以该原则又称为认知的经济性（economy principle）。而语言尽管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交际现象，但仍脱离不了人类认知的基本框架，所以该原理在语言现象中也完全适用。法国语言学家马尔丁内甚至认为语言经济原则是语言“运转的基本原理（principle de fonctionannement）”［5］。他指出，人类语言交际活动中存在两种基本对立因素：一方面人类为了分享信息和交流情感而不得不进行语言交际；另一方面，人类在生理上和精神上都存在着一种自然惰性。二者之间要达到平衡状态，就意味着语言的运作必须符合经济原则的安排。在这方面，支持他的学者很多，比如Langacker也相信，语言交际受相互竞争的信息最大化和经济最大化原则支配［6］：即一方面要尽可能传递最多的信息，另一方面尽可能最简捷地传递信息。对于其中的经济最大化原则，在语言学界颇有影响的关联理论是通过“最大关联”来进行解释的：交际的双方都希望付出尽可能小的努力而获得最大的交际效果［7］。

以“五讲四美三热爱”为例。这个缩略表达的完整形式（下文简称为原称）分别是：五讲——“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四美——“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三热爱——“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两相对比，优劣各现：缩略语显得言简意赅，但难免有语义含混之处；原称显得清楚明确，其弊病在于冗长复杂，难以记忆。换言之，原称反映了认知语言理论中信息最大化的倾向，追求信息传递的具体明确、不出偏差，而缩略则表现了认知语言理论中经济最大化的倾向，或者说是语言经济原则中人类惰性的自然体现，说话者企图把同样的信息以尽可能简短的形式传达出去，所以缩略语的出现，在关联理论的关照下无疑是以最大关联为其认知取向的。

（二）缩略的前提：熟知度

根据认知经济原则中的惰性原理，人类的认知只有在必要的前提下才进行，一般人们可以不认知就不会去耗费宝贵的认知资源，所以进行认知操作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策略。体现在缩略语中，就是：只有那些在日常生活或某一领域反复使用的高频词汇，才会获得相应的缩略语形式。

如果把某个表达缩略前的使用频率定义为原称的熟知度，上述规律则可总结成：原称的熟知度越强，其获得简缩的几率就越高，其缩略语的使用范围也越大。

缩略语的衍生过程可以描述如下：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强，无论是说话者还是听话者对原称都变得如此熟悉，以至于一些关于原称的只言片语都会让他们立刻意识到这其实就是指代原称本身；另一方面，说话者和听话者在大量的信息交流过程中也对反复提及原称的全部内容而感觉啰嗦和不便，内心自觉或不自觉地希望找到一个更简洁的方法将其代替以方便交流。于是，原称会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熟知度的增强）而逐渐倾向于容易理解，这为人们用更简洁的形式指代他们创造了有利的前提条件，所以缩略语本身就是一种关于语言表达效率的概念。具体而言，它是用已有的语言符号，对一个现存的语言表达做更为经济、简明的重组命名，也可把缩略语理解为是语言中现存的表达结构经过使用者的认知筛选、重新组合并最终保留而产生的一种结果。

从反面来说，原称的高频使用使其本身原有的一些成分显得“多余”，它们对原称要表达的信息几乎没有影响，变得“有之不多，无其不少”，这种可有可无、无足轻重的附加成分变成了原称中的冗余信息，也就是语言学中所谓的“羡余干扰”——人们语言中所包含的内容多于接受者实际所需要的信息，这种羡余内容的参与使信息传递效率降低，所以此时缩略语的出现是水到渠成甚至理所当然的。

（三）缩略的限制：区别性

缩略语的实质是为了满足交流的便捷而对原称进行的精简表达，这就好比我们在电脑中对一个大体积的文件进行压缩处理，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存储方便，更重要的还是确保处理后的文件在需要时可以被正确解压并还原出原始文件的所有内容。我们可以从这个类比中引申出汉语名词进行缩略时的一个限制前提：即缩略时要保证缩略成品像原称一样具有认知上的区别性。

正如压缩软件的关键在于要精心设计好压缩程序的处理思路，缩略语的关键也在于要遵循一定的认知规律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理想的缩略语只保留原称表达中的关键特征，而其它相关的信息完全可以依据一定的工作机制（如联想和想像）自动补充完整。这种自动“完形填空”其实是人脑中的一种基本的认知功能，在格式塔心理中已做了充分的阐释，笔者就不再赘述。

当然，缩略语由于形式上的简约，造成在语言交际活动中输入的信息量少，特别是缩略语中基本没有可以帮助听读者轻松理解的辅助信息，所以听读者要正确恢复原称，解读其指称意义，就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对语境知识的依赖。如“人大”在教育领域往往指代“人民大学”，而在政治领域则指代“人民代表大会”。换言之，缩略语中信息量的大小（即缩略语的区分性）是由其出现的语境范围决定的，这方面的其它例子如“南开大学”在当地缩成“南大”，而在全国则缩成“南开”，以避免和南京大学混淆。

（四）缩略的方式：联想和凸显

1．联想度

Sanford和Garrod认为语言理解是语言输入与知识结构交互作用的结果［8］。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有赖于交际双方知识系统的参与，话语在激活概念程序后，概念就会在大脑中由潜在状态转向显性状态，只有在这时交际才能进行。

徐通锵则说：“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字的组合是抽象、宽泛、模糊的字义向具体的方向转化的必由之路，但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只是‘明’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字的组合也给语义句法的生成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出现了一种不见于言而隐于言的‘暗’的意义，在交际的时候需要使用语言的人自己去补充。”［9］

这些都说明了语言交际过程中联想所起的重要作用，这在缩略语中表现也同样明显。因为缩略语的成功与否，决定于其所选留的语素能在多大程度上激活听读者对原称意义的联想作用。联想度越大，缩略语的使用率越高，其实用价值就越明显。更具体地说，人们理解缩略语表达的意义，往往是借助联想，通过联想作用，追寻它在原称中对应的词语内容。

联想既是人的本能，也是促成解构式缩略语意义的外部生成机制。“联想所由的是出发点叫‘由点’，所及的是目的点，叫‘及点’。‘由点’和‘及点’的联系叫‘连点’。”［10］即缩略语中经过缩略而保留下来的语素是听读者进行联想的“由点”，而原称词语以及原称的意义是联想要达到的“及点”，缩略过后的语素与原称词语之间的对应关系就是所谓的“连点”。要保证“由点”与“及点”之间联想的畅通，就要选择好“连点”，即对原称进行缩略时要争取找到和原称词语最佳对应的缩略形式。这种缩略形式与原称词语之间的对应程度可以用“凸显度”来进行衡量。

2．凸显度

从前面的论述得知，语言自身的某些特点会对原称的缩略造成一些干扰。如语言的单维线性特征对人们感知信息带来的干扰是：不易区分语言表达中信息的主次。针对语言这种线性传输的局限性，缩略语通过强化关键语素来凸显主要信息，或以异化手段（变序缩略等）来避免主要信息的失落与淹没。

一般说来，越是能凸显原称语义内容的语素，越容易建立起同原称整体语义之间的联系，从而构成完整的“认知－语义”表达模式。在构成缩略语的过程中，能够传达出原称整体语义的语素即是凸显度较高的语素。在缩略成词时，这样的语素最容易被优先选取，而冗余性语素则多被略去或弱化。如原称中的虚词无实在意义、区别性极差，在意义上不能代表和凸显原称语义，故在缩略时总被略去，如：第二炮兵→二炮、对外贸易→外贸、合肥第一中学→合肥一中。有的缩略语不是按原称的顺序依次缩略的，而是采取了变序缩略法，即把原称里能凸显性质或次序的语素提前，构成缩略语，从而充分体现了凸显度在简缩成词中的效能。这方面的例子有：第一女子中学→女一中、申办奥运会委员会→奥申委、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联邦德国、联合国大会特别委员会→特别联大，等等。

（五）缩略的通式：首字缩略

语言的传递是以时间为序列的线性组合，即语言符号具有线性特征：字词只能一个跟着一个地依次出现，即语符只能在时间的“线”上绵延，而不能在空间的“面”上铺开。语言表达中的这种线性结构带来了两个天然弊端：一是它让人难分信息的主次，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语言的传播速度；其次，由于信息的传递和接收都受制于语言符号的线性特征，从而导致语言中处于线性序列前部的符号易于得到优先处理。

这就从认知的角度对汉语一般采取首字缩略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例如：“邮政编码”本来既可以缩略成“邮编”，也可缩略成“邮码”，但受首字缩略机制的影响，由于“编”在“编码”中处于首字位置，所以人们更倾向于使用“邮编”作为缩略词。

如果对首字缩略机制做进一步分析，还可以发现：首字缩略原则也符合典型的汉语文化趋势，是汉语中前重后轻、先主后次的文化心理的迁移作用。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第一印象，习惯把意想中重要的、新出现的或有价值的信息放在首位。所谓“居首位者尊”，比如为了重视和尊崇祖宗，我们总是姓在前名在后。封建社会里形成的男尊女卑思想，在很多复合名词中还留有痕迹，如“夫妇”、“父母”、“公婆”、“儿女”、“兄弟姐妹”等，这些词语形式都体现了汉族人前重后轻、先主后次的心理习惯。

汉民族的这种首位为重的思想已深深影响到对事物名称的排序上，迁移到缩略语的选词上就显示为“首字为先”，如果几个语素之间存在竞争关系，第一语素往往优先胜出，尽管这些语素有时并非整个词语的中心语成分。

（六）缩略的补充：优美

在语言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心理趋向于使语言朝着一致的方向进化，即语言在自组织的过程中会逐步体现出：秩序（order）、经济（economy）和优美（betterness）。如果说缩略语在意义上的区别性满足了秩序这个要求，缩略采取的简约形式满足了经济这一要求，那么缩略过程中为了视觉或听觉形式的协调而采取的变通措施，则满足了优美这一要求。

我们以关于北京理工大学名称的缩略问题为例。“北京理工大学”被缩略为“北理工”而不是“北理大”。从表面上来说，这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习惯，但是在这种语言习惯的形成初期又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选择呢？笔者认为这里体现了缩略时的优美原理。这个例子中的优美主要表现为语音上的和谐动听。对于北京理工大学来说，缩略成“北理大”会构成三个仄声连读的情况，这样的读音读起来会比较吃力，而“北理工”构成的“仄仄平”的读音结构则会缓解发音上的困难，听起来也更响亮。

推而广之，缩略语形成时，语音因素也会形成一种制约。语音因素的制约主要从发音和谐的角度制约缩略称谓的选择。在相同条件下，人们倾向于选择发音和谐悦耳的缩略形式，而舍弃发音困难或音效难听的缩略形式。前面的“北京理工大学”被缩略为“北理工”而不是“北理大”便是一个正例。

三、结 语

正如本文前面所提及的那样，汉语中的名词缩略语形式多样且变化复杂，表面上看，似乎无理可循，无据可依，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仍能够发现其背后隐藏着深刻的认知规律。本文中，笔者将汉语名词缩略语中所体现的认知规律总结为：追求认知的经济性是汉语名词缩略的动力和原因，缩略的前提是原称达到了一定的熟知度从而具备进行缩略的必要性，缩略的限制条件是缩略形式必须像原称一样体现出认知上的区别性，缩略的基本方式是通过凸显原称中的区别特征进行联想，汉语名词缩略的通式是首字约定式，缩略时以优美原则为补充。那汉语名词缩略语中体现出的认知规律是否可以扩大其适用范围，推而广之地解释其它语言中的缩略现象呢？笔者对此没有研究，不敢妄下评论。不过，认知语言学理论告诉我们：语言是人主观世界与外部客观世界交互作用的产物，而我们作为认知的主体，有着共同的生理构造，生活在同样一个星球，必然决定我们在知觉、身体运动和身体体验之中有着许多天然的共通性，这不可避免地会反映在我们的语言当中，所以人类的语言中很多现象是相通的，适用于A 语言的规律往往也适用于B 语言。照此理解，本文应当能够在研究语言中的缩略现象方面给感兴趣的同行们带来一点有益的启示。

［1］ 杨艳．汉语缩略语的英译方法［J］．今日南国：理论创新版，2009（8）：123－124．

［2］ 马庆株．缩略语的性质、语法功能和运用［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3）：21－24．

［3］ 田宗，肖九根．汉语缩略语的构成方式及缩略机制［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36－41．

［4］ ZIPF G K．Human Behavior and the Principle of Least Effort：an Introduction to Human Ecology［M］．New York：Hafiner，1949：5－7．

［5］ 马尔丁内．语言演变的经济原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52．

［6］ LANGACKER R．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287－290．

［7］ 斯珀波，威尔逊．关联交际与认知［M］．蒋严，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3－25．

［8］ SANFORD A J，GARROD S C．Understanding written language：Explorations of comprehension beyond the sentence［M］．New York：John Wiley ＆ Sons Inc，1981：35－40．

［9］ 徐通锵．“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生成机制［J］．语言文字应用，1999（1）：23－33．

［10］ 于根元，王铁琨，孙述学．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J］．语言文字应用，2003（1）：8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