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上思维与马克思人的解放

尹新新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内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呈现出一个崭新的特点，即逐渐摈弃了哲学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合法性与否的纠缠，而着重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上展开理论研究与创新，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虽然在有关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涵义、特征、内容以及实质等方面还存在着不同的见解，但马克思主义所要实现的目标及其价值指向却是明确的，即实现人的解放。所以，所有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酵素，都应当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理解与阐释。而作为哲学思维方式的形上思维，是这一理解与阐释的重要路径之一。

一、“解放”话语——一个被过度诠释的神话

“马克思人类解放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科学的社会历史理论体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有支撑其理论叙事与论证的结构框架及结构元素，可称之为‘叙事结构’”［1］。但这种叙事结构往往由于各种原因陷入晦暗之中，其本身具有的理论价值得不到应有的彰显，致使“人的解放”成为暴力型的话语霸权，压制着对其本身所追求的目标的应然追求，使本应求解人的解放之谜的“人的解放”成为奴役自由与解放的枷锁，蜕变为宰制人类思想的宏大叙事，而这在现代性话语日益凸显的背景下显得尤为突出。

（一）“解放”——现代性意义上的“自由”

哲学是对智慧的热爱，哲人们孜孜以求的就是让智慧给人类带来光亮，以应对自然、社会亦或个体自身所带来的压迫与奴役，从而获得自由。但总体而言，古代对自由的认识带有机械性与朴素性。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哲学形态的转变，对自由的理解与追寻跃迁到一个崭新的高度，而这一转变是从康德哲学开始的。“他设法通过对理性的开明而普遍的运用来确立人的自主性”［2］，“重新规范了主体在世界中的位置，奠定了自我意识概念的一个全新的基础，并由此而引导了构成德国哲学之内在精神的自由原则”［3］19，即从因果性出发通过“自在之物”的设定，康德提出了先验的自由观。黑格尔一方面肯定了康德的理论贡献，承认其具有的启蒙意义，但同时批评了康德的二律背反以及理论的空洞抽象，赋予了自由以历史性的内涵，通过对“绝对精神”的概念式建构，以实体、绝对、主体之间的无限运动，展开了思辨的逻辑或思辨的辩证法，“而这种辩证法所完成所实现的，正是主体（无限的‘我’或绝对的精神主体）之最高的自发性或自由”［3］28。这是黑格尔为人类达致自由所提出的解决方案。

工业革命以降，人的自由意识随之觉醒，但伴随着物质力量的不断增强，对人的奴役与控制亦加剧，在这种自由意识的萌发与物质的压迫的双重影响下，人们对自由的理解也提高到新的层次。如果说“自由”更多地意味着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想往，那么当人们意识到自身已深陷于现代性的枷锁而无法自拔的时候，“解放”或许更能恰切地表达人们意图挣脱束缚的目的。所以，这里所谓的“解放”，“就是把人从‘人’和‘物’的强制中解脱出来，从而为人实现充分的自由开辟道路”［4］2。由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对“自由”的渴望经过二千多年来的艰苦跋涉，在“现代性”造成的人类困境的影响下，孕育了对“解放”的诉求。“解放”的宏大叙事由此拉开帷幕。

（二）理性与传统形而上学的联姻——被“奴役”的“解放”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它统治着整个的现实，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现实的普遍性，也是现实受‘抽象’（资本）的统治的最普遍的现实”，“‘抽象’对理论的统治根源于统治现实的‘抽象’”［5］109。可见，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人的生存最大的现实就是其“抽象性”，而这也是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特征。传统形而上学以此“抽象性”为基础而生发出其超感性、内在性和绝对性的特征并对“解放”话语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传统形而上学的超感性使“解放”话语变得虚无缥缈。人类所意图摆脱的自然那貌似非自然的力量对人类的束缚，这种幻相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逐渐获得解决，但同时人类却将其自身造就的神话强加给自己，把全能上帝替换成无所不能的理性，并心甘情愿皈依于它。如果说，古典形而上学是“有限的思维无法解决的迷在造物主无限的思维中被解决了”［6］，那么，传统理性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则认为人类的无限的思维可以解决任何遇到的难题，特别是人对自由和解放的追求。

其次，传统形而上学的内在性使“解放”话语变成自我独白。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哲学内在性意识的发轫，其实质是将现实存在视为主体性的人类自我意识的自觉规定，从而陷入解释的自我循环。诚如海德格尔所言，只要人们从Egocogito（我思）出发，便根本无法再来贯穿对象领域；因为根据我思的基本建制（正如根据莱布尼兹的单子基本建制），它根本没有某物得以进出的窗户”［7］，从而就必须考虑“怎样来设定这个对象才能使主体最终认识这个对象而且不必冒跃入另一个范围之险”［8］。“解放”的话语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注定只能局限于言语的“解放”从而陷于自我的言说与言语的反复。

最后，传统形而上学的绝对性使“解放”话语变为专制的工具。它“通过对‘存在’真理的掌控，建立其价值秩序并从此出发塑造一个让后者（指普通民众——引者注）屈尊遵循的世界，这构成了形而上学最隐秘的渴望”［9］。用统治阶级自我标榜的自由话语，束缚奴役人民大众对真实自由的美好愿景与追求，在此意义上，解放“在根本上乃是独断主义的权力话语，在‘解放’的名义下，蕴含的是统治和压迫的意志”［4］13。

正是在上述传统形而上学的禁锢之下，原本作为启蒙思想而彰显个人自由的“解放”，却异化为现代形态的压迫，从而一直延续至20世纪，造成了极权主义与虚无主义的恶果。而诞生于19世纪，以实现共产主义即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最终追求与理论归宿的马克思主义却已经对上述所谓的“现代性”问题做出了科学的诊断，在根本上击溃了传统形而上学一直苟延残喘的神话，使人的存在获得了真实的根基，由此，可以说“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当代哲学，并且作为当代哲学，它超越了（并且第一个在理论上终结了）全部形而上学”［10］。

二、“解放”的解放——马克思开启的理论革命

马克思主义既是传统哲学（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者又是其继承者，它终结了传统哲学的抽象性、内在性与绝对性，继承了传统哲学对人的解放的不懈求索，并以完全不同的面貌展现出通达人的解放的途径，使人类解放的前景具有了科学性、现实性与革命性。

（一）马克思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终结”传统形而上学的论断肇始于恩格斯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对于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恩格斯说：“这已经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种世界观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11］146，“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12］132。从上述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中，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马克思的思想是世界观而不是哲学（结论1），如果还保留哲学的话，那么剩下的只是逻辑和辩证法（结论2）。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发展进程进行考察，就结论1而言，恩格斯在当时的思想背景下，其所否定的理所当然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和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机械唯物主义，使用“不再”“只是”这种带有论断性质的词语意在起到划清界限与警醒读者的作用，而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共同点正是将自己的哲学思想浸淫在传统的形而上学之中，同时在另一方面也凸显了恩格斯对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理论自信；就结论2而言，则明显地存在龃龉之处：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辩证法蕴含于马克思所创立的唯物史观之中，二者是水乳交融须臾不可分离的，正是恩格斯的上述理解方式，导致了正统马克思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分离开来的后果，割裂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从而在实践上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成为科学社会主义实践遭受诸多挫折并经受诸多诘难的理论根源。正是针对上述理论与实践上的缺失，应当认为马克思哲学终结的只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传统哲学在马克思那里是“被‘扬弃’了，就是说，‘即被克服又被保存了’；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11］146。正如学者所言，“哲学终结的真实意义是哲学思想霸权的终结，是西方传统哲学用思想把握世界的方式，特别是把思辨地把握纯粹思想的思维方式作为唯一的、绝对真理的思想霸权的终结”［13］，这一评价是中肯的。

上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争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伴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当代西方思潮对马克思哲学（包括整个哲学）的合法性提出了强烈质疑和诘难：科学主义思潮力争“把哲学从对世界的普遍规律的寻求，变成对科学各种问题的解释；它把哲学对科学的前提批判，变成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改造哲学”［5］142；人本主义思潮则否认人对于终极价值的追求，“人类生活的必然性信念，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信念，都在人本主义思潮中隐退了；非理性的和相对主义的价值观和历史观，构成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基调”［5］147。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扬弃，没有切实地意识到马克思哲学针对当代人类生存最强烈的诉求——解放——的生存论维度所做的科学阐释。

（二）马克思哲学对人类解放的全新阐释

马克思哲学产生于资本主义上升时期，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的病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人摆脱了封建社会人身的依赖关系，但却造成了“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4］52，这就从根本上蕴含着人类向着进一步自由——即实现“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4］52——迈进的必然诉求。“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15］185，“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社会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马克思这些激情澎湃的论断就是这一诉求的强烈表达。但激情的头脑并不能代替理性的思考，理论的建构也不能代替真实的实践，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具有坚实的本体论基础，这正是其具有科学性并得以实现的必要条件。

首先，马克思人的异化理论的人道主义性质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虽然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源于黑格尔，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只是他整个思想历程的一个必经阶段，距理论的最终成熟相去甚远，但不能否认以下两点：第一，“异化”阶段是马克思关注人本身的逻辑起点，即“从人的本质理论出发，推论人性复归和人的解放，论证从人道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必然性”［17］；第二，马克思成熟的唯物史观的形成以及被人们所接受都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具有“感性”“伦理性”的异化理论出发，以贴近人民大众特别是无产阶级切身感受的话语，生动描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使无产阶级对自身状况有了明确的认识，能够使无产阶级更容易接受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认同马克思对于人的解放的理论所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促进其自我反抗意识的觉醒由自在到自为再到自觉的跨越，从而起到思想启蒙的作用。所以，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以认为是“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18］的开端。

其次，《资本论》的问世为人的解放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证明。《资本论》的目的在于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奥秘，但“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动机和目的，却并不是‘对现实的描述’，而是揭示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现实道路”［19］。《资本论》体现了马克思人道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第一，与马克思早期的异化思想一脉相承的是在《资本论》中的社会劳动分工的思想，“异化思想”带有黑格尔人道主义理论的残余，“劳动分工”则具有更加科学的性质，其承认了劳动的二重性，证明了工人受奴役受剥削的秘密不在于劳动的对象化，而在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第二，继续延承了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通过《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现实深刻地解剖，既深刻地揭露了“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14］52的现实，又科学地预见了人类走出这种异化状态的美好前景。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人道主义”［20］。

最后，“感性存在”的致思方式是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向未来敞开的基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用唯心主义的方式表达了人类向往自由、追求解放的诉求，费尔巴哈则试图揭开黑格尔哲学的神秘面纱，“以非凡的勇气向超感性世界的神话学宣布了无情的战争”［3］5，用“感性的直观”［15］505对抗黑格尔理性的自我运动，以求解人的解放之谜。对此马克思给予了肯定与赞赏。但同时认为“费尔巴哈的‘人’是从上帝引申出来的，费尔巴哈是从上帝进到‘人’的，这样，他的‘人’无疑还戴着抽象概念的神学光环”［21］24，并进一步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5］499，从而认为“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定会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12］295。而代替这种抽象的人的解放的“科学”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其科学性在于以“感性存在”即实践作为人的存在的本质基础，进而通过人的实践走向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解放。

三、解放的形上思维——源于人的生存需要的考量

实现人的解放是共产主义的本质内涵，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即是对人的解放能否实现的确信，但不幸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种信仰或确信已经日渐失落。如何重建理想的自觉与自信，重要的在于从世界观着手，从人的生存需要的角度观照形上思维对人的解放的建构功能。

（一）信仰的缺失与本体论的重建

在哲学摆脱了中世纪宗教神学“婢女”的身份之后，以启蒙为旗帜，展开了对人类理性与人的解放的孜孜不倦的探索，在时代转换与哲学形态的不断变革下，薪火相传步入了20世纪。但现实却使一向以“时代精神”自居的哲学黯然神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后来的美苏对峙直到苏联解体使哲学对自由与解放的理论自信轰然崩塌。“拒斥形而上学”成了那个时代最时髦的呼声，而在这种呼声的背后潜伏的却是虚无主义的深渊。如何拯救以追求自由与解放为根本使命的哲学，最重要的在于实现哲学形态的转变，赋予其存在的当代意义与价值，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当代最具阐释力的理论思想，对此作出有力的回应就成为必然的使命，而这种阐释首先是从本体论的重建开始的。其在批判继承传统形而上学对自由与解放的求解赋予了意识的能动性的基础上，“超越了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的意义，而呈现为一种特殊的‘生命现象’”［4］41。“马克思把传统哲学本体论对‘人的存在何以可能’的追问，变革为对‘人和人的关系’的理论探索，并把自己的本体论定位为‘人的解放何以可能’的寻求”［22］192。这种对解放的追本溯源的意向性追求，通过思维方式的转变，面对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做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回答。

关于哲学本体论与形而上学的关系，主要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认为本体论是传统形而上学的同义语，这是通过对本体论的含义的界定而得出的，认为本体论“就是一种以追求终极实在为依归，以奠定知识基础为任务，以达到终极解释为目标的哲学”［23］；第二，否认对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即是本体论或否认哲学存在本体论，认为“用本体论来称形而上学是人们所犯的一个错误”［24］17，原因是“没有纯粹存在的科学，甚至没有纯粹存在的准科学或伪科学”［24］17。上述争论的焦点在于对“本体论”含义的界定，即“本体论”是否能够完整地使“存在”寓居其中。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密切与马克思主义关联在一起，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存在的科学阐释，使本体论在哲学中获得了合法存在的资格，并开启了新的理论革命。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为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15］4。这里的“彼岸世界“，指的就是传统形而上学所关注的超感性世界，“此岸世界”指的是马克思所关注的社会现实，即“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15］530。在马克思这里，人的异化状态产生寻求解放的实际诉求，而此岸世界的感性活动则是解放赖以实现的根据。正是以此为出发点，马克思不断地深化这个理论问题的探索并为人类寻求解放的现实道路指明科学的方向。

（二）形上思维对于人的解放问题的求解

形上思维不同于传统形而上学，传统形而上学作为哲学发展的一种理论形态，它具有抽象性、内在性和绝对性。而形上思维则指的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以带有本体论维度的视角，即“追寻作为世界统一性的终极存在（存在论）；反思作为知识统一性的终极解释（知识论或认识论）；体认作为意义统一性的终极价值（价值论或意义论）”［22］50，来观照人的生存方式，并合理地预见向未来敞开的人的发展尺度。具体而言，以下三点对如何更好地认识形上思维方式对于以人的解放为目的的马克思哲学所具有的阐释作用，具有启发意义。

首先，本体论超验性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形上思维的前提基础。马克思哲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拥有着立足现实并面向未来的思想酵素。如对作为人的解放的行动方式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曾论述到“历史将会带来这种共产主义行动，而我们在思想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正在进行自我扬弃的运动，在现实中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15］232，又说“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见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21］7。由此可以认为，“在马克思那里，超验性归根到底来自人的实践能力，它不是在人的大脑中完成的抽象，而是体现为实践本身对实践的实然状态的超越”，即“实践所固有的向未来敞开的可能性对于事实世界这一经验存在的突破和超越”［25］。

其次，实践观点思维方式的运用是马克思主义形上思维的内核。传统形而上学的失败在于自顾自话，在于概念的自我循环。而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则可以摆脱传统形而上学在本体论上的自我纠缠，从而使对解放诉求的形上思维跃迁到一个崭新的高度。马克思从人的“感性活动”和实践的观点出发去理解人的本质、资本的秘密、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人向着全面自由发展目标迈进的最终诉求，这就历史性地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为之确认的永恒真理，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基础，宣告了“超感性世界神话学的破产”［3］1。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也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26］。它以马克思实践的本体论为基础，用实践的眼光看待现实社会的发展与向理想社会进化的现实可能。

最后，哲学当代形态的转换是马克思主义形上思维的发展要求。“如果我们把形而上学的这种梦想（走向人的成熟，即实现人的解放之意——引者注）置于一定的范围和界限中，它仍然将发挥巨大的精神力量，成为引领个人去过一种自律、有尊严的生活的重要精神资源。但是如果把它变为一种绝对化的思维方式和解释原则，成为一种无边界、无条件的规定‘人的成熟状态’的固有范式，就会成为否定人的现实生命的虚无的力量”［4］67，这种转换主要体现为两点，即对人的解放的边界意识及从两极到中介的思维方式。而这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阐释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我们主要探讨了人的解放话语自传统形而上学以来的叙述方式的变迁，并指明马克思哲学是真正的当代哲学，在终结传统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肩负起了从理论上论证和实践上指导人类寻求自身解放进而达到个人全面发展的光荣使命。这在当代中国，无论是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信仰的缺失还是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危机，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而若要使马克思阐述的关于人的解放的理想所具有的现实性真正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则除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所做出的有力证明之外，其理论本身的逻辑性、科学性也是丝毫不能轻视的，这正是本文力图达到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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