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源的性别差异
——基于中国八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小莉

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源的性别差异
——基于中国八城市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张小莉

本文使用“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的数据，考察社会网络资源的性别差异及其原因。研究结果显示，在城市居民中，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多更好的社会网络资源，女性的网络规模小、网络成员中亲属比例高、网络多元性较小、网络达高性低、在维持和扩展社会网络方面存在劣势。

城市居民 社会网络资源 性别差异

一、研究背景

在男女平等的语境之中，尤其是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社会性别不平等一直是研究者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国内外学者对男女两性在社会经济地位上差异的外在表现进行了研究，并从生理和心理、个人和社会、历史和现实、文化和制度等角度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纵观已有的社会性别研究，研究者多半是将重点放在性别在工作机会、收入、家务分工、教育、健康等不平等议题上，主要关心的是性别不平等的表现（健康，受教育机会），对社会性别不平等的形成机制关注不够。

目前，社会资本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社会资本获得的不平等。根据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社会资本是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社会网络资源在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中有着重要作用，社会网络资源的不平等可以导致社会经济地位和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既体现在社会资本在不同社区或人口中的社会群体的不同分布，也体现在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林南，2005）。但很少有性别研究者从社会网络资源的角度分析社会性别不平等，性别在网络资源上的差异性及意义对性别研究者而言是较被忽视的领域。

本研究主要比较分析男女社会网络资源的性别差异和影响社会网络资源的因素，为女性增加社会资本存量、维持和扩大社会网络，最终为缩小男女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做出努力。

二、文献回顾

在性别与社会网络特征关系方面，国内外研究发现，两性在社会网络特质上呈现出差异的特征。

在网络规模与构成方面，费希尔（Fisher,1982）等人的研究表明，男性和女性具有规模相当的社会网络，不过男性和女性的网络构成有很大的差异：男性的社会网络成员中同事的比例比较大，而女性交往对象中亲属居多，与非亲属联系的少。奥德里奇（Aldrich,1989）等人在对意大利和美国企业家调查的基础上，认为男人的社会网络成员中几乎没有女性，而女性的社会网络则大部分是男性成员，而且在对社会网络关系态度方面，男性更注重的是效用，女性更强调其中的责任和义务。穆尔(Moore,1990)使用全国性样本的个人网络，通过分析发现，美国男性的社会网络成员中，同事、顾问、朋友较多，男性可以从同群体中获得各种不同的网络关系，而女性的社会网络主要是亲属，这会阻碍网络的多样性。

在社会网络特征的影响因素方面，穆尔（1990）很全面地分析、考察重要结构机会和性别对个人网络特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家庭、年龄、就业状况以及相关的变量后，男女社会网络特质之间的大部分差异消失或减少，不过女性的交往对象中亲属比例比较大这一点始终没有改变。

台湾学者熊瑞梅（2001)对台湾的社会网络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男女的社会网络依旧明显地受到父权社会对男女不同期望的影响，即男主外，女主内，男性以朋友为重，而女性以家庭亲属为重。熊瑞梅将社会网络分为两种类型：情感性网络和工具性网络，发现在情感性网络中，女性成员较多，而男性的社会网络往往是工具性的支持资源，网络密度低。在社会网络异质性方面，女性情感性网络的年龄、性别同质性较高。在工具性网络中，由于女性一般找男性帮忙，所以女性工具性网络的性别异质性比男性高。

林南1999年使用中国部分城市的数据，证实了中国女性在社会资本上存在着欠缺，男性可以接触到更多的职业与政治性职位，更高的等级制职位与更多样化的职位。胡荣通过分析1999年在厦门市进行的调查资料数据，结果发现中国女性的网络规模小于男性，女性的网络密度明显高于男性。

吴玲、施国庆、卢倩云（2005）分析了城市贫困女性社会资本的特征，发现城市贫困女性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是：网络规模小、网络多样性少、质量低、而且偏向强关系。费涓洪（2005）通过个人调查的方法访问了上海30位私营企业女性业主，发现受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女性拥有的更多是先赋性和依附性社会资本。

泥安儒、宋丽君（2003）利用2000年山东省妇女社会地位抽样调查数据，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分析由“围城”之外到“围城”之内的所谓“男外女内”家庭性别分工模式的再产生，进一步解释这种社会分工对男女获取社会资本能力的不同影响。谭琳、李军锋、李晓园（2002）认为，女性主要是通过婚姻来积累社会资本的，有着较大的生存和发展风险。

张文宏、杨辉英（2009）利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资料，选取城市职业女性作为调查对象，发现城市职业女性是一个高密度的核心网络，亲人在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中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在控制了其他结构变量之后，性别在网络规模、网络关系组成、网络异质性、网络亲近性方面的影响依然存在。周玉（2006）对干部这一职业群体进行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先赋性条件等因素之后，性别对社会网络特征比如网络规模与构成、网络顶端和网络多元性的影响几乎不存在。

纵观社会网络资本性别差异的已有研究，可以发现不少专家学者开始关注和研究这个问题，研究视角也在不断丰富。大部分研究都认为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网络资本特征存在差异，并普遍将社会网络资本的影响与社会网络特征的性别差异相联系。两性社会网络资源有哪些差别，影响因素有哪些，虽然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开始关注这些问题，但对这方面的研究相当缺乏，而且多数是定性研究，比较正规的专门性研究非常稀少，实证性有待加强，即使有的是实证研究，其所用的数据多来自对某个区域的调查，代表性不强，不足以概括更广的群体。本文使用“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八城市的调查数据，样本覆盖范围广，实证分析更具解释力。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于“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JSNET2009，边燕杰主持）八城市（济南、广州、长春、厦门、西安、天津、兰州、上海）的调查，被访者是年龄在18-69周岁之间、从事过非农经历的城市居民。该调查总共获得7600份问卷，其中录入有效问卷7102份。样本的基本情况和构成如表1所示：样本中男性占46.8%，女性占53.2%。平均年龄43.1岁，男性为42.8岁，女性为43.4岁，男性和女性被访问者在年龄上没有显著差异；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2.4年，其中，男性受教育年限为12.6年，女性为12.1年；平均月收入为2816元，男性月收入为3424元，女性为2279元，男性月收入明显高于女性。

表1：样本构成情况

（二）相关变量的测量

由于社会网络这个概念容易操作化，目前，国内社会学者常常采用社会网络来测量社会网络资源（王卫东，2009）。本文以春节拜年事件为依托，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的人数与对象特征作为测量社会网络资源的指标。具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测量社会网络资源的特征：

1.网络规模与构成。网络规模反映的是个人社会网络所涉及的范围大小。我们用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和相识人数，即社会网络包含的总人数来测量网络规模。网络规模越大，其中可能蕴涵的社会资源就越多。

网络构成，用拜年网中各关系成员占交往总人数的比例测量。亲属比例越高，网络密度也越大，说明被访者交往的对象中同质性较高，因而难以得到新的信息，网络资源有限；与亲属以外的，如朋友、同事、同学、相识等的交往属于弱关系，弱关系多说明被访者交往对象较广泛，可以成为传递信息的桥梁，社会网络资源丰富。

“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询问被访者“春节期间，以各种方式(不含手机短信)互相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和相识大概有多少人/户?并进一步询问：亲属_____人/户？好朋友/亲密朋友_____人？一般朋友/相识_____人？”以此分别了解被访问者的社会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

2.网络多元性（异质性）。指个人社会网络中成员在某些社会特征方面的差异性分布情况。林南认为，一个人的社会网络的异质性越大，他摄取社会资源的几率越高。本文用春节期间相互拜年交往的亲属、朋友、相识的职业类型数和单位类型数测量。

“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向被访问者提供20种职业种类和8种工作单位类型，请他们标明在他们交往的亲属、朋友和相识中是否有从事这些职业或属于这些单位类型的，如有，则将该种职业或单位类型取值为1，否则为0，然后将之累积作为调查对象接触的职业类型数和单位类型数。

3.网络达高性。反应个人社会网络可达性高度，它说明个人社会网络中最大可能的资源是什么。林南认为，在社会分层体系中，社会成员所拥有的资源量是不同的，如果个人社会网络中最高地位者地位高，那么整个社会网络的资源总量也就越高，反之，如果网络成员中最高地位者地位较低，个人社会网络资源量也受到限制。本研究是用网络成员中最高的职业声望值和最高的单位声望值得出网络顶端因子值，作为测量网络资源达高性的指标。

其中职业声望和单位声望分值是根据边燕杰和李煜对不同职业和单位类型的评估计算的。边燕杰、李煜（2000）对20种职业和12种单位类型进行了评分。其中职业声望最高的是科学研究人员（95分）、最低的是家庭保姆计时工（6分）；单位声望最高的是党政机关（86分）、最低的是集体企业（24分）。

通过选择年度、机井、乡(镇)、村组分别反映单井、乡（镇）、村组各年度的每轮次配水与实际用水配水柱状图进行比较，分析各年度配水方案制定是否符合实际灌溉需要（见图5）。

本研究同时使用了“餐饮网”来测量社会网络。因为在中国社会，“关系”即有助于互惠交往的人际间的联系，往往是通过聚餐——和他人一起吃饭——发展和维持起来的，中国人很多关系的建立与巩固都是在吃饭中进行（边燕杰、林聚任，2004）。调查中对被访问者提出的问题是：“您过去三个月在外就餐的情况”，通过此分析男女的社会交往有什么不同，我们用百分比来测量“从不、很少、有时、较少、经常在外吃饭”所占的比重。

个人基本特征变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人力资本（连续变量）。本研究用受教育年限来表示，对被访者的学历程度进行重新赋值。

2.政治面貌（虚拟变量）。共产党员赋值为1，其他为参照类。

3.婚姻状况（虚拟变量）。结婚与否对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和社会交往影响很大。已婚赋值为1，其他为其参照组。

4.收入。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用月收入来表示。

5.性别。虚拟变量，男性是1，女性是0。

（三）研究假设

四、研究发现

本研究通过STATA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主要采取的是描述统计和回归分析。为了弄清社会网络资源的性别差异，本研究首先对不同调查对象网络规模和构成、网络多元性、网络顶端的平均分和在外吃饭的次数进行描述统计，比较二者的不同。然后分别以“网络规模”、“网络构成”、“网络多元性”、“网络达高性”为因变量，以性别为自变量，以教育程度、年龄、政治面貌等一些影响社会网络资本的因素为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分析。以此分析在控制了结构性因素后，性别因素对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影响。研究的主要发现是：

在网络规模方面，从表2可以看出，男性的网络规模是31.2人，明显高于女性的23.7人。在网络构成方面，男性的交往成员中亲属比例是44.2%，女性的交往成员中亲属比例高达48.4%，女性的网络密度高于男性，男性的交往对象中非亲属人数（包括朋友和相识）高于女性。

这与国内外学者的研究发现非常接近。熊瑞梅（2001）认为，女性将生活重点放在家庭私领域，网络中亲属人数较多；男性生活主要嵌入于工作等公共领域，所以网络成员中同事朋友较多。所以，相比男性，女性的网络规模小，网络密度（交往对象中亲属的比例）高。这说明男女在网络规模和网络构成方面的差异在不同的社会中同样存在，女性的交往成员中亲属占的比例较高，而男性与亲属之外的同事、朋友交往比较多。

在网络多元性方面，男性的网络多元性平均值为34.5，女性的网络多元性平均值为31.2，统计差异显著。说明男性交往对象中的职业类型、单位类型较为丰富。

男性相互拜年交往者中所具有的平均职业类型数为5.7个，女性相互拜年交往者中所具有的平均职业类型数为5.1个。男性相互拜年交往者中所具有的平均单位类型数为3.5个，女性为3.2个。相比女性，男性拜年交往者的职业和单位类型的种类比较多。

在职业声望总分和单位声望总分方面，男性相互拜年交往者的职业声望总分为309.2分，明显高于女性的271.9分。男性相互交往者的单位声望总分为179.0分，同样高于女性的163.5分。

表2 男女在网络规模、构成、网络多元性、网络达高性上的差异

在网络达高性方面，男性的网络达高性平均值为33.4，女性为32.2，两者相差1.2（33.4-32.2）。拜年相互交往者中的最高职业声望是70.9（大体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位置上），男性比女性有优势（71.7比70.2）。拜年交往者中的最高单位声望是64.6，其中男性为65.4，女性为63.9，男性比女性有优势。

拜年交往对象中占比例最高的职业是工人（68.5%），接下来是司机（38.7%），企事业单位负责人（37.1%），行政办事人员（35.6%），中小学教师（34.9%），工程技术人员（33.8%），会计（33.2%），经济业务人员（32.5%），农民（31.5%），其余职业，回答者不足1/3。回答者拜年交往对象中所占比例最小的职业是家庭保姆、钟点工（5.3%），其次是科学研究人员（12.5%）。这个模式基本反映了城市居民相互拜年交往的对象的社会位置。

从性别差异上看，除了家庭保姆、饭店餐饮服务人员、护士、中小学教师和医生这些职业外，男性的比例都高于女性，尤其是一些职业声望比较高的职业。而家庭保姆、饭店餐饮服务人员、护士都是一些职业声望比较低的职业。因此，相比女性，男性在与自己相似和更高职业地位的对象交往上具有优势。

表3是对男女“餐饮网”的描述统计。从表3可以看出，女性样本从不在外晚餐（工作日和休息日）和从不在外就餐（请人、被请、陪朋友）的比重都高于男性，而较多或经常在外晚餐和就餐的男性样本的比重都高于女性，可见，在“吃饭”这个极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交往上，男性在外应酬的时间比女性多，而“吃饭交往”是维持和扩大社会关系网络的一种重要方式，所以，在维持或扩大关系网络方面，男性比女性有优势。这很符合中国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抛头露面”一般是男人的事，丈夫除了挣钱养家还需要维持家庭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而女性则把精力更多地投入家庭内部事务。

表3:男女聚餐情况

表4是控制了个人先赋性条件、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等因素后性别对城市居民网络规模和构成的影响分析。表5是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性别对网络多元性、网络顶端、社会网络因子的影响分析。

表4:性别对城市居民网络规模和构成的影响：回归分析

表5 性别对城市网络多元性、网络顶端的影响：回归分析

表4、表5的回归分析显示，在控制了年龄、受教育年限、政治资本、婚姻因素之后，性别对网络规模与构成、网络多元性、网络达高性的影响依然存在，即不同性别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特征存在显著差异的原因与性别有关。

从回归模型上看，性别对网络规模、网络多元性、网络达高性有正向的关系，男性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源高于女性。而年龄、婚姻与亲属比例正相关，与网络规模、朋友比例、相识比例、网络多元性、网络达高性负相关。也就是说，年龄越大，社会网络成员中亲属比例越高，这可能是因为年轻时的男女正处在人生的发展阶段，接触、交往的人比较多，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尤其是成家立业后，社会交往的对象逐渐固定，与家人、亲戚交往较多。

此外，受教育年限、政治面貌与网络规模、网络多元性、网络达高性以及社会网络因子成正相关，受教育年限越高，网络规模越大，接触的职业类型数、单位类型数越多，而且交往对象中，接触的职业声望和单位类型声望比较高，教育程度越高社会网络资源越丰富。这与以往坎贝尔等人的研究结果和边燕杰、李煜及胡荣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一般获得的经济社会地位也越高，那么在建立个人社会网络中也处于有利位置。另一个原因是求学的过程也是社会网络资源积累的过程，更有可能结识地位声望高的对象。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2009年“社会网络与职业经历调查”的数据，对城市居民不同性别调查对象的社会网络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和分析，结果发现：

男女的社会网络特征存在差异，女性拥有的社会资本较男性少。和男性相比，女性的网络规模小，网络结构中亲属比例大，网络多元性较小即拜年交往者中从事不同职业、不同单位类型的种类少，网络达高性低即交往的对象中职业声望和单位声望低，在维持和扩展社会网络方面存在劣势，从各项指标和因子分析值来看，男性比女性拥有更好的社会网络资本，女性的社会资本存在欠缺。这和以往的研究结果尤其是国内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

在影响社会网络资本特征的因素方面，在控制了其他变量后，性别仍然是解释社会网络特征存在差异的一个变量，这说明，在城市居民中，基于性别差异而导致的交往机会不平等非常明显。这可能与中国传统的“男主内，女主外”的社会性别制度有关，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责任、义务和角色分工不同，女性更注重家庭。多数女性尤其是已婚女性，主要把精力和时间放在家庭内部事务上，忽视了通过就业和工作所营造的社会网络的维持和扩展，因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相对狭小。而男性依然以事业为重，继续进行家庭与社会的联系活动，需要不断地维持和建构社会网络。

另外一个因素是个人拥有的资源。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指出，个人的社会地位是决定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质量的因素之一，个人拥有的资源越多就越有能力为他人提供回报，因此他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摄取他人资源的能力也就越强。而在人力资本、政治资本、收入方面，男性都比女性存在优势，由于女性自身拥有的资源少，这在很大程度上都影响着女性的社会交往。

由于时间有限和对统计分析软件掌握的不够熟练，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需要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入研究。

[1]边燕杰、李煜，2000，《中国城市家庭的社会网络资本》，《清华社会学评论》。

[2]费涓洪，2005，《社会资本与女性创业——上海30位私营企业女性业主的个案调查》，《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第2期。

[3]胡荣，2003，《社会经济地位与网络资源》，《社会学研究》第5期。

[4][美]林南著，张磊译，2005，《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5]泥安儒、宋丽君，2003，《社会资本获取的性别差异研究》，蒋永萍主编《世纪之交的中国妇女社会地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

[6]谭琳、李军峰，2002，《婚姻和就业对女性意味着什么?——基于社会性别和社会资本观点的分析》，《妇女研究论丛》第7期。

[7]王卫东，2009，《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社会》第3期。

[8]吴玲、施国庆，2005，《论城市贫困女性的社会资本》，《江海学刊》第4期。

[9]熊瑞梅，2001，《性别、个人网络与社会资本》，边燕杰、涂肇庆、苏耀昌编《华人社会的调查研究》，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0]张文宏、杨辉英，2009，“城市职业女性的社会网络”，《江苏行政学院学报》第3期。

[11]周玉，2006，《社会网络资本与干部职业地位获得》，《社会》第1期。

[12]Aldrich H,Reese P.R.1989,Women on the verge of a breakthrough∶Networking among entrepreneur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aly.Entrepreneurship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13]Fisher,Claude.1982,To Dwell Among Friend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14]Moore G.1990,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men's and women's personal networks.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编辑/邹鹰

C916

A

1672-4828(2013)01-0113-09

10.3969/j.issn.1672-4828.2013.01.009

张小莉，洛阳师范学院政法与公共管理学院助教（河南洛阳市47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