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清学史研究范式之历史审查
——兼论清学本质与新视野下清学史的书写问题

王 坚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20 世纪清学史研究大多存在着以部分观察代替整体审视、以各种现代性话语来建构清学史、对清学变动基本动力探讨缺失等问题，使得清学史研究与宋明学术研究及近代学术史研究根本无法有效衔接。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在清学史的研究中，其本身的复杂性被不断浓缩以至扭曲。因此，必须在重估清学各派总体规模、流变的基础上，在探讨清学经学本质的过程中，打破以汉宋学之争为骨架来阐释清学史的桎梏，从而在反江南中心论、反考据学中心论、反西欧中心论、反中西比附的方法论中重建清学史话语体系。

一、从“反满说”到“理学反动说”

总体上看，章太炎的“反满说”、梁启超与胡适的“理学反动说”、钱穆的“每转益进说”、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余英时的“内在理路说”五个重要理论观点，构成了20 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变迁。①陈居渊:《20 世纪清代学术史研究范式的历史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07年第1期。但由于时势铸就的原因，都存在不同程度之局限。

首先看章太炎的“反满说”。作为近代清学史首出范式，章太炎以清代皇权专制与学术思想的互动为切入点来纵论清代学术，但由于其学术承继及作为近代“排满革命”首倡者的原因，导致其对清学的整体性关注的缺失，其表现为对清代理学及除江南以外的等其他地域学术的严重忽视，“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纤死，而其术近工吵跨善矣!”②章太炎:《清儒》，《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其实，在清代，理学的势力是深入人心而弥漫整个社会的。虽然与宋明时代大师辈出相比，清代理学学术思想逊色不少，但作为意识形态，其与专制皇权的休戚与共是其他学术形态无法比拟的。清代历朝皇帝不断颁发谕旨，明令书院私塾昌明正学，反是被现代人推崇为清学之主流的清代考据学，由于琐碎、脱离实际的弊端，在社会上发展困难重重，“盖汉学之词举世视为无用，舍闭关却扫外，其学仅足以授徒……欲得帝王之尊，必先伪托宋学以自固。故治宋学者，上之可以备公卿，下之可以得崇衔。”③刘师培:《清儒得失论》，《国粹学报》1907年第7 号。

正是由于对清代理学的忽视，章太炎建构的清学史是以江南考据学(具体来说就是吴、皖二派)为中心的描述，因而对于清学不同地域时空的差异，在不同地域出现了不同的学术范型，其缺乏应有的认识。最终，由于剔除了清代理学及对各地域学术范型差异缺乏考虑，章太炎所建构的清学史不是全体清代学派之历史，而只是考据学发展的历史。虽然也有其他学派之学者，但他们都是被否定的，他们的历史都是凝固的，他们在章太炎建构的清学史中是没有历史的。所以，在明清之际的儒学变革运动中，面对着同样残破的境遇及民族压迫，为什么江南儒学、华北儒学、关中儒学却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路径以至于清帝国版图内出现了不同的学术景象，这无疑是章太炎建构的清学史文本无法回答的。

再看梁启超、胡适所建构的“理学反动说”。作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清学史范式，“理学反动说”的局限在于:第一，径直把清学浓缩为清代考据学，以对清代考据学之判断代替对整体清学之判断以及由此导致的绝对化;第二，研究方法上过多错位的比附运用、特别是胡适对考据学与科学的比附，陷入西欧中心论的窠臼。

一般来说，任何全体结论的得出必须建立在对全体事实综合考察的基础之上，而不能是在部分考察之基础上。综观20 世纪清学史研究，往往宏大的结论就是建立在几个简单事实的考察之上。作为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清学史范式，理学反动说更是如此。梁启超认为“清学之出发点，在对于宋明理学一大反动”，具体来说就是晚明时代，阳明学“极盛而敝之后，学者习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5页。实际上晚明情况真的如此?恐不尽然。首先说晚明时代阳明学盛极而衰就是不准确的，在江浙地区，确实由于王阳明死后，门户分裂，整体实力有所弱化，但这也仅仅是在江浙地区。在此时其他地区就不是如此，如北方和西北关中地区。也正是在晚明阳明学迅速向这些地区扩散以至于出现了像鹿伯顺、孙奇逢、李二曲这样的北方王学重镇。特别是孙奇逢和李二曲，正是在王学基础上，重建北学和关学体系以至于成为清代北方学术的两大宗。所以，笼统说阳明学在晚明就盛极而衰，恐不确。

其次，说阳明学导致晚明学者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更是天大的笑话，明朝灭亡是由于各种矛盾综合爆发之结果，虽与士人有关，但也不至于全部推到他们头上。大厦将倾，一木安能持之?如果全部是士人的错误，那么宋、元、清等各朝，士人没有“无事袖手谈心性”还是照样灭亡，又作何解释?况且，这样评论晚明学者更是以偏概全。像晚明流行于河南河北以李三才、赵南星、孙承宗、鹿善继、范景文及孙奇逢为代表的“燕南王学”集团就力避空谈心性而主张躬行实践，②关于鹿善继与燕南王学，参看黄宣民、陈寒鸣:《中国儒学发展史》(下)，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1168－1720页;关于此儒生集团在晚明社会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参见张显清《明末北直清流派的构成及其反阉党斗争》，《张显清文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但还是被清军首先攻破?

再者，说晚明理学家不复能系社会之信仰，更是不知如何说起。晚明的理学家对当时的社会道德的维系还是有目共睹的，比如孙奇逢和李二曲，他们之所以成为清代北学和关学的开山，关键并不在于他们学问如何玄妙高深，而关键就在于他们高尚的情操和巨大的人格力量。甚至那些远在千里，跨州隔省的人，风闻其义偶一相接，也会身受感召深服其学。难道这样还不能系社会之信仰?

所以，梁启超所谓的晚明时代理学的腐败情况更多只是存在于江南地区，况且就是在江南地区，能够这样的也只是像王艮、王畿、李贽这样的左派王学，但他们本身就被当时社会视为反面，且旋生旋灭，实力有限，以他们的表现来概括整个晚明时代，无疑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同时，说清学是因为反理学而来，把清学等同于考据学也是不准确的。清学是一个集考据学、理学、西学为一体的综合性体系，它不可能都是因为反对理学而产生的，如若都是反理学而来，那怎么会整个清代，理学还是弥漫整个社会?实际上，由于各地域时空的差异，各种学术在各地域的配置力量也甚为不同，如流行于清代北方的夏峰北学，它们不但不反对理学，反而在宗师孙奇逢的引导下以回归、重释孔孟经典来会合理学各派。

梁启超、胡适的“理学反动说”很多时候难以自圆其说。但他们毕竟是近代的知识人，在进退维谷之际，他们更自觉不自觉的热衷于利用西方的知识资源以摆脱困境。此方面，胡适走得更远，他颇为自负地认为只有他是第一个发现了乾嘉学者用于校勘与整理古籍的技巧与西方科学方法相通，即所谓“中国旧有的学术，只有清代的朴学确有科学的精神”③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二集》卷3，黄山书社1996年版。。但问题也来了，“一时间‘拿证据来’的口号满天飞，‘科学方法’一转而为‘考据学’，再转而为‘清儒家法’”④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4页。不但清学成为“科学方法的试验场”。最终，连“墨子也成科学大家，孟子也会讲民权主义，中国思想史简直要成为不可解的神迹了。”①嵇文甫:《秘文甫文集》(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5页。这难道这种情况不是一味的比附造成的?

二、从“每转益进说”、“内在理路说”到“早期启蒙说”

可以说，在1930年代之前近代清学史研究范式中，无论是“反满说”，还是“理学反动说”，都漠视清学中理学的作用。随着钱穆的“每转益进说”的出现，这种情况虽有所改变，但问题是“每转益进说”本身也存在不少局限。概而言之就是对把清学归结为汉、宋学的起伏的研究方法的局限缺乏清醒认识而无条件的加以接受。

以汉宋之分梳理清学史的研究方法最早始于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江藩的这种二分法局限颇多，如在此二分基础上就难以处理顾炎武、黄宗羲，因此，刚刚提出就遭到龚自珍、焦循等人的批评。笔者以为，其局限的关键在于以汉宋之分梳理清学史的模式起源于江南考据学派与理学派、主要是桐城派的纷争纠葛中，是江南考据学派对当时江南学术各派纷争的一种概括，它的使用范围有强烈的地域性。也就是说，除了江南以外，其他地域学派，它们是游离于汉宋学模式之外。对于这些非汉非宋的学派，此种范式就力不从心。

综观钱穆的清学史研究，他对这种局限无疑缺乏清醒的认识，导致对清学的整体估计严重不足。比如钱穆强调清代理学，已经认识到清代北学的特殊性，②参见钱穆:《〈清儒学案〉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卷8，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但流行于清代北方以孙奇逢为开山的夏峰北学及以李二曲为宗师的关学还没有进入他的视野，而这两个学派恰恰就是清代理学最重要的两支。

正是针对“每转益进说”的局限，余英时在1970年代提出了“内在理路说”的新范式。余英时在重新疏理同属理学内部核心“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两种学术取向后，确认清代学术是理学的一种发展，是由理学内部“尊德性”走向“道问学”。但问题是理学内部“道问学”与“尊德性”在更多时间是统一的而非对立的，更多时间理学家们治学是两者兼而有之而非一家独大，正所谓“尊德性不容不道问学，道问学乃所以尊德性，”③李颙:《李二曲集录要》卷2，清嘉庆13年涵和堂版。《中庸》难道不是还说“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么?况且，以“尊德性”走向“道问学”来解释清学，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清代理学，已经基本放弃了形而上的争论，“无主峰可指，无大脉络可寻，学理无创新，重在道德规范”;遇到理学西学“既抵拒又有会通”，与考据学“虽存门户之见，但也兼采”。④龚书铎:《清代理学的特点》，《史学集刊》2005年第3期。如若在“尊德性”与“道问学”二者选择，清代理学更多热衷是“尊德性”而非“道问学”。

概而言之，钱穆、余英时二者的共同问题在于把清学归结为汉、宋学的起伏或“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对清学整体的复杂性估计严重失误，视野太窄;其次，虽涉及清学流变，但对其内在动力缺乏思考，是“学术之事，每转而益进，图穷而必变”，但变化的动力何在?离开动力讨论内在理路，不免有点神秘主义色彩。

“早期启蒙说”是侯外庐在《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一书中提出的。在侯外庐看来，“早期启蒙思想”才是清代学术发展的真正脉络。正是依照这种观念，其把清学史具体分为:17 世纪的启蒙思想，18 世纪的启蒙思想，18 世纪末叶和19 世纪初叶的启蒙思想。但问题是“早期启蒙说”也有自身的局限:研究方法上过多的比附，启蒙受众对象及启蒙内容的缺失，最关键的在于对启蒙运动与明清之际的儒学革新运动的不同缺乏清醒的认识。

首先看第一点，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成为自身的关键在于什么?关键在于其创造出了与欧洲中世纪一刀两断的新的话语体系，也就是卡尔·贝克尔所谓的“18 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而明清之际的儒学革新运动充其量也就是“旧瓶装新酒”，在传统儒学体系内的自我更新运动。他们的梦想也不过是恢复“三代之治”的黄金时代而已。“余常疑孟子一冶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⑤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页。这种运动在帝制中国时代不同阶段也曾发生，虽然规模影响不一。如果明清之际的儒学革新运动算启蒙的话，那么前代的儒学革新运动又如何处理?同时，把“早期启蒙思想”确定为清代学术发展的真正脉络，那大批的“启蒙之外”的清学体系又怎样处理?

其次，“早期启蒙说”在低估了清代学术思想变革复杂性的同时，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启蒙受众对象和内容的缺失。作为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西方的启蒙运动随后就导致了风起云涌的社会变革运动，西方启蒙思想影响社会各基层宏阔深远。而明清之际的儒学革新运动，如果它也是启蒙或者早期启蒙的话，它到底启蒙了谁呢?不可能是明清之际的民众，因为紧接着铺面而来的是清代皇权专制主义的空前加强，难道是近代以来的革命志士?但常识无疑告诉我们他们更多是受西学的影响。所以，就像连个观众都没有的戏，空空荡荡，你还能说他反过来启蒙了观众?匪夷所思!况且，从启蒙运动的内容来看，启蒙的内容是什么?以人权为基础的民主自由等思想而已，而这种思想更多是从近代西学来的，所以，启蒙本身是中国近代以来的事情。

再次，就“早期启蒙说”所圈定的明清之际的部分思想看，他们只反对暴君，却热衷于君主专制本身。这在启蒙运动根本不可想像的，因此不具有近代色彩。同时，严格来说，重民、反暴君思想之所以会在明清之际再度兴起，主要原因有:明代皇权专制极度扩张，在思想层面上对儒家重民思想的压制，制度设计层面上重用宦官以致作为“皇帝奴才”的宦官厂卫集团与由“四民之首”的士大夫为主体的“外朝”集团纷争。而到晚明时代，一方面，士大夫与宦官的纷争进入白热化，在此过程中，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们为了抢夺话语权，一面通过君子、小人之辨在舆论方面对宦官及其追随者刻意丑化，另一面阐发张扬儒家思想中的重民思想以强化自身“四民之首”的担当地位，正是如此，晚明时代重民思想的知识界迅速流行;另一方面，皇权的颓废导致整个社会民不聊生，重民、反暴君思想不光是在精英思想界再度兴起，就是在大众文化中也有广泛土壤，典型如《封神演义》，它不但反复阐明“君不正，臣投外国”的反暴君思想，甚至还有儒家的革命思想，①李建武、尹桂香:《百年来〈封神演义〉研究评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如果精英界的这种思想算早期启蒙，那么大众文化中的这种思想归于何处?如果两者都属于早期启蒙，那这种启蒙还有什么意义?

三、克服20 世纪清学史范式之局限的三大努力方向

总的来看，为克服20 世纪清学史范式之局限，笔者认为需要从以下三方面努力:首先，在视野方面，打破清学等于考据学的视野，重估清学各派总体规模、流变，深入探讨清学变化动力，从而对清学整体规模及其流变有一个总体把握;其次，在话语建构方面，重构清学史话语体系，其关键是对乾嘉学派、汉学、宋学等基本词汇的解构;再次，在方法论上，反考据学中心论、反西欧中心论、反中西比附，从而重建清学史。

首先看第一点。经济结构的差异、皇权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程度的差异，地域民众结构素质的差异，再加上思想体系本身在建构形形色色之道统的差异，清学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学术体系。从地域学派的观点来说，有以关中为基地的关学、有流行于河南河北的北学、有江南考据学等;从学术趋向上讲，有理学、考据学等，如果更加的细化，清代理学又可分为坚守程朱的理学派、坚守陆王的心学派及在相容并包基础上调和二者的会通派。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就在于帝制中国的深刻复杂性。这种复杂性一旦在社会危机加剧之时就会强力显示出来。比如嘉道之际，面临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除今文经学以外，其他学术流派，包括考据学、浙东史学、桐城派古文学、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以及诸子学，甚至佛学与道教思想，思潮勃兴。②李细珠:《试论嘉道以来经世思潮勃兴的传统思想资源》，《广东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另一方面，在清学史中，除了差异性构成的不同之外，像关学、北学这样的地域学派在系统内部，由于形形色色力量所形成之合力在长时间内恰好处于一个平衡点上，从而在思想学术与地域传统之间保持着相当惊人的相似性和认同。比如流行于清代河南河北的以孙奇逢为开山的夏峰北学，其虽然多层次多方位流变，但内部如河北派与河南派之间的争论还是很有限度的，而在夏峰北学河南派内部，这种认同性更是惊人，他不但通过各种网路保持本派生机勃勃，而且成功了抵御了其他学派的渗透，成为清代河南学术之主导。

所以，根本不存在铁板一块的的清学。完整的清学根本不可能是考据学或其独霸，而是理学、考据学、西学的融合。正是理学、考据学各有各的局限，所以，清儒更多的是主其一端，理学、考据学、词章、经世等多种儒学知识资源并用。

在对完整的清学各派规模认知的基础上，对清学各个时期流变的深入探讨也变得可能。而要弄清清学各个时期流变。笔者认为关键在于在清学史叙述中对“考据学”中心论的清算。近代以来的清学史叙述是以考据学为中心、围绕考据与反考据为叙事视野建构起来的(也就是汉宋之争)，在此基础上，它把整个清学史切割为三个论述的组合:1、清代考据学是怎么来的;2、在清代中期，也就是考据学在江南进入全盛的乾嘉时代，考据学派是怎样展开的;3、走过全盛之后，到道咸时代而入近代，考据学是怎样实现现代性转换而成为现代中国学术一部分。可以说，也就是在这个叙述中，那些非考据学的学术思想被极度过滤，完整的清学各派流变无法得以重建。而要完成这种重建，近代以来以“考据学”中心论为代表的清学史叙述就必须被清算。

除了要重估清学各派总体规模、清算以“考据学”中心论为代表的清学史叙述外，也必须深入探究清学变化动力，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对清学整体规模及其流变有一个总体把握。

综观清学变化的动力是多元的，但主导却是唯一的。经学的本质在于“以经术润饰吏事”①班固:《循吏传.汉书卷》89，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623页。。清学作为经学一代之发展形态，其主导力量在于皇权意识形态下权力的参与。众所周知，自从秦汉以来，思想学术都是在皇权建构的体制内被建构的。概而言之，就是专制皇权透过皇权专制主义的各种制度建构，来操纵儒生集团，而儒生集团内部的各种纷争又使得儒生们倾向于借重皇权，正是如此，导致两者一拍即合的天作之合。帝制时代的中国皆是如此，更不用说“君道合一”的清代，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各个学派时刻都面临着意识形态建构的巨大压力。一般的学派或者学者要么入其彀中，要么被其剔除，就是规模相当庞大的地域学派也在其笼罩之下分流。如在清初分别流行于江浙地区、以刘宗周为宗师的蕺山南学与流行于北方、以孙奇逢为宗师的夏峰北学，这两大学派可以说在清代学术史上都是举足轻重。但在清初皇权意识形态建构的巨大压力下，蕺山南学分化为黄宗羲派、狂禅派、修正派，由王反朱派、根本反对派等五派。②王?森:《清初思想趋向与〈刘子节要〉》，《思想学术评论》第10 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83页。而夏峰北学，虽然在顺康之际北方独大，并且在朝有魏裔介、魏象枢、曹本荣等高官支持者，在野则有河南河北大批儒生为后盾，且以书院为阵地建立起了一呼百应的网路，但就是如此，本派干将崔蔚林因为与康熙辩论而被康熙贬斥为“直省极恶之人”丢职罢官，就是与清廷时刻保持一致、被誉为“理学名臣”的汤斌也最终被康熙贬斥“当其任巡抚时、未尝能行一事、止奏毁五圣祠乃彼风采耳此外竟不能践其书中之言也”③《康熙实录》，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997页。，甚至学派宗师、北学“泰山北斗”的孙奇逢于81 岁之际也不免遭受文字狱迫害，差点被押进京入狱。也就是在这种压力中，夏峰北学流变为以的赵御众、崔蔚林、张沐派坚守王学派、以侠儒兼收为特征河北派及河南派。④王坚、雷戈:《论夏峰北学》，《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4期。所以，就是在清朝统治不稳危机四伏的顺康之际，统治者对学界的态度根本不可能是如《清史稿·儒林传》所描绘的“顺、康间，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仅命督、抚抄录着书送京师”那样温情脉脉。试想，统治稳固的清代中期，皇权意识形态建构就对各派形成的压力与控制有将达到何等程度!权力形塑思想，而绝对的权力更是宰制思想!所以，正是这种压力使得清代始终无法形成统一的经学体系，⑤朱维铮:《中国经学的近代历程》，《中国经学史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这其中虽有清初大儒为清学的展开提供的观察视野本身就是新旧视野的融合之因素，但根本原因还在于清代皇权专制主义的多层次运作⑥见何伟亚:《怀柔远人:马嘎尔尼使华的中英礼仪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57页。使得各学派分流不断加剧。而对此讨论的缺失，则无疑会导致清学各派流变的不可理解而导致神秘化。最终，清学的变化就像变戏法，而这正是“每转益进说”及“内在理路说”的局限之处。

再看第二点。我们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话语的局限就是我们思考的局限，在清学史中亦是如此。可以说，清学史中长期流行的一些话语已经成为我们思考的盲点，比如说“乾嘉学派”、“汉学”、“宋学”。也正是这些盲点的存在，导致误判不时发生。正如上面所论，由于近代以来的清学史是以考据学为中心展开叙述的，而也就是在这种叙述中，因为清代考据学盛行于清代乾隆、嘉庆两朝，所以有被冠以“乾嘉学派”。但常识告诉我们，综观中国学术史，任何一个时代，根本不可能在某时代只存在一个学派。就是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他虽然创造性的中国思想划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虽然儒学在“经学时代”处于强势地位，但他也没有以“儒学时代”冠之，因为毕竟还存在为数众多、实力不等的其他学派。同理，清乾嘉时代也并非只存在一个考据学派。别的尚且勿论，就是在清代河南，学术的主导力量是以孙奇逢为开山的夏峰北学，不仅是在乾嘉时代考据学对其没有多大影响，就是整个清代，考据学对其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所以，清代不可能只有一个学派，乾嘉时代更是如此。乾嘉学派无疑是个伪命题。

其实，不光乾嘉学派引起我们的误判，以汉宋学二分来建构清学史也会一起我们的误判。原因不外有二:一是因为汉朝儒学与清代标榜的汉学不同，宋代儒学与清代理学也不相同。它们之间更多是貌合神离。正如刘师培所论:“古无汉学之名，汉学之名始于近代。或以笃信好古，该汉学之范围。然治汉学者，未必尽用汉儒之说;即用汉儒之说，亦未必用以治汉儒所治之书。是则所谓汉学者，不过用汉儒训故以说经，及用汉儒注书之条例，以治群书耳。”①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45页。其实，宋学之名不是如此?如果用此法解释清学史，其流弊也相当明显:“甘泉江藩作《汉学师承记》，又作《宋学渊源记》，以详近儒之学派。然近儒之学，或析同为异，或合异为同，江氏均为备言，则以未明近儒学术统系也。”②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45页。二是清学中有很多非汉学宋学的其他学术范型。“本朝别有绝特之士，涵勇白文，获于经，非汉非宋，以为其是。”③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347页。典型如清代以孙奇逢为开山的夏峰北学就非汉学宋学的解释框架所能容得。但难道它不属于清学?

再看第三点。正是由于对清学各派总体规模探讨的缺失及以汉宋学之争为骨架来阐释清学，使得清学中有很多非汉学宋学的其他学术范型难以处理，所以，近代以来的清学史难免穿凿。而所有穿凿一旦集中，就必然导致清学史研究中方法论运用的错位。概而言之，就是力图用文艺复兴模式或启蒙运动来建构清学史。关于启蒙运动模式之局限，前文已有详论。兹不赘述。现在重点讨论文艺复兴模式。

众所周知，文艺复兴，是要摆脱宗教的桎梏部分，回到以人为本的传统中去，它关注最多的是普通人的人性，发展。对于清学史来说，它根本就不可能是文艺复兴。首先，从宏观来看，中世纪西方面临的是一家独大的天主教会，帝制中国时代根本就不在这种教权统治时代，而面临的是笼罩一切的皇权专制主义，何来以反对与教会对抗的“文艺复兴”?其次，不管是面对一家独大的天主教会，还是笼罩一切的皇权专制主义，文艺复兴就必然意味着对压抑普通人性的传统的反对，不管是温和的还是激烈的，反观作为皇权专制制度捍卫者的清儒，那里有这种状况?像布鲁诺烧死在火刑柱上，伽利略因为支持太阳中心说而被终身监禁就不必说了，就是温和的方式，清儒又有几个?充其量也就是黄宗羲写了《明夷待访录》束之高阁，然后晚年称颂清朝“皇上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王夫之严守“华夷之辩”而老死江湖。④黄宗羲:《与徐乾学书》，《黄宗羲全集》第11 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所以，无论是文艺复兴，还是启蒙运动，都显然不是清学史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在比附参照的背后，无疑是西欧中心论的窠臼。

四、清学本质与新视野下清学史的三个层次及重建

综观20 世纪清学史研究范式，笔者以为其局限关键在于要么是企图在揭露部分清学事实基础上重建完整的清学图像，要么就是在过分漠视各派清儒的运思路经而总想以外在于清儒思考本身的理路的各种现代性话语(如科学方法、反智识主义等)来建构清学史，要么就是二者兼而有之。如此，安能深入走向清儒新旧杂糅的思想世界，安能建构出多层次多维度的清学史?正是如此，20 世纪清学史研究，虽然有以上各种各样的研究范式，甚至还出现了大大小小的不少争论，却没有一种是对完整意义上的清学规模的探讨，而更多是对清学本身部分体系(主要是考据学)的探讨。正是如此，清学史的研究与宋明学术史及近代学术史在研究模式上呈现出脱节现象:一方面，在我们建构的文本中，宋明时代如日中天的理学一进入清代就立刻偃旗息鼓，而清代的考据学派一进入近代则重蹈覆辙;另一方面，在现实中，不但理学在整个清代都作为意识形态，就是到现代还有新理学大家声动一时，就是在清学史中就被判为死刑的考据学也未曾中断，在现代也是名家代不乏人，以至于在文革后曾出现过声势不小的“回到乾嘉去”的潮流。⑤王学典:《近五十年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正是如此，使得清学史范式与宋明学术研究范式及近代学术史范式根本无法有效衔接，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在清学史的研究中，自章太炎开创清学史研究范式以来，虽然后继者梁启超、胡适、钱穆、侯外庐、余英时等与章氏思想、时代、趣味不同以致各开范式不断推展，但总体上来说都是在章太炎所开创的清学史视野中从正反两面打转转。虽然表面上后继者梁启超、胡适、钱穆、侯外庐、余英时诸位观点与章氏有所差异，但在章氏的清学史范式两大支撑点——视野方面的江南中心论与内容方面的考据学中心论方面，后来者与章太炎基本无二致。大体上，章太炎关注者，后来者也关注，章太炎所忽视的，后来者亦然(虽然钱穆与余英时也关注清代理学，但他们关注的也只是江南理学、特别是清初的江南理学，对于理学大本营的北方，他们并未深入关注)。一定程度上，20 世纪清学史研究就是对章氏清学史各种形式的“再包装”而已!正是这种20 世纪清学史研究范式在江南中心论与考据学中心论两大基本点上的“家族相似”，清学本身的复杂性被不断浓缩以至扭曲。其主要变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内容上，轻理学重考据学而根本忽视西学，由此清学被浓缩为考据学或其独霸之时代;其次，在视野上，由于重视考据学连带而高度注意了考据学大本营的江南地区，而对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方学术流变的严重漠视。①关于民国以来对清学的研究，参见黄克武:《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近代中国史研究通讯》1991年第11期。

所以，就清学史的实践本质出发，一方面，清学史是清儒实践之历史，另一方面，这种实践又是受到清代总体环境之制约，是清代历史总体运行的一部分。由此，清学史可以三个层次呈现:一、不同的清代学者在自我小环境及交流网路中自我实践之“小历史”;二、在整个清帝国的物质支持、制度调控等所构建的大环境中，在清儒不同学派构建的各种各样知识类型、观念资源和思维模式及近代以来的知识基础上构建关于清儒历史之“大历史”;三、作为总体史的明清之际以来的中国历史。第一个层次属于清学史层次，第三个层次属于作为总体史的明清之际以来中国历史之层次，第二个层次则属于二者的中间地带。一言以蔽之，也只有在这三个层次的把握中，清学史才能得以完整呈现。在实际研究中，就第一个层次而言，主要就是单个清儒及其学派生存境遇的重构，而其中主要包括个人生存的地域小环境及其变动、经济状况、交流网路(个人关系圈)、思维模式等要素;就第三个层次而言，则是对清代整个历史的估计与重建，其中主要最重要的是经济状况、人口规模、制度设计导致的权力运作路径变动。而作为中间的第二个层次，就需要对清儒实践境遇(个人小环境与制度设计因素等所构建的大环境)及由此导致的实践模式的重构。而这一切之实现，无疑史学各分支(制度史、经济史、人口史、学术思想史、社会史)的融通会合，改变各自为战的局面。实际上，也正是各分支的相互配合，总体史在史学中才有可能。而在这三个层次中，清学史与清代制度史、清代经济史与区域史三者的融通特别应予特别注意。

正是在相互融通会合的视野中，清学史会以另外一种景观得到呈现:随着晚明皇权主义颓废所导致的知识空间的扩展，各儒生集团在阳明学主导的新一轮儒学革新运动中，在明、清、农民军各方的冲击中突围。而在此过程中，由于党社运动的推动，各儒生集团迅速分化组合而出现了日益明显的地域化特征。而到清朝，由于皇权意识形态调控下知识人的不同组织及交流网路，清学在皇权调控下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地域性特征。总的来说，在整个清代，儒学在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学术形态。在江南，各学派由于内外压力而在不断地进行分化、组合，并呈现积极向外扩张的态势;在北方，以孙奇逢为开山的夏峰北学卓然而立，西北关中的“关中三李”为代表的关学勃然复兴，这些地方与江南相比，呈现出独树一帜的学术景象。分而言之，明清之际及清代前期，在晚明皇权颓废的境况下，承晚明以阳明学集大成而引起的新一轮儒学变革运动，南北学术皆为阳明学后劲所主导，戢山南学、夏峰北学、二曲关学渐次崛起，以总体学派的力量引领明清学术变革运动;到清代中期，江南知识人由于清代皇权本身在制度设计特别是在科举制度设计方面的失误及在此情况下有意识的建构及调控，不但加剧了江南地区与北方不同的学术风貌，而且使得在士人规模越来越庞大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江南儒生要么是科举失意，要么是科举成功之后由于“铨选拥挤”而导致进一步晋升无望而放弃仕途。不同士人基于不同的目的，开始另谋出路。由此导致一方面江南学术更强的分化与重组，另一方面在压力中向各地扩张(主要是广东，自阮元督粤建立学海堂开始。在其他地区、特别是北学和关学兴盛的北方地区，虽然也有传播，但由于理学传统的深厚，考据学发展缺乏适宜的土壤)。在这种扩张中，以程朱理学为业的桐城派与更多以考据为业的“汉学派”发生冲突。由此清代中期的学术南北各分为二:南方的两派为桐城派及考据学派;北方的两派还是夏峰北学和关学在自我发展。然后以此四派的流布扩张及伸缩总括清朝中期的学术;而到近代，不但是西方的强力进入，而且还包括中国各地域格局的分化蜕变及原有地域格局的重塑。在此过程中，江南及广东由于最先受到西方冲击而最早近代化，导致原产于江南的考据学派最早现代化(代表是章太炎、王国维、胡适等为代表的“新汉学”的首先崛起)而异军突起，而在这种先机之中重塑清学史文本。同时，近代从曾国藩到毛泽东为代表的湖湘知识人的兴起也参与了对清学史的重塑。其后，这种时间上的优势又因为近代以来地域格局(主要是江南与广东在近代化中崛起)而强化，最后落实到各种各样现代以来的历史书写中。

实际上，作为明清之际以来之总体中国历史一部分的清学史，以近代为界，其有两次基础性被塑造的过程:一个是在前近代清代学术发展过程中，一个是自近代以来。而集中一个体现在对清学开山的塑造上:从孙奇逢、黄宗羲、李二曲“三大儒”转变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三大家”。两次重塑，内在体现的是清帝国地缘势力格局变迁中知识人自身的变迁，而这种变迁又是清帝国发展史的一部分。换句话说，从明代的学分南北到清代各地域学术的崛起，更大程度上不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清代疆域(空间)扩张、复合制大一统皇权帝国历史建构整合在思想学术方面的体现。从整个清代史来看，清帝国有两大支撑点:一是皇权调控(就学术方面主要是科举制)二是美洲新农作物的推广而引起的明清时代的第二次农业革命。正是由于两大支撑点在清代中期的同时作用，清帝国可以在远比宋明帝国更加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养育更多的人口。但到乾隆后期，随着新作物边际价值的递减(经济内卷化)和皇权调控效能的失灵(制度内卷化)，再加上人口爆炸，清帝国在衰退中重塑。西方的入侵，使得在古代中国从未出现过的另一种新的力量、新的元素加入到这种重塑过程来。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近现代史其实就是清代中期以来中国自我重塑力量与西方力量结合的多边力量之下的重塑之路。学术变迁是这个历史变迁在思想学术方面的一部分及体现。亘古未有的大变局给知识人提供了无限的问题，也正是这种问题引导了清代知识人的实践，导致清儒迥异于明儒及现代学者的实践模式和思维模式，这才是清代以来学术思想变迁的最终动力。由于明清之际以来的总体中国历史的视野的介入，这是所谓的“原因不外在”，因为他构成了清儒的基本生活;所谓的“理路不内在”，这是因为清学毕竟是是帝制中国时代以“经书缘饰吏治”的经学，他的本质也只能作为皇权之注脚。试想，包括清儒在内的帝国时代的儒生们大大小小的争论不是最后由皇权一锤定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