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建国初期的接受与转化

郭 力

（哈尔滨师范大学 文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一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苏联在1934年8月召开的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并通过的概念，它被这次会议正式载入《苏联作家协会章程》当中。考察苏联文学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这个概念在20世纪30 年代的苏联所具有的权威性与绝对性。它不仅是创作方法，最重要的是创作原则，确切地说，它是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必须遵守的党性原则。这一概念本身蕴含了人民性、党性、历史性，这是第一位的，而艺术性内涵则退居到了次要的位置。另外，真实性也并非是现实性，与生活同步发生的事件如果不能教育人民，它就不合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思想要求，概念“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就决定了作家只能以革命的唯物史观忠实地反映历史进步的事实，以发展的目光去看待一切新事物，进而与国家主流话语保持高度一致。对于这一点，当时苏联文艺政策的权威发言人日丹诺夫曾做过具体阐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苏联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而这是以下列一点为前提的：革命的浪漫主义应当作为一个组成部分列入文学的创造里去，因为我们党的全部生活、工人阶级的全部生活及其斗争，就在于把最严肃的、最冷静的实际工作跟最伟大的英雄气概和雄伟的远景结合起来。我们党之所以始终是强而有力的，就是因为它过去和现在加倍的实事求是精神和实际性，去跟辽阔的远景、不断前进的志向、为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斗争结合起来。苏联文学应当善于表现出我们的英雄，应当善于展望到我们的明天。”［1］

日丹诺夫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权威阐释使中国的文艺领导者们深受启发，周扬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一文中，以中国文艺权威发言人的身份肯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绝对正确性，指出了中国文学在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中的位置，明确阐明了中国今后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道路的信念以及具体的学习内容。“苏联文学的强大力量就在于：它是站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立场上来观察和表现生活，善于把今天的现实和明天的理想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它的力量就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走俄国人的路’，政治上如此，文学艺术上也是如此”［2］。这是一个政治姿态，也是一个宣言，表明了中国已经在文艺思想上完全转向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习仲勋在《对于电影工作的意见》中指出：“在文学艺术工作上学习苏联，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是坚定不移的，是不能动摇的。”［3］冯雪峰在1952年在《文艺报》发表《中国文学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一文，从理论上探索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路径：它们分别是富有人民性的中国古典现实主义，有社会主义思想的“五四”新文学，一九二七年后受苏联影响鲁迅创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进而得出结论：“无产阶级的现实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4］

文艺界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也很热烈。从1953年4月起，全国文学创作委员会组织在北京的40余名文艺工作者学习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前后共进行了十几次的讨论，讨论内容被编印成《作家通讯》印发全国。随后，中南、西北地区也分别组织了相关的讨论。《文艺报》编辑部根据各地讨论情况综合整理了三篇文章，其中敏泽的《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些错误理解》一文较有代表性，他指出了一种倾向，即有些人不是自觉地从党性原则角度理解这个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而是只从简单地处理题材和材料的方式上理解，把它看作是方法论而不是认识论，所以，他强调只有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原则才是唯一正确的理解［5］。1953年9月，第二次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周扬指出：“我们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作为我们整个文学艺术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工人阶级作家应当努力把自己的作品提高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水平，同时积极地耐心帮助一切爱国的、愿意进步的作家都转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轨道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应当成为指导和鼓舞作家、艺术家前进的力量。”［6］这是一次从思想到实践的总动员，周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不神秘，“重要的是在于学习”，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巨大成就提供了我们学习的最好范本”。他认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就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的指导下，在‘五四’革命传统的基础上，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新的巨大的成就。”［6］权威理论家的进一步阐释，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与批评的最高原则成为中国意识形态唯一的合法话语，更由于强调苏联的榜样作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也成为文学为工农兵服务的必由之路。

至此，新中国文艺解决了在创作与批评方面的根本原则问题，它要求全体文艺工作者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达到高度的思想统一。

二

思想的统一是一个需要整肃的漫长过程，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认识同样如此。从1956年到1958年，围绕现实主义道路的讨论一直争论不休，这场争论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作为焦点，涉及文学的典型性、真实性、世界观与创作方法、题材等问题，并上溯到三四十年代文学，从文学历史的沿革中检讨总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来源、发展与成绩。

实际上，社会主义阵营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统一的阐释在1954年开始了话语的松动。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文艺界开始反思批评创作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粉饰现实的现象，同时在创作上出现了如奥维奇金的《区里的日常生活》、爱伦堡的《解冻》等干预生活的作品。1954年12 月，西蒙诺夫在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主张删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定义中的一段话：“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他认为，这句话是导致战后苏联文学粉饰现实的主要原因。苏联作家代表大会采纳了西蒙诺夫的意见，会议通过的新章程中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只有一句话：“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

在“解冻”思潮的影响下，苏联作家和批评家注意到了“无冲突论”和粉饰现实的创作现象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积极主张创作中的“写真实”和“干预生活”，试图突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创作原则所带来的条条框框，并取得了一定的创作成效。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局限，人们并不能对这一概念作彻底的反思与检讨。甚至在1957年初，苏联文艺界开展了一场所谓“反修”的批判运动，表现最突出的是围绕《日瓦戈医生》引起的轩然大波。虽然这一切同当时“冷战”的世界格局有关，但也可以看出不论是“解冻”还是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都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

而在“双百”方针的触动下，中国不仅有了“干预生活”作品，而且一些作家和理论家开始表达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理论概念的质疑。1956年9月，秦兆阳在《人民文学》发表了《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他认为有关现实主义新的原则的提出本身就不科学，再加上不恰当的引伸和片面性的解释，使得真理越过了与实践的生动的关系，原则就变成了僵硬的套子。他认为：“如果认为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里没有‘社会主义精神’，因而不能起教育人民的作用，而必须要另外去‘结合’，那么，所谓‘社会主义精神’到底是什么呢？它一定是不存在于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之中，而只是作家脑子里的一种抽象的概念式的东西，是必须硬加到作品里去的某种抽象的观念。这就无异于是，客观真实并不是绝对地值得重视，更重要的是作家脑子里某种固定的抽象的‘社会主义精神’和愿望，必要时必须让血肉生动的客观真实去服从这种抽象的固定的主观上的东西，那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7］随后，周勃发表了《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更加明确了秦兆阳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与前社会主义时代的创作方法并无太大的区别，因此对现实主义必须提出新的时代要求。但他在思想的迂回中也表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一个方向是应该承认的。

与此相反的意见似乎来得更加猛烈。从1956年底张光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着、发展着》开始，许多报刊都对秦兆阳等人的观点进行了点名批判，后来，批判的调子越来越高，有代表性的看法认为“攻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文学，而且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制度”［8］。

1957年4月，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在莫斯科举行了关于世界文学中现实主义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宗旨是保卫现实主义。正如阿尼西莫夫总结所说：“现在资产阶级文学是用尽了一切办法来反对真正的现实主义的。……多民族的苏联文学四十年的发展所积累的经验表明，现实主义的发展前途是异常远大的。苏联作家所做的探索扩大了现实主义在创作上的可能性。”［9］这次会议的基调是苏联本土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肯定，一切理论探讨是围绕这个中心点进行的。谢尔宾纳认为：“事实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由现实本身的发展所产生的，它的历史既包含着我们时代的革命激情，也包含着与我们时代有联系的戏剧性冲突。任何想脱离这种重大的复杂性来阐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企图，都将是假科学的伪善而已。”［10］他的看法在这次会议上具有代表性。会议讨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确是文学在世界历史上发展的结果。这个看法与茅盾《夜读偶记——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及其他》中的有些观点相类似，都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发展历史的勾勒，也有对现实主义与其他文学思潮关系的清理。

综上所述，来自于苏联和中国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质疑、否定再到保卫的过程，是一个值得反思、总结的历史过程，如果单从中苏关系看，既是苏联模式对中国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也是两国作家对文学本质的深度思考后的对话与互补的过程。而这其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概念与苏联文艺方针的变化密切相关，它在中国接受转化过程中被附加和规定了丰富的意识形态内涵。

［1］日丹诺夫．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演［G］∥苏联文学艺术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23－24．

［2］周扬．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G］∥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82－183．

［3］习仲勋．对于电影工作的意见［J］．电影创作通讯，1953（1）．

［4］冯雪峰．冯雪峰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33－385．

［5］敏泽．对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一些错误理解［J］．文艺报，1953（12）．

［6］周扬．为创作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J］．文艺报，1953（19）．

［7］秦兆阳．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J］．人民文学，1956（9）．

［8］林默涵．社会主义，还是修正主义［N］．人民日报，1958－05－03．

［9］阿尼西莫夫．现实主义问题与世界文学［G］∥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71．

［10］谢尔宾纳．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G］∥世界文学中的现实主义问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