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

张 元；丁三青

（中国矿业大学 a.马克思主义学院；b发展规划处，江苏 徐州 221116）

桐城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历经千年衍变沉淀而成的丰富多彩的区域文化之一，是明清时期出现在安徽省桐城县境内的具有典型性、独特性及很高学术价值的文化现象的总和。桐城文化中蕴含的民本思想强调君主治国之要在于富民，要保障人民衣食无忧和安居乐业。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民众是封建国家的社会物质财富的直接创造者和政治安定的主体，国以民为本，国计取决于民生，只有在生产发展、民众生活安定富足的基本前提下，统治者的政权才能稳固。这就要求统治者关注人民的生产生活，注重养民、利民、惠民、富民，要给民众以基本的物质生活保障和切实的利益实惠。桐城先贤从不同角度对养民重要性与必要性进行论述，提出他们的建议和对策。

1 为政勤勉，居官清廉，与民谋利

1.1 为政勤勉，主事干练

桐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强调个人对社会有着神圣的职责感，尤其是身为官吏当为官清廉自守、与民谋利。敬业勤政是张廷玉为官期间的一大特征，部分原因也是由于中国古代封建专制政体运转至后期已高度腐败，而雍正治政素以刚猛著称，他为了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管理职能紧紧地抓在自己手中，并使以皇权为中心的庞大国家机器得以顺畅运转，就必然要对他所倚仗的能臣提出殚精竭虑、宵衣旰食的勤政要求。军机处事务繁杂，又是国家的命脉中枢，张廷玉不顾饥累、日理万机，常诸曹司及书吏抱案牍于旁者，常百数十人环立，更进以待裁决，无一滞留案件，可谓案无遗牍。

廉吏张淳去永康做知县，日夜伏案办公，有讼者数千人，但张淳判案神速、剖决如流，使官吏及民众大为惊叹骇服，诉讼大为减少。为官期间智擒大盗卢十八，时人盛赞其聪敏断案类如包拯。张淳在永康任上时，其地贫穷，永康人生女多不养，张淳多方劝诫，遇贫困无力抚养孩子者，他便捐出自己的薪俸酌量供给，“全活无数”[1]。

方宗诚是甚受曾国藩器重的桐城派后期名家，其任枣强知县时，以儒家思想教化百姓；他尊师重教，修史编志并创办了敬义书院；他关心民众疾苦，故而修建起义仓，储谷万石，以备荒年之需。在当时风行遇灾不以实报，以利己擢升之官场恶习中，方宗诚却反其道而行之，遇灾荒据实上报，直陈灾情，恳求朝廷拨款赈灾，将自己个人的仕途得失置之度外。其在枣强为官近十年，勤政爱民，夙兴夜寐，离任时“无一未舍之案，无一未解之款”[2]。

1.2 居官清廉，端己率属

姚莹朴厚守礼，立志一言一事皆于家国有益，对桐城先贤之高尚德性及德行仿而效之。他盛赞其祖皆清贫自守，登仕为官者百数，朝有贤良之褒，外无贪酷之吏。其出仕高位时，仍恪守祖德遗风，为官清廉，与民作主，从不妄取民间一文钱财。他生平无声色服食珍玩起居之好，“尝负官囊巨万，然在官未尝妄取民间一钱”[3]卷6。他为民谋利、坚决制止害民言行。他写有《焚五妖神像判》痛批五妖神妖妄已著，是宜杖碎神像投火，绝尔妖邪之具，开吾赤子之愚，倘若妖神有灵，三日内降祸吾身，“使吾得闻诸上帝”[4]。姚莹要求官吏切实做到：遇事谨密，勤政为民，不趋利避害，为官期间要察人情，习土俗，安民众，慎赋税，不偏听宾客，不过信胥吏，“不矫激以沽名，不因循而废事”[3]卷4。

张廷玉认为居官清廉乃官吏分内之事。为官“第一要‘廉’。养廉之道，莫如能忍”[5]。张廷玉的公正清廉既受其父张英的熏陶影响，也有自身修养的因素。这种清廉思想贯穿其一生处世过程中，他的公正清廉的操守在政治、经济、司法和人品等多方面都有体现：（1）政治上，张廷玉在位期间多建章立制、惩贪除恶、稳定国家的政局，维护和完善国家的法制，关注民生疾苦、尊重民意，主持试事公正无私，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2）经济上，张廷玉不仅自身节俭、甘于清贫，“其在雍正年间最承宠眷，然门无竿牍，馈礼有过百金者辄却之”[6]。他严以持家，使家属亲朋皆以清廉节俭为尊崇。他谋划改革朝廷的赋税制度，打击达官豪强们巧取豪夺、疯狂剥削劳动人民的卑劣行为，着力减轻民众的的经济负担，以爱民、保民、富民为念，推动各种惠政安民的举措，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宁生活。（3）司法上，张廷玉在其任职吏部刑部主事期间详查案情、明断是非、不畏权贵、关注民命、察弊纠偏，顶住各种压力公正执法。（4）张廷玉在人品上的清廉主要是指其有着高尚的道德情操，矫然处浊世而不污，自觉践行仁义礼智信等中国传统的思想美德，他不仅修心养德、主事谨慎、清廉自处，还将自己的俸禄及皇帝的赐银或贡献给国家或用于救济处于艰困中的民众。张廷玉在世宗朝十数年间，圣上“六赐帑金，每赐辄以万计。上谕云：‘汝父清白传家，汝遵守家训，屏绝馈遗，朕不忍令汝以家事萦心也’，而公恳辞”[7]卷三。他为人豁达、谦让礼贤、严于律已、宽以待人，其长子张若霭在参加殿试后高中探花，而他却再三恳请雍正降其子名次，让探花与天下寒士，使帝最终不得不勉从其请。他不仅以自身言行作出表率，还端己率属，对下属官吏的要求也极为严苛，他常告诫下属臣僚清廉才是保全富贵长久之方，而大小官僚日日耳闻眼见贪官悖逆之败亡，身感清廉公正之重要，纷纷以清廉敬慎自励。这对封建社会形成清正的精英官僚队伍，对整饬官风吏治、保证封建政权正常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1.3 关心民瘼，与民谋利

方苞以为民谋利为宗旨，关注礼、乐、兵、农，强调道德的实用效能并试图恢复“事功”之学在儒家学术思想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君子之学，是要备天下国家之用，“古之治道术者，皆以有为于世也”[8]30。方苞的文学经世致用理念有三：其一，方苞将文学作品当作其实现践履社会责任的利器，而不仅仅是为了抒情达志，从而使他的文学作品有了一定的社会价值属性。其二，为了实现和达到文章所具有的社会功能，为文的作者须对文章的内容加以局限，使文章的立言、立德与立功三者合而为一，以达到文统和道德相结合的学术思想。其三，方苞认为为文须与经世合而为一，因此这就要求作者需重视加强自身的人品与文品的修养，以获取一身兼备道德修持及经世事功为一体的实然效能。如他在《与顾用方书》中言事关国计民生的河务，在《与德济斋书》中言军事大政、言禁烟禁酒，在《与蔡太守书》中言救荒，在《与执政书》中言屯田、设防、察吏、防奸等。

张廷玉虽身处朝堂帝侧，却极为挂念四方水灾旱情，他对地方吏治民瘼、四方水旱时时关注,凡有关生民利病、民生疾苦等事关国家社稷的大计，他对皇帝从不避讳隐瞒，多为民生着想，并力所能及地予以解决。他的这些实事求是的爱民重民谏言对皇帝了解民虞国情,因时因地实施仁政,裨益甚多。遇灾荒之年他必奏谏皇帝镯免灾区赋税,并议拨内帑白银数百万两赈济灾民，朝中大臣及地方官员在此种精神的感召之下也积极参与救灾济民。康熙三十七年秋,桐城发生水灾,民众受难日重,赴县觅食者甚众，张廷玉与其三弟、六弟、大侄等在其父张英的大力支持下,与县乡好义者议贩恤之计，在西郊太霞宫设粥厂“募邑人捐米以赈陈家洲贫民之来就食者”[7]卷一。

桐城东门龙眠河旧时为七省通道，然河上的旧石桥已倾毁近百年，后来所建木桥也因涨水失修而不堪重负被毁，致使“樵苏之出入城市及驿使宦游商贾之有事于江、楚、闽、粤者,往往阻绝不得渡”[7]卷四。张廷玉便用雍正帝颁赐其父在家乡修建贤良祠的一万两白银取其半以作建桥之用，由家族子弟与工人同心协力费时二载半建成此桥，方便了过往的商旅行人，得到乡人及行旅的由衷称赞，此桥亦被后人称为“良弼桥”。

2 恤民济困，足民食用，以民为本

桐城先贤强调为政者须恤民济困、足民食用、以民为本，真正做到富民养民。实行富民政策有利于给黎民百姓带来实惠,民安则国安，民富则国强，从而实现国家兴盛，这也是检验为政者修德治政成功与否的标准。为了实现养民的政治理想,桐城仕宦要求统治者多予少取,施惠于民，为政者的最大职责就在于能为民众开辟物资财富的道路。

乾隆年间，桐城发生严重灾荒，民皆饥乏，寒儒刘大櫆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呼吁在乡里建立义仓，主张藏粮于民，要求乡里富户捐资救助那些饥乏贫困之人，此议被当政者采纳，饥民“大受其惠”[9]。

姚鼐有着深沉的以民为本的思想,他一再宣称:“鼐江南万民之一”[10]229。他自觉地以庶民之一的身份来充当人民利益的代言人。他提倡和表彰设义仓义田以济民困的做法，他在关注人民生活时常表现出乐善好施、恤民济困、以民为本的优良传统。姚鼐在《章母黄太恭人墓志铭有序》中赞太恭人尽分家中蓄粮于族戚故旧，又寄书其子速于浙江购山芋玉米数千石，杂夹钱米济赈，所费计万金之多。章母黄太恭人的嘉言善行为作者所推崇。他在《高淳刑君墓志铭》中赞扬邢复诚为人朴诚慈和，乐善好施。刑君的父亲尝欲为刑氏设立义仓救济灾民未果，刑君与其弟为实现其父意愿亲捐义田五百亩以济饥民。乾隆三十四五年间，高淳大水后大疫，“民困尤亟；君出藏毂千余石以食众，又假贷数百金以佐施”[11]162。

姚鼐在《中议大夫两广盐运使司盐运使萧山陈公墓志铭并序》中描写陈三辰虽为亳州知州,但不盲目执行上官命令,从亳州饥民实际需要出发,自增三厂,分设于境内。又收民众抛弃女童集于佛寺,令一老妪抚养教育,还周巡其间,检查督促。其爱民恤民恩民的精神令人敬佩,当上官命令与下民需求发生矛盾、个人利益与百姓利益形成冲突时,他能毫不犹豫地作出正确选择。“计其费,上官发银,曾不及半”，他移用以济灾民。同僚告诫他如此必以亏库银获罪，他回答:“活民而得罪,吾所甘也!”姚鼐赞其“仁及于民,法可远施”[10]388-389。意谓仁爱普及到民众,这个办法可长远施行。

雍正常赏赐张廷玉巨额银两以示恩宠，张廷玉将此银两或“为督学课士之用”[7]卷三，或寄回家乡置公地岁收谷以资乡人之贫者。如雍正八年四月张廷玉将雍正帝所赐白银寄回桐城二千多两,嘱咐家人购置田产将其设为公田以每年收谷资助族人、乡邻贫乏者；乾隆四年三月，张廷玉得悉桐城米价暴涨百姓乏食急寄信于家令将庄租减价以济乡里；乾隆五年，张廷玉闻悉桐城一带歉收，米价暴涨，便急寄信回家，令家人捐谷一千石以救济灾民。

姚莹为政以务实为民而著称，注重“伸民气”，“定民志”。他认为民气不伸，积怨必深。官吏需勤修政事，以伸民气而定民志。他提出为政之道在乎得民心，而得民心者，必与民同其好恶。得民与否事关民心向背，事关社稷稳定。姚莹认为民恶盗贼，其严厉缉捕之；民恶匪徒，其诛除强横不法之徒；民恶狱讼，其勤于判案断案；“民恶枉累，而我株连不事。其同民之恶如此”[3]卷4。他认为为吏而曰民恶者，其人必非良吏。他将官民对立的罪责归咎于官吏，而非人民，他还认为即使是盗贼匪寇，若官吏能处置有方，此皆良民。他坚持以民为本的治国安邦的从政之道，治理政事常自朝入夜。

3 兴利除弊，愍念民瘼，善政养民

桐城先贤提倡执政者须仁政宽民、善政养民，节省民力以确保民众生活无忧，他们痛斥繁重的苛捐杂税，要求统治者推行轻税薄赋足民、富民、养民政策，治理国家制定政策的标准也在于节省民力以利民为本，呼吁爱民之君要取下有节，自养有度，生活节俭清静，不恣意挥霍浪费社会财富，他们认为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明君立国的根本，国君须劳心尽虑，积极地发展生产。他们强调国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省事和节欲，勿夺民时，使人民安心生产。这就要求统治者实行宽民政策,轻徭薄赋,免除杂苛负担,取民有所节制，与民休息。

方观承督直隶时，各省督抚按国家部委之议，令各省民众自行建城池，地方官吏趁机将赋税徭役转嫁于民，民不堪其苦，又无处上诉，虽有廉吏于此不忍，但又不敢奏报以减民苦。惟方观承不惧乌纱之失，劝谏皇帝要为政以德，爱惜民力。他独奏直隶多徭役，民力有限，民性朴野，不受奖励诱导，修城所费，请发公帑,“上韪其言，从之”[6]892。

直隶有一年蝗灾泛滥，致民困，赋税上交不了国库，皇帝责方观承督捕蝗虫不力。时有司道劝方观承弹劾一二州县官以息皇帝怒火，然方观承认为蝗虫乃是天灾，督办不力乃其责，“州县何辜”[6]892？他身先士卒作表率，引官吏皆奋力灭蝗以解民苦。

方观承督直隶时，直隶永定河虽名为河却无定河，经常泛滥成灾，百姓深受其害，又不能予以治理，亦不可以拿古人治水之法来断永定河之形貌。方观承在任清河道至升任总督时都掌管地方的水利工程，于民生极为密切的水利工程他从不怠慢，深知民为国之本，而水利乃养民、安民之本，故永定河虽至难治理，然“公皆见地势相时决机，或革或因，或浚或障，其于河务前后数十疏，从之辄利”[6]892。观承为直隶人民修治好这条为害多年的永定河，使周边人民发展生产、安居乐业，维护了辖区内安定和促进其时其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连皇帝也赞其筹修永定河最为有功，非其他执守成法者所能及。方观承从不聚敛钱财，将全部心思投入到为民谋利，与民友善的以民本安邦的治国事业中，“及薨，家无余财，而有书数十笈”[6]893。

姚莹初入仕时就去治理一个有 “四难兼四惧”的福建平和县,那里的老百姓好斗轻生,而地主豪强则丁多族巨,好讼而贪，加之地方又很穷,筹措经费十分困难，治理这样的地方,如“仇盗不辨则惧枉屈,豪强不除则惧长乱,狱讼不决则惧株延,费用繁巨则俱耗阙官钱似于自盗”[3]卷3以前派去的知县,往往不是采取暴政,就是显得过于柔弱,都没有取得较好的政绩，姚莹在接见缙绅胥吏了解情况的基础上,采取的应对之策是：本清、慎、勤之心,行恩、威、信之政。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以下几个方面：（1）勤于治政，事必躬亲。（2）听断公开，事与民决。（3）诛除强暴，区分善恶。（4）费用自出，访行安民。（5）厘定章程，清理旧牍。（6）建修书院，教化民众。他还择期召集民众宣讲圣谕，奖励那些认真听讲之人，欲令僻乡民众渐知礼教，收效甚好。

姚莹后调至龙溪县,其地悍风尤甚，械斗仇杀事件迭出，盗贼肆虐横行，连官兵都无法制止，由于情况改变,姚莹采用了“刑乱国用重典”之法,采取严厉打击手段惩治犯罪，使社会治安迅速好转，另一方面，他强调崇文教以明礼让。他认为争斗不息缘由于礼让之不行，而礼让不行,皆因文化之失教。他大力兴办教育,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在清未那种因循守旧风气十分严重的情况下,姚莹施政治民的思想具有特立独行风度。姚莹的才干甚为闽浙总督董教增器重，尝称许他为 “闽吏第一,”“屡见访以大政，每守令至漳，必语曰：‘治法可问姚令’”[12]。

姚莹在任江苏武进知县时,以善治河为人所称道。武进县境内的孟读三河,是与长江、运河、太湖连通的水利工程,既灌溉农田,又事关漕运大计,因年久失修,需要疏浚。当时地方督抚治河只知道浚通孟读三河而不考虑时利终致事败。姚莹主张工程应在秋季收割以后进行，当秋冬季节工程进行之时,姚莹“晓夜扁舟,与夫役奔走河干者三月”[13]。终使孟读三河顺利疏浚完毕。

吴汝纶任直隶冀州知州时，其地水利年久废弛，雨季则内涝不断，严重阻碍当地经济的发展。吴汝纶开渠建闸，争取经费，修复水利设施，于1884年开冀、衡六十里之渠，泻积水于溢，以溉田亩，便利商旅。历七八年后，所获利倍于当初所费，“而夏秋水盛，舟揖往来，商旅称便，州境遂富”[14]。此外，为解决盗贼扰民之忧，吴汝纶在整顿治安时不囿故法，新创规条，立保甲联庄义仓诸法，实行群防群治，民皆为称颂。

4 颂赞商民，鼓吹营商，经济富民

中国传统社会工商业之所以不发达，一个重要原因即为历代封建王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将人民束缚在其日夜耕作的土地而无法去外地以达到防民作战、巩固统治的目的，由此也导致中国古代广大知识分子纷纷走上科举仕途之路，而不屑从事工商，甚至以此为耻。

刘大櫆指出自管仲相齐，而士、农、工、商之职有着具体划分。至汉兴，贾谊、晁错上书言政建议皇帝重耕农而抑商贩。“然余观当时士大夫名在仕籍，而所为皆贾竖之事也，至若贾名而儒行，孝弟睦无愧于独行君子之德，是乃有道仁贤所重为宾礼也。”着眼于此，他发出诘难：“彼职业恶足以定人哉”[15]卷5。

刘大櫆宣称：“善读经者，其视圣人与农夫、商贾无以异焉”[15]卷10。他对商贾热烈赞美，抬举商人的社会地位，以此为社会发展服务。 他在《赠大夫方君传》中赞创兴贾业的君之父以及从其父业贾于汉江之上的方君，赞赏他们虽混迹贾人，而性情至孝，待友诚信，爱诸从弟，事其母无微不至。刘大櫆盛赞世代业贾的方君有乐善好施、利人济物之心，族戚内有丧不能举，婚不得遂者，他都会为之经纪而周给之；对于孤苦无依的老人与孩子，他尤加意怜恤。

在《封大夫方君传》一文中，他赞美方君祖上多为能惠利及人的厚德长者，称方君生活极为节俭，然周人之急常恐不及，且推崇他待朋友无论智愚贤否，皆推诚相交，他还将方君与当世儒者加以对比，认为儒者都以读书诵经粉饰自己，而“伦类之间，孝友睦渊任卹之行，多内省而惭。至于方君者，既弃儒术而事机利矣；迹其平生所为，求之缙绅先生，何可易得哉”[15]卷10？在刘大櫆看来“事机利”的商贾是一个惠利及人、不问智愚贤否，一皆推诚相结，大有前途的新兴阶层，而代表封建社会主流正统的儒者缙绅之流，则正在腐朽没落，道德品质令人大失所望。

姚鼐也表现出与我国传统观念迥然有别的重商和颂商等新思想。姚鼐认为商人不乏明智绝人之士,亦有足使天下之治无可忧的善人。如他在《印松亭家传》中写印松亭在被授命为浙江宁绍台兵备道八年当中,整顿治理海关尽去苛政,使“商民喜之”。在《陈谨斋家传》中，他盛赞做生意的陈谨斋能舍大利而就大义，赞其“自奉甚简陋,而济人则无所惜。……夫使乡里常多善人,则天下之治无可忧矣”[13]148-153。把一个商人的善行,提高到攸关天下之治的高度，足见姚鼐受到资本主义萌芽新思潮的深刻影响。

姚莹从治国安邦的政治理想出发，更为鲜明地提出了他的安商、保商思想，他极其尖锐地责问当权统治者：“世安有民穷商困而赋税能长盈者乎？”并指出：“自古善谋国者，必固其本，故保民而后有赋，保商而后有税。”若统治集团“朘剥脂膏，搜剔骨髓，泛泛然有所不顾，是以商力竭而运库空虚”[16]卷6。为此，他从贸易、乐业、矜尚、货财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有助于资本主义萌芽茁壮成长的对策：“民好贸易，而我市廛不惊；民好乐业，而我闾阎不扰；民好矜尚，而我待之以礼；民好货财，而我守之以廉。其同民之好也如此”[3]卷4。在重农抑商的封建社会他公然提出了这种符合历史进步潮流的保护商人、发展商业的要求，肯定了商业对于发展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壮大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作用，而对那些只搜刮民膏、抑商排商，不顾商困库空、国家败亡的昏庸腐朽的封建统治者，予以了严厉谴责和迎头棒喝。

此外，他还认为腐朽的封建统治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商民的需要，致使“法令皆自相束缚，以困商民以至病国”[16]卷6。为此，他要求统治者更改法令，使其不“困商民，不病商民，以至病国。”姚莹这种发展商业的进步思想并不排斥农业的基本地位，而是着力肯定工商业与农业都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政策理应扶持的对象，这无疑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抗英保台的姚莹就认为从治国安邦的儒家政治理想出发，提出了他的工商一体和安商、保商思想，他把发展工、农、商三业从经济问题上升为事关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政治问题,认为农、工、商三者均可富民,而为政者若想安邦定国则必须发展各业。他责问统治者若民穷商困而赋税怎能长盈，并强调古代善谋国者皆保民而后有赋，保商而后有税。此外，他认为腐朽的封建统治已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和商民的需要，商民贫困以至病国。为此，他要求统治者更改法令，重视并扶持工商业发展，同时，他呼唤必须改变这种重士农而轻工商的风气，鼓励更多的人才从事工商活动，这无疑在客观上迎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并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吴汝纶提出国家欲求自强先要使黎民百姓富裕即富而后强的富强观，他着眼民生，强调必须先行发展工商业，从而为国家的自强提供坚实的经济物质基础。他对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及现状深表不满，为了证明“重农抑商”观念的错误，他追根溯源深入历史进行考据，得出中国远古并无所谓“重农抑商”一说，而是农商并重的结论，他认为古之生财之途多样，故商业兴。财源是百业之依归，故统治者无不财取为用，因此极力劝人为商。且每州之地，必路径和诸水贯通运输，皆商旅所通之路，以此为据，他质问统治者：“是安有重农抑商之谬论乎”[17]？他继而着眼民生，强调必须发展工商业，以为国家自强提供坚实的物质经济基础。他主张首先应该购买西方的机器来发展农业生产，为工商业提供更多的原料，最终达到和西方列强竞争共存之目的。为此，他全力支持其长婿薛翼运行商经营缥丝，对于具体的商业活动，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嘱咐其婿要向西人认真学习商学，以此来改善经营，促进国家富强。吴汝纶这种“富而后强”的富强观符合其时的社会发展规律，亦与现代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颇为相近。

5 思想特点

5.1 足民食用，民富国强

桐城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倡导只有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才能对民众进行教化，培养其高尚的道德情操，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民富方能国富。桐城士大夫主张为政者须足食安民，并把足食问题上升到与礼节相关的高度来认识，他们认为衣食住行是民众生活的根本，是学好礼节的基础，只有衣食足才能懂得遵守礼节，丰衣足食才能使民安，以足民食用之措施来求得安民守礼之目的。若想使民富国强，就必须抓住立国之根本，要密切关注国计民生，时刻把民众的生计放在心上，关心群众的衣食住行，不断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因此，民富国强贵在足民食用,贵在伸民心定民志。

5.2 节省民力，诚心待民

明清时期，伴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农民的赋税徭役亦日益加重，流民遍布国中，面对这种严峻的社会状况，桐城先贤提出轻税薄赋、节用、爱惜民力等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的主张，提倡执政者须节省民力以确保民众生活无忧，他们痛斥繁重的苛捐杂税，要求统治者推行轻税薄赋和足民富民养民政策，治理国家制定政策的标准也在于节省民力以利民为本，呼吁爱民之君要取下有节，自养有度，生活节俭清静，不恣意挥霍浪费社会财富。他们认为使人民丰衣足食是明君立国的根本，国君须劳心尽虑，积极发展生产。他们强调民为国之本，国是君之本，国君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在于省事和节欲，勿夺民时，使人民安心生产。节省民力以利民为本的思想重在落实，这就要求统治者实行宽民政策，轻徭薄赋，免除杂苛负担，取民有所节制，与民休息。这些主张符合其时中国封建社会的国情，它对稳定社会和发展经济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5.3 善政养民，经济富民

为政者须仁政宽民、善政养民、经济富民，这是桐城文人士大夫的共识。实行积极的富民政策有利于给黎民百姓带来实惠，可获民众信赖，民众安居乐业，民安则国安，民富则国强，从而实现国家兴盛富强，这也是检验为政者修德治政成功与否的历来标准。为了实现富民的政治理想，桐城仕宦要求统治者多予少取，要施惠于民，因为民富则君富，民贫则君贫，为政者的最大职责就在于能为民众开辟获取物资财富的道路。

5.4 工商皆本，保民保商

中国传统社会工商业由于深受历代封建王朝采取“重农抑商”政策的影响而发展滞后，大部分知识分子也纷纷走上科举仕途之道而不屑从事工商业，致中国内部经济发展疲敝，外部横遭列强压迫。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萌芽受到封建专制制度等多方面的阻挠、压迫和摧残。明清政府不仅严格控制官办手工业，使它逐渐衰落，而且也对民营手工业变本加厉地实行种种限制和野蛮掠夺，使社会危机频发，亦致民困商穷。因而寻求富强可谓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发展演变的源动力所在，处于此期的桐城文人士大夫也强烈感受到欧风美雨的大冲击和文化的大碰撞，他们认为中国大患在穷。贫困弊病导致内部叛乱日起不止，外遭列强侵逼而丧权辱国。若想达到安民御侮之目的，单纯发展军事力量远不足以应对这古来所未有之大变化，为政者须采取相应措施，大力发展民生工商事业，保民保商，唯有在解决了小民的生计问题并使其有所富余的基础上，国家才有望实现富足，才能迎来国家自强之转机。

[1][清]张廷玉,等.二十四史全译·明史[M].上海：汉语大辞典出版社，2004：5735.

[2][民国]赵尔巽,等.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430.

[3][清]姚莹.东溟文集[O].清同治六年刻本.

[4][清]姚莹.东溟文外集：卷4[O].清道光13年刻本.

[5][清]张廷玉.澄怀园语:卷二[O].清同治戊辰年刻本.

[6]李春光.清代名人轶事辑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7][清]张廷玉.澄怀主人自订年谱[O].清光绪六年庞山刻本.

[8][清]方苞.方苞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30.

[9][民国]赵尔巽,等,二十六史：清史稿[M].许凯,等,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10161.

[10][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M].刘季高,标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1][清]姚鼐.惜抱轩全集[M].北京：中国书店，1991:162.

[12][清]姚莹.识小录:卷7[O].清同治六年桐城姚氏刻本.

[13][清]姚浚昌.年谱[O].清同治六年刻本.

[14][清]贺涛.贺先生(涛)文集·冀州开渠记[M].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10辑93册[M].台北:文海出版社，148-151.

[15][清]刘大櫆.刘大櫆集[O].清干隆嘉庆刻本.

[16][清]姚莹.东溟文后集[O].清同治六年刻本.

[17][清]吴汝纶.吴汝纶全集(一)·原富序[M].合肥：黄山书社，2002:197-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