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2013-04-07 16:54兰甲云陈戍国邹远志
关键词:礼学礼制礼仪

兰甲云,陈戍国,邹远志

(湖南大学 岳 麓书院,湖南 长 沙 410082)

孔子在《论语》里说过:“不学礼,无以立”,“不知礼,无以立”。又说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可见,在孔子时代,人们便公认礼是非常重要的立身处世的技能与学问。

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曾经说过:“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1]对于礼的认识,目前学界有一个基本的共识,那就是中国礼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文化的根本特征。邹昌林先生认为“礼”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2]姜广辉先生也指出:“从古代文献看,夏、商、周三代各有其礼制,周代礼制已极其完备,一个‘礼’字已涵盖了制度文化的一切方面,其涵义略近于今日所称之‘文化’或‘文明’。”又云:“中国汉代以后的思想文化可以两字概括之,宋代以前以‘礼’字概括之,宋代以后以‘理’字概括之。……但礼学与理学并非截然两事,宋明理学也可以说是儒家礼学的理论升华。而‘礼教’作为‘儒教’的代名词成为中国的主流文化,一直绵延至近代。这种文化现象在世界文明史上是很特殊的。”[3]

既然如此,与“礼”相关的文献自然是卷帙浩繁了。如今,礼学或者说礼文化的研究渐趋繁荣,但是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也深深感受到研治礼学的殊非易事,尤其是礼学文献纷繁复杂,散乱无章,难以收集与查阅。正是在此背景下,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已经提上日程来了。但是,中国古代礼学文献究竟有哪些?而对于这些文献又该如何进行正确的分类,以利于研究?我们在多年来的礼学文献整理过程中进行了一些探索与尝试,现就相关设想陈述出来,向学界同仁请教。

一 礼、礼学及礼学文献

礼是什么呢?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王国维认为:礼是指“奉神人之事。”沈文倬先生将礼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说法。沈先生说:“在古代,礼字本有广狭二义:就广义说,凡政教刑法、朝章国典,统统称之为礼;就狭义说,则专指当时各级贵族(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经常举行的祀享、丧葬、朝觐、军旅、冠昏诸方面的典礼。”[4]

确立礼的基本概念与定义,那么根据沈先生广义、狭义的意见,我们认为礼学是指围绕礼典礼制而展开的一系列与礼相关活动的学问。诸如记载礼典的礼经《仪礼》,以及解说礼经的《礼记》,述说职官制度当然包括礼制在内的《周礼》,包括各朝历代的礼典、礼制、礼教、礼治等实践史实等文献记载。简言之,礼学就是指与礼相关的一切学问。凡是与礼学直接相关的古代典籍文献都应该属于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范畴。

目前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理解存在着以下三种主要观点:第一种观点是认为礼学即是围绕三礼而进行的相关文献研究及理论阐发。其概念基本等同于礼经学。这一观点,从今天来看,其外延过于狭窄,现实中难以遵循。

第二种观点认为凡是与礼相关的都可以视为礼学,既包括礼仪、礼制、礼教等的文献典籍,也包括礼俗在内。这种观点目前较为流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申报立项的《中华礼藏》整理项目的编撰中,就拟将历代礼俗纳入礼学典籍的范围,整理成果将命名为礼俗卷。这种礼学观是否科学,可能值得商榷。我们认为俗虽然与礼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在过去二者常常交互影响,共同促进,但是二者并不能等同。就文化的层级来看,礼是大传统文化中的社会行为规范,其中贯穿着特定的整合社会的理念,具有规整、严密、适于操作的特点,而俗只是民间小传统文化中的行为习惯,并且具有纷繁的复杂性特点。将俗视为礼,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这导致了礼学概念的泛化。如果依此思维而进,那么中国古代的法学文献也应该纳入到礼学文献范围之内,因为古代礼与法关系之密切程度并不亚于礼与俗之关系。事实上,如果这样做,那么就等于把礼这个概念给否定了,无所不包实际上就等于什么也不包括。此外,将礼俗资料视为礼文献资料在实际的文献整理上也将会遇上巨大麻烦,礼俗包括的内容非常广,涉及到域内各个民族的礼俗文献,此类文献作为礼类的一个部分,不光会造成比例的失调,而且很可能会因为在整理过程中难免挂一漏万,导致名实不符的结果。

第三种观点认为礼学是整理研究礼经、礼仪、礼论以及与古代礼仪制度相关的礼仪、礼制、礼治与礼教等在内的学问,其范围包括礼经学、礼仪学、礼论及泛礼学。杨志刚先生就认为,中国古代礼学史的研究,应以泛礼学为铺垫、作衬托,而集中于礼经学、礼仪学、礼论这三类礼学的研究。[5]杨教授所谓泛礼学并非无所不包,而是特指礼经、礼仪等在制度、器物、行为、观念、心态等层面的体现,实际上就是不同载体或不同形式中礼仪制度的分散呈现。这一礼学概念,我们认为是把握了礼的特点,既强调了古代礼学的核心,也兼顾了礼学在古代人们生活实践中的普遍性。

我们的观点与这一观点接近。我们认为:古代礼学文献是指古代所有与礼典、礼制、礼仪、礼教、礼治等相关的文献及资料,其范围包括晚清及其以前所有记载、研究、体现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礼教传统、礼仪礼制实践以及各阶层的礼仪活动的文献典籍,也即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礼典礼仪制度、礼教、礼治所必须参考之文献。这些文献不仅以单部典籍或单篇文章的形式集中存在,也分散见于历代经史子集的文献之中。

二 现有的礼学文献分类形式

礼学文献卷帙浩繁,整理古代礼学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要明确各种礼学文献的类目,类目既明,则文献各归其类,后之治礼者便有门径可登礼学之堂。唐代以来的学者在编著相关的制度汇编、类书或丛书时对礼学文献进行了不少分类的尝试,值得我们借鉴。兹举几部以分析之:

(一)杜佑《通典·礼典》分类原则

开元末,刘秩仿周礼六官所职,根据经史百家文献资料,撰有《政典》35卷。大历初,杜佑受此启发,并参考历代史志,增其类列,费时30余年最终编定《通典》200卷,其中《礼典》100卷。《礼典》除了“礼序”与“目录”1卷外,其余九十九卷分为“历代沿革篇”与“开元礼纂编”两大类。“历代沿革”下按吉、嘉、宾、军、凶顺序收录先秦至唐代五礼的沿革,所收文献包括五经、历代礼志及礼书、朝仪与汉魏经师注疏、皇帝诏敕、礼官奏议等。“开元礼纂”悉收开元礼,未有删改。子类以五礼统之,并附以序录,文献资料以类相从,相互启发证明,这是《礼典》分类的基本特征。由于收集了大量礼学文献资料,同时类目清晰,本书为后之研治礼学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当然,作为历代典章制度的汇编,受到体例限制,《通典》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收集,尤其是对历代礼学专著的征引只能做到择其要点,而难以照顾到文献的完整性。《通典》之后的《通志》、《文献通考》、《续文献通考》、《清文献通考》、《清续文献统考》亦录有礼类文献,分类稍有不同,如《文献通考》礼类分见《郊祀考》、《宗庙考》与《王礼考》之内,总体不如《通典》分类之集中与科学。

(二)《艺文类聚·礼部》的分类方式

《艺文类聚》是唐初官修类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所用文献按目编次,事与文兼,故事在前,诗文在后,均注出处。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称此书:“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该书《礼部》共三卷,分20类:礼、祭祀、郊丘、宗庙、明堂、辟雍、学校、释奠、巡守、籍田、社稷、朝会、燕会、封禅、亲蚕、冠、婚、谥、吊、冢墓,单从这些子目来看,所涉礼类并不全面,但是作为“艺文”之类书,子目下遍及诗文之属文献,足以启发后人在礼类文献整理时应当对集部文献加以重视。后之《北堂书钞》、《册府元龟》、《太平御览》等类书虽部头比《艺文类聚》大,综合性更强,但是在礼部的分类上并无多少超越《艺文类聚》之处,譬如《太平御览》之《礼仪部》除叙礼之外分八十小类,内容含括除军礼外四礼之具体仪节及其他相关的变礼,对于各类仪节,如郊丘、迎气、禘祫、五祀、居丧、奔丧、讣告等,概述皆引文献释其义、述其史。另《学部》有“礼”小类,主要引用各种文献释礼、总论三礼之言;《宗亲部》亦引用《礼记》、《仪礼》之文颇多。该书所收礼类文献亦包括经史子集四部,视野广阔,然分类欠斟酌,礼类文献遍及各部,治礼者难以从此书中迅捷地获取各类礼学文献,反不若《艺文类聚》方便。

(三)《四库全书·礼类》的分类方式

《四库全书》的编撰是清代最为浩大的文献整理工作。与《四库全书》相适应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则是目录学的经典之作。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经部·礼类》按照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等6类对所收礼学文献进行分类编排,相比经类文献,其部类尤为精细,可见当时王朝对于礼学之重视,亦可见中国古代礼类文献的丰富程度。由于是丛书,不能像类书及制度史那样从其他非专论之作中摘录礼类文献。故治礼者仅由《四库全书·礼类》而收集资料仍有遗漏之处。其他大型丛书如《四部丛刊》、《四部备要》、《续修四库全书》等,礼类分类方式亦仿照《四库全书》。

(四)贺长龄、魏源所纂《皇朝经世文编》成书于道光六年,凡120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政、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八类,类下又分子目。礼学文献编排于礼政下,分为礼论、大典、学校、宗法、家教、婚礼、丧礼、服制、祭礼、正俗等十类子目共16卷。其分类是按照礼学所涉范围而定,相比《四库全书》的分类更细,有似于类书的分类办法。

以上诸种分类法除了《四库全书》外,基本是按照五礼内容而定,《四库全书》是在经学的视野下,依据传统三礼的分类形式,视其分总情形、论说性质而定其具体子目。这些分类形式无疑具有其合理性,可以为我们进行礼学文献的再分类提供借鉴,同时也有不理想的地方,或分类过细或涵盖不全、或交叉重叠,有必要再对礼学文献进行科学的分类。21世纪前十年,传统文献的整理工作有了较大的进展,被确定为2003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攻关项目和全国社科基金2004年重大项目的《儒藏》,其礼学文献的收集归并打破了以前礼学文献分类的惯性思维,《儒藏》(精华编)分为经部礼类文献与子部礼教文献,这是对《四库全书》的一大突破。而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中华礼藏》项目中将礼学文献分为礼经卷、礼仪卷、礼物卷、礼制卷、礼俗卷、礼乐卷、礼数卷、家礼卷、方外卷(包括道教仪轨卷、佛教仪轨卷),除了礼俗被纳入礼学范围内而显不尽科学之外,其他各类均在礼学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方外礼学文献已经被纳入视野,这比以前的视野更为开阔。但是这种分类法也有难以实行之处,譬如礼仪卷、礼物卷、礼制恐怕与礼经卷会有交叉,如何给各类文献进行合理的界域恐怕不是一件易事。

三 《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所拟用的礼学分类形式

目前,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拟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其他几家大学古籍研究所着手开展大型文献整理项目《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此前我们已经整理出版了一批礼学文献,如《周礼·仪礼·礼记》、《礼记点校》、《礼记校注》、郭嵩焘的《礼记质疑》等[6],同时也在整理过程中推出了几部以传统礼学文献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如《中国礼文学史》(四卷本,150万字)[7]、《中 国 礼 制 史》(六 卷本,280 万字)[8]、《周易古礼研究》[9]等。由于多年从事礼学研究,《礼学文献集成》的整理研究者们在熟悉礼学文献的基础上,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依据前述“礼学”概念,认为古代礼学文献应该包括以下文献: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及《大戴礼记》的各种传世版本,这是研究中国传统礼制、礼学的核心文献;历代对于“三礼”或“四礼”的注疏及研究之作,如《周礼正义》、《仪礼正义》、《礼记正义》,等等,这是中国古代礼制的经典文献,也是后人研究三礼之学及中国礼制、礼学史的重要文献;历代学者对于礼制的专章论述之作,如历代大型文献丛书所收之“经编通礼类”、“杂礼类”文献,这是研究礼学及礼制史非常重要之文献。

历代王朝因现实需要所制定出的礼典礼仪制度,如《大唐开元礼》、《开宝通礼》、《元和曲台礼》、《续曲台礼》、《太常因革礼》、《政和五礼新仪》、《中兴礼书》、《国朝集礼》、《大明律》、《大清律》等等,亦成为我们礼学文献整理的重要对象。

二十四史之《礼乐志》、《礼书》及《礼志》以及历代《会要》所载礼制及礼行的相关文献资料;各种制度史、类书所载礼仪制度的文献资料,如《通典》、《文献通考》、《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玉海》及《群书考索》等等制度史及类书中亦有集中论纂礼仪的文献资料。

我们拟在整理历朝历代礼典的基础上,按照吉凶军宾嘉五礼的归类形式,以类相从,汇集古代的各种礼典礼仪,如祀享丧葬冠婚军旅朝觐等等各种具体礼典礼仪。我们去年的课题“传统礼制及其现代价值”就是按照《周礼》的吉凶军宾嘉五礼来划分的。我们主要对历史上常用礼典来进行分类,非常用礼典只是概括提及。

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在吉、凶、军、宾、嘉五礼基础上,按杜佑《通典》编排顺序,将全书依照吉礼、嘉礼、宾礼、军礼、凶礼五大类细分为吉礼44类、嘉礼15类、宾礼11类、军礼7礼、凶礼8类,总共85类。

晚清黄以周《礼书通故》涉及的分类有宫室、衣服、卜筮、冠礼、昏礼、见子礼、宗法、丧服、丧礼、丧祭、郊礼、社礼、群祀、明堂礼、宗庙礼、肆献祼馈食礼等等,对于古代礼制、学校、封国、田赋、乐律、刑法、名物乃至占卜等,均详加考核[10]。

当代著名礼学家沈文倬先生曾经说过:“经史子集,无一不可证礼。”[4]清代皮锡瑞先生亦云:“六经之文,皆有礼在其中”。[11]不唯六经,后来之十三经皆有礼在其中。进行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亦应关注除“三礼”外诸经所含先秦礼制之文献,这是考订先秦古礼的重要文献资料。

历代子书所论礼仪制度的相关篇章。如《荀子》、《老子》、《韩非子》等先秦子书保留了大量古礼制度及先秦思想家对于礼制所持有的观念;汉以后子部之作,如《新书》、《春秋繁露》、《白虎通义》、《孔子家语》、《抱朴子》、《颜氏家训》、《家范》、《近思录》、《朱子语类》及《日知录》等亦载有大量论礼精言,为礼学史研治之重要文献。

历代文人所记礼仪制度或礼制实践的作品,如汉代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杜甫之三大礼赋、《太平广记》中所记的民间礼仪活动及宗教礼仪,这是研究特定时期礼制及礼仪实践的重要文献资料。

对于以上诸种礼学文献史料,截至目前,已有一定程度的整理及研究,尤其是在对“三礼”及其注疏等文献的研究整理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目前礼学研究者在研究中也深感治礼之不易,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的重要的礼学文献散见于各经、史、子、集之中,而古代文献浩如烟海,当今虽有数字文献库可资检索,然而对于多数研究者而言,因个人精力所限,大量的礼学文献并未进入到研究者的视野之中,在纷繁芜杂的文献丛书中去搜索若干礼学文献资料毕竟总是挂一漏万。礼学研究的这一困境,客观上急需对“三礼”及“三礼”之外,见之于史、子、集诸部中的礼学、礼制、礼教文献资料进行收集、并加以科学的分类整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礼学文献目录。如此,后之研治中国古代礼学之学者,才有治学之门楣可供登堂入室。而新时代之新礼撰制工作亦可由此而较为顺利地得到古代礼制文献的支持。

我们在总结现有的分类方法的基础上,初步将《礼学文献集成》(中国古代部分)分为以下十类:

1.《仪礼》及其相关文献。

2.《礼记》(包括小戴记、大戴记)及其相关文献。

3.《周礼》及其相关文献。

4.三礼总义、通礼、杂礼文献及礼典汇编(吉、凶、军、宾、嘉五大类,附录:礼器、宗庙、宫室、舆服、礼乐)。

5.礼经外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

6.史部(地方志、族谱)礼类文献。

7.子部礼学文献。

8.集部礼学文献。

9.方外(佛教、道教)与少数民族礼学文献。

10.出土礼学文献。

这一分类除了尊重古代礼学文献的现实分布的客观事实外,还兼顾到了古代礼学文献研究的重点,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譬如,前面四类是礼学文献的核心,是属于传统经学的范围;第五至八类为三礼外其他经史子集之礼学文献资料的汇编,这是对沈文倬、皮锡瑞等先生论断的现实回应;此外,礼仪并非为儒家所专有,它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有标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佛道自然也有其礼仪,所以佛道礼仪文献也应该纳入到《中国古代礼学文献集成》之内;最后一类是地下出土的礼学文献。

出土礼学文献是当前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点之一。另外,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文献中也有相当的礼学文献需要挖掘整理,这一部分目前几乎无人涉及。

我们认为,对古代礼学文献进行正确的分类,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分类不科学,将导致文献整理难以进行,导致出现如《太平御览》般的文献交叉重复的现象,增加文献整理的难度,却又降低整理成果的文献价值。而分类不完善,有遗漏,那么礼学文献的整理必然存在遗漏,必然不完整、不完善。因此,对于古代礼学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而言,正确的文献分类,是搞好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基础与前提。当前礼学文献整理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视野不够开阔,对于礼学文献的外延认识不够清晰,就是因为文献分类不明所导致的。我们相信,若治礼者能够具备开阔的礼学文献视野,并且能够熟悉其部类,那么必然能够全面自由地运用所需史料,从而推进古代礼学研究的深入进行。同时,有了明确的分类,并依此而预先设立好文献整理的目录,做好文献分类与目录提要工作,那么我们对于古代礼学文献整理这一浩大的工程,也就可以既从宏观上把握其规模布局,又可分工明确地进行细致而专门的文献整理工作。

[1] [美]邓尔麟.钱穆与七房桥世界[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2] 邹昌林.中国礼文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3] 姜广辉.《礼学思想体系探源》序[A].王启发.礼学思想体系探源[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

[4] 沈文倬.菿闇文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5] 杨志刚.中国礼学史发凡[J].复旦大学学报,1995(6):52-58.

[6] 陈戍国.四书五经校注[M].长沙:岳麓书社,2006.

[7] 陈戍国.中国礼制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

[8] 陈戍国.中国礼文学史[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

[9] 兰甲云.周易古礼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10]黄以周.礼书通故[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1]皮锡瑞.经学通论·三礼[M].北京:中华书局,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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