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哲学:从实证主义到后实证主义

约翰·扎米托

(莱斯大学历史系，美国休斯顿)

“现如今，与其说实证主义是哲学上的一个专门术语，倒不如说它是一个遭到滥用的概念。在过去的几年中，人们在各种不同的争论中都不加区分地任意使用这一术语，无论如何，这都表明了当前最紧迫的任务是考察实证主义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影响。”

——Anthony Giddens，“Positivism and Its Critics”

若想阐明后实证主义为何物，则须首先澄清实证主义——包括其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形式与逻辑形式——的内涵，进而才可厘清其替代者的含义。实证主义起源于19世纪的西方，它代表着一种有关科学的悠久的思想传统［1］。其影响催生了科学主义思潮，这使得自然科学方法论具有了一种理想化的地位，进而独断地获得了接近真理与实在的特权［2］。正如希拉里·普特南所指出的:“当今哲学的问题部分源于自19世纪继承而来的科学主义——而且，其影响范围远非仅限于某一单纯的智识领域。”［3］

人们对实证主义的理解太过宽滥，以致其丧失了概念上的明晰性。当对其对手的立场感到痛恶时，人们会不加区分地使用实证主义一词来毁谤性地指代这些观点，如此做法更加印证了我的上述判断。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实证主义往往已经不再与正当依据或者证据相关，也不再被当做经验考察或者对某些争议问题的理性判决的来源［4］。我们已经不再倾向于将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考察与实证主义等同起来，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对经验知识的探求、对这种探求的程序(方法论)或者标准(认识论)的反思，也都不再简单地与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现在的情形已太过复杂。对实证主义的修辞性滥用，在智识层面上并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

在西方近代智识史上，曾经有两个关键节点是与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即19世纪早期由奥古斯特·孔德发展起来的历史哲学与20世纪早期由维也纳学派发展起来的科学哲学。实证主义一词是由孔德创造的，并被赋予了两种核心的理论维度——认识论维度和进步理论的维度。进步的理论，可以指有关人类整体进步的理论，也可以指有关某些特定科学的具体发展的理论。按照孔德的观点，人类思想最初表现为神学结构，其作用在于将经验世界秩序化:从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到更为复杂精致的一神教，都假定存在某种超验的力量掌控着人类环境的运转，所有这一切都要以神学框架为基础。随着历史的逐步进展，人类思想的内容开始发生某种变化，从对世界的神学构想进步到了形而上学构思。存在于世界本身之中的某些内在的本质属性，逐渐被用于解释世界的本性和功能。然而，这些思辨性的实体，在经过了批判性的考察之后，终于被证明是无法通达的。最终，同样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人类思想才进步到了实证知识这一终极阶段。最先达到这一阶段的是17世纪的数学和数学物理学，紧接着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化学。孔德坚信，接下来进入这一阶段的是生物学，进而，对于人类行为的研究即他所谓的“社会学”最终也将成为实证科学。不同层级的科学相继进入实证阶段，推动了人类的进步。对孔德而言，科学在实用层面上保证了其对于人类繁荣的无可争辩的累积性的贡献。实证科学能够为我们提供有关实在的更确定的且可预言的理解，进而，这样的知识就具有了培根意义上的功用:预言即是力量。借助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人们可以不断征服新的领域，并最终也将征服人类行为自身，这是一种不可扭转的必然趋势，也必定会为人们所欣然相迎。对孔德来说，“社会学的产生定将标志着实证主义的最终胜利”［5］238。

因此，在孔德的体系中，历史理论从现实层面上有力地强化了实证主义的认识论预设——彻底的现象主义、反形而上学主义以及知识的一元化层级结构。孔德认识论上的根基在于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性推进，或许其核心在于大卫·休谟对经验主义和怀疑论的结合。由是，孔德完全采取了传统经验主义的立场——若非借由感官，心灵将空无一物;并进一步在认识论上进行了推论——如果某一断言无法回溯到感官数据，它将不具有经验的依据，也无法获得有效性。因此，对孔德而言，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是诉诸超验的或者形而上学范畴，亦即那些未经感官观察确认的假设性实在。从孔德的历史立场来看，对实在的此种研究进路属于早已被废弃的前科学的研究方法，因而是无法接受的。结果便是，孔德决然认为，所有的科学都应归属于某种统一的模型和方法的权威之下，它们首先在数学—物理科学中得以确立，而后必将依次在其他所有科学中取得胜利。这一承诺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科学与所有非科学(它们几乎被贴上了无意义的标签)之间的划界，二是要努力将所有特定的科学“化归”或统一到某种以物理学为根基的单一理论之中，这是一项原则性的任务。

19世纪的思想家群体包括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并未全盘接受孔德的观点。他们弱化了在孔德思想中起纲领性作用的历史哲学，却接受了科学与进步之间的关联，并且进一步发挥了孔德思想的认识论维度。其中的关键人物包括社会科学领域的埃米尔·涂尔干和自然科学领域的朱尔·昂利·彭家勒和皮埃尔·迪昂。思想家们的这种含蓄的实证主义立场，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他们断言存在唯一一种获取有效知识的方法，即自然科学的方法，另一方面，他们在科学的本体论维度上坚持还原论立场，即所有科学需要立足于某种一元论式的唯物主义，就如同物理科学所阐释出来的那样。这种认识上的和本体论上的实证主义的结合，不可避免地将社会科学放置到了低于自然科学的位置上，而且也将人文学科贬低到了一个虚幻的主观性领域［6］。威廉·狄尔泰和德国新康德主义者们穷竭精力发展出了另外一种以解释学阐释为根基的人文科学概念，就与实证主义的这一推论发生了冲突，也与主流实证主义文化的认识论立场截然对立［7］。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主义就是对这种窘迫境地的直接回应［8］。他们巧妙地将之命名为新实证主义，因为它试图借助于经过大大强化的符号逻辑和语义学理论的力量，重申实证主义传统在认识论上的所有核心信条。

实证主义的这次再张旗鼓，其本质一点是，在相对于科学而言哲学本身处于何种位置这一问题上，它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逻辑实证主义主张将哲学划归到“对科学知识进行及时的整合”这一角色;相较于牛顿式的综合，洛克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是“小工”［9］，逻辑实证主义的上述自我定位与洛克是类似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对科学知识进行辩护或其合法性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又呈现出了一种强烈的哲学独断。因此，相对于其研究进路中广为人知的现象经验主义而言，我们必须优先强调其逻辑主义的重要性。维也纳学派的出现恰恰是为了“发展一种科学观，以承认逻辑和数学在作为符号表征系统的科学思想中的极端重要性”［5］24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尽管实证主义承认哲学要低于科学，但后实证主义才可以说是姗姗来迟地实现了逻辑实证主义这一角色定位——认识论的“自然化”。

历史发展的结果是，由维也纳学派在上一世纪表述出来并且盛行于二战后的科学哲学界的逻辑实证主义的教条，首先受到了奎因和库恩的挑战，有关科学的后实证主义理论正是这一挑战的成果。最近，一些修正者已经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后实证主义在仅仅几十年之后所取得的那些公认的用以反对逻辑实证主义的重要洞见，到20世纪30年代时，逻辑实证主义体系内部已经对之进行了精致的论述［10］。例如，颇具说服力的一系列文章已经表明，库恩的工作与其对手鲁道夫·卡尔纳普的工作表现出了公认的相似性［11］。确实如此，库恩的工作最初出现在由维也纳学派所主编的《国际统一科学百科全书》系列之中，而且也受到了卡尔纳普热情的赞扬，这种赞扬并非出于礼貌性的虚言，而是出于两人在哲学立场上的本质一致。尽管直到卡尔纳普去世后许久，库恩才理解其进一步和解的示意，但库恩的确越来越发现其思想与卡尔纳普最重要的共事者之一卡尔·亨普尔的观点之间具有相容性［12］。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进行的诸多工作，已经表现出了他正在努力达成与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所反对的(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之间的和解［13］。

那么，后实证主义的一切观点难道都是误入歧途吗［14］?我认为不是。但是，当我们在对后实证主义进行阐释的时候，必须提高自己的辨识力。逻辑实证主义已经预见到后实证主义的几个关键信条，这一事实并没有真正否定库恩的下述断言:1960年，研究者们仍然在一种误导性的科学形象之下进行工作;也不会取消奎因、库恩和后实证主义逐步引入到科学哲学内的具有哲学重要性的新异之见。例如，奎因试图将先验性历史化，但也并没有严重到要取消它的程度。一切都运转良好，远超出了卡尔纳普及其同伴的预期;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者仍然坚持分析与综合之间的区分。类似的，库恩消解了辩护的语境与发现的语境之间的区分，这比汉斯·赖欣巴哈和逻辑实证主义者们所能够接受的任何观点都要激进［15］。此外，库恩还引入了一种更加激进的历史主义，尽管它与波普所倡导的、背离了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那些观点具有些许相似，但它仍然超出了波普的接受范围。正如伊万德罗·阿加齐(Evandro Agazzi)指出的:“波普主义的科学哲学与历史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差之千里。”［16］52

提及波普，或许会涉及最重要的一点。到1960年，在科学哲学领域并非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一枝独秀，因为它还面临着对之持激烈批评态度的波普的观点。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于1959年以英文再版，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17］。从历史的视角看，库恩的《结构》更应该与波普相并立，而非卡尔纳普［18］。至少，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波普主义者代表了对库恩思想的最积极的反对［19］。因此，对卡尔纳普与库恩之间连续性的洞悉，尽管已经展现出了其重要性，但这并不能够取消库恩著作的革命性影响;人们只需再次考虑一下当前的语境就会认识到这一点。其思想的关键点在于科学发展与改变的历史偶然性，这是卡尔纳普和波普无论如何也不会虑及的。除此之外，波普主义的科学哲学与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之间共享了几个重要特征:“波普与逻辑经验主义者共享了两个本质性的教条。第一是将理论概念视为演绎体系……第二点是，理论之间的比较，进而对理论改变的辩护与解释问题，都应该按照某种演绎模型进行反思，这一模型的核心关注点是理论公理与从属于它们的某些单一句子之间的逻辑可演绎性关系。”［16］60后实证主义则恰恰抛弃了实证主义对逻辑或者“理论的语句观”的承诺。语义整体论这一观点又进一步支持了后实证主义，它认为在两种理论(语言)中所使用的术语的意义无法保持一致，而正是这种意义的可变性使得所有严格的逻辑演绎性受到了威胁。

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一个核心信条是理论与观察之间的二分。原因就在于，观察是独立于理论的，因此，它能够为理论之恰当性的评价提供经验依据，并为理论的比较提供根基。“观察词汇为单一理论的解释与评判提供了客观的(‘独立于理论的’)根基”［20］104，然而，后实证主义将会确然证明这一本质区分是站不住脚的。后实证主义的这一原则的最常见表述是“观察的理论负载”。其核心点就在于，“‘观察术语’……并不是……完全独立于‘理论’的”，并不存在“中立的观察词汇”。相反，“怎样才能够被视为一项观察，对观察术语的解释或者观察术语之意义的确定，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理论］依赖性的”［20］106。在此意义上，后实证主义重拾早期反实证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尼采所发起的批判进路，尼采写下了著名的格言:“事实恰恰并不存在，存在的仅仅是解释。”［21］在皮埃尔·迪昂看来，观察会导致与其相关的一个理论框架，这在迪昂对“判决性实验”的讨论中起核心作用——实验并不能完全拒绝理论，人们总是会根据背景假设进行调整，从而摆脱实验失败的指责。“迪昂论点”成为科学中后实证主义所赖以存在的核心点。

后实证主义的做法是，将迪昂的原则推广到语言哲学，从而提出“语义整体论”的主张。换句话说，语词只有在句子中才能获得意义;句子只有在语言中才能获得意义;进而，如果要把握某一特定的语义内容，就必须从整个语言的立场出发。结果必然是，任何要素的某些变化，都将会波及整个信念网络。诸如此类都体现了奎因语言哲学的有力影响，它们也成为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组成部分。

奎因也给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所推崇的另外两个划界纲领(即分析与综合的二分以及科学与非科学之间的划界)带来了进一步的灾难。从奎因的立场来看，这两个划界都站不住脚，而且就连卡尔纳普所精心阐释的“内部问题”与“外部问题”的分类也将陷入严重的两难境地之中。库恩和费耶阿本德则通过对评价标准的理论依赖性的讨论，向另外一个划界即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提出了异议。结果便使得“理论”这一观念颇成问题。对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来说，理论主要意味着一个有待解释的公理系统。不过，库恩的历史化方案大大扩展了理论的概念范围，使得它在承认理论的内部变化的同时，也将背景知识包含在内，这就使得按照形式逻辑重塑理论的任务难上加难。夏皮尔在1984年写道:“在对科学理论这一观念的当下探讨中，并不存在令人完全满意的分析，某些人甚至倾向于认为这些分析远未尽如人意。”［20］112

理论与观察之二分的消解，所带来的两个后继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第一个问题源自于，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有关形式—数学系统的逻辑必然性特征的模型，再加上用以提供经验保证的记录语句，能否恰当地反映现实世界中科学过程的因果相互作用理论。后实证主义者从根本上否认这种恰当性的存在，现在我们知道，某些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自己实际上也认识到了这一任务的不恰当性。第二，理论与观察之间的二分在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反形而上学倾向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换句话说，它决定了实证主义者对反实在论或工具主义的偏爱。这里的关键问题涉及理论实体的本体论地位。对逻辑实证主义而言，“很容易就可以看出，观察实体与理论实体之间的二分对应于实体的存在和不存在之间的二分”［20］113。逻辑实证主义者越是坚持其现象主义的认识论，其哲学与经验科学实践之间的不一致性就越发明显。格罗弗·麦克斯韦(Grover Maxwell)对20世纪60年代初的形势进行了总结:“事实是，日常生活和科学所使用的语言框架中的大多(并不是所有)陈述，所指代的并不是感官内容，而是物理对象或者公众可观察到的其他实体。”［22］这就为后实证主义者开启了一个核心维度，即本体论与认识论的关系。半个世纪以来，争论中的诸多混乱与歪曲就是来自于两者关系的含糊性。正如罗伯特·诺拉(Robert Nola)所断言的，“对指称、外延和意识的本体论/语义学考量，应当与认识论的反思保持明确的距离”［23］。希拉里·普特南的评价更是一针见血:“一个陈述很可能具有(形而上学上的)必然性和认识论上的偶然性。”［24］这对诺拉而言是非常关键的，使得他对库恩的主张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库恩避开了本体论和语义学的思考，而是诉诸认识论的反思。”［25］这些反思将我们引领到了在实证主义和后实证主义之间的最后一个关键问题，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间的二分。

在我对科学论(Science Studies)领域中的后实证主义的解读中，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间的二分这一观点将是非常关键的。逻辑实证主义/经验主义主张，哲学相对于经验科学而言具有独立性，并且还具有一种先验的权威性;坚持上述二分对于这一主张而言是非常核心的。科学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考察，千方百计试图发现世界是如何存在的，但不管得到何种结果，它们必须被归结于哲学的权威判断之下，从而在哲学的担保下成为有效的或者经过辩护的知识。人们认为，哲学能够为此种知识评价提供无可置疑的标准，其中非常典型的就是先验的逻辑范畴，不管是康德意义上的永恒范畴还是卡尔纳普或者其他人意义上的相对范畴，都是如此［26］。摆脱这一立场，并拒绝“第一哲学”的可能性，这对后实证主义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自己削弱了赋予其自身事业以合法性的这一立场，这似乎是一个反讽，不过，如此并不意味着降低了这一决裂的重要性或者弱化了其不可避免性。

何种概念性工作导致了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间的区分?“语境”这一术语自身必须承担某些责任，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关键性的划界而言，它的涵义太过含混。它是否是按照时间区间进行划分，进而认为发现的语境在时间上不同于或者先于辩护的语境呢?或者是，它按照活动进行划分，进而主张某些特定的活动构成了发现的语境而其他的活动则构成了辩护的语境呢?抑或是，它涉及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关乎在不同语境中行动者的主导性意图或者目的?“发现”一词也经受了诸多审查，在许多后实证主义理论的创立过程中，科学更多的是“发明”而非“发现”这一观念起到了核心作用。但是，最惹争议的概念还是“辩护”。该如何理解“辩护”?甚至说，它可能存在吗?

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二分的争论，加剧了其他方面的诸多争议，所有这些争议对于后实证主义与实证主义的决裂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时间序列的问题——发现是否早于辩护?——会引起有关科学实践活动的更重要的麻烦，因为它们根本没办法被如此截然分开。而且，这似乎意味着科学家们从事着第一项任务，而哲学家们则与第二个任务相关。表面上看，这样一个更加隐晦的工作分工似乎强化了这一二分，但实际上却会引发更多的问题。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的下述立场更加突显了这一问题:他们倾向于将科学哲学视为与科学在时间上前后相继的工作，但是却又认为科学哲学在评价“已经完成”的科学陈述的理论体系时，具有永恒的权威。而且，这也涉及科学家自身在评价其理论时所可承担的角色与所拥有的权利的问题。在此意义上的这种划界，不仅与实际情况不符，而且还赋予了哲学家在评价科学成就时的权威，这甚至是对实际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现实判断力的侮辱。但似乎只有这样一种方法，才能赋予哲学自身相对于科学而言的合法角色。

这一二分还具有更进一层的寓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它有时隐晦有时又非常露骨地否定了科学发现的——逻辑——合理性。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经验主义者看来，科学发现具有内在的随机性、偶然性和神秘性。除却归纳逻辑，天赋、运气、试错等都可以作为其实际过程的恰当解释因素［27］。因此，科学哲学家们将这一语境欣然相让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或者其他任何想要在这样一个混沌的偶然王国中从事工作的研究者［28］。那些取得了某些具有真理主张(truth-claims)的特定理论的科学家们，其自身也只是普通人，时常也要处在会削弱其天才的想象力与理论和实验方法之严格性的偶然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之下，但他们却凭借其工作中的运气和机遇取得了这些突破。只不过，他们所取得的这些理论，必须要经过具有严格明晰性与确定性的形式逻辑的评价之后，才能够被合法地解释为真理主张。

对发现的语境的分析，就如其自身一样，必须具有最基本层面上的经验性。但是对辩护的语境的分析，却也如其自身一样，给予形式逻辑以优先性。“赖欣巴哈之二分的关键点在于，那些与某一科学思想的产生相关的因素，与对那一思想的评价却是不相关的。”［29］这再次成为了“内部”与“外部”二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其中，内部被认定为与逻辑因素相关，而外部则与经验甚至非理性因素相关。后实证主义则主张，不仅要探求一种发现的逻辑，而且也要坚持对辩护进行原创性反思的重要性。为了做到这一点，其观点自身就必须是经验性的:逻辑(如归纳逻辑或外展逻辑)对于科学发现而言确实有作用，社会因素、心理因素，并且最重要的，为文化所建构的价值，在科学辩护中也产生了影响。

随着“价值”概念的引入，有关两种语境划界的最后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在事实与规范之间的二分。在此，发现与辩护之二分的作用在于，强调了价值评价相对于经验事实(规范标准)或者理论的本质独立性。规范无法从经验结果中导出，此两者是截然分开的。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划界，确实是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的教条中最重要的。后实证主义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取消这一截然二分。这就是“自然化认识论”(这或许是后实证主义最富成效的工作)所全然关注的。

科学论中的后实证主义放下了哲学必须立于经验科学之上并且支配经验科学的无理主张。但是，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它不仅使得哲学而且也使得更一般意义上的经验考察，面临着评价标准方面的严重困境。后实证主义的挑战是，如何重建内在于人类的学习、发现和发明过程中的合理性。这就是所谓“进化认识论”与“自然化认识论”所带来的影响。

后实证主义对实证主义的遗产作出了诸多挑战，克利福德·胡克(Clifford Hooker)所列出的清单为我们很好地总结了这些挑战的概要内容［30］。他列举出了十个挑战:

1、理论无法被还原为观察;

2、科学方法并不仅仅限定于逻辑必然性;

3、观察并不是理论中立的;

4、理论并不具有历史的可累积性;

5、事实的理论负载;

6、科学无法脱离人类个体;

7、科学无法脱离社会;

8、方法并不具有永恒的普遍性;

9、逻辑并不具有优先特权;

10、事实与价值无法割裂。

［本文选自A Nice Derangement of Epistemes:Post-positivism in the Study of Science from Quine to Latour(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4)一书第一章，原文标题为“From Positivism to Postpositivism”。南京大学哲学系刘鹏博士译校，摘要和关键词为译者所加。］

［1］ 实证主义的概念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奥古斯特·孔德提出这一概念，以指代科学发展的历史理论的最终阶段;19世纪晚期，它开始扩展到欧洲文化之中并成为一个纲领性概念，目的在于将所有的“形而上学”从科学探究中永远排除出去;最终，维也纳学派将之改造为“逻辑经验主义”，并对其进行了最为精致的表述，它开始在物理学的庇护下成为了一种“统一科学”理论。参见:Leszek Kolakowski，Positivist Philosophy(Harmondsworth，U.K.:Penguin，1972)。

［2］ 对“科学主义”的最新讨论，参见:Tom Sorell，Scientism:Philosophy and the Infatuation with Science(London:Routledge，1991)。

［3］ Hilary Putnam，Reason，Truth and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126.

［4］ 颇应关注的一个例子是美国解构主义领袖保罗·德曼(Paul de Man)。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德曼在援引历史工作时，经常会在它们的前面加上某些污蔑性的限定词“伪的”或者“实证主义的”。非常有必要准确(在德曼的彻底蔑视所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清晰地)厘清他所谓的历史“实证主义”的内涵。或许，下述断言最恰当地代表了德曼蔑称为“实证主义”的那些东西:“少数历史学家仍然相信，立足于当时既存的记录证据;一系列惯例;期望和信念，我们就能够通过重构而理解前人的某项工作。”(The Resistance to Theor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86］.58)从这一表述可以看出，德曼不仅曲解了当代历史学家的观点，而且也非常粗暴地将经验考察强塞进了“实证主义”之中。

［5］ Anthony Giddens，"Positivism and Its Critics，"in A History of Sociological Analysis，ed.Tom Bottomore and Robert Nisbet(New York:Basic Books，1978)，237-86.

［6］ 吉登斯强调了“从孔德到涂尔干的这一联系线索”对于“实证主义社会学”之产生的“重要性”(Anthony Giddens，"Positivism and Its Critics，"243)。“在‘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播中，相较于社会科学学术界的其他学者而言，涂尔干的工作产生了最重要的影响。”(245)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实质性考察工作，参见:Peter Halfpenny and Peter McMylor，eds.，Positivist Sociology and Its Critics，3 vols.(Brookfield，Vt.:Elgar Publishing，1994);Halfpenny，Positivism and Sociology:Explaining Social Life(London:Allen＆Unwin，1982);Jeffrey Alexander，Positivism，Presuppositions，and Current Controversie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2).

［7］ 对新康德主义和狄尔泰以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区分的讨论，参见:Charles Bambach，Heidegger，Dilthey，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

［8］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对人文科学传统的直接拒斥中，纽拉特和卡尔纳普发展出了他们的物理主义观点。”(Giddens，"Positivism and Its Critics，"251)即是说，逻辑实证主义主张，“人文科学”不能独立于自然科学的标准。这就是其“统一科学”思想的要旨所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实证主义拒斥这种统一性，同时也瓦解了将自然科学哲学与实证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主流观点，进而消解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二分。

［9］ Giddens，"Positivism and Its Critics，"240.众所周知，洛克坦然接受“小工”的角色。洛克的讨论，可参见其著作: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89;Oxford:Clarendon，1975)，10.

［10］ Michael Friedman，"The Re-evaluation of Logical Positivism，"Journal of Philosophy 88(1991):505-23;Friedman，"Philosophy and the Exact Sciences:Logical Positivism As a Case-Study，"in Inference，Explanation，and Other Frustrations: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ed.John Earma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84-98;Friedman，"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in World Changes:Thomas Kuhn and the Nature of Science，ed.Paul Horwich(Cambridge，Mass.:MIT Press，1993)，37-54;Thomas Uebel，Overcoming Logical Positivism from Within:The Emergence of Otto Neurath's Naturalism in the Vienna Circle's Protocol Sentence Debate(Amsterdam:Rodopi，1992).

［11］ George Reisch，"Did Kuhn Kill Logical Empiri

cism?"Philosophy of Science58(1991):264-77;Guy Axtell，"In the Tracks of the Historicist Movement:Re-assessing the Carnap-Kuhn Connection，"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24(1993):119-46;John Earman，"Carnap，Kuhn，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in World Changes，ed.Horwich，9-38;Gürol Irzik and Teo Grünberg，"Carnap and Kuhn:Arch Enemies or Close Allies?"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46(1995):285-307;Mark A.Notturno，"Thomas Kuhn and the Legacy of Logical Positivism，"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 10(1997):131-34.

［12］ Thomas S.Kuhn，"Afterwords，"in World Changes，ed.Horwich，311-42.

［13］ 弗雷德里克·萨普(Frederic Suppe)指出，库恩的修正实际上是向逻辑实证主义的后退。参见:Frederic Suppe(Structure of Scientific Theories，2d，rev.ed.［Urbana:UniversityofIllinoisPress，1977］);Trevor Pinch，"Paradigm Lost?A Review Symposium，"Isis 70［1979］:429-40.关于此点，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库恩对斯尼德—斯泰格缪勒(Sneed Stegmüller)的形式主义持欢迎态度。参见:Wolfgang Stegmüller，"Structures and Dynamics of Theories:Some Reflections on J.D.Sneed and T S.Kuhn，"Erkenntnis 9(1975):75-100;Thomas S.Kuhn，"Theory-Change As Structure-Change:Comments on the Sneed Formalism，"Erkenntnis 10(1976):179-99;Paul Feyerabend，"Changing Patterns of Reconstruction，"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Science28(1977):351-82;David Pearce，"Stegmüller on Kuhn and Incommensurability，"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3(1983):389-96;Walter Van der Veken，"Incommensurability and the Structuralist View，"Philosophica 32(1983):43-56;Wolfgang Balzer，"Incommensurability，Reduction，and Translation，"Erkenntnis 23(1985):255-67;David Pearce，"Incommensurability and Reduction Reconsidered，" Erkenntnis 24(1986):293-308;David Pearce，"The Problem of Incommensurability:A Critique of Two Instrumentalist Approaches，"in Scientific Knowledge Socialized，ed.Imre Hronsky，Marta Feher，and Balazs Dajka(Dordrecht:Kluwer，1988)，385-98.

［14］ 米歇尔·弗里德曼确信，这种差异被夸大了:“当下流行的观点是逻辑实证主义已经失败(这一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库恩及其追随者的工作)，这根本就是一种误导。”("Remarks o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54)约翰·厄尔曼认为，在后实证主义的观点中，“有失公允之处”在于“如下观点，［它坚持］一种哲学的革命而非实际已经发生的演化”("Carnap，Kuhn，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Methodology，"9)。拉里·劳丹的重要文章“Sins of the Fathers”也告诉人们，后实证主义应该划归到实证主义("＇The Sins of the Fathers..＇:Positivist Origins of Postpositivist Relativisms"，reprinted in Beyond Positivism and Relativism［Boulder，Colo.:Westview，1996］.3-25)。尽管他给出了一些不错的论点，但也似乎有些言过其实。类似地，大卫·韦斯曼做了一项很有意思的工作，他认为从康德经由逻辑实证主义到奎因和普特南，所有这些人都坚持了一种“超验唯心主义”("Logical Positivism:A Retrospective，"Journal of Philosophy88［1991］:520-21;Weissman，"Positivism Reconsidered，"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8［1994］:1-19)。

［15］ “众所周知，库恩确实给科学哲学带来了冲击……库恩宣称，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间的分割并无正当理由。同样众所周知，这一分割是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的始基。”(Paul Hoyningen-Huehne，"The Interrelations between the Philosophy，History，and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Thomas Kuhn's Theory of Scientific Development，"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43［1992］:487-501，citing 491)

［16］ Evandro Agazzi，"Commensurability，Incommensurability，and Cumulativity in Scientific Knowledge，"Erkenntnis 22(1985):51-77.

［17］ 对卡尔·波普之重要性的讨论，参见:Gerard Radnitzky，"Analytic Philosophy As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Wittgensteinians and Popper，"in Scientific Philosophy Today，ed.Joseph Agassi and Robert S.Cohen，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67(Dordrecht:Reidel，1981)，239-86.

［18］ Keekok Lee，"Kuhn—a Re-appraisal，"Explorations in Knowledg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1(1984):33-88，esp.35，42.

［19］ 特别参见:Imre Lakatos，"Falsification and the 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s，"in Criticism and the Growth of Knowledge，ed.Imre Lakatos and Alan Musgra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0)，91-196.

［20］ Dudley Shapere，"Notes toward a Post-positivistic Interpretation of Science，Part I，"in Reason and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Investiga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Boston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78(Dordrecht:Reidel，1984)，102-19.

［21］ Friedrich Nietzsche，The Will to Power(New York:Vintage，1968)，267.

［22］ Grover Maxwell，"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Theoretical Entities，"in Scientific Explanation，Space，and Time，ed.Herbert Feigl and Grover Maxwell，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2)，3-27，citing 13.

［23］ Robert Nola，"Interpretation of＇The Facts＇in the Light of Theory，"Philosophica 31(1983):25-44.

［24］ Hilary Putnam，"Meaning and Reference，"in Naming，Necessity，and Natural Kinds，ed.Stephen Schwartz(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119-32，citing 130.

［25］ Robert Nola，" ＇Paradigms Lost，or the World Regained＇—an Excursion into Realism and Idealism in Science，"Synthese 45(1980):317-50，citing329.

［26］ Michael Friedman，The Dynamics of Reason(Stanford，Calif.:CSLI Publications，2001).

［27］ “波普、赖欣巴哈和维也纳学派的其他成员，都认可‘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之间的截然二分。只有后者才属于方法论的范围……对于发现的语境而言，它从属于发明的心理学。”(Elie Zahar，"Logic of Discovery or Psychology of Invention?"British Journal for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34［1983］:243-61，citing 243)

［28］ 哈维·赛格尔写道:“赖欣巴哈既不关心为两种语境之间的‘逻辑鸿沟’提供某种证明;也不关注如何为辩护原则与发现原则之间的不相关性提供论证……辩护与发现之间是具有相关性的。而这一相反的观点——发现与辩护之间具有相关性——恰恰是赖欣巴哈所要极力否定的。”("Justification，Discovery and the Naturalizing of Epistemology，"Philosophy of Science 47［1980］:297-321，citing 300)如果说这一评价适用于赖欣巴哈本人的话(事实也确实如此)，那么它并不适用于有关这一二分的整个学术传统。

［29］ Harvey Siegel，"Justification，Discovery and the Naturalizing of Epistemology，"302.

［30］ Clifford Hooker，"Surface Dazzle，Ghostly Depths:An Exposition and Critical Evaluation of van Fraassen's Vindication of Empiricism against Realism，"in Images of Science:Essays on Realism and Empiricism，ed.Paul M.Churchland and Clifford A.Hooker(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156-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