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文化视角中的中韩足球比较研究

任 渊，蒋秋平，张向弛

我们按照一般规律将足球划分为三个不同层面的表象，即：原始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最为深刻的文化层面。韩国足球在沉寂了30年之后在2002年韩日世界杯上一鸣惊人，取得了亚洲球队参加世界杯以来的最好成绩；相反，中国足球则呈下降趋势。抛开两国足球技术、体能、技战术配合以及竞赛管理体制等其他因素，两国足球文化的差异也影响着足球水平的高低。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儒文化视角下的中韩足球。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本文参阅了大量足球文化类期刊以及相关的文献书籍，梳理出儒学精神及其与足球相关的内容，并加以比较分析。

1．2．2 比较分析法

通过研究儒学在韩国的发展和演变简史，探讨儒学在当代韩国的基本特点和对韩国人思维行为的影响，并与韩国足球的表现相结合，思考韩国足球崛起的文化背景。然后以此为尺度，分析我国足球和儒文化的关系。

1．2．3 逻辑演绎法

由于可供直接参考的文献很少，儒文化和韩国足球的关系方面的研究几乎为零，本文只能通过参阅儒文化对韩国人思维行为的影响方面的研究做出演绎推理。

1．2．4 专家访谈法

本文以儒文化视角中的中韩足球比较研究为主要内容，走访和电话访问了专家7人（足球教授2人、副教授1人，体育文化学教授2人，中国哲学教授2人），听取并接受了各位专家教授的指导性意见和帮助。

2 研究结果分析

2．1 进入韩国的儒文化

儒文化传入韩国后的2 400多年中，韩国人自始至终坚持并依据本民族特点对中国儒文化加以改革，使之发展为韩国的国教。在儒家伦理基础上，建构富有时代特征的强有力的韩国民族精神。正如韩国学者指出的那样，“儒教作为朝鲜民族精神的动力，具有广泛的功能，它不单纯作为某个时代的社会制度或伦理规范发挥功能。而且通过传统社会形成朝鲜人的意识结构，体现朝鲜人的文化方式的创造性源泉。［1］”近些年来，韩国加大了对其以儒家为代表的所谓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和建设的力度，不少韩国学者都认为，与其他国家相比，韩国民族精神教育的魅力就是特别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儒家思想的传承。

2．2 韩国足球风格与儒文化的关系

韩国足球一直以来留给世界的印象就是超强的体能和堪比德国队的顽强的意志力。中韩两国在文化传统上同气连枝，在行为和思维方式方面也颇多相似相同，为何在足球场上竟有天壤之别呢？首先，韩国队员的敬业精神以及职业道德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他们在平时的训练和生活中全身心投入，坚持科学的大运动量训练，对训练和比赛中的失误，教练训斥时虚心接受，鞠躬道歉，这就是韩国人对儒文化“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训诫的理解和运用。其次，韩国球员几乎全是大学学历，球员对于运动的认知和理解程度较高。如果单纯停留在生物的、体力的对抗上，足球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魅力。再次，韩国努力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充分调动运动员的潜能。比如，韩国人自发组成的强大的“红魔拉拉队”，营造了良好的人文环境，从而激发了韩国运动员为国争光的心力，即强大的民族精神力量，促使他们产生了超常的体力［2］。

2．3 我国足球风格与儒文化的关系

从地域考察，中华民族是典型的大陆民族，它处于一种北、西、南三面陆路极不便利，东濒无法横越的太平洋，而内部回旋余地又相对开阔的环境，形成了简单安宁的生活节奏，缓慢的小生产农业社会，这种环境对古代中国的哲学、艺术、体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形成的民族心理则是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很重，而对自然的征服不足的大陆情结。这种重防守、轻进攻的民族性格特点反映在中国足球风格上，就是进攻乏力而且防守消极。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存发展的现代足球并没能从传统的文化沃土中汲取自身发展的文化养料，恰恰相反，儒家的怡然自得，道家的悠然自在，禅宗的忽然自了，都没有给一个民族的自由精神带来实质性的启迪 ，而是一步比一步更深地陷入到麻木和卑怯中去［3］。实际上，重防守也好，重进攻也罢，两者并没有孰优孰劣的区别，关键在于了解各自的特征后制定相匹配的策略。

儒家思想讲究“和为贵”，在足球的训练中也自然地体现出来。队员相互间的各种练习对抗性较弱，各种技战术的训练脱离实战，技战术只是一种花架子而显得华而不实，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球员怕紧逼、怕对抗的原因，这与对足球运动的认识有直接的关系［4］。

2．3．1 竞赛风格与儒文化的矛盾

有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主“静”，追求“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强调“不争”、“中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特征，运动场上的西方化与足球场上的中国化存在着矛盾，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充当了中国足球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得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人是不适合搞足球的结论。应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中具有相当多的优秀精神品质值得继承与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传统中包含的自强不息、求真务实的生活态度，兢兢业业、团结协作的生存意识，“生生不息”的创造精神，“义利结合”的社会规范意识，“天人合一”的系统观念与思维方式，“先胜而后求战”的注重综合实力提升的“胜战”谋略等，无不荡漾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气质中的大气和机敏［5］。然而可惜的是，这些可贵的精神品质却很难在中国足球中表现出来。

2．3．2 球员素质与儒文化的矛盾

提及球员素质，的的确确是令每一个球迷甚至是不懂足球的每一个中国人都切齿的问题。中国足球出现的很多案例都是世界足坛甚至世界体坛上罕见的，集体赌球、打假球、追打裁判、群体殴斗升级到黑社会血案……每一件都触目惊心，每一件都使中国足球形象再次跌入冰点，终于使中国足球沦为世界性的笑话，由此可见球员素质对健康足球文化的重要性。球员素质包括很多方面，最主要的是职业素质，职业素质又集中体现在职业道德上。职业足球属于娱乐表演业的范畴，职业球员则应该具备上台表演的文化、技能和态度等等职业素质，在亿万观众面前展示高超的球艺和良好的个人形象［6］。我们的教育缺失导致球员对这些问题认识浅薄，不能深入辩证地理解，甚至根本没有接受过本民族文化中优秀成分的熏陶，对足球没有较高层次的认识和理解，在职业素养上当然与先进的足球理念是背道而驰的。

2．3．3 球迷与中国足球的互动

足球成为世界第一运动的关键就在于其以独有的魅力吸引了世界上数以十亿计的球迷，也正是球迷促进了这项运动不断发展、完善。我国在1994年职业化之时，球迷对足球的热情一度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短短十几年，球迷对中国足球的信任已经降至冰点，对足协的管理能力、联赛的公平和从业人员的道德素质持质疑态度。而足协在处理球场各类危机时的犹柔寡断，使危机中的主体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观众利益受到极大损害。同时，足协坚持用行政手段压制市场，偏好指令而漠视自治的管理方式，导致很多重大违纪事件不了了之，显示出足协在处理各类焦点问题时，各项规章制度执行偏弱［7］。更为直接的原因是国内很多球员的技术粗制滥造，在联赛中的表现难以得到球迷的认可。更糟糕的是球员的赌球、假球等恶劣行为的负面报道充斥着媒体和网络。不仅如此，很多球员球技不高、脾气很大的现象和国际球星精湛的球技和良好的品行形成了鲜明反差，引起了球迷对中国足球的强烈反感。此外，球迷自身的素质也是中国足球文化不能健康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们的很多球迷把足球同民族尊严、地域荣辱简单地联系在一起，这就无形中增加了球员比赛的外在压力，使球迷与球员无法形成良性的互动。

2．4 韩国足球崛起的文化背景以及对我国足球振兴的启示

中韩两国在地域、人种等大的方面几乎一致，而体制的改革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通过比较，我们发现韩国足球成功的核心是把足球的发展放在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沃土上，并控制了与外来文化产生冲突的不利因素，孕育了具有韩国特色的足球文化。儒家思想在韩国深入人心，但儒家伦理进入韩国文化，并作用于学校德育，不是直接的、原本的，而是接受了韩国文化的改进和受到学校德育的相应选择的结果。儒家伦理的某些东西已根据韩国实际被重新阐释，儒学伦理在韩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并在社会、经济、文化、体育各个方面都展示出其魅力。我国作为儒文化的发源地，更应该仔细研究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特点，思考足球的发展道路和方向，不能急功近利，朝秦暮楚，而应潜心蓄势，厚积薄发。

3 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1）儒文化传入韩国的2400多年中，韩国人不断根据自身发展和民族特点改良，使之真正成为韩国的国教。儒文化对于韩国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甚至是深入骨髓的，近年来韩国加大了对其以儒家为代表的所谓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和建设的力度。2）韩国足球发展中的培训体制、赛场上表现出来的团结进取、追求卓越等精神体现出了儒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也使韩国成为有文化内涵的足球强国。3）我国足球没有表现出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反而出现了很多消极的方面，这成为影响中国足球长远发展的瓶颈。

3．2 建议

1）我们应该深入学习韩国足球崛起的各个方面，把足球和本民族文化结合起来，努力提高球员及球迷的文化素质乃至整体素质。2）我们作为儒文化的源头，在做好体制改革、训练等工作的同时，更应该注重中国足球背后的“中国”二字。将足球和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结合起来，稳妥发展，打造我们自己的足球文化名片。3）我们要向韩国足球学习，抛弃一直以来单纯追求技术的路线，结合体制改革、足球文化建设等方面，采取有效措施，将本民族优秀文化融合在足球运动发展之中，使我们的足球能够在赛场上表现出中华民族坚韧不拔、团结一心、自强不息的民族性格，使我们的足球成为有文化内涵的足球。

［1］ 张开荣．从廉想涉的《三代》看中国儒家思想对韩国文化的影响［D］．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1．

［2］ 谢晓红．中西文化冲突下如何正确看待中国传统文化［J］．社会科学家，2007（2）：24－25．

［3］ 王化冰．重文轻武民族性格的形成及改善方略［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10，12（1）：146－147．

［4］ 赵冰波．儒学的开放兼容精神与日本韩国现代文明的发展［J］．开封大学学报，1999，13（4）：45－49．

［5］ 陈 梁，冉艳恩．不同文化背景下球迷的特点［J］．体育世界（学术版），2009（6）：97－98．

［6］ 丁建弘，李 霞．德国文化：普鲁士精神和文化［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7］ 冯金铃．韩国民族文化特性与韩国现代化进程［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4）：3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