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书》序次本先朱叔元而后孔文举辨
——《文选》编次作家“失序”与“彼此失照”现象研究之三①

力 之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文选·书》序次本先朱叔元而后孔文举辨
——《文选》编次作家“失序”与“彼此失照”现象研究之三①

力 之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今传“五臣注”《文选》陈八郎本的总目为“原配”，而其卷21～25为“抄配”，故辨此中序次作家如何，只能依总目而不可据“抄配”；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和日藏“九条本”一样，其“书”类本来的序次正是朱叔元在前而孔文举在后的。而以此结合《文选序》“各以时代相次”说与《文选》序次作家的实际情况看，这正是《文选》本来之序次，而李善注尤刻本与“六臣注”之赣州本、明州本、奎章阁本等的朱叔元在孔文举之后，乃流传过程造成之失。

序次；朱叔元；孔文举；陈八郎本；“抄配”；朝鲜正德本

昭明太子《文选序》云：“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1]而尤刻本、赣州本、明州本、奎章阁本等的“书”类，均序东汉后期的孔文举(融)《论盛孝章书》于东汉前期之朱叔元(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前，而以辞世为论，孔融(153-208)晚朱浮(？-66？)140年左右。因之，就通常的情况言，这是很难说得过去的。因为不仅孔融大名鼎鼎，朱浮名气亦不小——读范晔《后汉书》卷33《朱浮传》便明，故不应由于不明两人生卒先后而弄错。再说，《文选》之所谓“失序”无一倒置如此之大者。因之，这很自然就成了《文选》成书研究难以绕过的问题。

一

就笔者目力所及，清代前期的何焯(1661-1722)盖最先注意到这一问题。《义门读书记》卷49“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条下有云：“此书在建武中兴之初，而列七子之伍，误矣。”[2]何氏虽未明言何以“误”与谁“误”，然度其意，盖认为“误”在昭明太子。略后于何氏的姚范(1702-1771)亦认可此说，其《援鹑堂笔记》卷39“孔文举《论盛孝章书》”曰：“何云：‘孔文举误次朱叔元之前。’”[3]是为明证。再其后，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第二》说《文选》“叙次之失”，同样引及何焯此说。

其后，胡克家(1757-1817)《文选考异》说得更具体：“此书当在后，下《与彭宠书》当在前。今乃季汉之文，越居建武以上，必非善旧甚明。各本皆同，卷首子目亦然，未知其误始自何时也。”在《为幽州牧与彭宠书》题下又案：“此书当在前，说见上。”[1]949“必非善旧甚明”云云虽缺少相关的版本支持(就当时言)，然由此可推胡氏认为此必非昭明太子之旧，则没有问题(详后)。大致同时之许巽行(1727-1798)、张云璈(1747-1829)、梁章钜(1775-1849)等均赞同是说。许氏《文选笔记》卷七“孔文举《论盛孝章书》”下“案”之“此书当在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之后”、张氏《选学胶言》卷十七“《论孝章书》误前”条之“孔文举《论盛孝章书》，今《选》本在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之前”与梁氏《文选旁证》卷三十四“孔文举《论盛孝章书》”下，均引胡氏此说作为支撑*许说，见其《文选笔记》第161-162页，《丛书集成续编》第103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张说，见其《选学胶言》第407页上栏，《四库未收书辑刊》捌辑·叁拾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梁说，见其《文选旁证》下册，第953页，穆克宏点校，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据此，可见胡氏此说在其时影响情形之一斑。而何、胡两家立说潜在的前提，均是《文选》“以时代相次”序次作家。

上述何、胡两家之说，这是研究这一问题者所熟知的。民国间，刘盼遂先生云：“朱浮、彭宠(今按：说“彭宠”是多余的)为东汉建武时人，不宜置于孔文举之后，此昭明误也。宜移此篇于杨子幼《报孙会宗书》之后。”[4]183“不宜置于”云云，甚是；然说“昭明误也”，则未达一间。其实，从方法论的层面上说，朱浮所以“不宜置于孔文举之后”乃因《文选》序次作家“以时代相次”；而既然从这一角度来考察问题，那么这样的倒置怎么就是“昭明误”而非流传过程所致之失呢？显而易见，刘先生于此，思未密也。略后，日本学者斯波六郎在其发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旧钞本文选集注卷第八校勘记》(为其初稿于1941年、“补订”于1942年的《旧钞本文选集注残卷校勘记》的一部分)一文中有云：“各种刻本卷四十一，在杨子幼《报孙会宗书》之后，载孔文举《论盛孝章书》，在其后，又出现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然朱叔元是东汉初人，孔文举是东汉末人，刻本的排列，显然未按时代顺序。”接着，在引我们上面所引刘先生之说后，斯波先生又云：“然见‘九条本’，正如刘氏订正之顺序。但是，诸刻本所见之误，刘氏把责任归于昭明，实际上，并非昭明之罪，此据‘九条本’亦可得到证明。”[5]附录21-22此盖据相关版本证明“孔”“朱”倒置“并非昭明之罪”的最早者。

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由于这种原因，中国学者考察这一问题只是根据“李善注本”与“六臣注本”，故无法从文献的层面作进一步的论证；精于《文选》版本校勘而于此用力至勤的日本“选学”名家斯波先生，其当时亦未见到过“朱”“孔”未倒置之刻本，尽管此前有日本学者注意到朝鲜正德本，且其研究成果已问世*日本学者矶部彰《朝鲜版五臣注〈文选〉的版本研究》说：“最初注意到朝鲜本五臣注《文选》(今按：即正德四年刊本)的是黑田亮先生。黑田先生在搜集朝鲜版五臣注本从书志学角度加以考察的同时，还阐明了从五臣李善注的朝鲜版六臣注《文选》到六臣注本的形成过程(原注：‘黑田亮《五臣注文选的研究》﹝黑田亮《朝鲜旧书考》，岩波书店，一九四○年’﹞)。由于黑田先生不是一位文选学者，所以在《文选》版本研究史上其成果未能得到注目，应该说这在研究方面是一个重大损失。”(章培恒主编《中国中世文学研究论集》下册，第113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二

对这一问题作更为深入的研究乃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这中间，我国已故的著名学者曹道衡先生用力甚勤。曹先生在其发表于《江海学刊》1996年第2期上的《论〈文选〉的李善注和五臣注》一文中云：

卷四一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在孔文举《论盛孝章书》之后，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朱浮是东汉初年人，而孔融则为东汉末年人。关于这一点，清人何焯曾有评语云:“此书在建武中兴之初，而列建安七子之伍，误矣。”这说明他看出了“李善注本”的错误，但没有见到“五臣注本”，我们有机会看到现藏台湾省的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本目录，却是朱浮的文章在前，孔融的文章居后，证明错在“李善注本”，而“五臣注本”并没有错。……当然，这种版本上的错误，只能归咎于后人传抄之误，不能说是李善本人的责任。[6]103-104

在发表于《齐鲁学刊》1996年第3期上的《关于〈文选〉的篇目次第及文体分类》一文中，曹先生亦云：“像朱浮和孔融的先后问题，清代学者何焯早已作为《文选》的一个问题提出过，但他没有见单五臣注，所以无从知道这实际上只是传抄中的问题，不能叫萧统负责。”[6]170我们认为，“这实际上只是传抄中的问题，不能叫萧统负责”云云是对的。不过，后来曹先生看到了“陈八郎本‘五臣注’本”后*曹先生曾云：“影印陈八郎本后来台湾汉学研究中心的刘显叔先生送了一部给我。得以知其面貌。这已是1998年下半年的事，在此以前，我还只能根据‘六臣注’本中保存的‘五臣注’来讨论李善与‘五臣’的差别。最多只有一份陈八郎本的目录，是托郑大古籍所复印的。但陈八郎本的目录并不可靠，例如原书和李善注、六臣注一样，在‘书’类中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误置孔融《论盛孝章书》之后，而目录却是朱在孔前，反而合于时代顺序。这是不是刻书的人改的？如果是，这位书贾倒好像颇有点知识，可惜与本书的原貌不符。”(氏著《困学纪程》第194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可惜的是，“目录并不可靠”“与本书的原貌不符”云云，均非圆照。，改变了原来的看法，其云：

(《文选》)在不少卷中作家时代的误例颇为突出，其中最突出的也许要算李善注本卷四十一，把东汉初年朱浮的《为幽州牧与彭宠书》放在东汉末孔融的《论盛孝章书》之后。……从现有的材料来看，这个疏误恐怕出现得很早，有可能还在李善以前。因为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一部李善注本把朱浮此文列于孔融之前，不但如此，连迄今所见的五臣注本，似亦无此例(台湾藏南宋陈八郎本目录倒是朱浮在前，而原文却还是孔融在前，因此多数学者认为目录为后人所加)。……像孔融居朱浮之前这样的错误，五臣和李善如出一辙，这说明即使唐时的各本，恐怕都是如此。由此笔者颇疑此误或非始于李善或五臣，而是在他们之前，甚至可能是《文选》原貌如此。[7]

“五臣和李善如出一辙”“甚至可能是《文选》原貌如此”云云，未为圆照。曹先生接着所给出的理由是：“因为如果确有朱在孔前的五臣注本，毋昭裔当会据以改误本，而如有朱在孔前的李善注本，则宋国子监的人也会据以纠正误本，更能说明问题的则是最早的五臣注刻本和最早的李善注刻本不是一人一时所刻，却有着同样的错误，这至少说明此误恐非始自李善和五臣。”[7]其实，这些理由均是难以成立的。首先，朝鲜正德本正是“朱在孔前的五臣注本”，其实陈八郎本亦然(详后)；其次，即使“有朱在孔前的李善注本”在，“宋国子监的人”未必就一定能见到，况且见到了这样的本子也未必就一定“会据以纠正误本”。就后者言，1998年以前已有学者据陈八郎本有“移”“难”二类而证明《文选》本分体为39类，却没有发觉是本无“符命”“史述赞”二类，即陈八郎本中的文体亦是37类；而据陈八郎本以辨《文选·诗》有“临终”者却未觉其无“百一”与“游仙”(至今似仍没有学者注意到这一点)，故说《文选·诗》为24小类虽无问题，却不知陈八郎本之“诗”实仅22小类。又如李善注本《文选》卷29“张景阳《杂诗》十首”而尤刻本目录误“十”为“一”，且尤刻本卷22卷目与文中均失类名“反招隐”，卷56、卷58与卷60之文中分别失类名“铭”“碑文”与“吊文”[8]，然这数者胡刻本均仍其旧而未之正；赵文为陈仁子所撰《文选补遗》作序而述仁子语有“《九歌》不当止存《少司命》《山鬼》”[9]如此低级之硬伤，而陈氏竟未之觉*不仅如此，精于《文选》的屈守元、穆克宏两先生引此，同样没有注意到陈氏此失。参屈氏《文选导读》第94页(成都：巴蜀书社1993年版)与穆氏《顾广圻与《文选》学研究》(《文学遗产》2006年第3期)。。其实，《九歌》还存《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见卷32“骚上”)。当然，学养深厚的曹先生如是说，主要的还是受客观条件之限制所致。因为其前，就陈八郎本本身情况言，研究者虽或如郑骞等先生注意到这部分是后人“抄补”的*郑骞先生1981年所撰之《跋》，其首段即指出是书“卷二十一至二十五钞配”，然后文却称其“且为全帙具存之孤本”“五臣全帙”(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卷末)。又，傅刚先生《〈文选〉版本研究》中篇之《陈八郎本》(第167-170)与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五辑(中华书局2000年2月)上的《关于现存几种五臣注〈文选〉》均不说“抄配”问题，而俱有“该本为三十卷完帙”“为现存唯一宋刻五臣注全本”说；后文即《〈文选〉版本研究》下篇的《关于现存几种五臣注〈文选〉》，只是后者多“此本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五俱为抄配，又卷三十亦抄补太半，其馀各卷零星抄补亦有数十页。……此外，抄配之文出自六家本，而非单五臣本，故与原本不合”(第254页)一小段。盖此时书稿不宜作太多的改动，故留下这两处不协之迹。，然正如常思春先生所说，其却“以抄配部分与原刻等观”[10]；而就另一个重要的五臣注《文选》——朝鲜正德本言，我国大陆学者知其具体如何者甚少，遑论深入的具体研究了；至于日藏“九条本”的情况虽有斯波六郎之说，而因其只是《文选索引》的附录，故尽管是书经很有学术眼光的学者李庆先生翻译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却不大为研究这一问题者所关注*李庆先生翻译的《文选索引》为初版(全本)，而1971年的第二版(所谓的精简本)删去了这些极为重要的“附录”，台湾1971年出版是书亦据“精简本”。。如果曹先生撰此文时，见到了朝鲜正德本或“九条本”(或斯波先生《旧钞本文选集注卷第八校勘记》)，就会想到陈八郎本这里可能已非原原本本之宋刻；或就孔文举《论盛孝章书》和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将陈八郎本与“六臣注本”略作比观，马上便会发现陈八郎本此处有问题而绝非“原文”。毕竟，郑骞先生与傅刚先生均已指出是书卷二十一至二十五为“抄配”(参前面之注)。这里，仅以李周翰注此“朱叔元”为例以明之。此注，“六家本”系统的奎章阁本(底本为北宋秀州州学本)与明州本均作：

翰曰：“范晔《后汉书》云：‘朱浮，字叔元，沛国人也。初，光武拜为大将军幽州牧，而王莽时，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发仓廪给其妻子。渔阳太守彭宠闻之大怒，以兵攻浮，浮作此书责宠，后为大司空，坐事赐死也。’”善曰：“范晔《后汉书》曰：‘……。’”*五臣、李善注《文选》，分别见韩国正文社1983年影印朝鲜刻、韩国奎章阁藏本，第1003-100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影印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第2548页。

“六臣注”如建州翻赣州本作：

善曰：“范晔《后汉书》曰：‘范晔后汉书曰：朱浮，字叔元，沛国萧人也。……宠既积怨，闻遂大怒，举兵攻浮。浮以书责之。’”‘翰曰’同善注。后为大司空事赐死也。[11]

陈八郎本“抄配”作：

翰曰：“后为大司空事赐死。”

常先生认为此“抄配卷叶实为据六臣注赣州本系统之本抄录”[10]，应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抄配”者于此未免粗心。这所谓“‘翰曰’同善注。后为大司空事赐死也”，即李周翰注引“范晔《后汉书》”除“同善注”(其实，这“同”多为大略之同，而非丝毫不爽)外，尚有“后为”云云一句李善注无。而“抄配”者仅以此一句系之，且又不标明出处。又，只要将建州翻赣州本(《四部丛刊》本)与陈八郎本比较，便清楚后者这里并非如曹先生所说的是“原文”。问题是，既非“原文”而与目录不同，从研究方法的层面上说，我们首先要做的便是辨析两者哪方更可信，否则，一切无从谈起(详后)。

略后，王立群先生举清人何焯、胡克家与近人刘盼遂之说后，有云：

今之学者俱已论及，笔者尚须郑重说明的两点是：第一，朱浮与彭宠(今按：“彭宠”似当作“孔融”。下同。)的编序之误是目前《文选》次文类二十五组乱序中最为明显的乱序，但是，初唐李善与盛唐五臣对此均未有言。李善曾指出了《文选》中六篇作品的编次有误，可见李善非常重视《文选》次文类的编序问题，而独对如此明显的乱序未置一词，率先指出其编序有误的反倒是清人，而多数清儒所见《文选》版本相当有限。因此，有可能是李善所见并据以做注的《文选》在朱浮与彭宠的编序上并未出现讹误。第二，今传五臣注单注本的另一重要注本朝鲜正德本《文选》第二十一卷卷首目录与陈八郎本相同，即朱浮的《与彭宠书》置于孔融的《论盛孝章书》之前。而且，朝鲜正德本《文选》的正文与第二十一卷的卷首目录相应，即朱浮的《与彭宠书》置于孔融的《论盛孝章书》之前。朝鲜正德本关于朱浮《与彭宠书》和孔融《论盛孝章书》的编序是以作家生年、卒年先后编序，这为研究这两篇编序明显失误的文章原貌增加了新的变数。……朝鲜正德本的出现，使我们对朱浮《与彭宠书》和孔融《论盛孝章书》的编序问题多了一层思考：这一明显编序之误，并非萧统《文选》原貌所致，而是《文选》至盛唐出现讹误所致。[12]

“有可能是李善所见并据以做注的《文选》在朱浮与彭宠的编序上并未出现讹误”云云，是合乎情理的；“并非萧统《文选》原貌所致”说，的然。在我们看来，关于这一问题，王先生之研究是迄今为止最为出色的。笔者于此要补充的是：(一)如上所述，日藏“九条本”亦与朝鲜正德本一样，“书”类序次作家也是以孔文举接朱叔元[5]附录22；(二)关于陈八郎本的“总目”，屈守元先生认为是“建阳坊贾所为”[13]，常思春先生则认为其来自更早的“监本”[10]，然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均依所本者之各卷目而来。另一方面，如上所述，陈八郎本第21卷全卷“为抄配”者。于此，我们要注意的是，“总目”是原原本本的陈八郎本的总目，而“抄配”者如前引常先生说的是“据六臣注赣州本系统之本”。因之，论陈八郎本序次作家如何，不言而喻，只能依总目而不可“据六臣注赣州本系统之本”而来之“抄配”者。换言之，陈八郎本文中原本的序次与总目无异，而这总目又与朝鲜正德本和日藏“九条本”相同——先“朱”而后“孔”。正因如此，我们上面才认为曹先生据陈八郎本“总目”辨析这一问题为是而据其“文”中所序立说未为得。而此所以“是”与“未未得”给我们的启示是：做类此研究，必须尽可能把握好相关的“前提”，注意从出发处辨“路向”。否则，“前提”(“路向”)错了，结果如何？可想而知。

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陈八郎本的总目为“原配”而其卷21-25为“抄配”，故辨此中序次作家如何，只能依总目而不可据“抄配”。此其一。其二，陈八郎本与朝鲜正德本和日藏“九条本”一样，其“书”类本来的序次正是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在前而孔文举《论盛孝章书》在后的。而以此结合《文选序》“各以时代相次”说与《文选》序次作家的实际情况看，朱叔元《为幽州牧与彭宠书》在孔文举《论盛孝章书》之前，这正是《文选·书》本来的序次。至于李善注本与“六臣注本”何时颠倒与何以颠倒？就目前可见的文献言，恐难以探究矣。

[1]萧统.文选[M].李善，注.影印胡刻本.北京:中华书局,1977.

[2]何焯.义门读书记:下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956.

[3]姚范.援鹑堂笔记[M].《续修四库全书》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9.

[4]刘盼遂.《文选》篇题考误[J].国学论丛,1928,1(4).

[5]斯波六郎.文选索引:第3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6]曹道衡.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7]曹道衡.试论《文选》对作家顺序的编排[J].文学遗产,2003(2).

[8]萧统.文选[M].李善，注.影印南宋淳熙八年刻本.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

[9]陈仁子.文选补遗[M].《四库文学总集选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卷首.

[10]常思春.谈南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刻本五臣注《文选》[J].西华大学学报,2010(3).

[11]萧统.文选[M].六臣，注.影印宋刻建州本.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757.

[12]王立群.《文选》成书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96-97.

[13]屈守元.绍兴建阳陈八郎本《文选五臣注》跋[J].文学遗产,1998(5).

[责任编辑海林]

Thesequenceofthearticlewhichwereincludedin“book——typeofLiteraryselections”，ZhuShuyuan’sworkswasinthefrontofKongWenju’sinthebeginning

LI Zhi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 541004,China)

The Contents of the“Literary selections”annotated by five-master ,Chen Balang edition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original. While form volume 21 to 25 is reorganization of the match. So only by refer to Chen Balang edition ,rather than reference the match’s,can we spy on the cheek of fact. According to figures, Zhu Shuyuan’s works was in the front of Kong Wenju’s can all turn out to be the fact base on Chen Balang edition,ZhengDe edition and JiuTiao edition.In view of this consideration, combine“According to the chronological order” method,which from the preface of “Literary selections”,with basic situation in the articles, we can see that Zhu Shuyuan’s works was in the front of Kong Wenju’s, is what the original should be. While Kong Wenju’s works was in the front of Zhu Shuyuan’s ,as the Literary selections annotated by LiShan edition and six-master GanZhou edition,MingZhou edition,KuiZhangGe edition says, ha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in the dynastic circulate.

Sequence;Zhu Shuyuan;Kong Wenju;Chen Balang edition;Match’s;Zheng De edition

I206.391

A

1000-2359(2013)03-0147-04

力之(1956-)，男，广西北海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选》研究。

①之一为《关于〈文选〉编目次第的“失序”问题》，之二为《关于〈文选〉编目次第之“彼此失照”问题》，分别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又，笔者在“之一”中曾说：“朱浮在孔融之后，这是否在‘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果不是，那它是萧统的一时疏忽，还是在《文选》流传中造成的 等问题，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笔者初步认为：这是在‘允许’范围之内的。”现在看来，“允许”云云不确，《文选》本来的序次是：朱浮在孔融之前。

2013-01-12

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10XZW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