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到“技能与经验的研究”
——柯林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反思

赵喜凤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从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到“技能与经验的研究”
——柯林斯“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反思

赵喜凤

(南京大学 哲学系， 江苏 南京 210023)

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是“对称性原则”的扩张，试图在挖掘科学共识达成的社会因素时为自然留有一定的空间；但是，其无法解释技术产品是如何产生的，无法证明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所以转向了方法论相对主义，试图绕开哲学问题，也因此受到了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批判。但是方法论相对主义仍然无法解决“合法化问题”与“公众参与”问题。21世纪初他转向了技能理论的研究，其SEE理论从社会学的进路切实地解决“合法化问题”与“范围问题”。

相对主义经验纲领；“技能与经验的研究”；合法化问题；范围问题；公众参与

相对主义经验纲领(empirical programme of relativism)是巴斯学派代表人物哈里·柯林斯(Harry Collins)所提出的。在爱丁堡学派的布鲁尔(David Bloor)提出了强纲领的四条原则，即因果性、无偏见性或公正性、对称性、反身性之后，柯林斯认为反身性和因果性两条原则是没有必要的，无偏见性和对称性两条原则得到其认可，并将它们发展到自己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中。经验主义与相对主义本来是非常矛盾的。从本体论上来说，经验主义主张自然与社会的二分；而相对主义认为自然与社会是不可分的。在认识论上，经验主义提倡科学知识的产生、科学实验的进行以经验事实、经验观察为依据，目的是追求科学的客观性；而相对主义则是力求模糊事物之间的界线，抹杀事物的确定性与规定性，去除客观性的评判标准。因此，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一直在哲学家和科学家的非难中艰难地前行，其批判与反驳主要体现在《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一书中。

柯林斯把经验主义与社会因素融合起来的主张遭到一些批判后，他也意识到了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是很难证明的，为了不触及哲学问题，他在1981年绕开了哲学上的相对主义概念，发展出了方法论上的相对主义，更加强调争论中的社会因素、人的选择等。这样一种建构理论的存在无法“解决技术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问题，所以作为“对称性原则”扩张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在强调社会因素的时候必须给自然留一个位置。相对主义经验纲领虽然研究的是“科学共识是怎样形成的”问题，但是仍然不能解决“合法化问题”，社会学家与公众对科学的理解问题仍然是未解的。21世纪初，柯林斯及其团队提出了“技能与经验的研究”，致力于解决“合法化问题”和“范围问题”。

一、从哲学相对主义转向方法论相对主义

“相对主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从本体论上说，不同的观察者有不同的世界；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不同的人对世界的理解不同，变化的并不是世界本身，而是人们的观念；从方法论的层面来说，在探讨事情的过程中，不谈论事实的真相是什么，而是选择把什么当做是真的，把什么当成是建构的。前两种层面上的理解被柯林斯称为“哲学相对主义”，后一种层面的理解被他称为“方法论相对主义”。

起初，在柯林斯提出相对主义经验纲领时，并没有对此概念作出区分，因而遭到了批判。如，拉里·劳丹(Larry Laudan)和诺尔—塞蒂娜(K.D.Knorr-Cetina)认为，柯林斯把经验主义与相对主义混合在一起是自相矛盾的[1]59-60；彼得·迪尔(Peter Dear)从逻辑上对真理与信念进行区分，对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提出质疑[2]155。

如果说1981年之前柯林斯还纠结于实在论与相对主义的争论的话，那么1981年的《什么是真理、理性、成功或进步》一文的发表，则标志着柯林斯转向了方法论相对主义，转而研究科学家进行科学实验的前提与预设问题，柯林斯的任务就是弄清楚为什么研究者认为这个前提是正确的。这种方法论相对主义深受库恩思想的影响。库恩认为每一个科学共同体都有自己的行事规范与准则，如果想融入一个科学共同体必先选择一个可以接受的规则，然后融入其中。同样，在科学实验没有确定标准的前提下，人们如何进行自己的行动呢？就是要先选择一个共同体，然后再进行科学研究，不断论证科学共同体内的规则与范式前提的正确性。科学并没有什么客观性的真理，真理在于人的观念、人的解释，这也是柯林斯的理论最接近布鲁尔的强纲领的地方。

柯林斯把转向之后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分成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解释的灵活性，即寻找科学发现的适当解释。科学的实验是否能够得到正确的结果，取决于实验者的解释与决定。当与别人的实验结果发生冲突时，自己的结果正确与否取决于你自己认为结果正确还是错误，相应的别人的结果是错误还是正确。第二，结束争论，也就是实验的校准过程。如何结束争论？不能用设备检测到结果，只能用设备说明自己的发现。以引力波为例，校准的前提就是要明确地知道引力波是什么，但是这恰恰是人们所要约束与规范的东西，没有人能够明确地描述引力波是什么；那么如何结束争论呢，取决于科学家的信念、科学家关于引力波是什么的选择以及科学家是否相信引力波存在的预设。科学共同体内核心层的观点往往对争论的结束具有重要意义。第三步是结束争论的社会影响。问题的出现也使得内行与外行之间的界线分明，扩大了二者之间的距离。原来人们抱有的信念是“距离产生美”的结果，因为有距离与不理解，认为科学是真实与必然的，但事实上每一个小的争论都是经过协商的结果，这不是发现的方法，而是辩护的逻辑。

可见，方法论相对主义无论在哪一个步骤上注重的都是人的解释，试图绕开哲学相对主义，“并未对知识本体或者其合理性作任何直接评论”，只是给社会学家一种提醒，即“社会学家或者历史学家在研究时应该假定，被研究的各竞争群体对实在的信念并非由实在自身所引起”[2]215。

二、方法论相对主义的困境：“合法化问题”

但是，这种转向也使其陷入争论中。物理学家让·布里克蒙(Jean Bricmont)与阿兰·索卡尔(Alan Sokal)得出了这样矛盾的观点：“一方面，科学家持有极端怀疑论或极端相对主义的哲学观是不明智的；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不坚持某种极端的怀疑论，方法论相对主义同样是站不住脚的。”[2]211柯林斯由此推论出他们的观点，“方法论的相对主义只不过是哲学相对主义的面具”[2]219罢了。布里克蒙与索卡尔对柯林斯批评进行回应，他们特别赞同，柯林斯把方法论相对主义作为强制性的规则定义成“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在研究时应该假定，被研究的各竞争群体对于实在的信念并非由实在本身引起”；反驳柯林斯指责他们没有把方法论相对主义与哲学相对主义截然分开。事实上他们认为自己与柯林斯一样完全区分开了这两个概念。同时，他们也指责柯林斯把他们的思想实验描述成反事实的推理训练，指出“如果不参考17世纪的这些可用的行星运动资料的情况下，一个人是否能够令人信服地解释当时确实发生了(和确实没有发生)什么事情”[2]286-287呢？

当作为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的史蒂文·温伯格(Steven Weinberg)为了避免方法论相对主义使用“后见之明”时，柯林斯说“温伯格认为，科学史家应该利用对科学的当代理解来分析当代一致性的形成，我却认为他们不应该这样”[2]221。温伯格的观点是辉格史的观点，其认为后见之明是不可以避免的，方法论相对主义不可能重构过去发生的任何事情，人们无法说明科学家为什么偏爱一个理论而不是另一个，但是正确的测量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而柯林斯认为，只要存在着未解的争论，方法论相对主义就是不可避免的。温伯格在回应中并没有从最初所争论的科学史与军事史的区分中与其继续争论，但是按照柯林斯的逻辑，温伯格开始怀疑职业科学史家的职责应该是什么：“我们在探讨过去时也决没有理由不去利用我们现在所掌握的全部信息。”[2]340

作为“对称性原则”实际推论的方法论相对主义，要求科学的分析家把社会的作用视为比自然界的作用更重要。柯林斯坚信只存在着一种文化，实验的可复制性并不是对实验本身的复制，而是对“什么是好的实验”的决定的复制。但是他却无法解释电视机、计算机、手机等技术产品在社会建构模式下仍然能够建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给科学家留有一定的空间，即“科学家应该仍然相信，任何一个人都可能发现真理，而且真理的发现是严格地避免做出让步的同时，通过建立有洞察力的理论、不懈地观察和实验获得的”[3]。

物理学家肯尼思·G·威尔逊(Kenneth G. Wilson)和地球化学家康斯坦斯·K·巴斯基(Constance K.Barsky)以科学家的身份遵循柯林斯的进路，指出科学复制中的问题。他们揭示出，科学家认为他们的错误判断会在其他科学家对实验的复制和理论的计算中发现和指明，但是后来科学家的复制并不是精确地重复，一旦科学家宣称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结果后，后续的科学家更多的是不断地复制其实验。

在相对主义经验纲领中，柯林斯所探讨的问题是“科学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在不触及哲学基础的前提下，寻找方法论上的进路。但是这种进路不可能清楚地解释问题，不能提出解决科学问题的有力证据。在面对科学家的指责时，他意识到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合法化问题”：社会学家如何才能理解科学的解释与复制模式，公众的参与如何成为一种科学的教育而不是媒体、报纸的社会教育。这涉及社会学家如何介入到科学中去的问题，而不是单单地给科学家留有一定的空间。

三、SEE理论的超越

SEE理论是柯林斯及其弟子埃文斯(Robert Evans)在2002年发表的《科学论的第三波——经验与技能的研究》一文中首先提出的，之后在《再思技能》一书中得到发展。他们把科学论分成了三波。第一波是兴盛于20世纪50、60年代的实证主义，研究科学为什么是有价值的，以及我们如何使用它。实证主义赋予科学客观性，科学的价值在于对世界的表征，是通过实验验证之后获得的，所以实证主义秉承的理念是“科学出真知”。科学论的第二波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揭示出科学和技术的内部争论需要引用科学之外的社会因素来解决，因为科学的方法、实验和观察是不充分的。科学论的第二波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科学的共识是怎样达成的”。科学论的第二波引起人们的恐慌，是否存在真的科学经常引起质疑，因此很多学者转向了实践，试图立足于实在的东西去分析问题。科学论的第三波——技能与经验的研究(SEE)，就是用技能(expertise)去参与科学进行决策。第三波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科学共识形成之前，基于科学知识怎样做决定”，揭示了“为什么政治决策的速度快于科学共识形成的速度”[4]241。在科学共识未形成之前，政治的决策陷入困境，一方面需要给出决策安抚民众，另一方面又要等待科学不确定性问题的探索，在这种困境下，科学家的社会责任被关注，“科学家是经验丰富的专家”[5]107，有经验的“外行”也可参与进来，科学是“两种专家”[4]261之间的活动。

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是科学论的第二波。第二波对如何解决公众领域中的技术问题，作出了一些探索，但是没能成功。这样便出现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政治决策的速度要快于科学共识形成的速度”，如何解决技术决策合法化问题。“合法化问题”在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科学家如何作出正确的决策，决策是否合理；其二，谁有权力作出正确的决策，谁能进入科学共同体。这也随之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技能与民主的关系问题，即“范围问题”，谁有权利参与科学，内行与外行的界限在哪儿。这些问题就留给了科学论的第三波。SEE把技能从技术决策的政治权力中解脱出来。在谈及公众参与科学时，柯林斯把技能与民主分开，首先认为无论公民是否有技能，作为政治民主制国家的公民，要求参与科学的权力是应该被保护的。在谈及如何具体参与时，认为具备“贡献性技能”(contributory expertise)的公众，即在科学共同体之外的有经验的公众，可以作为经验型的专家参与科学的决策，使科学家的研究更加完善。没有“贡献性技能”的公众可以通过中介或是转译组织了解科学家在做什么工作，同时把自己的观点表达给科学家，即通过培养“相互性技能”(interactional expertise)了解科学活动过程。这样一来，柯林斯先是在科学共同体中为“外行”参与科学谋得了一定的位置，使其地位与话语合法化，然后在界限上使专家与公众之间的鸿沟变得不那么绝对，从而既解决了“合法化问题”又解决了“范围问题”。

从相对主义经验纲领到SEE理论的转变，柯林斯在哲学基础上并没有改变，始终受维特根斯坦和库恩哲学的影响。但是从研究进路上来说，柯林斯逐渐清晰并坚定了自己的社会学立场。柯林斯从来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哲学家，而只承认自己是一个社会学家，因为社会学注重实证的研究，注重案例研究、实践调查、争论研究，这些社会学的经验方法对解决社会中的现实问题是有益的，也很难陷入哲学的困境与争论中。

[1] 成素梅，张帆.柯林斯的相对主义经验纲领的内涵及其影响[J].哲学动态，2007(12)：55-60.

[2] 杰伊·A·拉宾格尔，哈里·柯林斯编.一种文化？关于科学的对话[M].张增一，等，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

[3] 哈里·柯林斯.改变秩序：科学实践中的复制与归纳[M].成素梅，张帆，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7：212.

[4] H M Collins，Robert Evans.The third wave of science studies:studies of expertise and experience[J].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02，32(2):235-296.

[5] 赵喜凤.科学论的第三波与模仿游戏——访哈里·柯林斯教授[J].哲学动态，2012(10)：106-109.

N031

A

1007-8444(2013)01-0036-03

2012-12-15

赵喜凤(1985-)，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论研究。